時間：2022-07-03 08:02:06
序論：在您撰寫基礎理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一、直面缺憾：我們失去了什么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chuàng)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chuàng)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tài)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tǒng)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chuàng)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chuàng)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tài)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tǒng)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fā)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xiāng)。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chuàng)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缺憾之三：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功利化，使我們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論的支撐?！肮麑W術”的泛濫正侵害著理論研究的健康肌體。走近時下的學術圈，你不難發(fā)現，為晉升專業(yè)技術職稱而進行理論研究、為完成科研指標而從事科研活動、為編寫教材、完成叢書出版計劃而寫書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說“著書只為稻粱謀”的“編書”了。許多人把精力放在爭課題、報大獎、拜名家、找路子等“學外工夫”上，希圖靠虛名浮利盡快揚名立腕，而對學問本身關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學術在研究對象和治學方式上通常表現為：第一，輕基礎理論研究重應用研究。因為基礎理論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對治學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應用研究諸如介入熱點、評品時尚、點擊流行文化、追蹤偶像明星等，做起來投入少，見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雙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與創(chuàng)造。文壇的心浮氣躁常常滋生出一個個泡沫學術和商業(yè)化炒作，傳統(tǒng)的“求道之思”或“授藝之學”已被演繹成“賣點秀”或“包裝術”，罵名人、唱反調、游走傳媒、吸引“娛記”，論題驚世駭俗、開口語驚四座，是其慣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體系搭建輕問題研究。這些年國內出版的不下幾十種文學原理教材以及眾多學術專著，已經構建出許許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論形態(tài)和體系，如文藝反映論體系、文藝認識論體系、文藝意識形態(tài)論體系、文藝生產論體系、文藝主體論體系、文藝心理學體系、文藝符號論體系、文藝系統(tǒng)論體系等等，無疑它們從總體上推進了文藝理論建設。這些理論體系中，有些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或有具創(chuàng)造性的成分，但確有不少是陳陳相因的?？茖W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對每一個基礎理論問題深入思辨和科學解答基礎之上的，如果僅有體系空殼而沒有思想新創(chuàng)，疑難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那么所謂的“體系”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對推進文藝理論的實際進展和建構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是無濟于事的。缺乏學理創(chuàng)新而忙于搭建體系，是功利化學術的反映，也是文藝基礎理論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論支撐的表現。
二、認準坐標：我們選擇什么
當歷史把文藝理論研究帶入21世紀的時候，時代迫使我們對建設什么樣的文論范式以及怎樣建設這種范式作出自己的選擇，開放的理論背景又為我們提供了各種選擇的可能性。時至今日，至少有4個層面的觀念坐標需要我們去認真面對、認知和選擇。
從縱向上講，我們正面對“傳統(tǒng)與未來”的價值選擇。建設新世紀的文藝理論需要我們把目光投向過去，開鑿自己腳下的理論巖層，批判地繼承古代文藝理論遺產，吸納文論傳統(tǒng)的豐富營養(yǎng)；同時，文藝理論的發(fā)展又不可為傳統(tǒng)所累，背負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舊有模式而駐足，而應該面向現實發(fā)展，關注時代進步，把目光投向未來，開辟文藝理論建設的新境界。
從橫向上說，我們要面對“自律與他律”的價值選擇。文藝理論建設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論血脈和人文精神，重新鍍亮自己的理論個性，以理論的民族性來贏得理論價值的世界性；同時，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又需要廣擷博采人類一切優(yōu)秀的理論質素來滋補我們的文論肌體，以開放的心態(tài)接納外民族文論的“橄欖枝”作為我們理論建構的借鑒，任何封閉意識和“國粹”心態(tài)都將和信息時代的歷史潮流格格不入。這種“中化”和“西學”或“中體”與“西用”的關系，構成了一個自律和他律的觀念悖論。
從理論范式上看，我們正面對文藝理論的“經典形態(tài)”“傳統(tǒng)形態(tài)”與“當代形態(tài)”的價值選擇?！敖浀湫螒B(tài)”是指文藝理論創(chuàng)始人及其經典作家的理論思想，它們通常代表著文藝理論的主導思想、基本觀點和權威話語模式，具有學理的典范性和觀念的規(guī)范性?！皞鹘y(tǒng)形態(tài)”是指“五四”以后、特別是建國以來發(fā)展和積累起來的習見理論模式，它們是以文藝理論教材及專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數人認可的文論形態(tài)，具有理論范式的約定俗成性以及價值取向的慣性和思維定勢的惰性?！爱敶螒B(tài)”則是正在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中的文藝理論，這種文論正面臨多方面的挑戰(zhàn)。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會給它帶來異域文論、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滲透與擠壓，高科技的迅速興起形成文藝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變異，還有大眾審美文藝、特別是影視藝術、網絡藝術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藝本體變遷和觀念革命的新選擇等，它們使得文藝學的當代形態(tài)常常要在“適應”與“定位”的不斷碰撞中，不得不作出無以選擇的選擇。
最后，還有理論特色的價值取向問題。面向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切合新世紀文藝發(fā)展實際的理論。而“中國特色”是一種什么樣的特色呢？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國古代文藝學傳統(tǒng)所鑄就的“中國特色”，這應該是中國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學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在其構建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特色，這是我們所依托的現實理論背景和學理延續(xù)的“接口”；還可以指文藝思想在中國傳播、接受、發(fā)展、變異以來所顯示出的“中國特色”，即“馬列文論中國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色，這是“中國特色”的指導思想[1]。這3種“中國特色”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尤其是后2個層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齊頭并進、此消彼長的。3個層面在各自發(fā)展中所表現出的“中國特色”都應當納入我們所要建構的文藝理論形態(tài)中，問題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選擇它們。
以上4個坐標的立體交叉與相互滲透，把當前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觀念困境推到了學科建設的前沿，而對之作出怎樣的選擇將直接影響文藝理論的未來。當然，認準這幾個坐標并不難，從理論上找出自己的選擇維度也容易做到，但要從實踐上讓理論選擇的自我意識變成理論創(chuàng)造的有效成果，也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構建學理：我們應該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礎理論本體，以“元問題”研究來啟動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構建。
文藝理論的發(fā)展取決于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取決于基礎理論問題的局部突破帶動學理的整體建構。因而，當前的文論研究應該倡導回歸本體，而不是解決；回到問題，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體系；回到起點、找準支點以解決基礎理論命題，而不是凌空蹈虛或避坑落井。美國學者拉夫爾·科恩(RalphCohen)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談到：“人們正處在文學理論實踐的急劇變化的過程中，人們需要了解，為什么形式主義、文學史、文學語言、讀者、作者以及文學標準公認的文學觀點開始受到質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們認識到原有理論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續(xù)，哪些業(yè)已廢棄，就需要檢驗文學轉變的過程本身?！盵2](1)這些話對當前中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也是適應的，而我們檢驗文學轉變過程所得出的教訓之一便是要關注理論本體中的“元問題”，即“文學是什么”“文學寫什么”“文學怎么寫”“文學寫成什么”“文學有什么用”等，并據此來深入探討文學的本體論、客體論、主體論、文本論、價值論等“元問題”[3]，從這些“元問題”出發(fā)延伸出一個個“問題元”。通過這樣回到最基本的范疇，抓住最基本的問題，靠理論本身的邏輯產生理論的張力，才會帶來學理推進的思想動能，并產生新的理論生長點。要達到這一理論目標，就需要確立文論本位意識，排除邊緣心態(tài)；確立基礎研究意識，排除功利心態(tài)；確立理論原創(chuàng)意識，排除認同心態(tài)。從范疇概念到觀念觀點，從思辨方式到思想體系，都采取“問題化”的研究眼光，本體論的研究角度，“推進性”的研究態(tài)度，從而一步步構建出具有原創(chuàng)性和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
其次是面向未來，實現“一體兩翼”的綜合創(chuàng)新。
文藝理論的發(fā)展是一個動態(tài)的、歷史的過程，它是在依托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不斷拓展中，把對真理的無限追求變成無限的追求，最終使追求本身變成無限的過程。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就是這樣的一個無限追求的歷史過程，而“一體兩翼”的綜合創(chuàng)新，正是實現這一過程的基本途徑。
“一體兩翼”的“一體”，是指文藝理論研究要以新世紀的社會現實和文藝現狀為“體”，就是讓文論建設立足于中國現實文藝發(fā)展的實際，貼近實踐，實事求是，回應現實的需求，矚目變遷中的世界，讓理論品格體現出鮮明的現實感和時代精神?！皟梢怼笔侵肝乃嚴碚摰拿褡鍌鹘y(tǒng)和外來精良。對于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主要是吸納它的人文精神，并實現古論范式的現代轉換。如古代文論在文藝家與現實關系上的“交感”說（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藝家與文藝關系上的“言志”說（詩言志、詩緣情），在創(chuàng)作與作品關系上的“意境”論（意象、興味、性靈、境界），在作品與現實關系上的“教化”說（詩教、諷喻美刺、有補于世、有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內蘊和價值理性的文論傳統(tǒng)，一旦將其轉換為現代文論的有機成分與合理血脈，不僅會使新的理論建設底蘊充盈，而且還可以使古代文論在21世紀煥發(fā)新的活力。外國文藝理論對于我們的意義在于“棄其蹄毛，留其精粹”，洋為中用，一方面要將外來文論的理論質素與中國的文藝現狀和理論傳統(tǒng)結合起來，實現對其營養(yǎng)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與“順應”的辯證關系，實現文藝理論的跨文化對話和中外互補。
所謂“綜合創(chuàng)新”，即運用辯證思維的研究方法，對以往的文藝理論形態(tài)進行辯證地分析和綜合，讓它們根據現實的需要融合為一，鑄就一種面向21世紀的新的文藝理論體系框架。它要求我們通過對文藝理論的古典形態(tài)與現代形態(tài)、經典形態(tài)與新創(chuàng)形態(tài)的重新審視、辨識、轉化和吸收，找到同歷史走向和時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線索，形成對當代學理本位的思想支撐、對學術立場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選擇。在這里，“綜合”是創(chuàng)新的手段，“創(chuàng)新”是綜合的目標。研究者應該以傳統(tǒng)為鑒，以創(chuàng)新為本，光大中國既有的卓越的文藝思想品格，同時采納外來文論有價值的豐厚資源，發(fā)揚中國文論注重整體性、蘊藉性、穎悟性的辯證思維傳統(tǒng)和西方文論重邏輯思辨和求新求異的原創(chuàng)意識，而克服中國傳統(tǒng)文論“圓而神”的和諧有余、“方以智”的鋒角不足的治學缺陷，以及西方文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思想承繼與觀念變異“二元對立”的認知模式，從而創(chuàng)造出既把握宏觀又剖析微觀，既跨學科融通又中外互補，既有學派對話又回應現實問題，既總結過去又指向未來……這樣一種由范疇、觀念、命題和思想體系一以貫之的、具有原創(chuàng)性又具有科學的思想與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基礎理論體系。
另外，在理論視野上，要關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對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的生態(tài)滋養(yǎng)。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化革命帶來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擠壓，另一方面也為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提供了新的機遇。我們從中所得到的應該是更廣闊的思維視野、更豐贍的學術資源和更具價值的理論參照。例如，20世紀的西方文論在上半期是從歷史走向語言，從內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說：“事實上，從1979年以來，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轉移：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為研究文學的‘外部的’聯系，確定它在心理學、歷史或社會學背景中的位置。換言之，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由解讀（即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和能力）轉移到各種形式的闡釋解釋上（即注意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做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盵2](122)當近20年來的西方文論從語言返回歷史、從形式返回內容的時候，我國的文藝理論卻走了一條幾乎是與之完全相反的發(fā)展道路，這對于長期陷入“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二元對立困境中的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來說，不是頗具警示和借鑒意義么？
