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6 10: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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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是發(fā)生在人際關系中的道德規(guī)范。在自然經濟的狀態(tài)中，生產自給自足，誠信不可能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人們?yōu)闈M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雖然有能夠滿足和不能滿足，即能不能達到預想目的兩種可能，但基本上不會發(fā)生自己騙自己的現象。
為了維系商品交換、互通有無的秩序，為了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道德歷來把守信用列為重要的內容?！叭藷o信不立”、“一諾千金”、“一言九鼎”、“不輕然諾”等許多道德名言和許多著名的故事流傳至今，在社會生活中仍然發(fā)生著重大的影響。這些重要的道德觀念和當時人們的實際生活體驗是一致的。任何人失去信用的行為一旦被發(fā)現，很快就會失去周圍人的信任。他就會站不住腳，處處碰壁，得不到別人的接受和支持，也就失去了發(fā)展的前途。這就是“人無信不立”的依據。
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使人的交往范圍無限地擴大了，人們每天都要和無數陌生人打交道，每天都要使用各種不知道提供者來源的商品和服務。不守信用者感受不到不被信任的威脅。這對于企圖獲取非分利益者是一種鼓勵。他們企圖獲得超過自己誠實勞動和正當經營所能獲得的利益，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為此付出代價。于是，各種欺騙的手段就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在我國改革開放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期，社會上有一種錯誤的認識，好象市場經濟就是追逐利潤的經濟，強調道德，強調信用，就是不合時宜。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觀點。市場經濟當然要講利潤，但是必須建立在誠實勞動和正當經營的基礎上，必須以信用作為自己的道德前提。沒有信用，商品交換就不能成立，更不能發(fā)展。賣出的是商品，換來的是假鈔，何必要賣呢？買東西買到偽劣商品甚至有毒害的商品，人們何必要買呢？失去了信用這個基礎，交換發(fā)展不起來，分工發(fā)展不起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創(chuàng)新也發(fā)展不起來，社會就會陷入停滯、倒退、混亂，市場也會瓦解，利潤當然也就談不到了。
現在少數人破壞信用的行為所以能夠得逞，主要是利用了社會上大多數人是講道德、守信用的，而又對失信者缺乏足夠防范的大環(huán)境。在日常生活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每天打開自來水龍頭，流出來的是干凈的水；拉開電門，得到的是穩(wěn)定的電壓；訂的報紙定時送到，買的米面能夠放心地吃。正是這種絕大多數人都遵守信用的情況，使市場能夠正常地運轉。少數破壞信用者正是混在這個大環(huán)境中，利用了這個大環(huán)境，更利用了人們的疏于防范來破壞這個大環(huán)境，損害人們的利益。
對于這樣的情況，當然不能聽之任之，任其泛濫。否則就會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就會使社會失去活力，失去前進的動力。對付的辦法，一是要加強法制，切實保護講道德的企業(yè)和個人的合法利益，嚴厲懲處違法亂紀、破壞信用者，加強他們的犯罪成本，使他們得不償失。但事實上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立法、執(zhí)法都必然有一定的滯后性。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遠，必須堅持不懈地長期做下去。二是加強道德建設，加強信用觀念的教育，特別是要加強唾棄和抵制不守信行為的教育。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社會成員、每一個企業(yè)、每一個社會組織，為了保護自身利益都必須具備的意識。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讓失去信用者失去信任。許多市場經濟發(fā)展比較早的發(fā)達國家正是這樣做的。我們看到，在那里，一些信用記錄不佳的人買保險，保險公司要收更多的保費；就業(yè)求職，到處碰壁；即使用欺詐的方式為本企業(yè)賺了更多的錢，還是要被辭退、被解雇。如此等等，都不是政府有什么強制性的規(guī)定，而是人們?yōu)榱吮Ｗo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作出的抉擇。理由很簡單：既然這個人在某個問題上破壞了信用，那就不一定有把握對我守信用。惹不起，躲得起，不同這樣的人打交道更安全。只要社會形成了這樣的共識，任何失去信用的人都不會被人信任，他的活動就沒有市場了。當然這也要有條件，就是能有辦法了解到需要打交道者的信用記錄。現在有的地方正在建設信用檔案。當然查閱這種檔案也要有條件，例如要征得本人同意，以免侵犯了個人隱私。
《財經》學術顧問 汪丁丁
伴隨著每一個文明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是“市場”,它從來沒有消失過。成為問題的始終是:市場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
市場的自由程度,依賴于市場參與者們的責任倫理。這是關于市場自由的一項基本原理。市場自由要求市場以外的社會生活不服從市場規(guī)則。哪怕是“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也會產生兩類不良后果:(1)“消費者至上”(consumer sovereignty)原則對大眾欲望的腐蝕不可避免地導致文明生活的衰敗;(2)經濟權力在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幾乎不可避免地兩極分化,最終可使自由完全消失。
奈特的弟子阿羅在1970年代初期,以類似“不可能性定理”的方式再次闡述了這一原理――“當市場將它的運行環(huán)境納入市場的時候,它不可能是有效率的。”這里所說的市場環(huán)境,就是資本主義的“支撐系統(tǒng)”――法律、審計、會計以及信用評估與監(jiān)督的其他手段。
一般而言,可以將交易參與者們可利用的監(jiān)督方式劃分為三類:依賴于每一參與者的道德自律的“第一方監(jiān)督”;依賴于參與者相互之間威脅能力的“第二方監(jiān)督”;依賴于不參與交易的公正旁觀者維持正義的能力的“第三方監(jiān)督”。在真實世界里,任何有效率的市場環(huán)境,總是上列三類監(jiān)督方式的某種混合,關鍵是尋求這三類監(jiān)督方式的“最優(yōu)”(成本最小的)混合從而實現經濟效率。
