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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關鍵詞：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經濟學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F0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zhàn)爭卻樂此不疲。戰(zhàn)爭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tǒng)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lián)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論戰(zhàn)爭藝術》（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
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jié)“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zhàn)爭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zhàn)爭與經濟、戰(zhàn)爭與財政、戰(zhàn)爭與工業(yè)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zhàn)時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譯為《戰(zhàn)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zhàn)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zhàn)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zhàn)時經濟的一般規(guī)律，以及戰(zhàn)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fā)展的可能。
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zhàn)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zhàn)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chuàng)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雜志創(chuàng)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fā)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zhàn)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tài)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fā)、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zhàn)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旧峡梢詺w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fā)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fā)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jié)“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yè)脫離其他職業(yè)，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yè)，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fā)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yè)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zhàn)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xù)公開發(fā)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zhàn)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chuàng)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guī)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yè)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zhàn)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 Allen 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來的美聯(lián)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tài)度。李和麥肯錫（Lee＆ 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fā)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zhàn)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 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jié)約的成本，發(fā)現其節(jié)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jié)約的社會成本，戰(zhàn)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zhàn)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zhàn)斗力，而節(jié)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貝絲?阿什（Beth 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guī)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yōu)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fā)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guī)模、失業(yè)率、征兵力度、季節(jié)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fā)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fā)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