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的嬗變更是新世紀學理建構不得不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當新技術革命悄然走進我們生活的時候，它所帶來的不僅有物質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與變異，還有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例如，電子媒介、網絡文學和視聽藝術的崛起，造成了語言藝術日漸被音像藝術所取代，藝術樣式由單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藝傳播方式由“硬載體”向網絡“軟載體”轉變，由此造成了文藝存在方式，文藝功能方式，文藝創(chuàng)作、傳播、欣賞方式，文藝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藝價值取向和社會影響力等諸多方面的變化，以及現代科技手段帶來的文藝研究方法——諸如信息通訊技術、信息存儲檢索技術和人工智能系統(tǒng)用于文藝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時，由科技進步引發(fā)的大眾審美文化變遷，正使得“快餐文化”“準藝術”和“視聽消費”一步步擠占高雅藝術、純文學和精英文化的市場份額。這時候，文藝基礎理論建設需要的不僅是搭建一個寬待時尚、兼容先鋒、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競爭的理論環(huán)境平臺，更需要在思維方式、概念范疇、理論觀點、思想體系和學理模式等總體構架上，認準自己的發(fā)展坐標，由理論新變達成學理創(chuàng)新，構筑出知識經濟時代的文藝基礎理論新體系。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論及文學理論的未來時所說的一段話來描述我們所面對的這種文藝研究現狀：“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xù)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樣，作為理性盛宴上一個使人難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蕩的魂靈。不管我們設立怎樣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們棲居在一個怎樣新的電信王國，文學，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是在這里，現在?！盵4]
【參考文獻】
[1]董學文.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拉夫爾·科恩.文學理論的未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關鍵詞：企業(yè)戰(zhàn)略企業(yè)資源企業(yè)理論
1.企業(yè)戰(zhàn)略理論的演變
“二戰(zhàn)”以來，物質產品空前豐富，世界范圍內的市場逐步轉化為多樣化的買方市場，企業(yè)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科技發(fā)展日新月異，新產品大量涌現，企業(yè)面臨的環(huán)境更加復雜多變。正確把握、主動適應復雜多變的經營環(huán)境已成了關系企業(yè)生存發(fā)展的重大問題。企業(yè)戰(zhàn)略理論就在這一背景下興起的，目前大致經歷了3個發(fā)展階段。
1.1經典戰(zhàn)略理論階段
企業(yè)戰(zhàn)略理論在發(fā)展的初期階段與市場營銷理論混雜在一起，主要研究企業(yè)如何尋找有利的市場機會，如何占領、開拓市場等問題。隨著戰(zhàn)略管理模式的規(guī)范化和系統(tǒng)化，建立在對內部條件和外部環(huán)境系統(tǒng)分析之上的經典理論形成了較完整的理論體系，SWOT分析框架逐漸流行。概括地講，經典戰(zhàn)略理論主要為企業(yè)戰(zhàn)略的制定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思路和程序：首先，分析企業(yè)相對競爭對手的實力和弱點，做到知己知彼；其次，分析外部環(huán)境提供的發(fā)展機會及可能帶來的威脅；再次，結合前面的分析確定企業(yè)的戰(zhàn)略目標，確保既要抓住可利用的發(fā)展機會，又要規(guī)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最后是制定實現戰(zhàn)略目標的戰(zhàn)略步驟，架起目標和現實之間的橋梁。
正如前面所述，經典戰(zhàn)略理論僅僅提供了一套方法和程序，掌握了該理論的人可能根本不會制定戰(zhàn)略，因為分析企業(yè)的實力、弱點、機會及威脅還需要其他非常專業(yè)的知識、豐富的經驗、敏銳的洞察力等。此外，經典戰(zhàn)略理論并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在SWOT分析的基礎上確定戰(zhàn)略目標和戰(zhàn)略步驟，一切功夫都在詩外。
1.2產業(yè)分析法
隨著產業(yè)組織理論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產業(yè)分析的范式引入了戰(zhàn)略理論。在這些努力中，波特貢獻卓著，他在《競爭戰(zhàn)略》一書中，提出了產業(yè)競爭結構分析的范式，指出企業(yè)贏利能力取決于其競爭優(yōu)勢，而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又一定程度地取決于企業(yè)所在產業(yè)基本的競爭結構，即由五方面競爭力量———潛在競爭對手的入侵、替代品的威脅、現在競爭對手之間的競爭以及客戶和供應商討還價的能力———所形成的競爭結構。這1種競爭力的綜合作用隨產業(yè)不同而不同，隨產業(yè)發(fā)展變化而變化，結果就使不同產業(yè)或同一產業(yè)不同發(fā)展時期，具有不同的利潤水平。企業(yè)可以通過其戰(zhàn)略對5種競爭力發(fā)生影響，甚至改變某些規(guī)則，進而贏得競爭優(yōu)勢。
產業(yè)分析法提供了制定戰(zhàn)略的具體分析方法，指明了獲得優(yōu)勢的具體途徑，具有良好的操作性，比經典戰(zhàn)略理論前進了一大步。然而，產業(yè)分析法的缺陷是明顯的，它忽略了企業(yè)的內部差異，誘導企業(yè)進入一些利潤率很高但與自身競爭優(yōu)勢毫不相關的產業(yè)。
1.3資源基礎理論
盡管資源基礎理論的很多思想可以在馬歇爾的著作中找到，學術界還是把潘羅斯1959年出版的《企業(yè)成長論》看作資源基礎理論的源頭。在潘羅斯看來，企業(yè)的成長就是逐漸積累知識以拓展其生產領域的過程。1982年，Lippman和Rumelt發(fā)表了“不確定模仿力：競爭條件下企業(yè)運行效率的差異分析”一文，他們認為如果企業(yè)無法仿制或復制出優(yōu)勢企業(yè)產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業(yè)之間的效率差異狀態(tài)將持續(xù)下去。這篇論文將企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指向企業(yè)獨特的難于被模仿的資源，開創(chuàng)了把企業(yè)戰(zhàn)略作為企業(yè)固有的可以產生“理查德租金”的資源進行精確經濟分析的先河。1984年，Wemtefelt發(fā)表了“企業(yè)資源基礎論”一文，標志看資源基礎理論的正式誕生，此后，Barney,Petelaf,Amit,Grant等人也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從時間上看，資源基礎理論出現得并不比波特的產業(yè)分析法晚，但早期的資源基礎理論化，與工商實踐相距太遠，因此影響相對較小。1990年，Prahalad和GaryHanel在《哈佛商業(yè)評論》上發(fā)表了“公司核心能力”一文，將資源基礎理論向工商實踐方向推進了一大步，從而使得資源基礎理論逐漸紅火。同時，產業(yè)分析的弊端逐漸被認識，越來越多的人轉向了資源基礎理論。
2.資源基礎理論的主要內容
資源基礎理論為，企業(yè)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企業(yè)擁有的資源各不相同，具有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決定了企業(yè)競爭力的差異。概括地講，資源基礎理論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的內容：
2.1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的源：特殊的異質資源
資源基礎論認為，各種資源具有多種用途，其中又以貨幣資金為最。企業(yè)的經營決策就是指定各種資源的特定用途，且決策一旦實施就不可還原。因此，在任何一個時點上，企業(yè)都會擁有基于先前資源配置基礎上進行決策后帶來的資源儲備，這種資源儲備將限制、影響企業(yè)下一步的決策，即資源的開發(fā)過程傾向于降低企業(yè)靈活性。例如，擁有1億元貨幣金的企業(yè)幾乎可能涉足任何產業(yè)，但它一旦將這1億元資金用來購買了化工設備及化工原料，它就只可能從事特定的化工生產。盡管如此，企業(yè)仍然熱衷于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因為資源的開發(fā)增加了資源的專用性，有可能提高產出效率及資源的價值。如果決策得當，上面那家只能從事化工生產的企業(yè)也許會從化工生產中賺回2個億。
一般說來，企業(yè)決策具有以下特點：①不確定性，即決策者對社會、經濟、產業(yè)、技術等外部環(huán)境不可能完全清楚，對競爭者的競爭行為、消費者的偏好把握不可能絕對準確；②復雜性，即影響企業(yè)外部環(huán)境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復雜性，競爭者之間基于對外部環(huán)境的不同感受而發(fā)生的互相作用具有復雜性；③組織內部沖突，即決策制定者、執(zhí)行者、相關利益者在目標上并不一致，各人都將從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出發(fā)影響決策行為。這些特點決定了任何決策都具有較大范圍的自由裁量，結果也會各不相同。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企業(yè)擁有的資源將會因為企業(yè)復雜的經歷及難于計數的小決策的作用表現出巨大差異，企業(yè)一旦陷入偏差，就可能走入越來越難于糾正的境地。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yè)在資源方面的差異是企業(yè)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擁有優(yōu)勢資源的企業(yè)能夠獲取經濟租金的原因。自潘羅斯以來，資源基礎論的研究者們幾乎都將企業(yè)獨特的異質資源指向了企業(yè)的知識和能力。Barney(1991)則認為作為競爭優(yōu)勢源泉的資源應當具備以下5個條件：①有價值；②稀缺；③不能完全被仿制；④其他資源無法替代；⑤以低于價值的價格為企業(yè)所取得。
2.2競爭優(yōu)勢的持續(xù)性：資源的不可模仿性
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根源于企業(yè)的特殊資源，這種特殊資源能夠給企業(yè)帶來經濟租金。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沒有獲得經濟租金的企業(yè)肯定會模仿優(yōu)勢企業(yè)，其結果則是企業(yè)趨同，租金消散。因此，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及經濟租金的存在說明優(yōu)勢企業(yè)的特殊資源肯定能被其他企業(yè)模仿。資源基礎理論的研究者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他們認為至少有3大因素阻礙了企業(yè)之間的互相模仿：
(1)因果關系含糊。企業(yè)面臨的環(huán)境變化具有不確定性，企業(yè)的日?；顒泳哂懈叨鹊膹碗s性，而企業(yè)的租金是企業(yè)所有活動的綜合結果，即使是專業(yè)的研究人員也很難說出各項活動與企業(yè)租金的關系，劣勢企業(yè)更是不知該模仿什么，不該模仿什么。并且，劣勢企業(yè)對優(yōu)勢企業(yè)的觀察是有成本的，劣勢企業(yè)觀察得越全面、越仔細，觀察成本就越高，劣勢企業(yè)即使能夠通過模仿獲得少量租金，也可能被觀察成本所抵消。
(2)路徑依賴性。企業(yè)可能因為遠見或者偶然擁有某種資源，占據某種優(yōu)勢，但這種資源或優(yōu)勢的價值在事前或當時并不被大家所認識，也沒有人去模仿。后來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形勢日漸明朗，資源或優(yōu)勢的價值日漸顯露出來，成為企業(yè)追逐的對象。然而，由于時過境遷，其他企業(yè)再也不可能獲得那種資源或優(yōu)勢，或者再也不可能以那么低的成本獲得那種資源或優(yōu)勢，擁有那種資源或優(yōu)勢的企業(yè)則可穩(wěn)定地獲得租金。
(3)模仿成本。企業(yè)的模仿行為存在成本，模仿成本主要包括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如果企業(yè)的模仿行為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預期的目
標，在這段時間內完全可能因為環(huán)境的變化而使優(yōu)勢資源喪失價值，使企業(yè)的模仿行為毫無意義。在這樣一種威懾下，很多企業(yè)選擇放棄模仿。即使模仿時間較短，優(yōu)勢資源不會喪失價值，企業(yè)的模仿行為也會耗費大量的資金，且資金的消耗量具有不確定性，如果模仿行為帶來的收益不足于補償成本，企業(yè)也不會選擇模仿行為。
2.3特殊資源的獲取與管理
資源基礎理論為企業(yè)的長遠發(fā)展指明了方向，即培育、獲取能給企業(yè)帶來競爭優(yōu)勢的特殊資源。由于資源基礎理論還處于發(fā)展之中，企業(yè)決策總是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資源基礎理論不可能給企業(yè)提供一套獲取特殊資源的具體操作方法，僅能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建議。具體來說，企業(yè)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發(fā)展企業(yè)獨特的優(yōu)勢資源。
(1)組織學習。資源基礎理論的研究人員幾乎毫不例外地把企業(yè)特殊的資源指向了企業(yè)的知識和能力，而獲取知識和能力的基本途徑是學習。由于企業(yè)的知識和能力不是每一個員工知識和能力的簡單加總，而是員工知識和能力的有機結合，通過有組織的學習不僅可以提高個人的知識和能力，而且可以促進個人知識和能力向組織的知識和能力轉化，使知識和能力聚焦，產生更大的合力。
(2)知識管理。知識只有被特定工作崗位上的人掌握才能發(fā)揮相應的作用，企業(yè)的知識最終只有通過員工的活動才能體現出來。企業(yè)在經營活動中需要不斷地從外界吸收知識，需要不斷地對員工創(chuàng)造的知識進行加工整理，需要將特定的知識傳遞給特定工作崗位的人，企業(yè)處置知識的效率和速度將影響企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因此，企業(yè)對知識微觀活動過程進行管理，有助于企業(yè)獲取特殊的資源，增強競爭優(yōu)勢。
(3)建立外部網絡。對于弱勢企業(yè)來說，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發(fā)展他們需要的全部知識和能力是一件花費大、效果差的事情，通過建立戰(zhàn)略聯盟、知識聯盟來學習優(yōu)勢企業(yè)的知識和技能則要便捷得多。來自不同公司的員工在一起工作、學習還可激發(fā)員工的創(chuàng)造力，促進知識的創(chuàng)造和能力的培養(yǎng)。
[摘要]保險業(yè)在中國還處在發(fā)展的初級階段，實踐的發(fā)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國保險理論研究。在保險理論研究中，首先應從保險的本原著手，即從不確定性、風險及風險管理理論開始，以效用理論為基礎，分析保險價格存在的根源；同時運用經濟學的新發(fā)展，對保險合同中的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進行研究。保險理論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視研究保險發(fā)展理論。本文對保險發(fā)展中涉及的相關變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還提出了保險監(jiān)管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基礎，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夠假定下的、可能實現的“帕累托改進”。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中國保險業(yè)經歷了恢復、發(fā)展和逐步市場化的階段，政府監(jiān)管也經歷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過程。但是，從國民經濟及社會進步的宏觀角度來考察，并對比國際上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保險業(yè)的發(fā)展狀況，我國保險業(yè)顯然還處在粗放發(fā)展的時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險市場機制不完善，定價（包括傭金、手續(xù)費率）機制不健全；保險經營管理的成本較高，效率較低；從經濟發(fā)展的角度，相對于其他同類行業(yè)的地位明顯弱??；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作為從事風險管理的行業(yè)，更遠未對社會發(fā)揮其專業(yè)作用；保險業(yè)尚未深人到我國城鄉(xiāng)居民的觀念之中。因此，我們要以“三個代表”的思想為指導，應用保險的基礎理論、發(fā)展理論以及相關的經濟學、法學等理論進行研究，為我國保險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理論依據。
