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5 16: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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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易經(jīng)； 取象； 思維方式； 比附推論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One of the Arguments on the Cultural Spirit and Its Modern Value of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The thinking mode by adopting symbols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s. Taking its shape in I Ching， this thinking mode depends on symbols of matter in the course of thinking， takes imagination as a medium， to deduce an abstract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In essence， characteristic of obscurity and mutually complementing with the whole thinking mode， the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a kind of logic to deduce a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Cor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abstract thinking， thinking in images， thinking by insights， thinking by symbols exerts an indispensable function in the real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so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the extremely valuable part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I Ching Learning in modern thinking modes.
Key words: I Ching; adopting symbols； thinking mode； deduction by forced analogy
一
取象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之一，這種思維方式是從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運用著的又頗具神秘色彩的一種思維方法，它發(fā)展形成于《易經(jīng)》，是易學文化精神在現(xiàn)代思維方式中極具價值的部分。對此，筆者討論如下：
取象思維方式本文界定為：在思維過程中離不開物象，以想象為媒介，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的核心是以具體事物為載體，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質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直接推論的邏輯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時代，發(fā)展形成于《易經(jīng)》。
原始人處于人類文明的史前期，他們在長期的生存斗爭中，已經(jīng)具備了原始的取象思維能力，其思維水平如同孩童一樣，頭腦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實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詞都是他們所接觸的實物符號，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包括同一性質的物群的種屬詞匯，也沒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語詞。例如，他們只有這個人、那個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沒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種的某一棵樹的概念，而沒有“樹”的一般概念。隨著思維的發(fā)展，他們逐漸地把某些專用名詞移用到相關的物類，表示物類的共同性質，由此產(chǎn)生了表達取象思維的用語。其特點是語言中尚沒有這個語詞，而找一個與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關的實物表示出來。例如：“像石頭”表示“硬”、“像太陽”表示“熱”、“圓”等等。這里“硬的”、“熱的”、“圓的”等表示抽象的語詞，是從他們印象最深的石頭、太陽這些實物中抽取出來的，這是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
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就已表明人類思維已經(jīng)進入到了簡單的比附推論的階段。比附推論是取象思維方式的本質特征。這種思維方式在《易經(jīng)》中得到了發(fā)展、完善，使之逐步成為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之一。
《易經(jīng)》中的卦象是其推測所占之事吉兇的主要依據(jù)。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等等，并試圖以此表現(xiàn)出宇宙萬物的變化，進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卦爻辭也大多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來闡釋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辭：“困于石，據(jù)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兇?！边@是說一個人被石頭絆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見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兇。這是把人處坎坷境地，又依靠壞人，必無好結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對具體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體的事象聯(lián)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寫龍隱龍現(xiàn)。《井》卦寫井谷射鮒?！洞髩选坟詫戶蒲蛴|藩等等。通過對“龍”等具體事物的描述，意在闡釋與之有一定相關的抽象事理，即不是為了說明“龍”等具
體事物本身，而是通過對這些具體事物的描述，啟發(fā)人們想象，去悟知出一個抽象的事理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取象思維方式。
取象思維的本質是一種比附推論的邏輯方法。所謂比附推論是指通過想象，由具體事物直接推知一個抽象事理的邏輯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經(jīng)·大過》九二爻辭：“枯楊生 ，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边@里將自然界的枯楊生 ，與人間的老夫娶少女聯(lián)系起來，取其相似點，進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論出“無不利”的結論。意在告訴求卦者，所占問之事將大吉大利?！兑捉?jīng)》設卦觀象，通過想象這一媒介，比附推論出“意”，象及卦爻辭是可見的，而“意”是不可見的，不好說清道明的，對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內(nèi)容，人們只要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便可得到，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魚忘筌”的思維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選取的具體事物，而其思維過程是比附推論，思維方式是取象思維。
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與整體思維的互補，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維與整體思維的互補，建構了《易經(jīng)》的思維框架?！吨芤住饭沤?jīng)，以它特有的表達形式，充分注意到了從整體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構成這一整體的基本框架。在這里，人和自然是處在完全統(tǒng)一的結構之中的，這一整體觀與取象思維方式互相補充，也就是說，在取象思維過程中，有整體思維，而整體思維賴以形成的基礎又是取象之辭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組合，而這當中也離不開取象思維。例如《乾》卦，以“龍”為具體取象物，通過龍的“潛”、“見”、“躍”、“飛”、“亢”等不同處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發(fā)生、發(fā)展和衰亡的全過程，這里取象思維和整體思維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得意忘象”是指“意”盡得而忘“象”；“得魚忘筌”是抓到“魚”而忘“筌”，盡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體地去把握，可見，有而且只有整體思維的互補，才是提高運用取象思維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證。
取象思維方式的模糊性，是指運用這種思維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義性，因為它不具備必要的敘述，以致于見仁見智，公說婆說，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種模糊性又是因為靠想象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楊生*，”與“老夫得其女妻”之間的所謂聯(lián)系，完全是靠想象得來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為榮現(xiàn)象和社會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聯(lián)系起來，推論出“無不利”，其模糊性可謂大矣。
二
取象思維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維方式。因為抽象思維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逐級構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礎上構成判斷，在判斷的基礎上進行推理。由已知的東西出發(fā)推得新的知識，它具有間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屬”、“銅”、“能導電”是三個概念，分別組成(1)金屬能導電，(2)銅是金屬，兩個判斷，再由這兩個判斷組成如下推理：
金屬能導電，
銅是金屬；
所以，銅能導電。