同年，沃爾特?維（Walter 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fā)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yè)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tǒng)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xù)。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發(fā)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yōu)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茁，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茁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yōu)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guī)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yōu)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
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guī)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guī)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yōu)還是募兵制更優(yōu)，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fā)展以及前景
相對西方的研究，國內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走進中國的標志性事件是：陳炳福（1992）譯自Schmidt主編的《軍費問題研究》是較系統(tǒng)介紹西方國防開支理論的著作；姜魯鳴（2001）等翻譯的《國防經濟學手冊》是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進入中國的標志；杜為公、盧周來、姜魯鳴（2002）等國防經濟學者分別出版了系列介紹現代國防經濟學的著作；杜為公（2004）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最新發(fā)展研究”獲準立項，使“國防經濟學”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名稱中；2004年12月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開始設立“國防經濟學專場”。
對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為公（1997）在《西方國防經濟學》一書中，通過明確的征兵制理論模型，描述了征兵制與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別。姚榮（2001）通過對自愿兵役制和義務兵役制在兵員吸納成本構成方面的比較，論證了自愿兵役制將成為軍事人力吸納的最佳方式。藺翠峰（2003）在《軍人職業(yè)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對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經濟成本進行了比較分析，最后結合了多項公式的計算結果，得出吸納成本與軍力規(guī)模的關系。楊罡、馬來宇（2006）以義務兵役制、志愿兵役制為對象，從兵役稅、軍隊預算成本等方面進行量化分析，比較兩者的征募成本，認為實行志愿兵役制成本顯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慮兵役稅，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羅梅（2006）運用制度經濟學以及歷史分析、動態(tài)分析等研究方法，對我國歷次兵役制度變遷過程進行理論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變遷的比較優(yōu)勢規(guī)律。上海財經大學嚴劍峰所著的《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2007）是國內目前關于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唯一一部專著，對不同兵員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進行了一般的、規(guī)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對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做了深入的實證分析[27]。侯永平（2007）對征募大學畢業(yè)生服役的成本收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并從大學畢業(yè)生的角度出發(fā)，構建了一個模糊綜合評判模型，來探討大學畢業(yè)生的服役決策問題。2009年，萬璽負責的“軍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立項，成為目前國內第一個有關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國家級項目。稍后，“軍事人力資源管理”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指南中。
應該說，國內關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還不夠深入，尤其是缺乏通過經濟學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進行實質性的政策建議。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未來的研究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深入的規(guī)范分析與實證分析，要綜合考慮影響征募制度成本與收益的各種因素。當然，要準確估算兩種兵員征募制度對軍方成本的影響是一件相當復雜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撐和假設。不過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重要的不僅是估計的準確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學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實數據，把這些真實數據代入到計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較征募制度的真實成本了，在此基礎上，提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體政策建議以及時間表，真正體現出經濟學作為工具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的價值?？梢院敛恢M言地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在中國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將同美國當年的經濟學家的作用一樣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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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關鍵詞] 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 TPACK； 教師教育技術
[中圖分類號] G434 [文獻標志碼] A
[作者簡介] 徐鵬（1981—），男，吉林長春人。工程師，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教師教育技術研究。
一、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概述
