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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權改革 經濟學 經濟體制改革
一、產權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概念
我們通常情況下把產權理解為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人們對資源的使用權利，也可以說是人們在利用資源時必須遵守的適當規(guī)則。從直觀上分析，產權主要用于表現人與物之間的某種特定的歸屬關系。其實呢，這種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也從另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個人或者無限制供給資源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出現我們所謂的產權問題。
清晰化以及流動性是產權的兩項重要的基本特征。產權清晰化包含了兩種基本含義：一是產權中所涉及的主體的“人”格化。這主要是指產權的所有者必須是被我國法律認可和承認的人格主體。這些主體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這一特征是不適合抽象的對象的；二是產權歸屬必須具有獨一性?！耙晃镆恢鳒蕜t”在市場經濟中是維持我國產權市場的正常運行的重要標準。產權制度的第二項基本特征是流動性，產權的流動性有助于提高企業(yè)運營效率，有助于實現資源優(yōu)化合理配置，從而聚集大量社會資本，最終達到與現代的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目的。
二、產權經濟學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分析
1.產權經濟學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
通過總結我國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產權經濟學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產權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中最基礎的經濟理論之一。無論是在理論認識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充分表現了產權的復雜性，因此產權經濟學是我國在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要挑戰(zhàn)。產權不是單一的某項權利，而是一組圍繞人們財產所結成的權利。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建立起有效的產權激勵機制是重中之重，是整個改革活動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產權激勵是經濟改革的價值取向。
2.產權經濟學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旋律
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主體內容，其核心是產權制度改革。產權的明晰以及界定問題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微觀基礎。產權制度在法律的保護下和政府部門的適當激勵下，才能有助于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因為產權是發(fā)育市場經濟主體的第一要義。
3.市場經濟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產權多樣化
在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中要求以多樣化的產權主體作為經濟的微觀基礎，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通過相互競爭，推動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fā)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找到了這樣的一個有效載體即產權多樣化。同時，這也是是產權經濟學的一項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稱為20世紀資本主義的一項重大發(fā)明。
三、如何應用產權經濟學促進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1.以產權經濟學為第一要義優(yōu)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
通過總結我國早些年間實行計劃經濟所得到的經驗和教訓的，同時針對我國目前國情，不斷的進行探索和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慢慢的以市場經濟代替了計劃經濟。實踐證明，這確實是一項正確的舉措，在現在的經濟改革浪潮中，我們要銳意進取，不斷開拓新的天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注意以下問題：由于全民所有制在產權制度中是模糊飄渺的，更加無從談起所謂的激勵，這就導致了生產效率低下。因此，要將產權所有制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要勇于解放思想，沖破束縛，大膽深化企業(yè)經濟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從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產權激勵機制，最終達到優(yōu)化所有制結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效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
2.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重視產權多樣化
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發(fā)展，然而改革開放前所實施的計劃經濟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fā)展。計劃經濟完全是抄襲前蘇聯(lián)的經濟模式，并不適用于我們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個寬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備明晰的產權關系，無法形成利益驅動。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優(yōu)良的動力機制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歷史課題。因此在現代經濟體制改革中很多企業(yè)采用了股份制，通過參股、集股、控股多種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經營主體，從而滿足了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需要。
3.將產權制度改革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場攻堅戰(zhàn)
產權制度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層次困擾和較難突破的體制瓶頸。經濟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的體現， 它通常是以政府、企業(yè)等單位組織作為支撐點和連接點的， 而產權則是經濟活動的對象以及重要紐帶。運用適當的制度來界定經濟主體的具體責任和相關權益叫做產權的界定。產權的界定主要是為了維護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從而優(yōu)化配置經濟資源，實現我國經濟有序而且高效的運行。目前有的產權歸屬關系還是很模糊，這一現狀導致部分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資產情況，缺少具體人員對國有資產負責。想要盡快改變這一現狀就必須重視產權制度改革。
4.將產權保護作為民法的核心內容
每個公民都希望可以擁有屬于自己的產權并使其不斷增值，因此我們必須將產權的保護作為民法的核心內容。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大量私企和個體商戶應運而生，我們必須通過法律來保護這部分人的私有財產， 這也是產權經濟學制度改革的基本內涵。
結語：通過不斷地研究和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從而進一步完善和豐富我國的產權經濟學理論。在深入學習科學發(fā)展觀的基礎上，靈活運用產權經濟學，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經濟不斷發(fā)展壯大，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經濟價值。
參考文獻：
[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魏杰,趙超俊.構建新的財產制度[J].國有資產管理,2004,(4).