一、保險的本原理論及相關基礎理論
保險的本原理論，即指不確定性、風險和風險管理理論；保險的相關基礎理論，即指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理論。
對保險理論進行研究都是開始于對風險的研究，保險是風險管理的一種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險的原理即是將單個損失的不確定性轉化為整體損失的確定性，使客觀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這就要求投保人的損失是可計算的，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要得出一個具有合理精確度的可確定的損失概率分布。這種概率分布主要來自于多年的經驗數據，有些分布則可以從理論推導中得來。進入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人們逐漸從效用理論的角度研究保險問題，效用理論成為分析風險與保險的基礎理論。比如，通過相關模型的推導顯示，作為大部分人群的風險規(guī)避者，為了在不確定的收人選擇中獲得確定性收入而愿意放棄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這種收入的差額就構成了風險貼水的概念。風險貼水則構成作為風險管理手段之一的商業(yè)保險保費存在的理論基礎。該模型分析的一個推論是，在消費者是風險規(guī)避者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險人生存并獲取利潤的一個重要動因。
上個世紀后半期以來，隨著人們對風險理論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經濟學（包括博弈論）的逐步興起，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和逆選擇問題以及保險合同中的非對稱信息問題日益成為保險研究的熱門話題。一方面，保險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對稱性特征。射悻性這個概念的含義是指，合同的雙方對于合同履行的結果都有可能獲得比對方更大的利益，而這種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種承諾和某一不確定事件的發(fā)生。同時又由于保險合同本身變得越來越復雜，使得保險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對合同信息掌握上處于不利的或者說是弱勢的地位，這一點也是保險合同的重要特點。這個特點決定了保險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對于經貿和民事合同，保險合同更多地存在著雙方博弈的空間。另一方面，保險具有長期性及廣泛性特點。一份長期壽險合同可能持續(xù)投保人、被保險人的一生；同時，一家保險公司所對應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是很大的一個群體，一家保險公司的破產會直接影響著許多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險公司經營得好壞又是單個的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所無法知曉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為了彌補自身對保險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為了獲取更多額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實告知自己作為合同一方的有關信息，這就構成逆選擇或道德風險。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發(fā)展，可望在研究保險合同的相關問題上，發(fā)揮很大的作用。
重視保險的基礎理論研究，可以使我們對進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實和更深入；反過來，保險理論研究應當始終為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服務。保險的本原理論應當至少解決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1.保險能夠為社會提供什么產品與服務，以及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應當提供多大量的產品及服務。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階段下的保險市場需求與供給，以及保險費率的特點及其確定。
2.如何提供上述產品及服務。實際上就是保險的經營管理方式，涉及的問題比較廣泛，從保險市場結構到具體保險供給商的內部企業(yè)治理，再到保險公司從產品設計到風險管理服務及理賠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其核心問題是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是效率問題，同時也包括發(fā)展的動力問題。
3.與上述二個基本問題密切相關，或者是對上述問題需要進行一步分析的問題，是需要解決保險合同各有關當事人的關系問題。包括針對不同的投保人群體，適合什么樣的保險產品；在社會經濟不同結構下，如何進行保險產品的創(chuàng)新與開發(fā)等。
二、保險發(fā)展理論
傳統(tǒng)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經濟部門增長的基本模型。在微觀層面，保險公司發(fā)展是保險資本、人力資源、產品數量與結構等相關變量的函數；在宏觀層面，保險發(fā)展則是國民經濟發(fā)展、社會保障程度、市場化程度、現代企業(yè)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變量的函數。在研究方法上，數十年來經濟學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研究模型，如哈羅德—多馬模型、羅伯特·索羅、愛德華·丹尼森運用不同生產函數解釋經濟增長的方法等，都可以給我們以啟發(fā)。
從需求方面來看，同一般商品類似，保險市場需求也應具備對保險產品和服務有消費的欲望和消費的能力兩個要件。與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險作為一種無形商品，它更是一種承諾，是消費者一旦遭受損失，對保險人履行賠償義務承諾的一種購買；同時從人壽保險的角度來說，它也是人們對自己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的一種選擇。保險市場需求有兩個決定因素：從財產保險（主要是企業(yè)火險和水險）角度，保險市場需求依賴于經濟總量的成長，這種依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隨著經濟總量的成長，保費收入總量不斷增長；二是經濟發(fā)展水平越高，保費收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越大。從人壽保險角度和個人財產保險角度，保險市場需求更依賴于國民收入水平。當然，兩者是有聯系的。保險需求主要是一種消費需求，同時，隨著保險產品的不斷發(fā)展，一些投資連結產品不斷問世，保險需求也逐步地帶有一定的投資需求的屬性。保險需求有以下特點：
1.保險需求有明顯的階段性。商業(yè)保險是總體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當人們的財富只能夠維持當前基本的生活消費時，一方面，人們所做的事情只能是進一步創(chuàng)造和增加財富，而較少有風險防范與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們也沒有能力從當前僅有的財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為風險轉移的成本（即商業(yè)保險中的保險費）。
2.保險消費觀念的建立有較明顯的外部決定性。尤其從短期來說，保險消費并不是一個被人們自然接受的觀念。這一點不僅對尚處在保險產業(yè)發(fā)展初期的保險市場來說至關重要，少數發(fā)達國家也存在類似問題。據統(tǒng)計，在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0000美元的國家中，盡管大部分國家的保險深度達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國家的保險深度水平很低，他們之間的差異在0.1％—8％之間。人們對保險消費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對于付出一定的代價去“換取”全體財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險合同是一種對將來的承諾，人們在以保險消費來處理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的關系上，并不感覺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險合同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由保險人一方制定的“繁瑣”的保險條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責任”，使得許多投保人以及更廣大的潛在投保人對簽訂保險合同望而卻步。另外，還存在宗教、文化傳統(tǒng)等方面的原因。
3.從長期來看，保險需求有較強的收人彈性，而價格彈性較弱。保險需求程度極大地依賴于人們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階段，有不同的保險需求函數；保險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隨時買來、即期消費，并且還可以隨著商品價格的升降來決定現時對該商品的消費量。保險商品作為一種通過對風險評估、投資收益及各相關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確定的產品及價格，一旦確定就不易變更。因此，保險人面對的是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小的市場。對保險市場需求的分析也必須主要是根據保險產品的特點進行分析。
從供給角度分析，保險市場需求有以下特點：
1.保險市場是建立在總體市場發(fā)育程度的基礎之上的。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保險供給總量決定于當時的社會總財富。
2.保險市場供給的增長與保險技術的發(fā)展是呈正相關關系的。隨著保險業(yè)務規(guī)模的增大，資本金的作用實際上趨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險責任準備金。各項責任準備金的提留是一個建立在精算科學基礎上的工作，而沒有這方面的技術基礎，保險業(yè)務經營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險市場競爭中，及時根據市場需求推出有競爭力的產品是極其重要的，新產品的開發(fā)融合了對該產品標的損失分布的統(tǒng)計分析、將來準備金運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關方面的技術要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才能夠真正贏得市場。
3.長期保險市場供給具有較明顯的階段性。一般來講，在保險市場發(fā)展初期，保險費率較高，保險供給的增長速度較慢，保險業(yè)能夠通過高費率獲得比較高的利潤率。在產業(yè)增長階段，市場競爭的發(fā)展和市場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險供給的增長會呈現出一個快于社會總財富增長速度的時期。這個階段將持續(xù)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市場成熟階段是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險在總體經濟中的滲透率逐步接近飽和，這時保險供給將保持一個大致與總財富增長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長。國際保險權威雜志《Sigma》的研究結果是，非壽險業(yè)務的飽和點大約為所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
4.保險本身的特點決定了保險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進入壁壘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險的原理要求保險的經營者具備兩個基本的經營要件：一是要有足夠的資本金，以保證在該保險人尚未建立起保險基金時（主要是保險公司開始經營業(yè)務及保險業(yè)務發(fā)展過快時）對投保人的賠付。因此，進入保險市場的條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業(yè)或其他第三產業(yè)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夠大的承保面。根據大數定律的原理，承保覆蓋的范圍越大，保險費率越低。反之，保險公司保險的范圍小、承保的標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險責任范圍內的賠付，整個公司的資本金就將支出殆盡，從而使保險公司面臨破產的風險。在進行上述一般經濟分析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經濟增長與生產率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經濟社會如何能保持創(chuàng)新的強烈動機及持續(xù)發(fā)展的機制。在保險業(yè)發(fā)展中，我們應當甄別出在不同發(fā)展階段刺激保險發(fā)展的主要因素。在當前發(fā)展階段，除了需要關心總體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長外，應當尤其關注以下兩方面的研究：
一是現代企業(yè)制度理論與保險業(yè)發(fā)展。目前我國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狀況，包括企業(yè)管理和內控機制等，都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是制約我國保險公司長期發(fā)展的一個重大問題。應當在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理論的同時，根據我國保險公司的特點，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國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機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論與保險業(yè)發(fā)展。保險業(yè)發(fā)展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保險產品的發(fā)展，產品創(chuàng)新是保險業(yè)發(fā)展的強大動力。金融工程理論作為現代金融理論發(fā)展的重要工具，對保險產品的創(chuàng)新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發(fā)展金融工程理論及其在我國保險業(yè)中的應用，至關重要。
【關鍵詞】傳播學基礎理論；主體哲學；主客體協(xié)調；社會學理論；文化理論
傳播理論集中體現了現代知識的綜合，這種綜合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和開放性上。傳播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既可以指狹義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指傳播理論自身)，也可以指廣義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指影響到傳播理論體系的建立)，由于學術界對后一個問題論述不多，本文主要論述影響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本文談到的基礎理論主要分為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文化問題等3個方面，這3個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傳播理論。理論界選擇什么樣的基礎理論，傳播理論相應地就會帶什么樣的印記。就目前有影響的傳播理論來看，主體哲學(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偏于主觀的理解)及相應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的影響更大。今天，審視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繼而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傳播理論，是傳播學界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
影響傳播理論的幾種主體哲學