從中可見，抽象思維中前提真實，推理過程合乎規(guī)則，就能得出一個必然性的結論。上例的邏輯結構可概括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边@里“M”一般指稱為“中項”。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這是抽象思維方式得出正確結論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這些內(nèi)容，取象思維方式都不具有，這些是取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區(qū)別的根本所在。因為取象思維方式的所謂前提是一些具體事象，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只能靠想象這一媒介去推知一個事理，沒有論證過程，所以結論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結論的真實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們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說抽象思維方式能訓練人們思維的嚴密性，那么，取象思維方式卻只能提高人們的想象力，培養(yǎng)人們的悟性。
形象思維方式，又稱藝術思維，是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者從觀察生活，吸取創(chuàng)作材料到塑造藝術形象這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進行的主要的思維活動和思維方式。形象思維要遵循認識的一般規(guī)律，也就是通過實踐由感性到理性，逐漸對事物本質進行認識。在這個過程中，形象思維不脫離具體的形象。但必須要舍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作家、藝術家的思維是在對現(xiàn)實生活進行深入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之后，選取并憑借種種具體的感性材料，通過想象、聯(lián)想和幻想，伴隨著強烈的感情和鮮明的態(tài)度，運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義的藝術形象，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凡此種種，表明形象思維與取象思維的區(qū)別是明顯的。雖然它表面上與取象思維一樣，都有“具體的形象”，也都要“通過想象”等等，但本質上卻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維是不脫離具體的形象，通過想象、聯(lián)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藝術形象。例如魯迅在談自己創(chuàng)作“阿Q”這個藝術形象時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jīng)過的中國的人生?！保ń痣[銘魯迅小說全編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魯迅先生點明了《阿Q正傳》是“依了自己的覺察”寫出來的，目的是“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這些正如上述一樣，其創(chuàng)作過程運用的正是形象思維方式。從“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魯迅先生所具有的豐富的藝術修養(yǎng)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所以他能夠舍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去塑造出“阿Q”這一完整的藝術形象。而取象思維則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經(jīng)驗及對具體的事物的感受而生發(fā)出來的一種思維活動方式，一種推論的邏輯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兩端或有聯(lián)系，或無聯(lián)系，有的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說，取象思維方式重在通過具體事物，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維方式主要是通過塑造藝術形象、達到對事物的本質的認識，二者的區(qū)別可見一斑。
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也有明顯的區(qū)別。頓悟思維又稱“靈感”，是指人們在認識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問題，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時候，由于某種偶然因素的啟發(fā)，答案突然在頭腦中產(chǎn)生，這個思維過程便是頓悟思維。例如阿基米德躺進浴盆的瞬間，看見水溢出水盆而頓悟出浮力原理等。頓悟思維方式的產(chǎn)生及完成過程，必須以思維者具有足夠的思考養(yǎng)料的儲備為前提，方可對某一問題在百思不得其解時而突然有所領悟，否則是“悟”不出什么東西的。
雖然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在進行思維活動時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間的區(qū)別主要在于頓悟思維方式的成功運用，能使思維者有所發(fā)明或創(chuàng)造，所以，有人將這種思維方式稱為創(chuàng)造型思維。其結果是令人“茅塞頓開”；而取象思維方式運用的結果，不會有什么發(fā)明創(chuàng)造，因為取象思維所比附推論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雖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個范圍，只是人們對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對于“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句詩，人們可以比附推論到愛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從事教師等職業(yè)的人身上，去贊美那些敬業(yè)愛崗、勤奮努力的人們，其結果是讓人們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維方式是一種“體悟”而不是“頓悟”。
取象思維方式與象征之間的關系比較特殊。象征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手法之一，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以表現(xiàn)與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魯迅先生的小說《藥》，結尾用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楊朔的散文《白楊禮贊》中的“白楊”象征革命根據(jù)地的軍民等等。可見，象征一般說來，是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體現(xiàn)象，表達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體形象”的本身，是一個具有特定的內(nèi)涵和外延的東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它的含義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墳上的花圈”，便啟發(fā)讀者聯(lián)想：這需要有人為紀念來送花圈到墳上，再由“夏瑜”的墳，想到革命者后繼有人，所以說：“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征著“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這個解釋，說明象征要放到具體的作品中去，聯(lián)系作品的主題，讓讀者把握其象征手法。離開具體作品，單獨一個命題也可運用象征這個語詞，如“長城象征著中華民族”等等。這樣明說的“象征”沒有歧義，因而能得到人們的共識。象征雖然是一種藝術表現(xiàn)手法，但其發(fā)生的思維方式的支點，我們認為是取象思維方式。因為象征的過程中具有“具體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論”出一個結論來等要素，而這些恰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征，從這點出發(fā)，我們認為象征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一種特殊的表現(xiàn)形式。
三
取象思維方式反映了中國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及其對客觀事理闡釋的思維特點。這種思維方式，充溢著中國人對朦朦朧朧的美感的偏愛，在中國古代哲學、天文學、農(nóng)學、醫(yī)學、建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發(fā)揮著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響著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維方式。這是易學文化精神及其在現(xiàn)代極具價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僅舉古詩當中和現(xiàn)代語言中運用取象思維的例子，說明如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詩經(jīng)·碩鼠》)
這首詩根據(jù)碩鼠不勞而獲的屬性，通過想象，以藝術形式比附推論出剝削者如同碩鼠，不勞而獲，貪得無厭的可鄙形象。
又如李商隱《無題》中的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是千百年來被人們公認的詠唱愛情的佳句。欣賞這句詩的難點在于“春蠶”、“蠟炬”、“吐絲”、“成灰”，與愛情的關系，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人們通過想象，能得出“到死絲方盡”，“成灰淚始干”似乎與愛情的生發(fā)、相戀時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讓人們比附推論出結論：我愛你到永遠。
取象思維方式在現(xiàn)代詩文中也多有運用，如大家熟知的：“濤聲依舊，不見當初的夜晚，……這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這里的“舊船票”、“你的客船”所蘊含的深意，只能從取象思維方式這個角度去分析，去解讀，才可體悟出其妙來。
現(xiàn)代語言中的“腳上的泡是自己走出來的”，其中“腳上的泡”與“自己的過失”根本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但靠想象，卻能比附推論出：“自己的過失是自己造成的”這一結論。這句話可用在責己、責他等場合，并顯得溫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2)卸磨殺驢，過河拆橋。
(3)一針不縫，十針難補。
(4)燒香找不到廟門。
(5)不給馬吃草，卻讓馬兒跑。
例句(1)取象的具體事物是“貓”，不管它的顏色如何，只要能“抓住耗子”，便是“好貓”。這句話表面上是說“貓抓耗子”，而實際上是讓人們通過想象去比附推論出一條抽象的事理：要重實際。這樣，通過想象，體悟出那些只可意會的東西來，是準確把握、使用、理解這句話的關鍵，這正是取象思維方式的妙處。
[關鍵詞]二程；朱熹；陸九淵；語言哲學
與先秦經(jīng)典化過程及漢唐解經(jīng)傳統(tǒng)相比，兩宋儒學的語言哲學突破了訓詁師承的傳統(tǒng)，以“自得”、“體認”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義大本”為范閾，提倡“大自奮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學風，其語言哲學表現(xiàn)出以求“學”問“道”為特點，在“文字”——“文義”——“圣人之意”之間的緊張與沖突中尋繹恰切的解釋。正如朱熹所言：“圣賢形之于言，所以發(fā)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后以注通之。”這表明兩宋儒者以語言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與經(jīng)典“本義”為主，其注疏等訓詁方法則僅作為輔工具。本文集中分析兩宋儒者語言哲學中的終極關懷、解經(jīng)方向及其文本觀。
一、“求圣人用心處”：兩宋諸儒語言哲學的范式轉換意義
兩宋諸儒的確信之一是，透過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處”。程頤在早年所作的《顏子所好何學論》一文中，認定“圣賢可學而至”。他著《周易程氏傳》，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義大本”，是兩宋儒學語言哲學的理性支點。普遍懷疑而又遵從“理義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兩宋儒學在經(jīng)典解釋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漢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轉向了對經(jīng)典大義的創(chuàng)發(fā)。