目前被卷入所謂“金融海嘯”的自由市場的困境,歸根結底,導源于下列三項因素的聯合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出生的西方人的核心價值觀,自1960年代以后,發(fā)生了極大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由“價值多元化”轉變而來的“價值相對主義”的人生態(tài)度,取代了由“上帝的律令”轉變而來的“古典價值觀”指導下的人生態(tài)度,從而導致行為主體的責任倫理的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指導西方金融秩序建構的關于自由市場的基本信念以“個人主義”(有責任感的個人及其財產權利和政治權利)為核心。這一信念始終沒有發(fā)生重大改變,基于這一基本信念而產生的上列三類監(jiān)督方式的混合體系,也沒有發(fā)生重大改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伴隨著工業(yè)和信息技術的迅速進步,信用監(jiān)督出現“抽象化”過程,信用關系可在完全陌生的情境內被創(chuàng)造出來。這使市場參與者們相互之間的不斷延長的信用關系鏈條所涉及的真實情境迅速地復雜化,以致對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的估計最終超出任何人腦或電腦的理解能力。
西方社會怎樣走出這次金融危機?上述理論,邏輯地意味著下列三種可能性:
――由于道德自律力量普遍減弱從而使得“第一方監(jiān)督”成本太高,最直接的救助辦法是依靠“政府力量”。但作為“第三方監(jiān)督”的一種手段,“政府”的成本很可能更高,除非長遠而言政府規(guī)模受到民眾的理性共識的制約――假如“法治”和“民主政治”不被損害到無法挽回的程度的話。
――倘基于理性共識所允許的政府力量不足以救助危機,那么,信用關系的復雜程度就應極大地降低。這意味著,“金融深化”趨勢必須逆轉,意味著資本市場的總市值下降50%或更多。
――更長期而言,市場的全球化其實要求市場參與者們具有更高級的責任倫理。否則,良序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消失。
作為市場運行環(huán)境的一部分,并決定市場自由程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良知(consciousness)。所謂“良知”,在西方思想傳統(tǒng)里,就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闡釋的作為“公共感覺”的常識――sensus commus?！俺ＷR”這一語詞的英文“common sense”的拉丁文涵義,指稱的是五種私人感覺之外的公共感覺。當民眾喪失了公共感覺的時候,古典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僅僅是“權術”――每一個人都以他人為手段,從而全體陷入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zhàn)爭。
一、市場經濟的特征與質量技術監(jiān)督工作的新特點
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及與其相適應的質量技術監(jiān)督工作的主要特點有：
（一）經濟關系市場化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一切經濟活動以市場調節(jié)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但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份和集體成分。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好質量技術監(jiān)督工作，就要積極做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的質量技術監(jiān)督工作，加快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市場監(jiān)督體系和服務體系。
（二）企業(yè)行為自主化
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企業(yè)都具有進行商品生產經營所應擁有的全部權力，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fā)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從而能夠自覺地面向市場，自主地開展生產經營活動。企業(yè)行為自主化的前提是轉變政府職能。在機構改革后，質量技術監(jiān)督局的職能交由企業(yè)依法自主管理的事項有兩項：一是工業(yè)企業(yè)內部的標準化、計量、質量管理；二是非強制檢定計量器具的檢定周期和檢定方式。
（三）宏觀調控間接化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部門不直接干預企業(yè)生產和經營的具體事務，而通過指導性計劃和制定產業(yè)政策、財政貨幣政策，運用經濟杠桿，以市場為基礎進行間接宏觀調控，引導和規(guī)范企業(yè)的生產經營活動。
（四）經營管理法制化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有經營活動都按照科學而嚴謹的法規(guī)體系來進行，行政管理部門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來管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健全市場規(guī)則，加強市場管理，形成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面對假冒偽劣商品數量大、品種多、范圍廣、來勢猛、危害烈，國家質量技術監(jiān)督局提出了“鐵腕打假”，采取了堵源截流、跟蹤監(jiān)控、扶優(yōu)防偽、打防結合等對策。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質量技術監(jiān)督工作的重點及對策
（一）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落實和創(chuàng)新從源頭抓產品質量
第一，要突出重點，取信于民。要集中力量嚴厲打擊本地生產、加工、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違法行為。尤其要突出食品、農資、建材等性質惡劣、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產品質量問題，組織專項整治；對區(qū)域性制假售假問題，要及時組織聯合行動，堅決解決一批假冒偽劣“沒完沒了”問題，以實際行動和扎扎實實的成績取信于民。
第二，要改變方式，創(chuàng)新機制。首先要落實行政轄區(qū)打假責任制。在地方政府落實“打假第一責任人”責任的同時，將行政轄區(qū)分成若干個責任區(qū)，把打假的任務和責任逐級分解，責任到人，層層負責，層層落實，采取明查、暗訪相結合的方式，對當地發(fā)生的生產、加工、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違法活動，做到早發(fā)現、早打擊、早控制，將假冒偽劣消滅在生產加工行為發(fā)生地，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
第三，要綜合管理，全面履職。按照國務院確定的職能，在法律法規(guī)授權范圍內，對生產領域的國家產品質量監(jiān)督抽查、計量檢定、認證認可、特種設備安全監(jiān)察等，認真組織實施綜合管理和執(zhí)法監(jiān)督；要按照專項監(jiān)督打假、執(zhí)法檢查、綜合治理等任務要求，全面履行工作職責，并積極協(xié)調、配合有關部門做好相應的行政執(zhí)法工作。