三維目標是學科教學的基本目標，也是歷史有效性教學首先要考慮的基本目標。筆者認為，一堂歷史課有沒有效，主要的依據還是看是否實現了三維目標，即課本的基礎知識是否落實？學習方法是否掌握，學生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學生的情感認識是否得到了升華？下面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fā)展》一課為例作具體的探討。
一、基礎的落實與知識的運用
基礎知識的落實主要包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記憶、理解和靈活運用?！渡鐣髁x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fā)展》一課要求學生通過學習，掌握以下基礎知識：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格局；改革開放成就。為了落實基礎知識，我作了以下嘗試：
1．課前質疑。學生在一堂課上不可能時時刻刻集中精力，特別是對于高一的學生來說，歷史課本他們都能看懂，上課就容易開小差。課前指導學生預習，質疑課本，提出問題。在課堂上，當老師講到學生不理解的地方，他們就會集中精力，從而提高學生聽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2．對基礎知識的理解。課文中涉及了經濟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等較為抽象的概念，教師可以先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然后要求學生根據經濟體制的含義發(fā)現農村和城市原有經濟體制的各種弊端；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解決農村和的主要內容，這樣有利于強化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有效理解。
3．對基礎知識的歸納整理。課后讓學生填提綱，形成完善的知識系統(tǒng)。提綱的結構分四個方面：改革開放之因、改革開放之策、改革開放之果和改革開放之續(xù)。通過對提綱的填寫，不僅有利于學生鞏固基礎知識，還有利于形成本課的知識體系。
4．對基礎知識的靈活運用。通過實戰(zhàn)會考和高考的相關試題，可以加深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有效檢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與能力的提升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fā)展》一課的教學過程中，我力爭讓學生掌握以下學習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會實踐的方法和能力。為了加深學生對改革開放歷史的認識，有效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充分開發(fā)和利用地方歷史，在講課前，我把研究對象定格在廣西玉林市，分別選取玉林新農村試點村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讓附近學生針對上述三個問題開展廣泛的實地調查研究，掌握實地調查的方法，有效鍛煉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
2．觀察問題、發(fā)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在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格局時，我把學生調查到的有關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整理成三則材料，讓學生以經濟學家的眼光，用醫(yī)生的診斷方法，分別為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寫一份診斷書。
3．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紤]到學生對醫(yī)生的診斷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讓學生“會診”，這樣，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
三、認識的提高與情感的升華
簡單地說，要完成情感認識的升華與知識傳授相結合，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首先，以知識激起情感，形成學生的外部情感體驗。其次，以學生情感體驗為基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做出價值的判斷，形成相應的價值傾向，表現出肯定或否定的態(tài)度，并在情感上確信其價值的存在。最后通過情感和知識相互交融來達到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教育的目的。
在教學的過程中，筆者力爭通過課堂教學，有效提高和升華學生以下的情感認識：
1．物質提高的享受。課前通過“結婚三大件”的變遷讓學生充分感受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人民物質生活提高的享受。
2．政治民主的享受。通過對農村和原因及結果的教學，使學生認識到：舊的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是阻礙經濟發(fā)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因素。
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調整是在金融危機后的經濟背景做出的。當國際金融危機黑云壓城時，中國經濟在“看得見的手”的有力托舉下，率先回升，且逆勢攀升，四年間人均GDP翻了一番。當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有些人過分夸大宏觀調控的作用，有意無意淡化市場化取向，忽視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所謂“中國模式”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引起很多人質疑的。因此，放寬宏觀經濟目標的波動區(qū)間，更多地借助市場機制來提高經濟體的自我調節(jié)和自主發(fā)展能力，以此引導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便成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抉擇。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有幾個大的問題要弄明白。⒈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市場機制能解決的政府就不要干預。經濟活動應該更多地由市場來進行，而公共物品、社會管理及外部性市場失靈的領域應該由政府來管。具體來說，則由公益性國企來承擔。⒉在資源配置方面，要發(fā)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政府只起輔作用。政府應該偏重于宏觀管理、市場規(guī)則的制定、市場秩序的規(guī)范、社會誠信的建立，市場則在制度下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國企要與民企一樣參與市場競爭。⒊政府該退出的領域應該堅決退出，該讓出的領域也要堅決讓出，不要與民爭利，要建立服務型政府，把無限政府轉變成有限政府。同樣地，國企要向關鍵行業(yè)與核心領域集中，有些領域應該堅決退出?？傊?，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首先包括處理好國企與市場的關系的內容。未來的一種格局，政府的行為應該是傾向于中性的，政府要更好地發(fā)揮作用。什么是好？便是并不影響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這個基礎性作用，同時政府的行為也嚴格地遵循市場規(guī)則。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變化實質是正確對待各種所有制的關系。就是十七大報告中講的“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在這個基礎上，在維護市場競爭的前提下加強監(jiān)管，探尋加強監(jiān)管的新形勢、新手段、新機制。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按照馬克思的再生產，社會產品再生產循環(huán)必須經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huán)節(jié)，分配與交換是聯(lián)系生產與消費的紐帶。在物質生產部門的分配形成了物質生產部門人員的收入，包括貨幣性收入和實物性收入，在交換領域對國民收入進行的再分配，使得非物質生產部門的人員獲得收入。他們的收入以工資、利潤、地租、利息等形式存在，居民獲得收入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生產要素再生產出來的條件；資本家獲得利潤是進行投資再生產的動力；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是保證土地生產要素參與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利息是獲得社會再生產資金的代價等等。基于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收入是分配與交換的重要載體，分配與交換是消費的前提，所以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我國在傳統(tǒng)計劃體制下，居民主要通過社會產品的初次分配以工資形式獲得貨幣性收入和再次分配以配給形式獲得實物性收入，私人的交換形式并不發(fā)達，貨幣性收入對居民消費的決定作用并不是很大；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逐漸起來，貨幣性收入對消費的決定作用逐漸增強，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環(huán)節(jié)，即市場流通環(huán)節(jié)得到發(fā)展。此時，居民獲得消費品的途徑更多是通過價值形式的收入的支出，而居民的收入也由以貨幣和實物共同存在的兩種形式轉化為以貨幣為主的形式。貨幣性收入水平理當其沖地決定著消費水平與結構。也就是說，在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實物性收入和貨幣性收入共同決定消費水平與結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性收入主要決定著消費水平與結構。
西方經濟理論對收入與消費關系的刻畫較為系統(tǒng)，主要都基于“消費是關于收入的函數”這個數量關系假定，即C =F (Y)，來構建消費函數的，只是其前提假定條件不盡相同。這里我們并不完全贊同西方消費函數理論，但是，其所界定的現期收入、持久收入、相對收入等概念對于闡釋的消費需求狀況還是有一定解釋力的。