歐陽修在《易或問》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學也，理達而已矣!”他主張恢復儒家經(jīng)典的原始本義，摒棄離經(jīng)的“雜亂之說”，并又指出“所以尊經(jīng)”的理由是為了獲致“六經(jīng)”的本義，可以質疑漢唐經(jīng)學的流弊，將現(xiàn)存的各種注疏“相攻”，而“勇斷”地“去取”。對“理義大本”的闡述，最為典型的當是朱熹。他說：“理義大本復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shù)將開，理義漸欲復明于世故也?！敝祆涞倪@一觀點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舊習，開了新的“運數(shù)”，無疑給南宋儒學界吹進了一陣新風。
兩宋儒學極其重視探求和重建經(jīng)典的“原意”，并透過經(jīng)典的原意而觀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說：“讀書以觀圣賢之意；因圣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這一觀點既包含了他們與經(jīng)典之間的“視域融合”，也體現(xiàn)了解經(jīng)者實現(xiàn)天人貫通的終極關懷。
在兩宋儒者看來，自孟子之后，道學暗而不明，因此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正是為了發(fā)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闡明圣賢之學。朱熹說二程發(fā)明道理，突破了“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圣賢意思”的局限，開示學者“求圣人用心處”，重建接續(xù)了道統(tǒng)。二程自己也說：“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jīng)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與圣人所以至圣人?！敝挥凶龅健熬渚涠笾?，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現(xiàn)出來。
朱熹則主張除去自己私見，解釋文字要著意玩味，虛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處。他說看書“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讀書著意玩味”。玩味其實就是熟讀精思，使義理從字里行間涌現(xiàn)出來。他主張“多聞前古圣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復說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謂“解經(jīng)之解”，就是將“圣賢之語解開了”。他批評那些只能守經(jīng)者，只是“理會講解而已”，主張“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與朱熹在思想體系上截然不同的陸九淵，在解經(jīng)的思路上其實與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賢之精義。他認為在昔人之說、存在的事實、今人的解釋之間，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賢教人，句句實頭”，因此，在經(jīng)典閱讀過程中“當勉致其實，毋倚于文辭”。他要求學者通過“文”、“言”求得言說者的“德行”之“實”，不能“倚于文辭”，“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還說，不從“本”上、“實”上下工夫，只能是“學無端緒”，其旨歸只能是“悖戾，龐雜膚淺”，無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賢心無不同”，只要將圣賢之意解釋清楚了，切己去做，就會與圣賢為一，實現(xiàn)天道人事相貫通，上下與天地同流，這是宋明儒學基本的終極關懷。張載《西銘》“民胞物與”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觀念，在張載這里已經(jīng)演變?yōu)椤斓厝f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終極境域實是整個天地宇宙”。為了抵達這種境界，深解圣賢之意，宋明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經(jīng)進路。在這樣的解經(jīng)過程中，我們深窺宋明儒學，尤其是兩宋儒學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觀。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兩宋儒者語言哲學的文本觀及其解經(jīng)進路
在現(xiàn)代西方的解釋學看來，任何解釋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見，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視見(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給定的，如海德格爾說：“解釋奠基于一種先行掌握之中?！比欢?，兩宋諸儒在解經(jīng)過程中則要求不先立說，不人為地設置理解的障蔽，努力從文本中尋批古圣賢的意思。如朱熹所說：“圣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边@種尋求經(jīng)典原意的思想與現(xiàn)代西方的解釋學思想顯然有較大的距離。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兩宋諸儒主張解經(jīng)時要除“私”去“蔽”，如張載就說：“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他們在解經(jīng)過程中，力圖盡量避免“先行視見”所造成的弊病，主張去“舊見”才有利于獲得新解。這同現(xiàn)代西方解釋學主張有暗合之處。朱、陸在學術品格上有很多相異之處，但在去“私”除“蔽”這一點上，二者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這是值得重視的地方。
朱熹還說：“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說?！倍?，某種程度上，這種“先入之說”就是個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評時人以己意代替圣賢之意，并給了一個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賢之意、經(jīng)文本義，正如燭籠骨子障蔽籠中外放的光明。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虛心”，不要“立見解”、“先立說”，“若執(zhí)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個字”，這樣才能達到“熟讀涵味”的效果。他反復告誡學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讀經(jīng)要“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說看他說”。
朱、陸在學術品格上有很多相異之處，但在盡量避免“先行視見”所造成的弊病這一點上，二者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陸九淵也主張除去“前見”、“前識”，不能讓先入之見障蔽了對真知的認識，既要“平心”去讀，又要空其已知，“打疊田地凈潔”，立志去讀書。陸氏之所以強調(diào)這樣，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慮，強調(diào)“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二是認為“前見”往往會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虛妄”不實，“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陸氏看來，“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而“私意是舉世所溺”，由于這種“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學不見道而成為私智穿鑿的“小人”，“學不至道，而囿于私見”。不過。陸氏也深深地意識到，即使是賢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見”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時候，所以，他提倡一種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說：“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加剖剝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從習俗與聞見中超，“聞善而慕，知過而懼”，從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會本原”與得理忘言
兩宋諸儒將“自得”精神落實到講學上，主要表現(xiàn)為對著之于文本的圣賢之意的體察，即如何由載道之文契通圣賢之意，這就必然涉及到他們文本觀中的“言意之辨”問題。
朱熹主張要去“理會本原”，“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從冊子上講論文字。在他看來，“理會本原”其實是為了“涵養(yǎng)于未發(fā)”。他批評時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在他看來，讀書當“切己體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且當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一切從原頭理會過”，“須要就那個大處看”，因為“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著眼于“壁角”，就會“地步窄，一步便觸，無處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來，“義理”與“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鋪”，一切自然地呈現(xiàn)著。他們認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則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與人道相貫通，故格物窮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認為萬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貫通”。他還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但只要不“拘滯于文義”，“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曉”出此番道理。
在對理——經(jīng)——傳三者的關系上，大概也可以說是在文義——文本——歷史上的解經(jīng)者之意三者之間的關系上，朱熹也認為通“經(jīng)”可棄“傳”，得“理”可忘“經(jīng)”。朱熹認為，所謂“通經(jīng)”，其實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與“大概路脈”，不用理會“邊旁四畔”，不能強求對于經(jīng)書細部的理解。在朱熹看來，“理會文辭”是通達“理義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沒有得“理義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達“理義大本”為目標，對經(jīng)典文辭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會”，不能“把這道理作一個懸空底物”。得“理義”于心以后，便可“視言語誠如糟粕”了。二程主張學者應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簡策之外脫然有所獨見”，反對“固執(zhí)”文本而要求“通達”，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過，程頤又說：“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边@樣，在言意之間還沒有走到完全輕視語言的地步。