（二）以促進企業(yè)提高競爭力抓發(fā)展，加大扶優(yōu)扶強力度
大力推進名牌戰(zhàn)略實施。質監(jiān)部門要結合當地實際，制定本地名牌發(fā)展計劃，充分發(fā)揮行業(yè)協(xié)會作用，幫助指導企業(yè)爭創(chuàng)名牌；在做好工業(yè)品、農產品的名牌評價工作的同時，組織開展對軟件產品的省名牌評價工作；充分發(fā)揮技術優(yōu)勢，指導企業(yè)開發(f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提高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做好免檢制度的宣傳工作，指導幫助企業(yè)積極申報產品免檢，扶持一批龍頭和骨干企業(yè)。
（三）以強化質監(jiān)基礎性工作為突破口，為經濟結構戰(zhàn)略性調整和產業(yè)升級提供技術支撐
一是強化對標準化工作的宏觀管理，積極推動企業(yè)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促進企業(yè)技術和管理水平提高。二是進一步強化法制計量監(jiān)督，突出重點計量器具的強制檢定和管理工作。三是穩(wěn)步實施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大力推進農產品、食品等產品認證和自愿性產品認證。四是建立長效和動態(tài)的管理機制，確保特種設備安全運營。
（四）以質量為切入點，促進誠信建設為靈魂，為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提供誠信保障
質量技術監(jiān)督部門要在誠信建設方面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構建質量誠信體系。推進質量誠信建設，首先要在建立、完善企業(yè)質量檔案的基礎上，實現對企業(yè)質量狀況的動態(tài)監(jiān)管。二是引導企業(yè)自律。企業(yè)是質量誠信體系建設的主體。三是大力實施品牌戰(zhàn)略。通過名牌戰(zhàn)略的實施，推動誠信建設，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消費和發(fā)展環(huán)境。四是加大違法失信懲戒力度。加大執(zhí)法監(jiān)督，做好質量投訴的調處，打擊、懲戒違法、失信行為。做好質量調處，幫助消費者解決消費中的質量投訴，充分借助新聞媒體，對質量問題嚴重的產品進行公開曝光，建立引導消費的機制。通過監(jiān)督、查處、完善制度建設，在質量監(jiān)督中推動整個社會誠信程度的提升，營造以人為本、充滿關愛、相互信任的良好的消費環(huán)境和發(fā)展環(huán)境。
在肯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推動道德進步的同時,應當看到,伴隨著對外開放和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在道德領域出現了許多不道德現象。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正確看待經濟建設中存在的道德問題。
首先，我國正處于新舊道德體系的轉換時期,由于舊道德的綜合滯留，而與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相適應的道德體系還沒有形成,使不道德現象產生。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的經濟成分應運而生,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作用已經比較充分地顯示出來。從總體上看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發(fā)展了生產力,推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繁榮發(fā)展。當發(fā)展商品經濟的浪潮驟然襲來時,人們茫然不知所措,反而把封建社會的東西拿來使用,利用新體制的不健全,趁虛而入,取得棲身之地,從而泛濫成災。因此社會中的種種不道德現象，恰恰是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不充分的產物。
其次，對外開放是一把“雙刃劍”。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需實行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就像是一扇敞開的大門，好的東西可以進來，壞的東西也可以進來。不少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拜倒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面前,喪失起碼的社會道德。然而這種狀態(tài)不會一直持續(xù)下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我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會也會進一步的完善。
新時期，道德建設的對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迫切需要以新的道德體系來為市場經濟提供有利保障。那么，新時期道德建設又該如何進行呢？
首先，集體主義道德的培養(yǎng)至關重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上層建筑,在道德方面必然體現為集體主義原則。真實的集體是把社會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躍發(fā)展的時期，我們必需認識到集體主義的重要性，我們要追求集體和個人的不斷完善。個人的不斷完善就意味著是不斷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質,集體的不斷完善就意味著是不斷努力消除集體方面的不正之風、腐敗現象,更加真實地代表集體成員的利益。如果每個人都努力成為一個道德的人,那么道德的終極目的和標準———增進全社會和每個人利益總量就會實現。
【關鍵詞】宏觀調控；國家干預；經濟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
有一句話是這么說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當中的社會主義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施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典型國家――中國。提到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得不想到與之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對應著相應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二者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別，以公有制為主體和私有制為主體的財產所屬制度，以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主要的經濟運行方式。