二、基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的實證
凱恩斯提出“絕對收入假定”，其中心思想是消費傾向遞減，現期消費主要取決于消費者的現期凈收入，即“絕對收入”。據此，建立模型：
C=a+bY ---------------------------------(1)
其中，C為現期消費，a為自發(fā)性消費，b為邊際消費傾向，Y為現期收入。
為了消除C與Y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對回歸的，對（1）式作雙對數變換，來消除C對Y的非線性相關對回歸的影響，有：
lnC=a+ blnY---------------------------(2)
該模型存在的是：盡管短期內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但是從長時期的統(tǒng)計資料來看，消費傾向不一定是下降的（庫茨涅茨在1946年其所著的《1869年以來的國民產值》中，根據1869-1938年美國的收入消費資料證明：從長期看，美國人的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是相當穩(wěn)定的，平均消費傾向保持在0.84-0.89之間），這與凱恩斯的理論假設主張是不同的。
我們可以利用《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的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和人均純收入、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數據來驗證和分析中國消費需求受現期收入的影響度是怎樣的。
我們根據（2）式，作回歸分析結果為：
表1：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對現期收入的回歸分析結果
地區(qū) 年份 a bS.ED.W R2
城 鎮(zhèn) 1988-1995 0.452
0.919
0.995
0.03105
0.953 (2.311)
(35.942)
1996-2003 0.569
0.908
0.998
0.008648
3.183
(3.923)
(54.675)
農 村 1988-1995 0.250
0.939
0.998
0.01644
2.543
(2.167)
(54.729)
1996-2003 1.768
0.734
0.809
0.03423
0.826
(1.727)
(5.531)
總體上，可以看出城鄉(xiāng)消費的收入彈性都很高，現期收入對消費的解釋能力還是很大的。但是在1996年之后城鄉(xiāng)消費的收入彈性均有所下降，農村大于城鎮(zhèn)。1988-1995年城鎮(zhèn)為0.919，農村為0.939，也就是說，城鄉(xiāng)居民現期收入每增加1%，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加0.919%，農村居民消費增加0.939%。1996-2003年，城鄉(xiāng)居民現期收入每增加1%，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加0.908%，下降0.01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增加0.734%，下降0.205個百分點。這一方面說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消費函數對中國目前的消費需求狀況依然有很強的解釋力，另一方面說明，自從1996年以來，城鄉(xiāng)居民的現期收入對現期消費的影響力在下降，即除了現期收入以外的其他經濟變量（如制度變遷等）的解釋力在上升。因此，影響目前中國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因素還是現期收入以及正在提高影響力的其他經濟變量。
三、基于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假定的實證分析
這是對絕對收入假定的一種修正和補充。杜森貝利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受其現期收入的影響，而且也受周圍人的收入與消費的影響，即所謂消費的“示范性”；還有自己過去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影響，即所謂消費的“不可逆性”?；谙M的“示范性”和“不可逆性”，盡管收入降低，人們也會動用儲蓄(包括銀行儲蓄、證券投資等在內的廣義儲蓄)來盡量維持消費水平。也就是說，消費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相對收入等于消費者現期收入與能夠影響消費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消費者過去的最高收入水平（除去價格因素）的比率。只要相對收入不變，那么現期儲蓄與現期收入之比值也就不變，即不必減少儲蓄來維持消費或增加儲蓄來減少消費。根據這一假定，杜森貝利提出了相對收入的時間序列總量數據函數式：
S/Y=a+bY/Y’ --------------------------------(3)
其中，S為現期儲蓄，Y為現期收入；a0為相對收入的彈性系數；Y/Y’為相對收入；Y’為能夠影響消費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用人口和價格指數等修正過的、消費者先前曾達到的最高收入水平。
(3)式是儲蓄函數形式，與其相對應的消費函數形式為：
C/Y=(1-a)-bY /Y’---------------------------------(4)
這里，b既定時，相對收入Y /Y’越大，平均消費傾向C/Y 則越小。作為反映相對收入Y /Y’的彈性系數b越大，則說明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的影響越大。
該理論模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相對收入中能夠檢驗的含義相當少，進而難以明確消費預算的含義以及如何以最優(yōu)的方式實現消費預期。
我們可以嘗試，通過《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不同收入組的數據來確定Y /Y’，即個別消費群體收入與全體消費者平均收入水平之比，來驗證基于消費的“示范性”假定的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為從（4）式來看，就某一年而言，當b既定時，Y越大（趨向于高收入組），Y/Y’越大，則C/Y越小，這符合中國以收入的不同階層為角度的統(tǒng)計事實，即較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平均消費傾向越小。
我們的估算是：Ci，t/Yi，t=(1-a)-bYi，t/Y’t，（t [1，19]，i [1，7]）其中Ci，t為第t期i收入階層的人均消費性支出；Yi，t為第t期i收入階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Y’t為第t期各階層的平均可支配收入；t [1，19]為從1985年至2003年；i [1，7]為從最低收入階層至最高收入階層順次。依據（4）式的相關回歸結果為表2 所示：
表2：城鎮(zhèn)居民消費對相對收入的回歸分析結果
年份 1-a
-b
R2
S.E
D.W 年份 1-a
-b
R2
S.E
D.W
1985 1.090
-0.112 0.959 0.0085 1.367
(109.385) (-11.862) 1995 1.120 -0.189 0.918 0.02643 1.148
(44.921) (-8.280)
1986 1.108
-0.130 0.868 0.01484 0.98
(52.022) ( -6.352) 1996 1.130 -0.209 0.926 0.02783 1.193
(42.998) (-8.694)
1987 1.087
-0.114 0.924
0.01226 2.074
(77.305) (-8.622) 1997 0.995 -0.162 0.918 0.02381 0.952
(46.082) (-8.253)
1988 1.091 -0.0979 0.923 0.01106 1.76
(89.648) (-8.564) 1998 0.996 -0.171 0.895 0.02971 0.802
(38.001) (-7.230)
1989 1.122
-0.150 0.960 0.01256 1.089
(83.754) (-12.012) 1999 0.987 -0.170 0.884 0.3223 0.784
(35.615) (-6.839)
1900 1.098
-0.161 0.976 0.0101 1.148
(99.781) (-15.565) 2000 0.978 -0.155 0.905 0.02759 0.813
(42.674) (-7.606)
1991 1.130
-0.176 0.947 0.01574 1.041
(62.977) (-10.412) 2001 0.982 -0.175 0.921 0.02959 0.886
(41.540) (-8.415)
1992 1.140 -0.207 0.914 0.02627 1.252
(41.530) (-8.068) 2002 0.956 -0.130 0.810 0.04306 0.963
(31.950) (-5.162)
1993 1.124
-0.198 0.931 0.02492 0.935
(47.121) (-9.051) 2003 0.950 -0.135 0.807 0.04699 0.927
(29.874) (-5.114)
1994 1.131 -0.207 0.933 0.02687 0.968
(45.79) (-9.185) --- -------------------
從表2可以看出，代入的數據基本上有著較好的回歸結果：相關系數R2基本近似于1，T檢驗值和D.W檢驗值證明回歸結果成立。作為反映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影響的彈性系數b，在1997年以前基本呈現上升態(tài)勢，說明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的影響在加大，消費的“示范效應”增強；1997年至今較20世紀90年代相比，b值有所下降，說明消費的“示范效應”減弱，人們的消費受其他人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度在下降，居民消費受其它因素影響的力度在加大。
四、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的實證分析
該理論依然是對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的補充和修正。弗里德曼將收入分為持久收入（可預料到的、長久的、穩(wěn)定的收入，即一生中可得到的收入的平均值，如工薪、房租、利息等收入）和暫時收入（非連續(xù)性、帶有偶然性的收入），相應的消費也分為持久消費（有經常性質的消費支出）和暫時消費（非經常性質的消費），其核心觀點是：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主要不是由現期收入決定的，而是由持久收入決定的；消費者的持久消費與持久收入是固定的比例關系，即Cp，t=k Yp，t其中Cp，t為持久消費；Yp，t為持久收入；k為系數，受利息率、消費偏好、財產等因素決定。據此，建立的消費函數為：