論文摘要：高校環(huán)境的新變化必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挑戰(zhàn)和要求。如何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融入人文關懷，探尋其實現(xiàn)途徑，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重要體現(xiàn)。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必須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這為新世紀新階段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現(xiàn)代社會的巨大變遷對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行為、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倫理道德、交往方式、人際關系等方面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由于他們還沒有形成穩(wěn)定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加強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關懷，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重要體現(xiàn)。
一、人文關懷的內(nèi)涵及其價值體現(xiàn)
重視和強調(diào)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創(chuàng)新的內(nèi)在要求。從哲學意義上說，人文關懷關注人自身的命運與價值，是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人文關懷以人文精神為主導，其內(nèi)涵包括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自由尊嚴、道義良知的人道精神，公正平等、民主法則和理性精神。人文關懷的現(xiàn)實目標是實現(xiàn)人的自由和平等。維護人的尊嚴和價值，著眼于培養(yǎng)人們樹立開拓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莊嚴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鮮明的個性意識與集體主義風格，健康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與精神風貌。從現(xiàn)實意義上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關懷是指尊重人的主體地位和個性差異，關心人豐富多樣的個體需求，激發(fā)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對當代大學生而言，人文關懷就是以大學生全面發(fā)展為根本，尊重他們的主體地位和個性需求，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理解、關心和引導他們健康成長和全面發(fā)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的實現(xiàn)途徑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在于培養(yǎng)人，塑造人，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關注人的生存狀態(tài)，特別是人的精神存在及其發(fā)展，追問人的存在價值和人生意義。因此，人文關懷體現(xiàn)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最為本質的內(nèi)容，其實現(xiàn)程度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把人文關懷完全融入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應從以下三個途徑展開。
1.轉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堅持什么樣的教育觀念或者教育理念，直接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倡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充分肯定人，充分實現(xiàn)人的心靈自由、精神解放的人文主義理想，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基本關系中，追求和諧統(tǒng)一，目的是使當代大學生在認識世界、認識人生、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實踐過程中獲得和諧、自由和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傳統(tǒng)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變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種不從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發(fā)展出發(fā)，而是把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作為一種外部力量來束縛人的傳統(tǒng)做法，改變原來那種硬性地要求人無條件地、機械地按照道德規(guī)則行事以及人在社會道德規(guī)范面前只能是被動服從者的不良現(xiàn)象。我們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說教式、灌輸式的教育而向對話式轉變，實現(xiàn)教育者、受教育者雙方平等對話、自由交流和相互磋商。對話式教育會引起教育者、受教育者雙方熱烈的討論甚至爭論，這是人與人平等相處的基本方式。對話式教育顯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對學生主體地位的尊重和教育者的情感投入，從而在師生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梁。
2.把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生活緊密聯(lián)系起來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將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為學生現(xiàn)實生活服務的具體實踐活動中去。這也是國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個特色。在歐美發(fā)達國家，學校普遍具有良好的服務中心和服務設施，一般的學校都配有學生活動指導員，并設有咨詢處、宿舍顧問、貸款和獎學金部、紀律顧問、法律援助部門等服務機構。同時，學校還聘請一些顧問，如社會工作者、心理咨詢專家、精神病治療專家等，來診斷和解決學生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通過這些人性化的服務，在解決學生具體困難的過程中使學生感覺到國家的存在和社會的溫暖，其公民的主體人格和愛國情懷也由此得以萌生。這種人文關懷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原有的強制化和灌輸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容易激起學生的逆反心理，也不符合現(xiàn)代教育的主旨精神。
3.豐富學生的心靈世界，培育高品質價值觀
學者周圍平認為，人之為人，一個更為本質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對超出生存以上的意義的尋求。與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質。超越性有三個方面的內(nèi)涵：一是對自己人生的責任心。這是心靈生活的開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對生命的愛，因為這種愛，不愿生命流逝，便會珍惜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感受，發(fā)展豐富的內(nèi)心生活；也因為這種愛，不愿虛度生命，便要尋求生命的意義，對人生進行思考。二是靈魂的認真。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必然會引向對人生意義、價值的追問。三是在精神上與某種宇宙精神本質建立聯(lián)系的渴望。上述的人文精神或人文關懷其實質是對個人內(nèi)在的心靈生活的無比關注，周國平認為，這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因此，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須采取學習、體驗等各種方式豐富學生的心靈世界，培養(yǎng)他們形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加深他們對人生意義的理解，提高他們的精神品質。
總之，人文關懷充分體現(xiàn)了對人性的尊重，對人的主體性的肯定，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重視，體現(xiàn)了人學思想的發(fā)展和完善。包含了現(xiàn)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和目的。人文關懷具有十分豐富的內(nèi)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進行審視、把握和闡釋。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在繼承和發(fā)揚過去成功經(jīng)驗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體系，在教育理念、教育內(nèi)容、教育方法、教育環(huán)境和價值追求等方面實現(xiàn)全面創(chuàng)新。
盡管“財務”并非一個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經(jīng)濟狀態(tài)下，財務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出現(xiàn)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當人類步入近代社會，尤其是以公司經(jīng)濟為支撐的近代市場經(jīng)濟產(chǎn)生之后，公司財務與會計不僅處于并駕齊驅的地位，而且財務在公司經(jīng)營與管理運作時序上要先于會計，成為公司經(jīng)營運轉的開端。管理學家認為，至近代社會“財務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發(fā)展的一種”（克勞德?小喬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資本主義經(jīng)濟關系萌芽階段的威尼斯兵工廠，在產(chǎn)業(yè)革命之后的“工廠制度發(fā)展階段”，客觀上“財務”也已成為這個古老工廠里的管理“王國”（克勞德?小喬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學家亨利?法約爾，在公司經(jīng)營與管理組織體系構建中，正式把“財務”作為公司組織運作中的先導性部分（亨利?法約爾：《工業(yè)管理與一般管理》）。隨著股份公司制的產(chǎn)生與演進，公司意義上的財務便日益社會化了，財務控制隨之成為資本市場管理基礎層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對資本市場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財務、會計、審計置于市場經(jīng)濟管理控制上的基礎地位，充分發(fā)揮它們在基礎控制中的作用，那么發(fā)生在宏觀經(jīng)濟與中觀、微觀經(jīng)濟管理上的失誤便不可避免。