在當代，哲學思想對傳播理論的影響通常是通過社會學為中介的，我們在評判一種社會理論時，總是在評判一種哲學思想。為了敘述的便利，我們首先分析影響到社會理論的哲學思想，然后分析其相應的社會理論和文化觀。眾所周知，主體哲學在西方哲學中更為典型和明確，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長久的歷史背景。自文藝復興以后，絕大多數哲學流派都是以主體意識的第一性作為理論的起點。在20世紀，從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到解釋理論，從精神分析到現象學，從存在主義到“法蘭克?！睂W派，主體第一性的觀念以各種體系表現出來：心靈、心理、直覺、精神、體驗、理性觀念、人道主義等等，它們都指代一個實體——主體，是主體賦予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信念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哲學和“法蘭克?！睂W派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它們在社會——文化理論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它們也通過社會——文化這個中介間接地影響到傳播理論。至今，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仍是這些方面的延伸。
我們首先來看現象學，胡塞爾提出現象學的觀念并發(fā)展了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哲學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認識論，以現象學為框架的社會學也多以此為根據發(fā)展了意向理論及價值理論?，F象學的基本任務是以直覺達到人類理性的深刻基礎，這一任務的前提是直覺是一切知識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狀態(tài)的直覺中呈現的事物將會完全地如其所呈現自身的那樣被接受。這個假設中，主體的理性被賦予了不可動搖的地位，直覺是我們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還會有一先驗的自我來保證直覺的可靠。為了達到本質的直觀，他提出了“現象學的還源”，簡單地講，這一命題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加括?。杭窗盐覀兊母鞣N信念(不論是經驗的概括還是各種現實的信念)全部懸置起來，并不對它們作是非的判斷。2.存在的加括弧：放棄一切有關存在的判斷，因為哲學的認識是對本質的認識，而對現實存在的判斷則非本質，所以，對存在的判斷也應中止。3.先驗的還原：這種還原使我們從此驗的自我走向先驗的純粹自我，這是世界上一切意義被建立起來的基礎。胡塞爾晚期則將自我純粹意識視為最終的絕對領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實在為前提。純粹意識的地位確立后，即可以解釋經驗世界，如果人們在經驗的世界找到共同之處，那么，這是因為他們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這種主體哲學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論，影響到后來的現象學社會學的發(fā)展，舍勒提出的價值哲學、舒茨的意義理論都與現象學有著密切聯系?，F象學對現代微觀社會學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們看一下戲劇理論(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論(加芬克爾)，交換理論(雷克斯)及沖突理論(霍克斯)，無不帶有意向性理論的影子，無論是日常的自我還是掩蓋了意圖的自我，都可以在現象學純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將胡塞爾的現象學觀念擴大到社會領域，認為對社會活動的理解取決于主體間的一致，意義在于主體賦予對象的過程上，社會互動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體間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相似，現象社會學也是以個體為基本的考察單位，盡管這些理論以互動來解釋社會系統(tǒng)，但它們幾乎都忽視了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從理論上講，社會結構的形成總是離不開個體及集體的參與，但社會制度形成穩(wěn)定狀態(tài)后，它總是從語言到思想、從法律到倫理、從制度到信念各個方面來制約個體。主體既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同時，又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個體的動機和行為往往是制度化的結果。離開了社會結構和制度，很難解釋一些行為和動機的原因，這也是微觀社會學理論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如符號互動論等也都是以個體為根基來解釋社會，個體往往成為不受社會制度制約的個體，微觀理論的共性表現在它們幾乎都在表述主體哲學的一些基本主張。
解釋學也存在著類似的理論。解釋的根基建立在個體的體驗和理解之上，為了說明解釋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說明解釋在主體間是一致的，為了說明主體間的一致還要找到更基礎的東西。當代的伽達默爾是用語言來解釋主體間的一致，語言既是解釋學的根基，也是對世界的體驗，其核心觀念是人類以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用委婉的體驗解釋世界無疑要比現象學更少地依賴于主體，但體驗的背后又隱含著原來的主體。
解釋學賦予了個體極大的心理自由，個人的體驗成為分享共同意義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對解讀精神性文本來講，由于時間的差別，也由于解讀者所處社會歷史背景的條件，解讀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義，解讀總是充滿了個體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所難免，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也是合理的。顯然，在文本和讀者的關系上，解釋學以犧牲文本來迎合讀者，其相對主義的結局不可避免。
“法蘭克?！睂W派發(fā)展了一套批判理論，批判理論旨在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從認識論上看，批判理論主要對實證主義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論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精神與物質的對立。批判理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可以從近代的啟蒙找到根源，啟蒙精神在改變自然時從認識理性中發(fā)展了極度的工具理性，科學技術也是工具理論的集中體現，當世界都變成可度量的對象時，人也變成了被奴役的對象。在當代，啟蒙精神變成一種操縱意識，這又是通過大眾文化來實現的，大眾文化造就了文化產品的單一化和標準化，文化工業(yè)代表了這種單一化和標準化。簡而言之，“文化工業(yè)”已成為當代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形式。
縱觀以上幾種哲學思想，無論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確定主體意識優(yōu)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們哲學推論的前提。正因為存在著主體意識與外在世界的對立，他們的結論幾乎都包含了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世界與心靈的對立，以致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對立，在更極端的態(tài)度上往往以犧牲認識的理性法則來換取意識的自由。我們在伽達默爾及“法蘭克?！睂W派特別是胡塞爾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無限膨脹，科學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對意識自由是一個極大的妨礙，甚至對意識自由是有害的。主體哲學很少考慮這樣的問題：即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框架中，主體的推論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見的問題。絕大多數的主體哲學將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體就是呈現為主體推論的結果，這個假定預設了主體不會出現任何偏差。而事實上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這種假設都是不可能的，特別是近代科學的發(fā)展，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主體意識不可避免地會包含著局限。思想史的發(fā)展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在未能把握其本質前，總是以主體的圖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釋世界注定會產生擬人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類中心論的思想，主體哲學就是按這種推論極端發(fā)展的結果。主體哲學是在人類中心論和擬人論的框架下來看待人與世界的，這樣，對世界的認識總是折射出主體的意圖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類中心的象征。換言之，它沒有實體性的地位，它的性質全靠主體意識的解釋。這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學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學中。當人類不能分離出單獨的客體時，除了用人這個尺度解釋外別無其他方式，這也不難理解為何主體哲學一直是哲學史中最有影響的理論。
認識到人類中心論及主體意識的局限是近代科學理論的成果，這個開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在他的日心說中，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轉并和其他行星圍繞太陽公轉。與地心說相比，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圖像。這里，不論是地球還是人類，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義，相反，他們(它們)只是宇宙系統(tǒng)的一部分，這種理論最早喻示了人類從中心到系統(tǒng)的變化。
在以后達爾文的理論中，也提供了反對人類中心論的又一種理論。按照其理論，人是生物連續(xù)進化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樣組成了一個系列。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義及目的，這種理論也排除了神學理論的創(chuàng)世說。達爾文理論與哥白尼理論在反對人類中心論上是一致的。這兩種理論都說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當代量子力學也提供了背離人類中心論的理論。這里，主體哲學與人類中心論有著天然的聯系，正因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終極目的，因而，它無法解釋真正的客觀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而科學理論總是呈現出反擬人化的結果。
現代科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越來越趨向將人視為無數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人類既不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這樣看待人類，人類中心論的思想是值得懷疑的，主體哲學的觀念也是值得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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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客體相協(xié)調的理論
就認識論來看，主體哲學代表了解釋世界的一個方向。除主體哲學以外，一些哲學家力圖使主客體協(xié)調起來，這種努力在近代開始顯示出積極的成果，超越主體哲學的有效途徑在于恰當地說明主客體的關系。對馬克思來講，解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首先是實踐的問題，因為實踐包含了將兩者統(tǒng)一起來的可能，思維的觀念只能在實踐中加以驗證：“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雹賹嵺`的觀點是馬克思與其他哲學的根本區(qū)別，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到了實踐對人與世界的雙重作用：在實踐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過實踐也在改變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實踐的觀點說明，主、客體本性的確定是從對方的作用中獲得的。
在20世紀，思考主、客體的關系仍是思想界面臨的主要議題，皮亞杰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提出了認識的發(fā)生問題，再次涉及到主、客體的關系。傳統(tǒng)認識論大多在兩種態(tài)度上搖擺：一種是經驗主義，往往將認識看成信息來源于客體，主體只能受教于客體；另一方面，先驗論和天賦論則認為主體一開始就有內部生成的結構，然后這些結構加諸于客體。這兩種理論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階段上的認識，而沒有涉及認識的起源，認識的起源要比這兩種理論設想復雜得多。皮亞杰根據心理研究的成果，證明了認識既不起因于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主體，也不是起因于一個業(yè)已形成的客體，而是起因于主、客體的中途，它同時包含著主體又包含著客體，這樣，充分考慮到聯系主、客體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亞杰作了這樣的設想：“如果從一開始就既不存在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主體，也不存在作為客體而存在的客體，又不存在固定不變的中介物，那么關于認識的頭一個問題就將是關于這些中介物的建構問題：這些中介物從作為身體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間的接觸點開始，循著由外部和內部所給予的兩個相互補充的方向發(fā)展，對主客體的任何妥當的詳細說明正是依賴與中介物的這種雙重的逐步建構?！雹?/p>
認識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一個建構過程，它從感知運動階段經前運算階段、具體運算階段到形式運算階段，才能達到通常意義上的認識。認識圖式的發(fā)展是主客體之間的同化和順應，相互協(xié)調的結果，經同化、順應的平衡作用，使主體的認識圖式逐步接近客體的結構。
在建構的過程中，我們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客體，也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主體，順應說明了主體會在對環(huán)境的適應中造成認識圖式的改變；同化說明了主體對環(huán)境的過濾和改變，使之符合主體的認識圖式。建構就體現了相互制約、相互轉化的過程，認識的過程就是從簡單低級的結構向復雜高級的結構不斷過渡，這也是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客體意味著主體所能達到的極限。
皮亞杰的理論建立在大量心理學及生物學的實驗基礎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釋認識形成及發(fā)展的科學解釋方向。它的要點仍是溝通主客體的中介，在中介的關系中說明主客體。如果將這個中介與馬克思的實踐聯系起來，它們的近似就在于從聯系主客體的結構模式上解釋主客體。
除了皮亞杰發(fā)生認識論以外，語言哲學關于語言對世界的組織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論述，這一理論涉及到的指稱問題、真理問題、意義問題及言語行為對我們理解語言與認識、語言與主體及語言與社會有積極的啟發(fā)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還有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建立在嚴格的理論法則之上，它以語言模式為出發(fā)點，突出強調了結構和系統(tǒng)的觀念。結構的觀念表明了它對表層對象背后共時的關心；系統(tǒng)的觀念表明了它試圖通過關系的模式來解釋對象，和語言哲學一樣，它也是通過觀眾形態(tài)來說明主體的。就此來看，以上幾種有影響的哲學與主體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傳播體系建立在主體哲學之上時，我們很難察覺主體哲學的局限，這種局限勢必通過其社會學理論內化于傳播理論之中。毋寧說，主體哲學的藍本和傳播理論的摹本存在著一種對應關系，主體哲學對心靈的能動作用的強調會貫穿于傳播理論中。同樣，它的局限(沒有看到認識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也內涵在傳播理論之中。因而，借鑒科學的認識論建構主、客體的關系，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哲學的社會學根基之上，是傳播學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以上我們曾對主體哲學與微觀社會學的關系作過分析，確實，微觀社會學對主體的動機、行為、意義是主體間的互動曾作過詳細分析。然而，微觀傳播學理論幾乎都沒有考慮到既定的社會結構對主體動機和行為的作用和影響，沒有考慮到社會結構與動機的辯證關系，因而無法說明動機和行為的真正動因，最終使陳述的理論趨于表層化。顯然，問題的真正源頭在于如何看待行動和結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是一個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主、客體的問題。