有人說，社會主義也有改革開放，有之后的市場經濟。同樣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期間也采取了國家干預的手段。因此，不能把這兩種經濟制度的區(qū)別作為區(qū)分兩種政治制度的依據。在我看來，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確不是完全對立的，但二者在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中所占分量的高低可以決定國家的經濟制度，從而決定國家的政治制度。原因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市場經濟的分量不可能高于計劃經濟，公有制也終將不會被私有制取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能夠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
既然經濟制度是與政治體制相適應的，為何資本主義國家頻頻爆發(fā)經濟危機？且危機的深度和廣度能涉及到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qū)？2008年的次貸危機對經濟的影響更是一直持續(xù)至今。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經濟的運營模式致使其有一些難以避免的弊端。
對于08年的經濟危機，準確地來說應該是次貸危機。這與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產出過剩，供需不平衡所導致的經濟危機是不同的。所謂“次貸”，是指“次級按揭貸款”?！按巍钡囊馑际侵概c“高”“優(yōu)”相對應的，形容較差的一方，在“次貸危機”一詞中指的是信用低，還債能力低。在美國，貸款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地人很少全款買房，通常都是長時間貸款?？墒窃谶@里，失業(yè)和再就業(yè)都是很常見的現象，也就是說，很多人的收入并不穩(wěn)定，甚至一些根本沒有收入的人，都能貸款買房。購房者在前幾年可以單單支付一定的低利率的利息，而在大約五年只有便要支付高額的還款金額。
雖然這次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危機原因不盡相同，但是歸根結底都是由資本主義高度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導致的。市場根據當前消費者的需要出臺相應的金融產品和政策，本著經濟利益至上的原則大肆地攫取金錢，只顧眼前利益，不為長遠的發(fā)展考慮。同時，在資產證券化和金融化的大背景下，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們將財富玩弄于指掌，即使在最蕭條的時期銀行家們仍能賺取高額的利潤。而政府對此不能起到很好的監(jiān)督和管制作用，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與市場的需求和巨大的經濟泡沫比起來太薄弱，只是在危機出現后，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撥款救濟即將倒閉的銀行。
與之相對應的，在社會國家中，政府對經濟發(fā)展的引導力度比較強，能夠比較有效地控制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以我國為例，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公有制占據了主體地位，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在涉及國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產品等行業(yè)中，國有經濟起到控制作用。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力量。在這一點上，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不同，財產的私人占有必然導致私人資本的無限擴張和社會的兩極分化。而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不至于導致兩極分化，社會矛盾也會相對較弱。
第二，在分配方面，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這樣的分配方式與經濟制度相適應，有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社會主義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并且以實現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fā)點和歸宿。比如，對于美國發(fā)生經濟危機的次貸問題，也就是房地產問題上，國家的宏觀調控能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不會發(fā)生諸如銀行為了賺取一時的金錢利益而勸誘消費者盲目借貸購房的事情，這也是中國暫時沒有爆發(fā)跟美國一樣的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比如，政府出臺的限購令，以及銀行的加息政策，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穩(wěn)定房價，給市場降溫。
市場是由買賣雙方根據各自的需求和持有而自發(fā)形成的交易體系，不是某個集團或政府強行制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為何在經濟危機發(fā)生時市場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度過危機？事實上，市場本身有一定的調節(jié)能力，但這種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說，市場本身有一定的缺點：自發(fā)性，盲目性，滯后性。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必須有政府的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通過經濟社會政策、經濟法規(guī)、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為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
試想，如果美國施行的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許經濟危機不會那么快地爆發(fā)，影響不會如此之巨大。也許是美國人骨子里的自由思想作祟，他們寅吃卯糧的消費習慣也被視為擁有良好信用的標志，再加上美國有比較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人們的危機意識較弱，最終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發(fā)生。如果能有效地加強政府的監(jiān)管作用，對盲目過分借貸進行限制，也許產生如此嚴重的后果。