C=a+b Yp，t+ cYt，t -------------------- （5）
對（5）式作雙對數變換，來消除C對Y的非線性相關對回歸的影響，有：
lnC=a+ blnYp，t+ clnYt，t------------------------(6)
其中，C為消費（包括持久消費和暫時消費）；a 為常數項；b為持久收入的彈性系數；c為暫時收入的彈性系數；Yt，t為暫時收入。
該理論與前面理論不同的是：它用人們的長期收入來分析人們現期消費支出的變化。由此，產生了該理論的缺陷是：過于強調消費決策受長期收入影響，忽略了對消費支出周期性變化原因的分析。
根據這一假定，我們對中國居民的持久收入與暫時收入進行估算，來檢驗它們對消費的影響度，以期驗證：中國的居民消費是否主要取決于持久收入？如果是的話，居民的消費在多大程度上受持久收入的影響？
目前的統(tǒng)計資料中，找不到直接與持久收入、暫時收入相對應的實際統(tǒng)計數字。而一般的估算方法為弗里德曼的三階移動平均值方法[1]，其公式為：
Yp，t=(Yt+Yt-1+Yt-2)/3 -----------------（7）
Yt，t=Yt –Yp，t --------------------------（8）
其中，Yp，t為t期的持久收入，Yt，t 為t期的暫時收入；Yt為t期收入，Yt-1為t-1期收入，Yt-2為t-2期收入，它們是通過《中國統(tǒng)計年鑒》可以得到的數據，分別為城鎮(zhèn)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下面，我們就運用這種方法對中國城鄉(xiāng)居民的持久性收入與暫時性收入作估算，如表3所示：
表3：中國城鄉(xiāng)居民的持久性收入與暫時性收入的估算
單位：元
年份 城鎮(zhèn)估算值 農村估算值 年份 城鎮(zhèn)估算值 農村估算值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1980 408.7 68.9 161.7 29.6 1992 1 745.8 280.8 726.3 57.7
1981 461.0 39.4 191.6 31.8 1993 2 101.5 475.9 804.7 116.9
1982 504.4 30.9 228.3 41.8 1994 2 700.1 796.1 975.5 245.5
1983 533.4 31.2 267.8 42.0 1995 3 452.2 830.8 1 240.1 337.6
1984 584.0 68.1 311.7 43.6 1996 4 206.0 632.9 1 574.9 351.2
1985 651.9 87.2 354.2 43.4 1997 4 760.7 399.6 1 864.6 225.5
1986 764.0 136.9 392.2 31.6 1998 5 141.6 283.5 2 059.4 102.6
1987 880.7 121.4 428.0 34.6 1999 5 479.8 374.2 2 154.1 56.2
1988 1 027.7 152.5 477.1 67.8 2000 5 853.0 427.0 2 208.6 44.8
1989 1 185.4 188.5 536.3 65.2 2001 6 331.2 528.4 2 276.7 89.7
1990 1 354.8 155.4 610.9 75.4 2002 6 947.5 755.3 2 365.1 110.5
1991 1 528.2 172.4 665.5 43.1 2003 7 678.2 794.0 2 488.1 134.1
利用（6）式，我們同樣以1996年中國開始出現明顯的消費需求不足為界，分別就城鄉(xiāng)的消費需求對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作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對持久性收入和暫時性收入的回歸分析結果：
地區(qū) 年份 a
b
c
R2
S.E
D.W
城
鎮(zhèn) 1985-1995
1996-2003
0.779
0.780
0.151
0.997
0.02765
1.783
(3.724)
(14.367)
(4.028)
0.973
0.810
0.08488
0.998
0.008882
3.497
(6.594)
(41.124)
(7.876)
農
村 1985-1995
1996-2003
-0.109
0.955
0.08256
0.995
0.03138
1.148
(-0.444) (17.877)
(3.037)
1.833
0.677
0.088
0.851
0.03022
1.741
(2.084)
(6.447)
(3.870)
從表4中可以看出，各個時期的城鄉(xiāng)消費持久收入彈性都大于暫時收入彈性，而且差距很大，這說明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主要是由持久收入所決定的。從城鎮(zhèn)看，1985-1995年期間居民持久收入每變化1%，消費變化0.78%，而1996-2003年期間的消費變化則提高到0.81%，說明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受持久收入的影響增大，其相對于現期收入而言影響消費的能力在提高，這同前面關于絕對收入假定的分析結論（城鎮(zhèn)現期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度在下降）是相對應的。從農村看，1996-2003年的持久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度比1985-1996年期間有所下降，幅度為0.278個百分點；暫時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度有所提高，為0.00544個百分點；與城鎮(zhèn)相比，表現出截然不同的趨勢。這一方面說明，農村居民從種植業(yè)中獲得的持久收入在總收入中相對下降（表現為糧食價格的偏低），因此，農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對農民現期消費的貢獻度大幅下降；而農村居民因從事非農勞動而獲得的暫時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相對上升，其對農民現期消費的貢獻度則相應地略微提高。 另一方面，結合關于絕對收入假定的分析結果（1996年之后農村消費受現期收入影響的下降幅度度遠遠大于城鎮(zhèn)），可以發(fā)現：在1996年之后，農村居民的現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對消費的貢獻度都在下降；而城鎮(zhèn)在1996年之后，現期消費收入對消費的貢獻下降，但是持久收入對消費的貢獻增強，因此，可以斷定：城鎮(zhèn)居民因受體制改革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在延遲消費，而農村居民則表現為消費能力的不足。五、基于生命周期假定的實證
該是由莫迪利安尼、布倫伯格和安杜等人提出的，有時也被稱為持久財產假定。該理論同持久收入假定一樣都考慮到了消費受跨時預算約束的，不同的是：生命周期假定認為，消費者是理性的，他只是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來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其一生的消費，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一生的消費，它拉長了跨時預算約束的時間跨度，是終生跨時預算約束。消費者一生中各期消費支出流量的現值要等于一生中各期期望收入流量的現值，這種行為可稱作“前瞻行為”。因此，消費者現期消費不僅與現期收入有關，而且與消費者上一期的資產存量（包括儲蓄、證券、固定資產投資、耐用消費品等）有關。據此，用線性模型來描述這一假定的消費函數為：
Ct= at + bt Yt+ ct-1 At-1 -----------------------------------（9）
其中，Ct為第t期消費；Yt為第t期的收入；At-1為第t-1期消費者所擁有的資產；at為第t期自發(fā)性消費；bt為第t期的收入對消費的彈性系數。ct-1為第t-1期的資產對消費的彈性系數。
因為有關統(tǒng)計資料不很完全，現在還難以說出居民資產的準確數量，但是作出接近的估計還是可能的。這里，我們嘗試通過國內學者估算的居民資產數量值，利用（9）式做消費對現期收入和滯后一期的居民資產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消費對現期收入和滯后一期的居民資產的回歸分析結果
年份 a
b
c
R2
S.E
D.W
1980-1991
1992-2002
178.17
0.933
-0.0763
1.000
3.7558
2.530
(5.915)
(40.344) (-7.488)
2369.017 0.874
-0.127
0.977
1615.1567
1.473
(0.672) (3.692)
(-3.001)
回歸結果顯示：現期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依然很大；上期居民資產存量對本期消費的影響不大，為負（c
六、結束語
以上結合主流學理論的實證分析定量地討論了中國由收入因素所決定的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從分析中我們可以發(fā)現，除了收入因素以外的其他影響中國居民消費需求的因素（房改、體制改革、國企改革、保障制度改革等）的解釋力正在增強，其主要是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體制變化導致的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由于原有的經濟體制“破”的速度大于新的經濟體制“立”的速度，原有的制度均衡形成的穩(wěn)定預期被打破，新的制度還未完全建立，居民的預期尚未達到新制度的均衡點，所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消費需求影響的負面作用較大。如圖1所示：
SF
SF2
SF1
D
E1
Sf1
E0
A
B
Sf0
E
E2
Sf2
C1 C0
C0’
C2
C預期
圖1：經濟體制改革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機制
橫坐標C預期代表居民個人受經濟體制改革影響的未來預期消費；縱坐標SF代表居民個人對從既定經濟體制中獲得的收益的期望值；SF1線代表傳統(tǒng)的經濟體制，對于不同居民而言，隨著對從傳統(tǒng)經濟體制中獲得收益的期望值越高，未來預期消費則越小，即本期消費越大。在傳統(tǒng)的經濟體制SF1下，居民個人獲得收益的期望值為B點所決定的Sf0線，其與SF1相交的制度均衡點E0決定了預期的消費為C0，由于傳統(tǒng)經濟體制給居民帶來收益預期的確定性與穩(wěn)定性，C0也是穩(wěn)定的，波動不大。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傳統(tǒng)的經濟體制被打破，SF1開始向SF2移動，在新經濟體制的體系還沒有完全構建起來或者居民個人還沒有適應新的經濟體制之前，原來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收益期望值Sf0與新經濟體制SF2相交于A點決定了居民未來預期消費為C0’，線段 C0 C0’代表居民未來預期消費增加值，因此，居民會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渡階段，減少本期消費增加儲蓄。