目前，大家經常談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結構與主體的關系問題，與微觀社會學理論不同的是結構化理論力圖在更客觀的立場使結構與主體協(xié)調起來。
傳統(tǒng)宏觀社會學偏于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塑造上，而大多數微觀社會學理論將注意力集中在個體和行動的意義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將兩者協(xié)調的結構化理論。結構化的核心旨在說明社會結構既是通過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也是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即結構與主體存在著一種二重化的過程，結構并不是外在于主體的活動，而是通過主體的特定活動而構成；社會系統(tǒng)的結構性特征，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結構不應簡單看作對主體的外在制約，它既有制約性同時又賦予行動者以主動性。這樣，結構和主體存在著一種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對結構和主體的妥當說明，需依靠對它們二重化關系的說明。
鑒于目前傳播理論更多地依靠微觀社會學來維系，清醒地看到微觀社會學的不足，并從社會學層面考慮結構與主體的協(xié)調關系也是傳播學界不容忽視的問題。
主客體的關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個多世紀以來，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關切的問題。通常大家談到有影響的幾種理論大多集中在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個領域。
社會學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論是價值論，其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韋伯及狄爾泰，用價值解釋文化的各種理論幾乎都將文化視為對象滿足主體需要的一種活動?，F象學、解釋學、“法蘭克?！睂W派及大多數實用主義理論都代表了這個方向。它們的共性是：都給予了主體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生命、體驗、理解、自由或人與社會、精神與物質的對立，都要根據主體意識來評判，文化幾乎沒有自己的實體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體間的解釋。本來，用價值解釋文化并不是沒有說服力，問題在于對主體的極端信賴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論以外別無選擇，此外，價值論的解釋還面臨著文化相對主義的危險，事實上，這兩個方面的危險也是價值論所無法克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學的研究區(qū)別于自然科學除了對象不同外，還在于研究者適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則是價值論和解釋學所無法回答的問題。以此為框架，總是面臨著解釋過度的問題，而解釋學通常也把解釋的多元化視為合理的。這樣，在價值論和解釋學的背后，我們看到的仍是主體哲學的主張。
在“法蘭克?！睂W派那里，主體與世界的對立變成為精神與“物化”的嚴重對立，工具理性的擴張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對人進行新的操縱，文化的單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人類未來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該學派的許多主張都建立在主、客體的對立上，為了維護主體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體的存在?！胺ㄌm克福”由于把個體與社會看作完全都是對抗性關系，現代工業(yè)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種倒退，與之相關的是工業(yè)社會及科技進步造就的大眾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單純和高貴?！胺ㄌm克福”學派從主、客體的對立進而過渡到人與社會的對立，再過渡到文化的對立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這樣，我們除了看到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外，我們根本看不到它們是如何協(xié)調在一起的。
縱觀以上幾種有影響的文化理論，幾乎都是從主體來解釋文化，其結果要么是價值涵蓋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著對立。因而，超越主體哲學的局限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大家知道，近幾十年來，結構主義提出了一套與主體哲學截然不同的理論，包括其文化理論(主要集中在文化人類學)，其核心是以語言模式來看待社會系統(tǒng)，進而解釋主體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從結構主義的影響來看，它提供的超越主體哲學的途徑和方式是可行的。
結構主義主要關心文化的共時性問題，萊維——斯特勞斯集中表述了結構主義的文化觀，即文化不僅是共時的問題，也可以通過能指和所指的關系加以說明。文化人類學家經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復出現的文化形態(tài)，是什么決定了它會重復出現?如果人類沒有普遍共同的心智，這一問題也就不可能產生，是各個文化外觀形態(tài)的差異重要還是內在的共同模式重要，兩種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文化，各種文化現象就不難解釋了。無論文化人類學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共時態(tài)的文化是存在的，因為像親族系統(tǒng)、婚姻系統(tǒng)、神話系統(tǒng)、圖騰系統(tǒng)反復出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這恰好證明了各民族具有構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過轉換系統(tǒng)，成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各種具體文化形式，而共時模式為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疾旄鞣N具體文化的差異不是人類學的任務，人類學要探討決定文化現象的深層內容——人類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無意識問題，它不是與意識相對立的下意識或潛意識的概念，毋寧說它是人類先天的一種構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釋各種文化的普遍共時。
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略谒枷胧奉I域提供了一種非主體解釋思想的方式，?？聦λ枷胧返姆治黾性跈嗔χR的形成上，換言之，社會的知識型總是體現了權力的支配，主體正是在各種制度性場址的權力關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體總由其他因素所決定，那么，確定的主體是不存在的。毋寧說主體總是由特定的知識型所決定，《詞與物》表明了知識型如何決定著主體。按著結構主義的解釋，它會引出許多被忽視的結論：如果文化不存在著高低之分，發(fā)達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種文化之間的比較只能得到現象的差異，追問這種差異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很想知道熱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較的研究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如果文化現象的差異只是表層問題，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創(chuàng)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嗎?難道它們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結果嗎?如果表層的背后確實存在著普遍的東西，揭示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識型理論也使我們看到了思想的另一個方面：我們認為許多不可動搖的觀念其實是用某種占主導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體不僅無法意識到這一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反而在強化這種信念。事實上，能超越既定知識型的人少之又少，我們通常表述的知識大多數情況下是某一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知識而已。
綜上所述，建立主、客體協(xié)調的認識論是社會人文科學的可靠前提，它影響到在什么樣的方式上看待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客觀的社會理論直接關系到傳播理論的根基問題：個體既是社會制度的結果，又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這樣，兩者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系。同樣，非主體解釋的文化理論旨在說明文化共時模式的存在，表層文化現象的對立和無序并不反映內在層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們做深層分析，各種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結語
近50年來，人類的知識積累發(fā)生了驚人的變化，以往許多被認為是經典的理論和命題，現在被看作是有條件的和相對的，知識的不斷綜合和更新要求我們的思維與時代保持同步，特別是像傳播學這種新型的綜合性學科，如何使其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是不容回避的問題。
近代科學反復證明了這樣的事實：一門學科的成熟與否，在于其基礎理論的成熟與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態(tài)的豐富，這一道理同樣適用于傳播理論，相對于傳播理論的應用理論來講，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就更為重要。
目前，傳播學界對狹義的傳播理論討論較多，而對廣義的傳播理論討論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傳播理論的深化理解。如果我們僅僅討論狹義的傳播理論，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相對封閉的解釋體系。問題在于對傳播理論基本觀念的討論常常會將問題引向更基本的問題，例如，信息問題、語言符號問題、意義問題、傳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對任何一個問題完整的回答都會涉及到人的問題，涉及到人對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與社會的關系，這些問題都屬基礎理論的范疇。這樣，借鑒基礎理論的成果，無疑會強化傳播理論的解釋力，使狹義的傳播理論更為健全。
本文談到的傳播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論述的。以上談到的三個方面直接關系到我們建立什么樣的傳播理論。主體哲學曾在哲學史上產生過長期影響，而現代科學的發(fā)展愈發(fā)證明了其內在的局限性，我們只有從主、客體相協(xié)調的途徑上來看待主體意識時，我們才能更好理解主體意識，我們只有恰當地說明了主體，我們才能恰當地理解人與社會的關系，才能恰當地說明文化的本質特征。這既是我們探討廣義傳播理論的目的所在，也是我們探討傳播理論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的核心所在。
注釋：
1494年意大利學者帕奇奧利的《算數、幾何及比例概要》一書出版，標志著真正意義上的會計理論描述的開始。時至今日，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發(fā)展已經走過了數百年的歷程，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的不斷發(fā)展，會計也在不斷的發(fā)展和完善。在經濟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會計尤其是財務會計已發(fā)展成為人類經濟活動的通用商業(yè)語言，其通用程度遠遠高于任何一種自然語言。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整整走過了30年的歷程。30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會計也迅速地向先進的會計模式靠攏，其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至2006年我國頒布了企業(yè)會計準則體系，標志著我國會計和國際會計已基本趨同，這也是我國經濟更大范圍的融入國際社會的需要和保證。任何一種長期存在并不斷發(fā)展完善的事物，必然有其社會發(fā)展的自然需要，其自身必然存在適應社會需求的內在邏輯規(guī)律。會計作為一種管理活動，一個成熟的管理學科，也必然存在適應社會需求的內在邏輯規(guī)律，這種內在的邏輯規(guī)律就是會計的基礎理論。會計基礎理論是會計實務的高度抽象和規(guī)律總結，而會計基礎理論又是推動和促進會計實務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指南。本文擬對會計（主要是財務會計，下同）的基礎理論的邏輯關系進行解析，也即是對企業(yè)會計基本準則的學習體會。
一、會計基礎理論的內容和邏輯關系
會計基礎理論的內容，主要包括會計目標、會計基本假設、會計基礎、會計要素、會計程序、會計信息的基本質量要求、會計過程的具體要求、會計過程的具體方法。其間的邏輯關系可如下所示：會計目標會計基本假設會計基礎會計要素會計程序會計信息的基本質量要求會計要素核算的具體要求會計過程的具體方法
二、會計目標
會計目標就是會計作為管理活動的目的，或者說是會計所要完成的任務。財務會計的目標是向財務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提供與企業(yè)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yè)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這些相關的信息的總和我們稱為財務報告，即財務報告應該提供特定企業(yè)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會計目標是會計所有活動的原始動因。目標（目的）不同決定了與活動相關過程的不同。會計目標隨著經濟活動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需求有所變化，會計活動就要根據目標的變化進行調整。
三、會計基本假設
一般而言，假設是對客觀事物合乎情理的推斷。假設對人們的活動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某投資者經過充分的市場調查和預測，認定投資某個項目會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決定投資該項目并付諸實施。這一活動就隱含著投資者認為投資可獲可觀回報的假設，因為這一投資活動是否真的能獲得預計的可觀回報，是要等到將來的事實證明?；顒游磥淼慕Y果只能預計而不能確定。會計假設是會計人員面對變化不定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對進行會計工作的先決條件和必要條件所作出的推斷。會計基本假設又稱為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就是為了達到會計目標所要開展的會計活動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之所以稱為基本條件，是說這些條件如不具備，完成目標任務是不可能的。會計基本假設主要有會計主體假設、持續(xù)經營假設、會計分期假設、貨幣計量假設。會計主體假設是假定會計活動都必然是為某一特定主體進行的，該主體不僅和其他主體完全獨立，而且獨立于業(yè)主之外。這一假設明確了會計活動的空間界限，使得會計活動能在清晰的范圍之內得以進行。持續(xù)經營假設是假設企業(y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按目前正常狀況持續(xù)經營下去。這一假設使企業(yè)日常的會計確認、計量活動有了依據和基礎。會計分期假設是假設企業(yè)可以將其持續(xù)經營的連續(xù)期間人為的劃分為一段段較短的相等期間，而按較短期間確定的收入、費用和利潤等信息是準確的。這一假設為會計分期提供報告提供了依據，進而為確立會計上的權責發(fā)生制和收付實現制奠定了理論基礎。貨幣計量假設認定采用貨幣作為會計計量尺度是最準確的和最佳的選擇。這一假設使會計活動有了統(tǒng)一的計量標準，使得會計的具體對象可以相互之間互比，使得會計報告能高度概括會計信息，使得會計報告更便于理解。