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是美國學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于2005年在舒爾曼（Shulman）提出的學科教學知識（PCK）的基礎上提出的，它是信息技術時代對教師知識結構的一次全新界定，對于未來教師教育領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TPACK框架包含三個核心要素，即學科內容知識（CK）、教學法知識（PK）和技術知識（TK）；五個復合要素，即學科教學知識（PCK）、整合技術的學科內容知識（TCK）、整合技術的教學法知識（TPK）、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以及境脈因素（Context）。[1]TPACK各個要素既彼此獨立，又相互聯(lián)系，松散耦合構成一個整體，整個框架處于一種動態(tài)平衡。
TPACK國外的相關研究始于2005年，早期的研究主要以TPACK理論建構為主，屬于定性研究。近年來，TPACK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師TPACK水平測量、教師TPACK培養(yǎng)策略和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師教育實踐研究等方面。本綜述研究選取的研究領域是教師TPACK水平測量，該領域研究在整個TPACK研究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通過對教師TPACK水平的測量，既能完善和修正TPACK現有的理論框架，又能用于指導教師TPACK水平培養(yǎng)策略和方法的制定。
二、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
測量方法國外研究現狀
本研究首先以“TPCK”、“TPACK”和“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為檢索關鍵字，對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SCOPUS、Wiley、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等五大數據庫進行文獻檢索，檢索年限限定在2005年到2013年。另外，本研究文獻檢索的來源還包括由TPACK創(chuàng)立者創(chuàng)辦的“TPACK Newsletters”在線文檔，該在線文檔創(chuàng)立于2009年1月，到2013年5月為止已經了16期。通過文獻檢索和整理，共計得到TPACK相關文獻142篇；通過二次文獻檢索，共計得到“TPACK測量”相關研究文獻19篇，文獻按照出版時間分布如圖1所示。從圖1中可以看出，2009年是TPACK測量研究成果最多的一年，出現了如施密特（Schmidt）設計開發(fā)的經典TPACK測試量表，該測試量表是一個包含47個題目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該量表也成為后續(xù)諸多TPACK測量工具設計和開發(fā)的重要參考依據。
圖1 國外TPACK測量研究文獻按年份分布圖
通過對檢索到的文獻的內容進行分析，本研究發(fā)現近年來研究者所采用的TPACK測量方法主要有五種。
1. 量表測試法
量表測試法是目前應用最為普遍的TPACK測量和評價方法，通過內容分析我們共計得到13篇研究文獻應用了量表測試法，具體情況見表 1。所有采用量表測試法進行TPACK測量和評價的研究均采用五點式或七點式的里克特量表，從測試對象來看，62%的研究以職前教師為研究對象，38%的研究以在職教師為研究對象，另外，在測試量表的信度檢驗方面，85%的研究均對研究使用的測試量表作了信度檢驗。下面我們就對幾個較為典型的基于量表的TPACK測量和評價研究作簡要介紹。
施密特在2009年研究設計了一個包含七個維度和47個測試題目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TPACK測量工具，對美國愛荷華州和密歇根州的124名職前教師進行了測試。依據測試結果，在對測量工具的信度檢驗中顯示，該測量工具七個維度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分布于 .75至 .92之間，具有良好的信度。[2]該測量工具也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TPACK測量工具，許多后續(xù)研究的TPACK測量工具都是基于該工具設計和開發(fā)的。
表 1 量表測試法研究文獻分布情況
阿查波特（Archambault）在2009年設計開發(fā)了一個包含24個測試題目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用于測試參與K-12學校在線教師培訓課程的教師的TPACK水平，該工具測試內容包含三個維度，它們分別是技術無關知識維度（CK、PK和PCK）、技術相關知識維度（TPK、TCK和TPACK）和技術知識維度（TK）。研究者利用該工具對來自美國25個州的596名參與在線培訓的教師進行了測試，依據測試數據對該工具進行了信度檢驗，檢驗結果顯示三個維度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分布于.699 至 .888之間，因此該工具具有良好的效度。[3]
以上兩個經典的基于量表的TPACK測量工具是TPACK研究早期較有代表性的測量工具，二者均采用了五點式里克特量表，并均對測量工具進行了信度檢驗。但它們都缺乏對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檢驗，因此，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研究者加強了對基于量表的TPACK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檢驗。
例如，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學者蘇梅（KohHwee Ling Joyce）在2010年設計開發(fā)了一個包含29個測試題目的七點式里克特量表的TPACK測量工具，測試對象為來自新加坡的1185名職前教師。該項研究著重加強了對該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檢驗，主要檢驗方法采用的是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檢驗結果顯示，七因素最終被聚合為五因素，它們分別是技術知識（TK）、學科內容知識（CK）、利用技術進行教學的知識（KTT）、教學法知識（PK）和進行關鍵性反思的知識（KCR）。另外在信度檢驗方面，以上提到的五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分布于.83 到 .96，證明該測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4]
來自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學者蔡清生（Chai， Ching Sing）在2012年開展了一次研究。研究之初，研究者依據施密特和蔡清生設計的測試量表，設計開發(fā)了一個包括46個題目的七點式里克特量表，對新加坡的參與一門Web2.0相關教師培訓課程的1296名職前教師進行了測試。通過對課前測試結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課后測試結果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將測試量表的測試題目精簡為34個，通過萃取和聚類，形成了六大因素，它們分別是Web 2.0相關的技術知識（TK）、教學法知識（PK）、學科內容知識（CK）、整合技術的教學法知識（TPK）、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和網絡健康知識（Cyberwellness Knowledge）。在信度檢驗方面，以上六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均在 .90以上，說明該測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5]