一、經濟體制改革
在這一部分主要是我閱讀了《中國奇跡：發(fā)展戰(zhàn)略與經濟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著）這本書后的想法。
我國傳統(tǒng)的經濟模式是由三個基本方面構成：⑴以重工業(yè)為優(yōu)先發(fā)展目標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⑵以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和低物價為主要特征的宏觀政策環(huán)境；⑶以計劃分配資源、重要部門的國有制和體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管理體制。傳統(tǒng)模式的這三個主要內容具有形成上的歷史因果關系和運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賴的邏輯關系。
解放后，我們曾面臨著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貿易的條件下迅速實現工業(yè)化的歷史選擇。從當時的客觀環(huán)境和主觀認識出發(fā)，我國選擇了以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來帶動整個經濟建設，實現趕超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而我國當時是一個資金稀缺的經濟，不利于發(fā)展重工業(yè)，為了解決重工業(yè)發(fā)展的要求和現實經濟實力之間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來抑制市場的作用，人為壓低重工業(yè)資本形成的成本。因而，當時便形成了以壓低利率、匯率、資本品價格、工資和消費品價格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政策環(huán)境。進一步還需要解決將稀缺但相對價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優(yōu)先發(fā)展目標中的部門，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資源的計劃體制，與此相應產生的則是工業(yè)部門的國有化和農業(yè)的化，以便將經濟剩余集中到工業(yè)部門。
這種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的產業(yè)目標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信號的政策環(huán)境，不利于我國資源比較優(yōu)勢的利用，形成了“重工業(yè)過重，輕工業(yè)過輕”的產業(yè)結構；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單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競爭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造成了企業(yè)經營不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足，從而整個經濟的低效率。
感想：對于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政策的認識僅僅只是停留在過去的課本上，只知道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對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計劃經濟體制給中國帶來了什么等等之類的問題一直很困惑。而在讀了以上段落后，讓我的眼前豁然開朗起來，對于過去我國實行經濟政策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實行計劃經濟是歷史的使然，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但計劃經濟體制有其諸多的弊端，如價格扭曲、效率損失嚴重等等，這些都造成了經濟發(fā)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國的經濟政策還與當時對國際政治環(huán)境的判斷有關。我國之所以要實行以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帶動其它工業(yè)發(fā)展的戰(zhàn)略是和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下，我國只有靠自身力量來發(fā)展，以實現趕超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目標，并且還要應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威脅，使得我國不得不選擇走這條所謂的“捷徑”，而并沒有真正根據自身的情況，去選擇優(yōu)先發(fā)展自己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產業(yè)，這使得我們從一開始走的“捷徑”變成了一條“彎路”。
正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中國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改革沒有他國的經驗可借鑒，是“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漸進式改革。
中國漸進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從對資產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著眼于在資產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來越多的市場機制的改革方式。這種改革方式是我國漸進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證明是成功的。
首先，對于矯正不合理的產業(yè)結構，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個調整成本。經濟改革獲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續(xù)性，有賴于它能夠帶來即時的收益和支付盡可能少的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改革最佳的軌跡應該是使增長直線上升而避免一個J字型的增長。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維持改革過程中穩(wěn)定與速度兩種要求的平衡。
⑵試驗推廣。我國的經濟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推展的，而是每項改革措施都從較小范圍的試驗開始，在取得成果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加以局部推廣，由點及面，不斷總結和觀察，進而擴大其實行范圍。所以，這種方式也意味著我國改革的局部性特征。無論是對于自上而下自發(fā)式的改革措施，還是對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這種試驗推廣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的推行過程，后者如企業(yè)承包制的試行和創(chuàng)建經濟特區(qū)等。
這種改革方式的主要優(yōu)點是:①盡可能地減少改革風險；②這種試驗性的自發(fā)改革，與增量改革相結合，能夠及時提供在哪些領域進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號；③為市場的建設和發(fā)育創(chuàng)造了一個過程。
⑶非激進式改革。實行非激進式改革，首先能夠充分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保持制度創(chuàng)新過程中制度的相對穩(wěn)定和銜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和資源浪費。激進式改革必然強烈地損害到某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會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時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最后，不實行以私有化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資產存量再分配過程中出現的不公平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會分配狀況。
感想：漸進式改革是中國明智的選擇。雖然漸進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價格扭曲會仍然存在，因而導致效率損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改革方式卻是成本最小的，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動蕩，這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因為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沒有受到損失，不會引起他們的抵制。相比之下，激進式改革一夜之間將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經濟體制推倒，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價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糾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復，但是這種改革的成本卻是比較大的，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收到損失，引起他們的抵制，必然導致嚴重的社會沖突，社會動蕩。
二、關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可能不會遇到阻力。這是因為改革是一種制度變遷，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進，必然會涉及到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這就會引起利益受損人的抵制，阻礙改革的進行。關于對改革阻力的認識，我主要是通過閱讀樊綱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