四、會計基礎
會計基礎又稱為會計處理基礎，亦稱為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的基礎。是指會計在進行會計活動過程中用以約束和指導行為的基本原則或制度。會計基礎分為權責發(fā)生制和收付實現制兩種。兩種會計基礎是不同性質的會計主體在貫徹會計分期假設時所采用的不同制度。企業(yè)會計應主要采用權責發(fā)生制會計基礎。權責發(fā)生制會計處理基礎對企業(yè)類會計主體在確定收入、支出和利潤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使得收入確認和費用支出的跨期攤配更合理。
五、會計要素
當人們明確了會計目標即會計任務的基本要求，解決了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條件，確定了會計處理基礎，進而就要對會計信息所含的具體內容進行確認。會計信息所應包含的內容即會計應反映和監(jiān)督的內容包含著企業(yè)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經濟業(yè)務雖千差萬別，但卻可以按其基本內容進行科學分類，即分成若干會計要素。會計要素是對會計內容的高度概括。會計要素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邏輯關系的數學表達方式被稱為會計等式。會計要素的確定使得會計的日常處理變得有規(guī)律可循和簡單化。會計要素和會計等式直接決定了會計報告的基本內容和基本格式。我國會計準則把會計要素歸納為：
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費用、利潤。其數學表達式為：
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
收入－費用=利潤
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費用)
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利潤
六、會計程序
會計程序又稱為會計核算基本規(guī)程或會計核算方法體系，是對會計過程環(huán)節(jié)的科學歸納。會計核算的方法通常被概括為：設置帳戶、復式記賬、填制和審核憑證、登記賬簿、成本計算、財產清查、編制報表。其相互之間的構稽關系設置帳戶是會計對經濟業(yè)務進行核算的基本起點，也就是在經濟業(yè)務涉及的會計要素范圍內進行更具體的歸類。復式記賬是把已發(fā)生的經濟業(yè)務記錄到賬簿中的具體方式。復式記賬方法使得會計上的任何一筆業(yè)務都能在至少兩個賬戶里進行登記，使經濟業(yè)務的來龍去脈被反映得更全面。會計必須根據經濟業(yè)務發(fā)生的證據作為記賬的依據，所以填制和審核憑證就成了會計核算的方法之一，也是會計核算必須要經過的一個基本環(huán)節(jié)。賬戶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賬簿，賬簿是會計信息的具體載體。賬簿把反映在會計憑證中的經濟業(yè)務更系統(tǒng)更規(guī)范地集中起來，所以登記賬簿也是會計核算的方法之一。成本是費用的對象化結果，是企業(yè)會計信息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成本計算是企業(yè)會計必須要涉及的內容，自然是會計核算的方法之一。成本計算和填制審核憑證以及登記賬簿存在交叉往復內容。會計信息首要的質量要求就是真實性，所以財產清查就成了會計核算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和方法，財產清查和填制審核憑證以及登記賬簿也存在交叉往復內容。會計的目標是提供會計報告，會計報告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會計報表，會計報表的編制涉及較強的技術性，所以編制報表是會計核算的方法之一，也是會計一個循環(huán)過程的終點。
七、會計信息的基本質量要求
會計信息是會計活動的特殊產品，這些產品必須符合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檢驗會計信息是否合格的尺度。質量標準確定后，會計活動才有章可循，對會計人員的工作質量才可以檢查和評價。會計信息的基本質量要求可簡潔概括為：真實性、相關性、清晰性、可比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及時性。真實性要求企業(yè)應當以實際發(fā)生的交易或者事項為依據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如實反映符合確認和計量要求的各項會計要素及其他相關信息，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內容完整。相關性要求企業(yè)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與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的經濟決策需要相關，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對企業(yè)過去、現在、未來的情況做出評價或者預測。清晰性要求企業(yè)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清晰明了、便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杀刃砸笃髽I(yè)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具有可比性。同一企業(yè)不同期間發(fā)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事項，應當采用一致的會計政策；不同企業(yè)發(fā)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項，應當采用規(guī)定的會計政策，確保會計信息口徑一致。實質重于形式要求企業(yè)應當按照交易或者事項的經濟實質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不應僅以交易或者事項的法律形式為依據。重要性要求企業(yè)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反映與企業(yè)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項。謹慎性要求企業(yè)對交易或者事項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應當保持應有的謹慎，不應高估資產或者收益、低估負債或者費用。及時性要求企業(yè)對于已發(fā)生的交易或者事項，應當及時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不得提前或者延后。上述要求所以稱為基本要求，是說這些要求是最一般的要求，這些基本要求也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國際化的需要。超級秘書網
八、會計要素核算的具體要求
1.會計核算的具體要求就是對會計要素具體內容核算過程中所應遵循的標準和規(guī)則，又稱為企業(yè)會計具體準則。這是對會計要素的進一步細化和規(guī)范，是對會計基本假設、會計基礎、會計要素、會計信息的基本質量要求的具體貫徹。會計要素核算的具體要求使得會計活動更規(guī)范，使會計信息的質量有了更具體的保證。這些具體要求不僅貫徹了經濟國際化的基本要求，同時也體現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法律、人文觀念等因素。它符合純粹市場經濟的競爭倫理的。
2．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較早地適應了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要求，“戴著集體所有制紅帽子的能人經濟”是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普遍經營形態(tài)的生動寫照。其產權形態(tài)是鄉(xiāng)鎮(zhèn)集體所有、企業(yè)經營管理者在滿足鄉(xiāng)鎮(zhèn)政府及領導公或私的要求的前提下控制其經營管理權。因而，它兼有“能人主導下的成本理念”與“政治權力主導下的政績理念”，這兩種理念的混合狀態(tài)取決于“能人們”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博弈的狀況。
3．全民所有制企業(yè)的產權制度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步變遷，其理念也在發(fā)生漸進的演變。在擴權讓利階段，首先是為調動企業(yè)與職工的積極性，國家、企業(yè)與職工共同參與企業(yè)的剩余分配；利改稅后企業(yè)全面轉換經營機制，逐漸擺脫了國家計劃的桎梏，成為經授權擁有法人財產權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決策主體與行為主體，其稱號也由“國營企業(yè)”改為了“國有企業(yè)”，此時企業(yè)已經大大放松了“政治權力主導下的政績理念”。再后是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階段，大多數大中型國有企業(yè)向現代公司制改革，初步形成了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并初步建構起以股東大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經理班子為基本框架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由于國有股或國有法人股仍然處于絕對地控制公司的地位，而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制度、合理的經營管理層激勵與約束制度、職工持股制度、獨立董事制度等產權制度安排還很不完善，運作還很不協(xié)調，因此，“相關者共同治理下的人本理念”并未真正確立，仍然可以頻繁地看到一種變異了的“政績理念”的影子，比如不少公司巨額投資于足球俱樂部等迎合上級政治或社會目標的項目。但是，我國已經加入了WTO，我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已經進入了更加深化的階段。我國國有經濟的戰(zhàn)略性調整將進一步優(yōu)化國有企業(yè)的產權結構及相關安排；“行政許可法”的實施將大幅度地限制政府對個人、企業(yè)等微觀主觀進行干預的空間與力度，將更清晰地界定公共權力與私有權利的邊界；科學發(fā)展觀的樹立，也利于增強政府對環(huán)境保護、社會福利等公眾利益予以關注與保護的意識；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及世界性的各種交往，將使我國的社會倫理包括人權觀念、政治文明等方面發(fā)生深刻的變化；知識經濟的到來，以及我國高新技術產業(yè)的發(fā)展必然使企業(yè)進清晰地認識到人力資本的重要性；買方市場的形成，已經使眾多企業(yè)認識到“顧客是上帝”不是虛言，等等。所有這些，都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國的社會，包括現代企業(yè)將逐漸地確立起真正的“人本理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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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族醫(yī)藥學基礎理論的危亡和發(fā)展機遇
由于西醫(yī)診療理論在藏區(qū)普及，藏醫(yī)診療理論和現實之間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非凡是西醫(yī)解剖學、生理學的普及，使藏醫(yī)的三因學和藏藥學的理論受到嚴重沖擊，故應對藏醫(yī)藥學進行全面探索。我以為現在應拋棄對現實存在新問題回避的心態(tài)，應拋棄滿足于過去的偉大成就，滿足吐蕃王朝時的光榮的心態(tài)，真正面向現實存在，對藏族醫(yī)藥學理論和現實狀況間的關系進行科學的闡述，這是將藏族醫(yī)藥學理論從危亡中解救的主要途徑。
當前我們所聞所見的不少論文中，有的作者只看到藏族醫(yī)藥學過去的光輝成就和無法勝數的醫(yī)學典籍，宣稱藏醫(yī)是內容豐富的偉大寶庫、是集聚了所有醫(yī)學精華的甘露寶藏；有的專家學者，其專著像身處天國善見城中不惜人生時光和筆墨紙張?zhí)剿鲓W義，對《脈經注釋》、《尿經注釋》進行再注釋。但是事實上沒有人否認藏族醫(y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也不可能被否認。假如過分的自我炫耀，只會處于漢族諺語“王婆賣瓜”的境地，不會產生任何好處。在今天信息時代所面臨的新問題是如何發(fā)揮我們藏族醫(yī)藥學的功能和效益，如何使其和時代相適應而發(fā)展。功能和效益能否發(fā)揮的關鍵取決于是否符合科學。一般只據《四部醫(yī)典》中有關“三因”在人體中形成、位置、度量和功能的論述，而認為“三因”是人體中真實存在的器官，這會造成和現代解剖學、生理學相矛盾?！叭颉笔鞘裁?？三因學和解剖學，三因學和生理學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這是當前須探索的主要課題。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三因學，首先要從傳統(tǒng)觀點的禁錮中解脫出來，用新的思維全面地對面臨的各種新問題進行闡述。
三因不是四大種之風（?。?、臟腑之膽（赤巴）、土水之培根，它是熟悉和解釋外界物質的本質的一種非凡辯證熟悉方法，內外界事物的性質即本質形式各不相同，但用表示三大系統(tǒng)概念的詞語去分析觀察，三因和機體機能間的新問題都能得到解決。在表示病理時并不是說隆病就是輕、糙，赤巴病就是膩、銳，培根病就是膩、柔等，而從病理和癥候的本質上來說，凡具有糙、輕、寒、滑、稀、動等性相者稱為隆病，凡具有膩、銳、熱、臭、瀉、濕等性相者稱赤巴病，具有膩、涼、重、鈍、柔、穩(wěn)、粘的相性者稱為培根病。同樣有關機體構成和機能方面達布達娃堅贊說摘要：“和七種觸覺功能相對應，都命名為隆、赤巴、培根名”。機體器官呼吸時幾個功能活動稱之為隆，感覺饑濕的幾個功能活動稱為赤巴，穩(wěn)固機體和心神的幾個功能活動稱為培根。根據機體器官功能的活動而提出的三因系統(tǒng)學說是我們藏族醫(yī)藥學理論的一種非凡表述形式。傳統(tǒng)的三因系統(tǒng)觀點能正確地解釋和反映機體器官錯綜復雜的活動。三因是對機體的器官的功能進行綜合概括的通稱。離開機體和器官功能，不存在所謂的隆、赤巴和培根三種實際存在的器官或組織。
反映機體器官機能綜合性的三因系統(tǒng)不是孤立存在，而它們之間具有依存關系、定量關系、對立關系。
有關依存關系在《四部醫(yī)典》中說摘要：“隆位于骨骼中，赤巴位于血汗內，其余各部存培根，互為依存維持情?！甭 ⒊喟?、培根三者如親兄弟的比喻，能形象地詳釋其依存關系。實際上三因的依存關系就是機體的器官組織功能間的關系?！端牟酷t(yī)典·論述部》中說摘要：“攝入飲食首先由拌攪培根磨碎和腐熟，其后消化赤巴消化并分解，最后平火隆來分清濁。”此概括食物消化整個過程中三因的功能的論述可理解為現代西醫(yī)人體生理學中有關胃的蠕動、消化液的各種酶素、膽汁的功能及腸內膜的吸收功能的論述。概括說三因的依存關系是系統(tǒng)和系統(tǒng)間的關系，具體說是細胞和細胞間的關系。
三因之間，或者說機體器官的功能之間存在互相依存的關系外，還有定量關系?！奥〉亩渴亲陨淼摹螂祝喟偷亩渴亲陨淼摹幠?，培根的量是自手棒量”中所說的定量，是指和器官及組織的功能而言，故應理解為器官及組織正常的標準量。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是指屬于隆的系統(tǒng)中的器官及組織的正常量而言。如心臟每分鐘跳動七十五次是心臟器官跳動的正常量?！端牟酷t(yī)典》中所說摘要：“培根依次于腦住上方，赤巴依存于肝膽住中間，隆依存于髖腰住下方”，表明了三因所處的一定位置，是指綜合器官功能的三系統(tǒng)范圍的主要功能，不應理解為隆一定位于下方、赤巴一定位于中間、培根一定位于上方。
三因的對立關系是三因的依存關系和定量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非凡關系。如培根屬寒具有水的性質，赤巴屬熱具有火的性質，從培根和赤巴的本質上來講，二者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實際上培根中存在赤巴，赤巴中也含有培根。
傳統(tǒng)的藏醫(yī)三因學思想和西醫(yī)人體生理學之間的矛盾，是由于觀察人體生理機能所探究的著眼點即觀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三因學將由人體生理運動中所產生的共同功能表象作為主要探究對象來解釋人體生命活動現象，而西醫(yī)人體生理學將器官及組織的構成和其功能活動狀態(tài)作為主要探究對象來解釋人體生命活動現象。如藏族醫(yī)學依據呼吸運動的外表現象，認為這是維命隆的功能；西醫(yī)人體生理學依據呼吸器官組成及功能活動狀況，認為它取決于呼吸系統(tǒng)的肺和呼吸肌肉功能。這兩種論點大體上來看是矛盾的，但探究的最后結論是一致的，這是因藏醫(yī)學將外表現象作為探究的主要對象，西方醫(yī)學將產生功能運動的基礎（器官和功能）作為主要探究對象而形成的。正如論述人時，會說話，能從事各種勞動的是人；由血肉等各種細胞集聚而形成的任何具備發(fā)達頭腦、非凡聰明的補特伽羅才是人，這兩種論式，其最后的結論是指人一樣。