通過以上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基于量表的TPACK測試工具由最初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發(fā)展為現在的七點式里克特量表，使得每個題目的測試結果更加精確。另外，在量表的設計與開發(fā)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研究在對量表進行信度檢驗的同時，也通過因素分析的方法完善量表的結構效度。
2. 開放式問卷調查法
基于開放式問卷調查法的TPACK測量往往都伴隨著其它測量方法而出現，相關研究的研究方法都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混合式研究，開放式問卷都是為了定性研究而設計。
例如，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學者蘇孝菁（So Hyo-Jeong）在2009年開展了一項研究，該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參與整合技術的基于問題解決課程設計培訓課程的職前教師，研究者設計和開發(fā)的測量工具是為了測試參與培訓的職前教師的TPACK水平，以及教師在日常教學中應用TPACK知識有哪些認知困難。測試數據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開放式問卷，另一個是課程設計作品。其中開放式問卷的問題主要包括：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設計的核心環(huán)節(jié)是什么，你認為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教學是如何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有哪些優(yōu)點和缺點，整合技術的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有哪些優(yōu)點和缺點。該項研究共有來自新加坡的97名職前教師參與，開放式問卷的數據統(tǒng)計是基于關鍵詞的詞頻統(tǒng)計開展的。通過研究發(fā)現，教師在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設計過程中主要存在問
題選擇困難、輔助技術選擇困難以及教學任務實施過程中教師和學生主體地位賦予三大認知困難。另外，研究還發(fā)現參與測試的教師TPACK水平處于較高水平，但在基于問題解決課程教學過程中應用TPACK知識的能力較低。[6]
美國楊百翰大學在2008年開展了一項名為“SciencePlus”的教師發(fā)展培訓計劃，該計劃主要針對科學教師，整個培訓包括面授學習、實地探究學習和實踐教學等三個階段。格雷漢姆（Graham）等人在該項培訓過程中制定了一個包含兩個開放式問題和31個李克特量表測試題目的測試問卷，在培訓前和培訓后分別對15名參與培訓的在職教師進行測試，以考察培訓前后教師TPACK水平和使用技術輔助日常教學的自信心變化情況。兩個開放式問題包括：你現在如何使用數字技術去輔助日常教學；如果你能夠獲取和使用任何數字技術，你打算選擇哪種數字技術以及如何在日常教學中使用該技術去輔助教學。通過對比前測和后測的結果發(fā)現，參與培訓的教師的TPACK水平及使用技術輔助日常教學方面的自信心都得到了明顯提升。[7]
3. 訪談法
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教育學院的學者尼斯（Niess）在2011年開展了一個為期四周的數學在職教師培訓項目，通過培訓前后對教師TPACK水平的測量，以判斷培訓是否對教師的TPACK水平有影響。該研究將教師TPACK水平分為了解、接受、適應、使用和熟悉等五個階段，通過訪談法這種定性研究方法，以確定教師TPACK水平處于哪個階段。[8]
4. 觀察法
觀察法作為教師TPACK水平測量中一種輔助的定性研究方法也被研究者所采用，該方法的測量結果較為客觀。例如，尼斯在2011年開展的數學教師培訓項目中，為了了解教師在培訓前后的TPACK水平，采用了觀察法這種定性研究方法。該研究使用的觀察檢核表是基于舒爾曼的PCK觀察檢核表構建的，研究中觀察教師在培訓中的表現，使用觀察檢核表記錄教師行為，最后通過數據對比分析以確定教師所處的TPACK水平。[9]
三、國外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
測量方法研究啟示
通過對國外近年來“TPACK測量”相關研究脈絡的梳理，我們發(fā)現國外相關研究呈現兩大趨勢。
一是重視測量工具結構效度的檢驗。2010年之前的“TPACK測量”研究，研究者往往只通過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來檢驗測量工具的信度，缺乏效度檢驗；從2011年開始，研究者除了對測量工具作信度檢驗外，還通過探索式因素分析法和驗證性因素分析法對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進行檢測，目前，這已經成為“TPACK測量”研究的常規(guī)研究步驟。
二是由單一測量方法轉向多種測量方法相結合的混合式測量方法。早期的“TPACK測量”研究往往只使用單一的量表測試法對教師的TPACK水平進行測量，測量結構主觀性較強，缺乏客觀性驗證。近年來，研究者的研究多采用主客觀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混合式測量方法，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學者多林（Doering）構建了一個名叫“GeoThentic”的地理在線教學環(huán)境，內設地理教學模塊和教師評價模塊，其中教師評價模塊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主觀和定性）和在線教學行為觀察法（客觀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教師的TPACK水平進行測量。[10]
未來TPACK測量相關研究，有兩個方向值得業(yè)內學者展開研究。
一是學科化的TPACK測量研究。目前TPACK測量的相關研究只關注其一般性，而忽視了其特殊性研究，相關TPACK測量工具未與具體學科結合，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到測量結果的準確性。在未來的研究中，針對具體學科特點的教師TPACK測量研究將會成為研究熱點，也將成為TPACK測量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口，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學科TPACK測量工具設計、開發(fā)及相關實證研究。
二是TPACK混合式測量方法研究。從TPACK測量領域近年來的研究趨勢可以看出，整合量表測量法、開放式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和間接測量法等方法的，主客觀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混合式TPACK測量方法必將成為未來業(yè)內的研究重點和熱點。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TPACK混合式測量模式、方法和實證研究。
四、結 語
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是信息技術時代對教師知識結構的全新界定，國內外同行一致認為TPACK相關研究將是未來教師教育領域研究的突破口。早期的TPACK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體系建構方面，屬于“定性研究”，而近些年來，TPACK相關研究逐漸由“定性研究”轉入“定量研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教師TPACK測量、教師的TPACK培養(yǎng)等方面。“TPACK測量”相關研究在整個TPACK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既關系到TPACK理論體系的發(fā)展與完善，也關系到教師TPACK水平的培養(yǎng)策略和方法的制定，因此，值得我們在未來的研究中著重展開相關研究。
[參考文獻]
[1] AACTE. Handbook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CK） for Educators[M]. New York： Routledge，2008：9.