因此，談多嬌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財務理論發(fā)展史》與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財思想史》這兩部書，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及現(xiàn)實意義。這兩部著作填補了中國財務史研究上的空白，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下，政府、企業(yè)和大學經(jīng)濟學與管理學的學者，以及學士、碩士、博士正確認識掌握財務理論與實踐都具有指導性作用與啟示性意義。這兩部著作給學者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財務理論參考，它們對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場經(jīng)濟下的財務管理思想與如何進行管理實踐，提供了典型的歷史案例與可茲借鑒的歷史經(jīng)驗及其可記取的歷史教訓，并且對于碩士與博士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開展財務管理方面的實證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財思想史與財務理論發(fā)展史，在歷史邏輯上完全具有一致性。這兩部書開展的研究，表現(xiàn)為一個科學、完整的財務史研究體系，所以，如學者通讀這兩部書，一定受益匪淺，通過它有利于加深對現(xiàn)代公司財務的認識，在財務管理工作中創(chuàng)造新的業(yè)績。僅就《西方財務理論發(fā)展史》而言，筆者認為它是一部頗具創(chuàng)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論所開設的八章財務理論發(fā)展專題史的邏輯體系，其特點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這部書的一至八章都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探討現(xiàn)代財務管理中的前沿性問題，盡管這八個史論專題各自具有研究上的獨立性，但在對重要財務研究方面，又彼此關聯(lián)，形成現(xiàn)代財務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對公司財務管理活動實踐具有系統(tǒng)的指導意義，對財務管理原理的學習也具有全方位啟示性作用。（2）系統(tǒng)揭示了現(xiàn)代公司財務運行的基本歷史規(guī)律。這部書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時空觀為指導，從歷史分期上研究現(xiàn)代財務的基本理論問題與各歷史階段的問題，每個專題都把剖析問題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協(xié)調(diào)貫穿起來，總結某一理論的發(fā)展成
該著既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又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其理論意義有：（1）探討了政府審計思想與民主法治的關系，研究審計民主和審計法治的關系，民主審計和依法審計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加深人們對民主法治和政府審計思想關系的認識，有助于人們進一步認識審計的本質，從而豐富政府審計理論。（2）以民主法治的視角對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認為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從而可以豐富我國審計思想史，尤其是民國審計思想史的研究。其現(xiàn)實意義有：（1）審計是民主法治的工具，借鑒民國時期的審計民主和審計法治思想，為我所用，改革審計制度和發(fā)展審計事業(yè)，可以更好地發(fā)揮審計的監(jiān)督作用，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xiàn)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從而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發(fā)展。（2）審計機構和人員的權力來自人民，它們本身也需要監(jiān)督。借鑒民國時期民主審計和依法審計思想，可以更好地促進我國審計機構本身落實民主和法治的理念。
該著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歷史和邏輯相統(tǒng)一的研究方法。作者對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的邏輯分析建立在對這一時期審計活動或審計事件歷史過程的考察之上，把“民主法治”這一邏輯主線的分析貫穿于整個政府審計思想中。（2）系統(tǒng)研究法。作者把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看作一個系統(tǒng)，研究它與外部環(huán)境的關系以及政府審計思想內(nèi)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認為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系統(tǒng)包括審計立法思想、審計組織體制思想、監(jiān)審合一思想、審計人員職業(yè)化思想、軍費審計思想、審計會議思想和審計公告思想這7個子系統(tǒng)，這7個子系統(tǒng)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3）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該著主要運用哲學、政治學、法學和經(jīng)濟學的理論分析政府審計思想，例如，運用經(jīng)濟學的委托理論，分析民國時期的監(jiān)審合一思想，把經(jīng)濟學的成本理論融入到政治學和法學中，提出民主法治成本的概念。
該著的創(chuàng)新點主要有：（1）觀點新：一是提出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二是提出近代政府審計是民主法治的工具。（2）角度新：以民主法治的視角對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進行比較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以往對民國審計思想的研究有兩個角度：一是從個體角度，例如，趙友良的《潘序倫的會計審計思想》及《中國近代會計審計史》（此文研究王王景芳和蔣明祺的審計思想）；二是以歷史分期的角度，例如，郭華平的《中國審計理論發(fā)展體系研究》一文。（3）發(fā)現(xiàn)和收集新的材料。作者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收集了民國時期各種期刊上的有關審計研究的論文以及相當?shù)膶徲媽W著作和審計檔案，所搜集的材料比前人有很大的擴展。
該著不以史論史，做到了審計史研究與當代政府審計改革相結合。作者在分析民國時期七大政府審計思想時，進一步研究這些審計思想對我國當代政府審計改革的借鑒。
民國時期政府審計立法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豐富憲法中的審計條款，明確審計機關的報告關系和報告時間，增加審計人員任職的規(guī)定；二是增加《審計法》中的事前審計權和強化獲取協(xié)助權以及明確相關負責人的連帶責任；三是增加現(xiàn)行《審計法》中審計人員的任職資格、回避原則、保護措施和限制兼職。
民國時期政府組織體制思想對當代審計改革有兩種可以借鑒的思路：一是保持目前審計組織體制的基礎上，作適當?shù)难a充和完善：健全審計向人大報告制度、加強審計與監(jiān)察兩個部門的配合、加強上級審計組織對下級審計組織的領導，減少地方審計組織層次；二是分“三步走”改革目前審計組織體制：第一步，建立審計垂直組織體制；第二步，推進大部制改革，合并監(jiān)察部和審計署成立監(jiān)審部；第三步，改行政型審計體制為立法型審計體制，在人大下設立監(jiān)審委員會，加強對“一府兩院”、預決算監(jiān)督。
民國時期的監(jiān)審合一思想對當今的借鑒有：一是要適當減少監(jiān)督機構；二是實行監(jiān)審合一，即合并監(jiān)察部和審計署。
民國審計人員職業(yè)化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是建立與完善以下制度：政府審計職業(yè)準入、政府審計職業(yè)宣誓與教育訓練、政府審計職業(yè)人員運用與流轉、政府審計職業(yè)考核與獎懲、政府審計職業(yè)保障等制度。
民國時期軍費審計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提高軍費審計的組織獨立；二是對軍費實行事前審計和稽察。
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會議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規(guī)定重要審計事務必須經(jīng)過審計會議決定；二是完善審計會議的具體程序；三是公開審計會議的內(nèi)容。
民國政府審計公告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增加審計公告的及時性；二是擴大審計公告的范圍；三是增強審計公告的透明度。
作者能夠客觀地評價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認為它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又存在著局限性。其局限性體現(xiàn)在政府審計職權不足、審計經(jīng)費沒有保障，限制了政府審計的效果。同時，由于受其他監(jiān)督系統(tǒng)的制約、腐敗的政治環(huán)境、長期的戰(zhàn)爭、民眾民主意識的淡薄等原因，民國政府審計思想在實踐中沒有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大都側重于對審計史的研究，很少從審計思想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審計史不同于審計思想史，審計史側重于具體審計活動，審計事件的研究，審計活動的開展離不開一定的審計思想為指導，審計思想史研究的就是這些審計活動、審計事件所體現(xiàn)的思想。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是“以史為鑒”，而“以史為鑒”的關鍵是要歸納出歷史活動和事件中所體現(xiàn)的思想，總結經(jīng)驗教訓，而不是單純的歷史性描述。該著廣泛占有當時反映政府審計思想的材料，從審計活動、著作、論文、審計法規(guī)、審計制度、審計公報、政府公報以及審計檔案等，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綜合、推理、歸納，從中提煉出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做到了恩格斯曾經(jīng)提出的：“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痹撝谡撌鰧徲嬎枷霑r，大量引用史料原文，并在附錄部分收集了大量的民國審計法規(guī)，體現(xiàn)了作者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也使該著有相當?shù)氖妨蟽r值。
偶然看到走廊處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為所上的通識課程開的閱讀書目。
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薦2～4本書。
推薦人：孫慶偉教授
所授課程：考古學與古史重建
孫慶偉是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副院長、教授，早年參與了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來多年在周原遺址奮戰(zhàn)。孫老師推薦的兩本書，一本是中國最早的考古學報告――李濟先生撰寫的《安陽》，此書在外研社曾經(jīng)出版中英文對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國最早的上古史課程講義――《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此書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顧頡剛先生為首的疑古學派最初開宗明義的講義，有著諸多的開創(chuàng)意義。
我個人認為，孫慶偉先生撰寫的《追跡三代》一書，系統(tǒng)論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與學術史的歷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國考古學術史著作之一。