藏族醫(yī)藥學理論是解釋人體和疾病同體外所顯示的癥象的一種信息學，不是表述物質機體和器官功能如何形成的理論。比如只能將下泄隆理解為司理大小便和精血的排泄和控制、司理胎兒分娩等方面的機體運動共同現象，實際上不存在下泄隆這種器官或組織。
（一）藏醫(yī)理論的信息學性質
我們將和藏族醫(yī)藥理論相關的癥象稱之為表象信息，將實體和癥象間的關系稱之為表象關系，故藏醫(yī)理論可認為是統(tǒng)率表象信息和表象關系的一個巨大信息系統(tǒng)。藏族醫(yī)藥學理論和客觀存在間是否有矛盾，主要取決于其理論統(tǒng)攝的信息和實體間關系是否可信。
對統(tǒng)攝信息的形成從發(fā)生學說，從內成因和外成因。內成因是指對疾病診斷醫(yī)療實踐中得到的經驗進行分析探究而形成的理論。它是從醫(yī)療實踐范疇中產生的，故稱之為內成因理論?！端牟酷t(yī)典·論述部》中云摘要：“隆盛癥象干黑喜暖和，身顫腹脹大便滯?！庇衷啤奥∷グY象力衰言微身不適，神志不清又生培根增盛狀?！币匀蚴⑺嵪鬄槔?，隆盛癥狀和其所屬的肌膚干黑的兩種癥狀相吻合的診治，就是用信息學說的診治。它是醫(yī)療實踐過程中產生的，故稱之謂內成因理論。所稱其為內成因理論因它是對醫(yī)療實踐過程中產生的信息進行了分析和歸納的基礎上形成的，故輕易解釋醫(yī)療實踐中出現的所有新問題。例如，在醫(yī)療實踐時，對胸部滿悶、神志不安、亂語、頭暈、連連噓氣的病狀，按傳統(tǒng)藏醫(yī)理論，認為是隆癥心風病，對治藥物應是八味沉香丸、仲孜八味沉香丸、五味石榴散。醫(yī)療實踐中按傳統(tǒng)的觀點認為神志不安是隆的性相中輕和動的成分亢盛，胸部滿悶、心悸過猛、亂語等癥候是隆即風入侵入心和命脈，其對治法則應使其服用息隆即息風的八味沉香丸等能取得良好效果。當代西醫(yī)治療理論中，無隆即風入侵心和治療息隆即息風的說法，但按藏醫(yī)理論對隆癥心風病治療中施以息隆即息風的治法，定能取得良好療效。按邏輯學所說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它符合客觀物質存在的規(guī)律?？傊苊黠@藏醫(yī)理論和現代西醫(yī)學在治療時嚴謹以據癥候的理論其落腳點是一致的。
和內成因并存的外成因也是藏族醫(yī)藥學組成的主要部分。藏醫(yī)的生理學、診斷學和藥理學中都吸取和發(fā)展了外成因理論，更多的吸取和發(fā)展了五大種理論，使其和藏醫(yī)學的基本理論緊密結合。由于藏醫(yī)學中吸取和發(fā)展了這些理論，一方面藏醫(yī)學在醫(yī)療實踐中碰到的疑難新問題得到解決，另一方面藏醫(yī)中采用了這個理論的基本思想，觀察了人體、疾病和外界環(huán)境間的關系，并總結了經驗，內成因和外成因理論渾然連為一體。
（二）藏醫(yī)學診療理論是醫(yī)療實踐和古代哲學相結合的結晶
【關鍵詞】傳播學基礎理論；主體哲學；主客體協(xié)調；社會學理論；文化理論
傳播理論集中體現了現代知識的綜合，這種綜合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和開放性上。傳播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既可以指狹義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指傳播理論自身)，也可以指廣義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指影響到傳播理論體系的建立)，由于學術界對后一個問題論述不多，本文主要論述影響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本文談到的基礎理論主要分為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文化問題等3個方面，這3個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傳播理論。理論界選擇什么樣的基礎理論，傳播理論相應地就會帶什么樣的印記。就目前有影響的傳播理論來看，主體哲學(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偏于主觀的理解)及相應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的影響更大。今天，審視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繼而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傳播理論，是傳播學界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
一、影響傳播理論的幾種主體哲學
在當代，哲學思想對傳播理論的影響通常是通過社會學為中介的，我們在評判一種社會理論時，總是在評判一種哲學思想。為了敘述的便利，我們首先分析影響到社會理論的哲學思想，然后分析其相應的社會理論和文化觀。眾所周知，主體哲學在西方哲學中更為典型和明確，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長久的歷史背景。自文藝復興以后，絕大多數哲學流派都是以主體意識的第一性作為理論的起點。在20世紀，從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到解釋理論，從精神分析到現象學，從存在主義到“法蘭克福”學派，主體第一性的觀念以各種體系表現出來：心靈、心理、直覺、精神、體驗、理性觀念、人道主義等等，它們都指代一個實體——主體，是主體賦予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信念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哲學和“法蘭克?！睂W派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它們在社會——文化理論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它們也通過社會——文化這個中介間接地影響到傳播理論。至今，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仍是這些方面的延伸。
我們首先來看現象學，胡塞爾提出現象學的觀念并發(fā)展了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哲學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認識論，以現象學為框架的社會學也多以此為根據發(fā)展了意向理論及價值理論?，F象學的基本任務是以直覺達到人類理性的深刻基礎，這一任務的前提是直覺是一切知識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狀態(tài)的直覺中呈現的事物將會完全地如其所呈現自身的那樣被接受。這個假設中，主體的理性被賦予了不可動搖的地位，直覺是我們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還會有一先驗的自我來保證直覺的可靠。為了達到本質的直觀，他提出了“現象學的還源”，簡單地講，這一命題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加括?。杭窗盐覀兊母鞣N信念(不論是經驗的概括還是各種現實的信念)全部懸置起來，并不對它們作是非的判斷。2.存在的加括弧：放棄一切有關存在的判斷，因為哲學的認識是對本質的認識，而對現實存在的判斷則非本質，所以，對存在的判斷也應中止。3.先驗的還原：這種還原使我們從此驗的自我走向先驗的純粹自我，這是世界上一切意義被建立起來的基礎。胡塞爾晚期則將自我純粹意識視為最終的絕對領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實在為前提。純粹意識的地位確立后，即可以解釋經驗世界，如果人們在經驗的世界找到共同之處，那么，這是因為他們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這種主體哲學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論，影響到后來的現象學社會學的發(fā)展，舍勒提出的價值哲學、舒茨的意義理論都與現象學有著密切聯系?，F象學對現代微觀社會學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們看一下戲劇理論(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論(加芬克爾)，交換理論(雷克斯)及沖突理論(霍克斯)，無不帶有意向性理論的影子，無論是日常的自我還是掩蓋了意圖的自我，都可以在現象學純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將胡塞爾的現象學觀念擴大到社會領域，認為對社會活動的理解取決于主體間的一致，意義在于主體賦予對象的過程上，社會互動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體間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相似，現象社會學也是以個體為基本的考察單位，盡管這些理論以互動來解釋社會系統(tǒng)，但它們幾乎都忽視了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從理論上講，社會結構的形成總是離不開個體及集體的參與，但社會制度形成穩(wěn)定狀態(tài)后，它總是從語言到思想、從法律到倫理、從制度到信念各個方面來制約個體。主體既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同時，又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個體的動機和行為往往是制度化的結果。離開了社會結構和制度，很難解釋一些行為和動機的原因，這也是微觀社會學理論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如符號互動論等也都是以個體為根基來解釋社會，個體往往成為不受社會制度制約的個體，微觀理論的共性表現在它們幾乎都在表述主體哲學的一些基本主張。
解釋學也存在著類似的理論。解釋的根基建立在個體的體驗和理解之上，為了說明解釋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說明解釋在主體間是一致的，為了說明主體間的一致還要找到更基礎的東西。當代的伽達默爾是用語言來解釋主體間的一致，語言既是解釋學的根基，也是對世界的體驗，其核心觀念是人類以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用委婉的體驗解釋世界無疑要比現象學更少地依賴于主體，但體驗的背后又隱含著原來的主體。
解釋學賦予了個體極大的心理自由，個人的體驗成為分享共同意義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對解讀精神性文本來講，由于時間的差別，也由于解讀者所處社會歷史背景的條件，解讀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義，解讀總是充滿了個體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所難免，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也是合理的。顯然，在文本和讀者的關系上，解釋學以犧牲文本來迎合讀者，其相對主義的結局不可避免。
“法蘭克?！睂W派發(fā)展了一套批判理論，批判理論旨在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從認識論上看，批判理論主要對實證主義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論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精神與物質的對立。批判理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可以從近代的啟蒙找到根源，啟蒙精神在改變自然時從認識理性中發(fā)展了極度的工具理性，科學技術也是工具理論的集中體現，當世界都變成可度量的對象時，人也變成了被奴役的對象。在當代，啟蒙精神變成一種操縱意識，這又是通過大眾文化來實現的，大眾文化造就了文化產品的單一化和標準化，文化工業(yè)代表了這種單一化和標準化。簡而言之，“文化工業(yè)”已成為當代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形式。
縱觀以上幾種哲學思想，無論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確定主體意識優(yōu)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們哲學推論的前提。正因為存在著主體意識與外在世界的對立，他們的結論幾乎都包含了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世界與心靈的對立，以致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對立，在更極端的態(tài)度上往往以犧牲認識的理性法則來換取意識的自由。我們在伽達默爾及“法蘭克?！睂W派特別是胡塞爾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無限膨脹，科學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對意識自由是一個極大的妨礙，甚至對意識自由是有害的。主體哲學很少考慮這樣的問題：即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框架中，主體的推論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見的問題。絕大多數的主體哲學將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體就是呈現為主體推論的結果，這個假定預設了主體不會出現任何偏差。而事實上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這種假設都是不可能的，特別是近代科學的發(fā)展，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主體意識不可避免地會包含著局限。思想史的發(fā)展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在未能把握其本質前，總是以主體的圖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釋世界注定會產生擬人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類中心論的思想，主體哲學就是按這種推論極端發(fā)展的結果。主體哲學是在人類中心論和擬人論的框架下來看待人與世界的，這樣，對世界的認識總是折射出主體的意圖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類中心的象征。換言之，它沒有實體性的地位，它的性質全靠主體意識的解釋。這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學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學中。當人類不能分離出單獨的客體時，除了用人這個尺度解釋外別無其他方式，這也不難理解為何主體哲學一直是哲學史中最有影響的理論。
認識到人類中心論及主體意識的局限是近代科學理論的成果，這個開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在他的日心說中，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轉并和其他行星圍繞太陽公轉。與地心說相比，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圖像。這里，不論是地球還是人類，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義，相反，他們(它們)只是宇宙系統(tǒng)的一部分，這種理論最早喻示了人類從中心到系統(tǒng)的變化。
在以后達爾文的理論中，也提供了反對人類中心論的又一種理論。按照其理論，人是生物連續(xù)進化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樣組成了一個系列。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義及目的，這種理論也排除了神學理論的創(chuàng)世說。達爾文理論與哥白尼理論在反對人類中心論上是一致的。這兩種理論都說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當代量子力學也提供了背離人類中心論的理論。這里，主體哲學與人類中心論有著天然的聯系，正因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終極目的，因而，它無法解釋真正的客觀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而科學理論總是呈現出反擬人化的結果。
現代科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越來越趨向將人視為無數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人類既不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這樣看待人類，人類中心論的思想是值得懷疑的，主體哲學的觀念也是值得懷疑的。
二、建立主、客體相協(xié)調的理論
就認識論來看，主體哲學代表了解釋世界的一個方向。除主體哲學以外，一些哲學家力圖使主客體協(xié)調起來，這種努力在近代開始顯示出積極的成果，超越主體哲學的有效途徑在于恰當地說明主客體的關系。對馬克思來講，解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首先是實踐的問題，因為實踐包含了將兩者統(tǒng)一起來的可能，思維的觀念只能在實踐中加以驗證：“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與其他哲學的根本區(qū)別，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到了實踐對人與世界的雙重作用：在實踐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過實踐也在改變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實踐的觀點說明，主、客體本性的確定是從對方的作用中獲得的。