[2] Schmidt， D. A.，Baran， E.， Thompson， A. D.， Mishra， P.， Koehler， M. J.， Shin， T. 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Preservice Teachers[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2009，42（2）：123～149.
[3] Archambault， L.， Crippen， K.. Examining TPACK among K-12 Online Distance Edu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CITE Journal），2009，9（1）：71～88.
[4] Koh， J. H. L.， Chai， C. S.， Tsai， C. C..Examining the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Singapore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a Large-Scale Survey[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2010，26（6）：563～573.
[5] Chai， C. S.， Koh， J. H. L.， Ho， H. N. J.， Tsai， C. C.. Examining Preserviceteachers’Perceived Knowledge of TPACK and Cyberwellnes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2，28（6）：1000～1019.
[6] So， H. J.， Kim， B.. Learning about Problem Based Learning： Student Teacher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ontent Knowledge[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9，25（1）：101～116.
[7] Graham，C. R.， Burgoyne， N.. TPACK Development in Science Teaching： Measuring the TPACK Confidence of Inservice Science Teachers [J]. TechTrends， 2009， 53（5）：70～79.
關鍵詞：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學科史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003-02
對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兩門學科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而不研究屬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學科范疇的具體問題，是理論與學科關系層面的探討，或可以說屬于學科史研究的范疇。對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關系，從學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兩個學科的方位和邊界、正確理解學科的內涵和外延、促進人們更好地把握它們的發(fā)展變化與相互間影響。
一、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概念辨析
要進行相互關系的比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學科的屬性，即該學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來考察政治學。政治學英文“Politics”一詞源于古希臘語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學的創(chuàng)始人首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提出“善”、 “正義”和他的哲學王理想。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論述政治理論及其體系的著作，他倡導以個人幸福為最高政治目標的城邦政治論，使政治學發(fā)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其后大致經歷了中世紀神學政治學、近代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權利政治學、20世紀以來現代意義的政治學等幾個階段，①有著悠久的歷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質上是人們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圍繞著特定利益，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規(guī)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系。”[1]政治學，則是研究政治關系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門學科。
“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國外學術界比較常用的詞語。在英文《韋氏詞典》里對它的解釋是：“國際關系是政治科學的一個分支，關注的是國家間的聯(lián)系并且主要關注對外政策”。從這一定義來看，“國際關系”的屬性有三點：一是在學科上它從屬于政治學；二是它的研究對象是國家間的關系；三是對外政策或外交是其關注的重點?！皣H關系”不僅僅是指國際的政治關系，還涉及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衛(wèi)生、民族、政黨等各種聯(lián)系。也有學者認為，“國際關系是超越國家界線的國際社會關系。進入世界近現代史的國際關系主要是國家以及國家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2]，“嚴格來說，國際關系的領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間的關系，但這些關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這些關系和其他因素（如國際機構、跨國公司以及個體）是有緊密聯(lián)系的；與其他社會結構（包括經濟的、文化的和國內政治結構）也有聯(lián)系；甚至與地理的和歷史的因素也發(fā)生關聯(lián)。國際關系學是交疊了幾個其他領域的龐大學科?！盵3]可見，國家間的關系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或主要方面。所謂“國際關系”，主要指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聯(lián)系；“國際關系學”，則可被看作是一門研究這些聯(lián)系和及其規(guī)律的獨立學科[4]。
二、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關聯(lián)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F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fā)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
傳統(tǒng)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fā)，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1919年，威爾士工業(yè)家戴維斯在威爾士大學資助建立了國際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為國際政治專業(yè)設立了伍德羅·威爾遜講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這種設置標志著獨立的國際政治學科的誕生[3]。顯然，國際關系學（IR）最初是以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現的，并且被許多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看作是政治學的子學科。1949年在巴黎，各國的政治學者共同建立了“國際政治科學協(xié)會”（IPSA），協(xié)會確定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有五項：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黨和政治團體、國際政治關系、社會輿論[4]5。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國際政治學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國際政治研究伴隨著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現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科領域和范式。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雜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國家都出現了國際關系方面獨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guī)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lián)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三、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fā)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
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tǒng)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
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如果把古代學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zhàn)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zhàn)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5]4。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