所謂“相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團會在改革過程中受到利益的損失（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損失），他們?yōu)榱司S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對改革，從而構成對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對阻力有以下兩種具體形式：
第一，社會成員分成明顯的利益集團：能夠在改革中受益從而擁護改革的集團；因改革會給他們帶來損失從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團，無所謂的中間勢力。這時，對改革的阻力表現為明顯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
第二，社會上每個人都認為舊經濟體制應該改革，每個人都稱自己為改革派，但每個利益集團都根據自己的特殊利益或從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出發(fā)，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個人都想把體制改得對自己更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個人的不同含義，結果是大家爭論不休，改革遲遲進行不下去，或發(fā)生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責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實上可能每個人都同時構成對有效的改革的一種阻力。
改革的絕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而每個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動機。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發(fā)生的改革“陣痛”而引起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因對改革在初期階段所會引起的震蕩、引起的生產下降而產生對改革的疑慮與恐懼，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對于相對阻力來說，如果受損利益集團的勢力越強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會越大。而對于絕對阻力，只能用經濟的發(fā)展，讓人們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說服人們相信改革定會給他們帶來足以彌補眼前損失的好處，消除人們心中恐懼時，人們才會相信改革，才會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對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與無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無法通過物質補償而消除的精神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觸；⑵無法徹底消除的相對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制；⑶與改革“陣痛”有關聯(lián)的阻力。
除以上情況的阻力都屬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對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過補償或者贖買的方式來消除。但問題的關鍵是怎樣補償、該補償多少才能消除阻力，這是一個難操作的問題，因為如何衡量補償的量是個難題。再者政府是否具有這個能力去補償呢？當然如果能夠解決以上問題，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會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進。此時改革可稱之為卡爾多—?？怂垢倪M，即當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夠彌補改革受損者的損失，并有剩余時，這樣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對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過經濟發(fā)展來降低，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教育、勸說的方式來降低。
三、后記
關鍵詞：國有企業(yè) 財務行為 產權制度
一、市場經濟中企業(yè)性質與財務行為
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私人產權與契約自由。私人產權的基本含義是財產的歸屬主體是私人，并且對所有權利行使的決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產權是給予人們對體現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發(fā)生矛盾各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這種權利并不是對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為的或強加的限制，而是對這些用途進行選擇的排他性權利。排他性是私人產權的決定性特征，私人產權的排他性意味著所有者有權選擇用財產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給誰使用其權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權代表他的人)決定用財產做什么，其占有由其決定產生的收益，承擔由此而來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個人集中”。私人產權的排他性將選擇如何使用財產和承擔這一選擇后果之間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內部化”。私人產權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強的動力去尋求帶來最高價值資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產權條件下，要想使擁有財產的人將之用于帶來最高價值的用途，使資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須使個人能自由締約，即要使人們在處置其產權上享有盡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權為將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價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勵，而契約自由則將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價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決定了標準的市場經濟中的企業(yè)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廠商”；企業(yè)所面對的外部環(huán)境是能夠提供“充分信息”的競爭性市場；企業(yè)的內部治理結構是“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對應”、“激勵與約束并存”、“所有者與經營者共享”的權利安排。企業(yè)作為“廠”商，必須能夠自主地進行生產，即成為所謂“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性質是“專業(yè)化的生產單位”；企業(yè)作為“商”必須能夠對價格作出靈敏的反映，即成為所謂“獨立的商品經營者”或“市場主體”，其性質是“契約的聯(lián)結”。因此，在市場經濟中企業(yè)所追求的財務目標一定是利潤最大化或企業(yè)價值最大化。企業(yè)的財務行為模式必定是“市場尋利”；在投資上企業(yè)追求風險與收益的權衡以及凈現值的最大化；在融資上企業(yè)追求最優(yōu)資本結構和最優(yōu)融資順序；在利潤分配上，企業(yè)則注重股利政策與企業(yè)價值的相關性。其結果必然是企業(yè)在“效率”提高的同時，“效益”也相應地提高。由此可見，市場經濟中企業(yè)的財務行為是由市場經濟制度(私人產權與契約自由)所內生決定的。
二、傳統(tǒng)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yè)的性質與財務行為
國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雙重身份和雙重職能。一方面，作為產權主體，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職能，即對國有企業(yè)負責人實施監(jiān)督管理，選拔、任用、評價、考核、獎懲國有企業(yè)的負責人；對國有企業(yè)重大事項實施監(jiān)督管理，包括國有企業(yè)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減資本、股權轉讓、投資和融資等重大事項；對企業(yè)國有資產實施監(jiān)督管理，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擴大國有資產的再生產，追求盡可能多的剩余產品等。另一方面，作為政權主體，政府則要履行社會管理職能，即通過促進競爭、控制諸如污染這類外部性問題以及提供公共產品等來提高效率；通過稅收和支出項目等手段，向某些團體進行有傾斜的收入再分配，從而增進平等；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保證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和增長，在鼓勵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失業(yè)，降低通貨膨脹；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和經濟法制等。其結果必然是“政資合一”和“政企合一”，國有產權的性質不能不隨之發(fā)生重大變化，使原本是經濟性的產權高度行政化。由此決定了國有企業(yè)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屬物，是政府這個超大型科層組織中的小科層組織；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的性質是“行政性的經濟組織”或“綜合性的社區(qū)單位”。同時在傳統(tǒng)計劃經濟中，國有企業(yè)所面對的外部環(huán)境是“管得過多、統(tǒng)得過死”或“無所不包”的指令性計劃，因此，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的治理結構必定是政府過度集權、“國有國營”，經營管理者沒有經營權。而政府過度集權、“國有國營”的后果則是國有企業(yè)的軟預算約束，亦即“既不負盈，也不負虧”。由此決定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不可能成為獨立從事財務活動的市場主體，其財務目標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計劃產值指標。國有企業(yè)的財務行為模式必定是“重產值、輕效益”，囤積各種投入品；沒有風險意識，沒有貨幣時間價值觀念，沒有資本結構的概念；既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其結果必然是國有企業(yè)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們也不難得出結論：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的財務行為是由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制度(國有制和指令性計劃)所內生決定的。