在20世紀，思考主、客體的關系仍是思想界面臨的主要議題，皮亞杰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提出了認識的發(fā)生問題，再次涉及到主、客體的關系。傳統(tǒng)認識論大多在兩種態(tài)度上搖擺：一種是經驗主義，往往將認識看成信息來源于客體，主體只能受教于客體；另一方面，先驗論和天賦論則認為主體一開始就有內部生成的結構，然后這些結構加諸于客體。這兩種理論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階段上的認識，而沒有涉及認識的起源，認識的起源要比這兩種理論設想復雜得多。皮亞杰根據心理研究的成果，證明了認識既不起因于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主體，也不是起因于一個業(yè)已形成的客體，而是起因于主、客體的中途，它同時包含著主體又包含著客體，這樣，充分考慮到聯系主、客體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亞杰作了這樣的設想：“如果從一開始就既不存在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主體，也不存在作為客體而存在的客體，又不存在固定不變的中介物，那么關于認識的頭一個問題就將是關于這些中介物的建構問題：這些中介物從作為身體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間的接觸點開始，循著由外部和內部所給予的兩個相互補充的方向發(fā)展，對主客體的任何妥當的詳細說明正是依賴與中介物的這種雙重的逐步建構。”
認識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一個建構過程，它從感知運動階段經前運算階段、具體運算階段到形式運算階段，才能達到通常意義上的認識。認識圖式的發(fā)展是主客體之間的同化和順應，相互協(xié)調的結果，經同化、順應的平衡作用，使主體的認識圖式逐步接近客體的結構。
在建構的過程中，我們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客體，也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主體，順應說明了主體會在對環(huán)境的適應中造成認識圖式的改變；同化說明了主體對環(huán)境的過濾和改變，使之符合主體的認識圖式。建構就體現了相互制約、相互轉化的過程，認識的過程就是從簡單低級的結構向復雜高級的結構不斷過渡，這也是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客體意味著主體所能達到的極限。
皮亞杰的理論建立在大量心理學及生物學的實驗基礎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釋認識形成及發(fā)展的科學解釋方向。它的要點仍是溝通主客體的中介，在中介的關系中說明主客體。如果將這個中介與馬克思的實踐聯系起來，它們的近似就在于從聯系主客體的結構模式上解釋主客體。
除了皮亞杰發(fā)生認識論以外，語言哲學關于語言對世界的組織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論述，這一理論涉及到的指稱問題、真理問題、意義問題及言語行為對我們理解語言與認識、語言與主體及語言與社會有積極的啟發(fā)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還有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建立在嚴格的理論法則之上，它以語言模式為出發(fā)點，突出強調了結構和系統(tǒng)的觀念。結構的觀念表明了它對表層對象背后共時的關心；系統(tǒng)的觀念表明了它試圖通過關系的模式來解釋對象，和語言哲學一樣，它也是通過觀眾形態(tài)來說明主體的。就此來看，以上幾種有影響的哲學與主體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傳播體系建立在主體哲學之上時，我們很難察覺主體哲學的局限，這種局限勢必通過其社會學理論內化于傳播理論之中。毋寧說，主體哲學的藍本和傳播理論的摹本存在著一種對應關系，主體哲學對心靈的能動作用的強調會貫穿于傳播理論中。同樣，它的局限(沒有看到認識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也內涵在傳播理論之中。因而，借鑒科學的認識論建構主、客體的關系，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哲學的社會學根基之上，是傳播學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以上我們曾對主體哲學與微觀社會學的關系作過分析，確實，微觀社會學對主體的動機、行為、意義是主體間的互動曾作過詳細分析。然而，微觀傳播學理論幾乎都沒有考慮到既定的社會結構對主體動機和行為的作用和影響，沒有考慮到社會結構與動機的辯證關系，因而無法說明動機和行為的真正動因，最終使陳述的理論趨于表層化。顯然，問題的真正源頭在于如何看待行動和結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是一個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主、客體的問題。
目前，大家經常談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結構與主體的關系問題，與微觀社會學理論不同的是結構化理論力圖在更客觀的立場使結構與主體協(xié)調起來。
傳統(tǒng)宏觀社會學偏于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塑造上，而大多數微觀社會學理論將注意力集中在個體和行動的意義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將兩者協(xié)調的結構化理論。結構化的核心旨在說明社會結構既是通過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也是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即結構與主體存在著一種二重化的過程，結構并不是外在于主體的活動，而是通過主體的特定活動而構成；社會系統(tǒng)的結構性特征，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結構不應簡單看作對主體的外在制約，它既有制約性同時又賦予行動者以主動性。這樣，結構和主體存在著一種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對結構和主體的妥當說明，需依靠對它們二重化關系的說明。
鑒于目前傳播理論更多地依靠微觀社會學來維系，清醒地看到微觀社會學的不足，并從社會學層面考慮結構與主體的協(xié)調關系也是傳播學界不容忽視的問題。
主客體的關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個多世紀以來，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關切的問題。通常大家談到有影響的幾種理論大多集中在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個領域。
社會學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論是價值論，其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韋伯及狄爾泰，用價值解釋文化的各種理論幾乎都將文化視為對象滿足主體需要的一種活動。現象學、解釋學、“法蘭克福”學派及大多數實用主義理論都代表了這個方向。它們的共性是：都給予了主體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生命、體驗、理解、自由或人與社會、精神與物質的對立，都要根據主體意識來評判，文化幾乎沒有自己的實體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體間的解釋。本來，用價值解釋文化并不是沒有說服力，問題在于對主體的極端信賴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論以外別無選擇，此外，價值論的解釋還面臨著文化相對主義的危險，事實上，這兩個方面的危險也是價值論所無法克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學的研究區(qū)別于自然科學除了對象不同外，還在于研究者適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則是價值論和解釋學所無法回答的問題。以此為框架，總是面臨著解釋過度的問題，而解釋學通常也把解釋的多元化視為合理的。這樣，在價值論和解釋學的背后，我們看到的仍是主體哲學的主張。
在“法蘭克?！睂W派那里，主體與世界的對立變成為精神與“物化”的嚴重對立，工具理性的擴張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對人進行新的操縱，文化的單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人類未來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該學派的許多主張都建立在主、客體的對立上，為了維護主體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體的存在。“法蘭克?！庇捎诎褌€體與社會看作完全都是對抗性關系，現代工業(yè)文明在“法蘭克?！睂W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種倒退，與之相關的是工業(yè)社會及科技進步造就的大眾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單純和高貴?！胺ㄌm克福”學派從主、客體的對立進而過渡到人與社會的對立，再過渡到文化的對立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這樣，我們除了看到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外，我們根本看不到它們是如何協(xié)調在一起的。
縱觀以上幾種有影響的文化理論，幾乎都是從主體來解釋文化，其結果要么是價值涵蓋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著對立。因而，超越主體哲學的局限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大家知道，近幾十年來，結構主義提出了一套與主體哲學截然不同的理論，包括其文化理論(主要集中在文化人類學)，其核心是以語言模式來看待社會系統(tǒng)，進而解釋主體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從結構主義的影響來看，它提供的超越主體哲學的途徑和方式是可行的。
結構主義主要關心文化的共時性問題，萊維——斯特勞斯集中表述了結構主義的文化觀，即文化不僅是共時的問題，也可以通過能指和所指的關系加以說明。文化人類學家經?？梢钥吹酱罅恐貜统霈F的文化形態(tài)，是什么決定了它會重復出現?如果人類沒有普遍共同的心智，這一問題也就不可能產生，是各個文化外觀形態(tài)的差異重要還是內在的共同模式重要，兩種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文化，各種文化現象就不難解釋了。無論文化人類學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共時態(tài)的文化是存在的，因為像親族系統(tǒng)、婚姻系統(tǒng)、神話系統(tǒng)、圖騰系統(tǒng)反復出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這恰好證明了各民族具有構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過轉換系統(tǒng)，成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各種具體文化形式，而共時模式為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疾旄鞣N具體文化的差異不是人類學的任務，人類學要探討決定文化現象的深層內容——人類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無意識問題，它不是與意識相對立的下意識或潛意識的概念，毋寧說它是人類先天的一種構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釋各種文化的普遍共時。
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略谒枷胧奉I域提供了一種非主體解釋思想的方式，?？聦λ枷胧返姆治黾性跈嗔χR的形成上，換言之，社會的知識型總是體現了權力的支配，主體正是在各種制度性場址的權力關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體總由其他因素所決定，那么，確定的主體是不存在的。毋寧說主體總是由特定的知識型所決定，《詞與物》表明了知識型如何決定著主體。按著結構主義的解釋，它會引出許多被忽視的結論：如果文化不存在著高低之分，發(fā)達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種文化之間的比較只能得到現象的差異，追問這種差異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很想知道熱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較的研究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如果文化現象的差異只是表層問題，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創(chuàng)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嗎?難道它們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結果嗎?如果表層的背后確實存在著普遍的東西，揭示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識型理論也使我們看到了思想的另一個方面：我們認為許多不可動搖的觀念其實是用某種占主導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體不僅無法意識到這一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反而在強化這種信念。事實上，能超越既定知識型的人少之又少，我們通常表述的知識大多數情況下是某一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知識而已。
綜上所述，建立主、客體協(xié)調的認識論是社會人文科學的可靠前提，它影響到在什么樣的方式上看待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客觀的社會理論直接關系到傳播理論的根基問題：個體既是社會制度的結果，又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這樣，兩者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系。同樣，非主體解釋的文化理論旨在說明文化共時模式的存在，表層文化現象的對立和無序并不反映內在層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們做深層分析，各種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結語
近50年來，人類的知識積累發(fā)生了驚人的變化，以往許多被認為是經典的理論和命題，現在被看作是有條件的和相對的，知識的不斷綜合和更新要求我們的思維與時代保持同步，特別是像傳播學這種新型的綜合性學科，如何使其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是不容回避的問題。
近代科學反復證明了這樣的事實：一門學科的成熟與否，在于其基礎理論的成熟與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態(tài)的豐富，這一道理同樣適用于傳播理論，相對于傳播理論的應用理論來講，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就更為重要。
目前，傳播學界對狹義的傳播理論討論較多，而對廣義的傳播理論討論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傳播理論的深化理解。如果我們僅僅討論狹義的傳播理論，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相對封閉的解釋體系。問題在于對傳播理論基本觀念的討論常常會將問題引向更基本的問題，例如，信息問題、語言符號問題、意義問題、傳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對任何一個問題完整的回答都會涉及到人的問題，涉及到人對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與社會的關系，這些問題都屬基礎理論的范疇。這樣，借鑒基礎理論的成果，無疑會強化傳播理論的解釋力，使狹義的傳播理論更為健全。
本文談到的傳播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論述的。以上談到的三個方面直接關系到我們建立什么樣的傳播理論。主體哲學曾在哲學史上產生過長期影響，而現代科學的發(fā)展愈發(fā)證明了其內在的局限性，我們只有從主、客體相協(xié)調的途徑上來看待主體意識時，我們才能更好理解主體意識，我們只有恰當地說明了主體，我們才能恰當地理解人與社會的關系，才能恰當地說明文化的本質特征。這既是我們探討廣義傳播理論的目的所在，也是我們探討傳播理論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的核心所在。
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