推薦人：吳國武副教授
所授課程：國學經(jīng)典講論
吳國武老師是古籍文獻研究的專家，他推薦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學者認為《老子》思想應為中華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來源，吳老師推薦的樓宇烈的注本是對傳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書老子校注》是對出土文獻中老子文獻的詮釋。樓宇烈與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處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對讀的方式，也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潮流。
吳國武老師推薦的另外兩本書的配圖與原書并不匹配，或許這也是中國古籍的一個常見問題，當我們閱讀古代經(jīng)典的時候，由于時代的分隔，造成了語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釋版本來閱讀。像吳老師推薦的《韓愈集》在別的出版社出過單行本，但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馬其昶先生校注、馬茂元整理的《韓昌黎文集校注》這個版本最為經(jīng)典。
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學習古漢語的學生入門必讀書目，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字典?，F(xiàn)在，《說文解字》最權威的版本是中華書局的影印本，最近中華書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頁碼發(fā)生變化。岳麓書社曾經(jīng)按照中華書局的版本重新修訂，以同樣的頁碼注音，非常實用。
推薦人：鄧小南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
“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作為北大歷史系出品的精品課程，由閻步克與鄧小南兩位權威學者講授，可見北大對于本科生通識教育的確是盡心盡力的。鄧小南先生的父親是現(xiàn)當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鄧廣銘先生，父女先后擔任宋史研究會的會長。鄧小南先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領域。此處的推薦書目，她卻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薦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見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薦的第一本書是祝總斌先生的書。?？偙笙壬且晃环浅５驼{(diào)的學者，一輩子的學術成就都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書中。雖然本書絕版多年，但無論是中國古代宰相制度研究，還是中古時期任何政治史領域的研究，都無法逾越祝先生的“這座大山”。在北大諸位魏晉史研究的學者閻步克、羅新、陳蘇鎮(zhèn)，或是葉煒的課堂上，你都能聽到他們講祝先生與田余慶先生之間有趣的掌故。
《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是北大歷史系榮新江教授有關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論文合集，榮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國唐史研究領域數(shù)一數(shù)二的學者，其學術著眼點主要在絲綢之路唐代中亞、西域與唐王朝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如今，這無疑與“一帶一路”的治國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國與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聯(lián)書店再版，值得一讀。
《朱熹的歷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時，話說當年余英時應邀為臺灣一位宋史研究領域的學者寫序，一不小心序言寫了18萬字，后來干脆擴充，成了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個思想家，應對其身后的歷史世界有詳實的理解，才能對其思想成就有著明確的認知。
推薦人：孫玉文教授
所授課程：大學國文
北大中文系古漢語方向現(xiàn)有的一批老師是出身于湖北大學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孫玉文先生，以古漢語語法詞例見長，他推薦了三本書。欽立先生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這是以一己之力編寫的，可以媲美《全唐詩》《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書籍是中國上古、中古時期文學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參考必備書目，研究漢樂府、魏晉文學、玄學研究等都是必讀書目。不過，逯欽立先生此套書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讀，在此我推薦兩部魏晉文學研究的經(jīng)典書，一本是黃節(jié)先生的《黃節(jié)注漢魏六朝詩六種》，另一本是黃節(jié)先生的學生蕭滌非先生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語言問題》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先生，（如今清華大學文科圖書館一層大廳擺放的鋼琴，就是趙元任先生的女兒捐贈的趙先生生前珍愛的鋼琴）本書是作者1950年代在臺灣的講座合集。趙元任先生是語言天才，在美國讀了博士之后，回國結合中外語言特點，開創(chuàng)了中國語言學的研究。語言學的知識難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來上海中西書局推出《中西學術名篇精讀系列》的第2卷《趙元任、李方桂卷》，選取了趙元任先生的經(jīng)典論文――《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詳細解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閱讀，入門趙先生精深的學術要義。
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暢銷近半個世紀，也是今天《論語》研究最為經(jīng)典的入門讀本。大家仍以初學入門讀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深入研究讀程樹德先生的《論語集釋》為治學法門。
推薦人：閻步克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
閻步克教授是當今兩漢魏晉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學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國古代官僚制度與官階制度兩個層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開設的通識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課程，場場爆滿，我當年也聽過全程，經(jīng)?？吹絻扇偃说拇蠼淌易詈笥幸慌耪局犕耆痰耐瑢W。
先生推薦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漢代官僚政治結構的三大著作《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樂師與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來，“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這門課程的講義被編輯出版為《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書。
閻步克先生推薦的另一本書是北大魏晉文學研究宗師級人物――王瑤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學史論》，以此足見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晉史學研究，對于魏晉文學研究的經(jīng)典著作必須有所了解。
推薦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課程：現(xiàn)代中國的建立――制度、思潮與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是近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研究者，近年來有諸多著作問世，自己是康有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薦的蕭公權先生的這本《康有為思想研究》，或許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干春松老師的思想著眼點之所在。
李劍農(nóng)先生也是一名學術成就卓越的學者，其在政治史領域與經(jīng)濟史研究領域均有極其豐碩的開創(chuàng)性成就，《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繁復多變的風云際會必讀書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稿》也是研究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中任何一個斷代部分的必讀參考。
汪暉教授的《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是其被再版過無數(shù)次的代表作，該書以中外對比的角度，看待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萌發(fā)和轉變的背景與歷史。汪暉老師早年致力于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本書是其核心思想的闡發(fā)。
推薦人：劉勇強教授
所授課程：古代小說名著導讀
劉勇強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說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他在這里推薦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內(nèi)外名家有關明清小說研究的代表作。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其少有的學術專著，也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開山之作，是魯迅當年在廈門大學國學院短暫的教書生涯中的課程講義。
《中國古典小說》的作者是前兩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漢學領域研究中國小說的扛鼎級人物，無論是研究中國傳統(tǒng)小說，還是現(xiàn)代小說，都無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必讀經(jīng)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最為暢銷的學術著作之一。
《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的作者吳組緗先生是劉勇強教授的導師，也是明清小說研究的大師級人物。自己有諸多的小說作品創(chuàng)作，作家和研究者的雙重身份，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視角。以經(jīng)典文本出發(fā)，以寫作經(jīng)驗入手，獨具匠心。
推薦人：張帆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史（下）