但是，次貸危機發(fā)生后，美國政府的做法無不充滿著社會主義的味道。為了阻止房價進一步下跌，政府甚至直接推出了為首套房屋購買者提供8000美元的財政補貼。再看私有企業(yè)，本來私有企業(yè)的成敗興衰均由市場來決定，但危機后這樣的規(guī)律行不通了。以三大車廠為例，因勞動成本太高，效率低下，在金融危機之下瀕臨倒閉。對汽車購買者，政府又鼓勵民眾舊車換新車，最多可以獲得4500美元的補貼，最高可達新車價格的25%。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zhàn)略目標人口調節(jié)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fā)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zhàn)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huán)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tǒng)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xù)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xù)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21世紀人口戰(zhàn)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tǒng)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視角出發(fā)，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fā)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fā)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yōu)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qū)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學術界在人口戰(zhàn)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fā)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huán)境上追趕發(fā)達國家;2)穩(wěn)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yōu)的穩(wěn)定狀態(tài)。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xù)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qū)（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qū)，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tǒng)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jié)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jié)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guī)律調節(jié)，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jié)，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fā)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huán)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guī)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zhàn)略與對策[D].戰(zhàn)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關鍵詞：人口問題 人口戰(zhàn)略目標 人口調節(jié)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fā)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zhàn)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huán)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tǒng)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xù)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xù)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21世紀人口戰(zhàn)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tǒng)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視角出發(fā)，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fā)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fā)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yōu)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qū)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學術界在人口戰(zhàn)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fā)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huán)境上追趕發(fā)達國家;2)穩(wěn)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yōu)的穩(wěn)定狀態(tài)。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xù)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qū)（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qū)，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tǒng)的論述?！￡P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jié)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jié)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guī)律調節(jié)，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jié)，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fā)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