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系的發(fā)展規(guī)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tài)、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tài)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tài)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tǒng)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guī)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tǒng)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guī)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zhàn)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zhàn)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4]7。戰(zhàn)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tǒng)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tǒng)計的方法等等，統(tǒng)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傳統(tǒng)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四、結語
在學科發(fā)展史上，學科之間從屬、分離以及綜合是學科發(fā)展內在規(guī)律的表現。國際關系學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個從屬學科，但隨著其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榮豐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地位已經在人們當中達成了共識，大家都承認它有獨立的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學科目的與學科價值。
同時，國際關系學與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關系。國際關系學雖然研究的是一個類似無政府狀態(tài)的國際“社會”當中各行為主體互動的關系問題，但它始終離不開政治學所提供的關于國家、權力和權利等基本概念體系的支撐，以及政治學提供的價值規(guī)范的牽引。政治學也迫切需要國際關系學在這方面的成果來大量豐富政治學研究的資料與素材，特別是在全球化的當天，政治現象常常是超越國界的。 總之，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相互支撐與相互分離是二者間關系的主要特點和趨勢，學科發(fā)展也會受這對矛盾運動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王浦劬.政治學基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2]袁明.國際關系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F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fā)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傳統(tǒng)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fā)，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1919年，威爾士工業(yè)家戴維斯在威爾士大學資助建立了國際政治系（The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PoliticsattheUniversityofWales），并為國際政治專業(yè)設立了伍德羅•威爾遜講座教席（WoodrowWilsonChairofInternationalPolitics），這種設置標志著獨立的國際政治學科的誕生。顯然，國際關系學（IR）最初是以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Politics）的面目出現的，并且被許多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看作是政治學的子學科。1949年在巴黎，各國的政治學者共同建立了“國際政治科學協(xié)會”(IPSA)，協(xié)會確定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有五項：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黨和政治團體、國際政治關系、社會輿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國際政治學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國際政治研究伴隨著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現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科領域和范式。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Affairs，1922）、《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1947年）、《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雜志》（JournalofPeace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國家都出現了國際關系方面獨立的博士教程。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guī)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lián)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二、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fā)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tǒng)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叭绻压糯鷮W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zhàn)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zhàn)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系的發(fā)展規(guī)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tài)、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tài)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tài)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tǒng)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guī)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tǒng)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guī)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zhàn)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zhàn)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戰(zhàn)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tǒng)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tǒng)計的方法等等，統(tǒng)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傳統(tǒng)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三、結語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F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fā)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傳統(tǒng)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fā)，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
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guī)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lián)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二、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fā)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
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tǒng)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如果把古代學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zhàn)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zhàn)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
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tài)、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tài)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tài)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tǒng)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guī)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tǒng)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guī)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zhàn)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zhàn)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戰(zhàn)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tǒng)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tǒng)計的方法等等，統(tǒng)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傳統(tǒng)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三、結語