三、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國有企業(yè)的性質與財務行為
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國有企業(yè)所面對的制度環(huán)境則是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計劃經濟效率和效益低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的最終確立實際上經歷了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首先，“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的提出，開始了初步自覺利用價值規(guī)律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實踐。其次，“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確立，標志著自覺利用價值規(guī)律和市場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國家調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初步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第四，“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使市場化改革突破了意識形態(tài)的障礙。第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最終確立，促進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市場取向不可逆轉；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是漸進式改革。即所謂的“雙軌改革”、“體制外改革”、“增量改革”、“邊際改革”、“局部改革”、“補貼改革”、“特許改革”等；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是國有企業(yè)改革。而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方式則是“放權讓利”，其間經歷了初步的放權讓利、承包制和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三個階段。這一“市場取向”和“放權讓利”的改革，使得國有企業(yè)所面對的外部環(huán)境從改革前“無所不包”的指令性計劃逐步變?yōu)楦偁幮缘氖袌?，國有企業(yè)逐步擁有了自己獨立的利益。但國有產權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國有制仍維持不變。由此導致國有企業(yè)的治理結構必然從改革前的“國有國營”變?yōu)椤皟炔咳丝刂啤?；國有企業(yè)的性質必然從改革前的“國家控制下的綜合性的社區(qū)單位”或“行政性的經濟組織”變?yōu)椤皟炔咳丝刂葡碌木C合性的社區(qū)單位”；國有企業(yè)所面臨的軟預算約束也必然從改革前的“父愛主義的既不負盈、也不負虧”變?yōu)椤澳笎壑髁x的負盈不負虧”。國有企業(yè)在逐漸成為具有獨立利益的市場主體和財務主體的同時，卻仍然面臨著軟預算約束。由此決定國有企業(yè)所追求的財務目標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內部人收益最大化”。國有企業(yè)的財務行為模式必定是“市場尋利”；在投資上具有“投資偏好”，企業(yè)甚至有可能在凈現值小于零的情況下也進行投資；在融資上則具有“融資偏好”，企業(yè)無論是否有好的投資項目，都絕不會放過融資的機會；而在利潤分配上則表現為“少分多留”，其結果必然是國有企業(yè)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時，“效益”卻不斷下降。據此，我們
不難得出結論：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國有企業(yè)的財務行為是由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國有企業(yè)所面對的制度環(huán)境(國有制和市場化改革)所內生決定的；其所存在的問題的根源在于國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
四、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制度改革與財務行為的合理化
[關鍵詞]經濟特區(qū)；GDP含金量；改革開放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簡介]周光偉（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經濟、發(fā)展經濟學；陳宏國（1985-），男，廣東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區(qū)經濟。近年來，中國GDP含金量問題引起了一定關注。周光偉，韓彪（2012，2013）認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國GDP數據才能成為宏觀經濟的真實參考。在唯GDP論下，從GDP含金量視角思考深圳經濟特區(qū)（以下簡稱深圳）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fā)展成就，有助于進一步認識特區(qū)道路的豐富內涵，具有一定的理論視角創(chuàng)新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一、GDP之“金”的內涵
周光偉和韓彪（2013）認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經濟內涵范疇內，GDP中符合人類價值判斷標準的部分或程度?！敖稹钡囊话愫x是價值，具體含義至少可以有七種：質量合格，指符合預期質量水平；交換順利，指產出在市場順利完成交換；價格體現市場價值，指產出價格與其所反映的市場價值相等；人際公平，指GDP分配達到人際的合理公平程度，強調要素所有者之間收入差距合理，呈現結構性均衡；本國收入，指本國生產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實際使用，指產出的使用價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響，指經濟系統(tǒng)對于非經濟系統(tǒng)（主要包括自然系統(tǒng)和社會系統(tǒng)）穩(wěn)定性沒有根本影響。符合每一種“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認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數λ*=GDP*/GDP 。假設深圳GDP含金量系數λ*1=GDP*1/GDP1 ，全國GDP含金量系數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 概述
一個事物區(qū)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標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與全國整體相比，其發(fā)展過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創(chuàng)新活動和率先作為。具體概述如下：
（一）率先發(fā)展市場經濟
深圳堅持銳意改革，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勇于突破傳統(tǒng)經濟體制束縛，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率先在國內形成了產權主體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現代企業(yè)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現代市場體系，確立了企業(yè)的市場主體地位，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規(guī)則和法律體系，市場形成開放式的競爭格局，政府、企業(yè)、社會總體而言富有活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了基礎作用（姚小雄，2000；樂正，2010）。
（二）率先發(fā)展開放經濟
深圳是對外開放的“窗口”、“試驗田”和“排頭兵”。 深圳堅持對外開放，有效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戰(zhàn)略，積極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成功運用國外境外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為我國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進行了開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經初步建立開放型經濟體系（樂正，2010）。
（三）率先改革發(fā)展路徑