張帆教授是現(xiàn)任北京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是國內(nèi)元史研究領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薦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講授的這一階段歷史。北大的中國古代史課程分為上、下兩部分講授，上從上古講到唐代，是閻步克先生講授，下便是由張帆教授授課了。
蒙思明先生是經(jīng)史名家蒙文通的長兄，《元代社會階級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學歷史學部的碩士畢業(yè)論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紀文庫”系列曾經(jīng)再版收錄，本書載譽史壇七十載，值得閱讀。
《遼金史論》是前兩年英年早逝的北大歷史系劉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劉浦江教授是遼金史研究的旗幟性人物，他的去世給遼金史學界帶來了巨大打擊。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鄧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讀書。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難有人企及，其學術研究從兩漢一直貫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問題，至今仍舊是中國法制研究反復探討的議題。
推薦人：吳曉東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jīng)典選講
吳曉東教授是當今中外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其授課態(tài)度之認真，授課內(nèi)容之詳實為北大學子稱道，這從其有關西方文論研究的講義――《從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紀的小說和小說家》就可見一斑。
近年來，吳曉東教授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領域多有造詣，此份書單當中的《圍城》與《野草》兩部，基本上是所有閱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耳熟能詳?shù)谋刈x書目。金介甫先生的《沈從文傳》，應該是其近年來在北大講授沈從文研究課程時的重點參考書目。沈從文先生的《邊城》也是可與魯迅先生的《野草》、錢鐘書先生的《圍城》等并肩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jīng)典，而沈從文先生非凡經(jīng)歷的一生，更值得學者去研究。
這份書單的第一本書卻是獨具匠心，亦如之前點評閻步克、鄧小南時指出的那樣，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一般所涉獵的書目都不僅限于自己研究的領域。理查德羅蒂的《筑就我們的國家》是探討美國經(jīng)典研讀意義的著作。
推薦人：朱孝遠教授
所授課程：文藝復興經(jīng)典名著選讀
朱孝遠先生是當代歐洲中世紀史、文藝復興史研究的名家?！稓W洲文藝復興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學術領域的研究性通論，便于學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歐洲文藝復興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書單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鮑斯瑪（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遠先生的恩師，近年來鮑斯瑪先生的諸多藏書捐贈給了北大圖書館，或許朱先生希望借此機會推薦不為人知的好書，傳承學術精神。
丹納的《藝術哲學》是藝術學研究領域的必讀經(jīng)典，早年我在北大藝術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劍青教授的課上都曾被要求必須閱讀，丹納的著作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歐洲文藝復興在藝術理論與哲學文化層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讀過朱孝遠先生編著的《如何學習研究世界史》，它是國內(nèi)少有的系統(tǒng)介紹入門世界史的書目。該書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遠老師在推薦西方學術經(jīng)典的同時，推薦了許多中國歷史研究的經(jīng)典書目。所謂學貫中西、貫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薦人：吳國盛教授
所授課程：科學通史
吳國盛教授是當代科技哲學領域的學術名家。其代表作《科學的歷程》是國內(nèi)暢銷多年的科學史入門書目，也是清華大學本科生精品課程《學術之道》的推薦必讀書。
在這份書單中，《技術與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現(xiàn)代城市規(guī)劃研究、考古類型學研究領域的開山鼻祖，其有關技術與文化的討論是研究傳統(tǒng)文化與技術革新的沖突與發(fā)展的必讀書目。
優(yōu)秀的學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見的好書，善于打破固有的學術偏見。人們常說“黑暗的中世紀”是科學的黑暗，但是格蘭特的《近代科學在中世紀的基礎》讓人更加客觀地看待歷史，看待科學技術的變革。
吳國盛先生推薦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識讀本系列”中的《科術革命》。“牛津通識讀本”是牛津大學出版社面對大學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歐美名家寫作的通識讀本系列，在國內(nèi)由外研社和譯林社先后出版過一部分，廣受好評，中文版兼有中英對照，對于學子入門西方學術，可以一窺門徑。
推薦人：姚洋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經(jīng)濟改革與發(fā)展
關鍵詞：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 馬克思 日本 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韓立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編號：10JZ130003)；教育部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蛆新MECA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編號：2010THZ0)。
《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一部能夠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國又被稱為《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fā)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補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當時正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該版幾乎沒進人流通領域就銷聲匿跡了。二戰(zhàn)結束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修訂了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國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就是后來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大綱》。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這部《大綱》的國家，同時也是積累最為深厚的國家。需要強調(diào)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對《大綱》的研究，不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還使“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從整體上看，日本學界對《大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稱為《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第二個時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稱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第三個時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屬于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下面，我們就結合日本對《大綱》的翻譯，對這三個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和評述。
一 第一個時期：《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
同對其他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一樣，日本也是最早翻譯《大綱》的國家。早在1947年，《大綱》中那著名的一節(jié)《資本主義生產(chǎn)以前的各種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簡稱《各種形式》)就已經(jīng)被翻譯介紹到日本。不過，當時的日譯本是以《各種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為底本的。隨著1953年《大綱》修訂版的出版，從1956年起，以經(jīng)濟學家高木幸二郎為首的12名學者就開始著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個分冊的翻譯。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綱》全譯本，而且因翻譯質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譯”之美譽。
不僅是翻譯，而且在對《大綱》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經(jīng)濟學家就對《大綱》展開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較關注《大綱》中的經(jīng)濟危機理論，發(fā)表了《危機理論體系序說》和《危機、再生產(chǎn)、貨幣制度》等著作，開創(chuàng)了《大綱》經(jīng)濟危機理論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綱》研究專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馬克思》、《馬克思經(jīng)濟學的形成》以及《經(jīng)濟原論Ⅰ》等著作中，在將《大綱》視為“原資本論”的同時，對《大綱》的“自由時間”理論以及“時間的經(jīng)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為日后內(nèi)田弘等人從這一角度系統(tǒng)地解讀《大綱》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大綱》研究當屬一橋大學的文獻學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發(fā)表了《(經(jīng)濟學批判)體系和(資本論)――以(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一文。這篇論文幾乎是與歐洲的《大綱》研究專家羅斯多爾斯基(R.Rosdolsky)同時，細致地分析了所謂的“寫作計劃”問題，還對《大綱》進行了系統(tǒng)的解讀，提出了一系列的“《資本論》形成史”問題，譬如在《大綱》和《資本論》之間馬克思在方法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實質性變化等觀點。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對當時的《大綱》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處于這一“《資本論》形成史”的視角之下。