在學科發(fā)展史上，學科之間從屬、分離以及綜合是學科發(fā)展內在規(guī)律的表現。國際關系學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個從屬學科，但隨著其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榮豐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地位已經在人們當中達成了共識，大家都承認它有獨立的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學科目的與學科價值。同時，國際關系學與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關系。
一、中國政治學30年的發(fā)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楊海蛟研究員認為，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發(fā)展階段：第一，恢復和重建階段（1978—1985年）；第二，飛速發(fā)展階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階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發(fā)展階段（1992年—至今）。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政治學的30年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堅持和發(fā)展了政治學理論體系；二是開展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全面研究，明確了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目標和路徑，探索了中國民主模式，比較了民主形式，對精英民主論、協(xié)商民主論、草根民主論、混合民主論等理論進行了深入比較研究；三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學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四是中國政治學界在理論創(chuàng)新、思想啟蒙、政策設計和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都對推動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作出了具體貢獻。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鄧大才教授對實證方法進入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述和總結。他們認為，要將實證方法的研究推進到更高階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從權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從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從空間政治向時間政治延伸；從質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學科延伸。
楊海蛟研究員認為，3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經驗有：首先，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終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踐；再次，始終堅持在汲取人類政治學的優(yōu)秀成果的同時，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fā)，立足于中國政治現實。他認為，目前我國政治學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基礎仍然不夠雄厚；第二，中國政治學的研究缺乏共鳴，重大基本問題的研究深度不夠；第三，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專業(yè)設置仍有待系統(tǒng)化。
本次年會也指出了中國政治學努力的方向：一是繼續(xù)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一系列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二是繼續(xù)拓展研究領域；三是在創(chuàng)新思想、理論、觀點的同時，要注意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使其能更多地為各級決策者所重視和采納；四是要努力構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既要爭得在國際政治學界的話語權，也要在和國內其他學科的并行發(fā)展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繼續(xù)推進政治學科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學化與人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桂琳教授提出兩個繼續(xù)保持：一是繼續(xù)保持政治學學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國家與人民的火熱情懷；二是繼續(xù)保持政治學界一貫的團結、和諧、學術包容之風。
二、中國政治30年的發(fā)展
與會代表認為，中國政治發(fā)展30年的歷程大致經歷了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的起步時期、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起步時期以及黨的十七大后啟動新一輪政治建設時期等五個時期。30年的政治發(fā)展取得了十個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提出了一系列與時俱進的政治理念；二是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道路；三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四是人權和公民權利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五是六次政府改革與創(chuàng)新，實現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基本建立起現代公務員制度體系；六是基本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監(jiān)督體系和相對健全的廉政制度；七是“一國兩制”構想在港澳地區(qū)成功實踐，為實現祖國統(tǒng)一奠定了政治基礎，提供了經驗；八是政治治理技術逐漸成熟；九是黨的執(zhí)政能力不斷提升；十是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在世界上顯現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一、中國政治學30年的發(fā)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楊海蛟研究員認為，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發(fā)展階段：第一，恢復和重建階段（1978—1985年）；第二，飛速發(fā)展階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階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發(fā)展階段（1992年—至今）。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政治學的30年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堅持和發(fā)展了政治學理論體系；二是開展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全面研究，明確了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目標和路徑，探索了中國民主模式，比較了民主形式，對精英民主論、協(xié)商民主論、草根民主論、混合民主論等理論進行了深入比較研究；三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學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四是中國政治學界在理論創(chuàng)新、思想啟蒙、政策設計和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都對推動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作出了具體貢獻。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鄧大才教授對實證方法進入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述和總結。他們認為，要將實證方法的研究推進到更高階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從權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從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從空間政治向時間政治延伸；從質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學科延伸。
楊海蛟研究員認為，3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經驗有：首先，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終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踐；再次，始終堅持在汲取人類政治學的優(yōu)秀成果的同時，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fā)，立足于中國政治現實。他認為，目前我國政治學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基礎仍然不夠雄厚；第二，中國政治學的研究缺乏共鳴，重大基本問題的研究深度不夠；第三，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專業(yè)設置仍有待系統(tǒng)化。
本次年會也指出了中國政治學努力的方向：一是繼續(xù)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一系列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二是繼續(xù)拓展研究領域；三是在創(chuàng)新思想、理論、觀點的同時，要注意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使其能更多地為各級決策者所重視和采納；四是要努力構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既要爭得在國際政治學界的話語權，也要在和國內其他學科的并行發(fā)展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繼續(xù)推進政治學科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學化與人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桂琳教授提出兩個繼續(xù)保持：一是繼續(xù)保持政治學學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國家與人民的火熱情懷；二是繼續(xù)保持政治學界一貫的團結、和諧、學術包容之風。
二、中國政治30年的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