深圳堅持發(fā)展第一要務，大力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積極推進自主創(chuàng)新，提高經濟發(fā)展質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創(chuàng)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積累了實現快速發(fā)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經驗（，2010）。具體表現為：1.選擇可持續(xù)發(fā)展路徑，經濟、環(huán)境并重發(fā)展（袁易明，2004）。2.率先發(fā)展自主創(chuàng)新體系，已成功轉型為首個國家自主創(chuàng)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體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體制，提高政府運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進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農，2000；陳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體制改革穩(wěn)步推進，完成市政府大部門體制改革，在全國率先實施公務員分類管理和聘任制改革；開展第四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規(guī)范非行政許可審批和登記事項；加強行政電子監(jiān)察，全面試行政府績效管理（許勤，2011）。
三、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結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質量合格之“金”
1.深圳產品合格率優(yōu)于全國平均水平。據各地市場監(jiān)督部門分產品種類、小樣本進行抽樣檢測結果顯示，深圳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產品合格率優(yōu)于全國平均水平。從社會輿情看，深圳由于路橋等基礎設施未到使用年限而發(fā)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發(fā)生礦難、食品質量不合格等事件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質量”概念，將質量安全問題納入政府工作重點之一。
2.市場經濟體系要求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與其他經濟制度相比較，理性經濟人對于產出質量（包括產出環(huán)境質量水平）有更加明確的要求，即必須在交換的環(huán)節(jié)達到理性經濟人的產出質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換。
3.產出質量技術保障能力更強。2010年深圳全社會研發(fā)投入占GDP比重達3.64%，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許勤，2010）。深圳自主創(chuàng)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導致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將提高產出質量技術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換順利之“金”
1.在產品銷售率指標方面，深圳處于全國平均水平（見表1）。
2.交換順利在狹義上指全部產出實現了交換，廣義上還可包括交易成本最優(yōu)化標準。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一種交易成本，是社會為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種代價（高培勇等，2003）。每單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說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當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時，平均每次/批貨物通關時間減少，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同時也減少了不必要的交通運輸、人力資源等的投入，從而減少了服務于貨物通關而產生的相關生產投入。這樣，相應的GDP統(tǒng)計也會減少，同時社會有效產出并沒有減少。深圳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積極效應是降低了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過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占GDP比重來總體判斷交易成本狀況，深圳單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國平均水平低很多（見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價格體現市場價值之“金”
深圳價格形成市場化程度更高，導致價格更能體現市場價值。率先發(fā)展市場經濟，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價格形成市場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發(fā)展開放經濟過程中，深圳需要與國外市場經濟體加強經濟聯(lián)系，不得不適應其市場經濟規(guī)則，同時也要在適應中逐步優(yōu)化自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際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標值偏低。經過初步計算，深圳單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根據“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數”指標，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國（見表3）。
2.深圳基尼系數偏高。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建立市場性報酬機制，提高生產積極性，同時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國基尼系數多年超出國際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戶調查數據測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數為0.56，達到中國城市最高水平（薛進軍等，2008）?？梢?，深圳基尼系數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總體大于全國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國收入之“金”
1.從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GDP指標看，深圳以較大幅度高于全國水平（見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實際使用之“金”
雖然沒有關于生產能力閑置、生活浪費等統(tǒng)計數據的直接證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斷：1.在更加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下，基于等價交換原則，消費者浪費所購買的商品，必然導致自身利益的損害，于是消費者作為理性經濟人，會更大限度地減少浪費。2.在外向型經濟相對更加發(fā)達的條件下，相當部分消費者來自國外發(fā)達市場經濟體，這些更加理性的消費者也會減少浪費。3.產品科技水平更高，產出效用也會更高，因而產品耗用不僅帶來更大使用價值滿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總之，深圳實際使用狀況應該優(yōu)于全國，浪費程度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響之“金”
1.環(huán)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國內環(huán)境技術和產品都能在市場內自由流動，深圳與全國環(huán)保投資的效益應該基本一致，于是環(huán)保投資決定了環(huán)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幾年，深圳占GDP1.8%的環(huán)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發(fā)達國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幾年，環(huán)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顯高于全國水平。此外，深圳萬元GDP能耗水平也明顯比全國偏低（見表6-7）。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利于環(huán)境保護工作的開展。比如，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是基于產權清晰前提的，而根據科斯定理，產權清晰將促使環(huán)境保護的開展。因此，從制度層面考慮，更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也會促進環(huán)境保護的開展。
3.窗口效應等正面社會效應更大。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其窗口效應比全國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國內其他地區(qū)視野更加開闊，更具有創(chuàng)新思想，促使人們在發(fā)展經濟的同時，提高非經濟福利，這是對經濟福利的補充和豐富。
四、結論
綜上所述，與全國相比，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質量合格、交換順利、價格體現市場價值、實際使用和正常外部影響視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負面的，即降低人際公平和本國收入視角的GDP含金量。從總體看，深圳之“特”影響下的深圳GDP含金量總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特區(qū)道路優(yōu)越性的一種體現。當然，GDP含金量概念闡釋也有待進一步深化，對每一個視角下GDP含金量影響的證明也需要擴大數據支撐和深化邏輯分析，還可以將研究對象由深圳經濟特區(qū)擴大到所有經濟特區(qū)，以驗證各經濟特區(qū)的差異，為進一步擴大開放打好基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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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易明.可持續(xù)發(fā)展路徑選擇：理論邏輯與實踐啟示——以深圳的發(fā)展為例[J].深圳大學學報，2004（6）：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