從整體上看，他們此時的《大綱》研究還與歐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譯本《資本主義生產(chǎn)以前的各種形式》所撰寫的“序言”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資本論形成史》(1968年)等――有著差不多相同的解讀框架，這就是從“經(jīng)濟原論”的角度來解讀《大綱》，把《大綱》看做是《資本論》第一稿。當然，這種對《大綱》的解讀并不為錯，事實上這也是研究《大綱》的一個有效的視角。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往往會從所謂成熟的《資本論》和單純的經(jīng)濟學原理角度來解讀《大綱》，從而會將《資本論》中所沒有的、只有在《大綱》中才存在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概念和視角忽略掉。盡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試圖突破這一解釋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與上述《大綱》研究不同，此時的日本開始涌動起一股突破這一框架的潮流，這集中體現(xiàn)在對《大綱》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對《各種形式》的研究上。眾所周知，《各種形式》是《大綱》“資本章”中的一節(jié)。在這一節(jié)中，相對于晚年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fā)展道路的零星敘述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對包括亞細亞在內(nèi)的共同體能否過渡到市民社會做過相當集中系統(tǒng)的闡述。由于這一內(nèi)容符合了日本學者當時要在日本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使命，再加上該文獻翻譯得較早，結果比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關注。被稱做“大冢史學”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體的基礎理論》中將《各種形式》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提出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是按照“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順序，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它分別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大家久雄的解讀和霍布斯博姆為英譯本《各種形式》所撰寫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蘇聯(lián)教科書體系以及歐洲的《大綱》史學研究也基本上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與此同時，大家還根據(jù)他對英國經(jīng)濟史的研究成果，并輔以馬克斯?韋伯的《經(jīng)濟史》這條線索，研究了本源共同體內(nèi)部經(jīng)濟關系的變化過程，提出了“共同體的解體”和“地域市場圈”等重要理論問題，這里孕育了進入一個新的《大綱》研究階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
第二階段是以對《各種形式》的研究為突破點的。這一突破首先歸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會理論的開創(chuàng)者高島善哉的弟子，同時也是另一位市民社會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內(nèi)田義彥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雜志上發(fā)表了長篇連載論文《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和歷史認識――以(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對《各種形式》或者《大綱》研究的局限性問題。
上文談到，大冢久雄等人將《各種形式》僅僅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之所以這樣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種形式》“單行本”的影響。作為一個事實，《各種形式》雖然是《大綱》中的一節(jié)，但它卻先于《大綱》而單獨出版，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在研究它時往往將它同《大綱》的體系割裂開來。此外，當時的“單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國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種形式》前后的有關“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敘述，都沒有提及《各種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環(huán)的結束”一節(jié)。看不到這一問題，就無法發(fā)現(xiàn)《各種形式》與《大綱》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有機聯(lián)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績，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環(huán)的結束”一節(jié)的意義。所謂“第二循環(huán)的結束”一節(jié)是指《大綱》第V筆記本的第16頁開頭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寫的：“資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環(huán)結束時才表現(xiàn)出來?！边@里的“在循環(huán)結束時”中的“循環(huán)”指的是資本的“第二循環(huán)”。問題是在《各種形式》一節(jié)中我們找不到“第二循環(huán)”的開端，而只有在《各種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筆記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資本Ⅰ(44，45)剩余資本Ⅱ(45)領有權的轉變(45)”一節(jié)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種形式》被夾在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敘述的中間，因此《各種形式》就不能單純地被理解為馬克思一般的“共同體理論”，而應該被理解為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這是對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種形式》觀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這樣評價說，這一發(fā)現(xiàn)“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變成了遙遠的‘前史’，而所謂《各種形式》的‘正史’從此拉開了序幕”。其實，不只是《各種形式》，整個《大綱》的研究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這一新階段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綱》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與《資本論》的差異。他指出，與《資本論》第1卷在“資本的生產(chǎn)過程”中對“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說明不同，《大綱》主要是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或者說通過將“生產(chǎn)過程”與“流通過程”結合起來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的。平田清明將這一方法論稱為資本的“循環(huán)=積累理論”。這一理論的優(yōu)越性在于，它不僅可以在經(jīng)濟學上更科學地解釋“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且更重要的，它還能解釋資本主義誕生即從一般商品經(jīng)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從而解釋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歷史認識。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綱》就不僅是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經(jīng)濟學和歷史認識》就是他的主著的書名。其實，早在1969年他還發(fā)表過另一部著作《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討論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并以“重建個體所有制”為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經(jīng)濟學和歷史認識》可以看做是對《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補充論證。
望月清司是與平田清明同時代的經(jīng)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大綱》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如果說平田清明用以解釋《大綱》的核心概念是“循環(huán)=積累”或者“個體所有制”的話，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綱》的視角則是“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或者說“城市與農(nóng)村的分離”?！皠趧雍退械姆蛛x”是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前提，而“城市與農(nóng)村的分離”則屬于最為典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形式。因為，農(nóng)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來，就意味著與土地所有發(fā)生分離。望月清司正是以這一“分離”為標準，討論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這三種形式當中，只有日耳曼共同體才能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誕生近代市民社會這一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他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理論與平田清明的“循環(huán)=積累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過這一“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中構建出了一整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人類社會發(fā)展必須經(jīng)歷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這樣三個階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內(nèi)因”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這是他通過研究《大綱》而得出的根本結論。
其次，望月清司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fā)展史中去研究《大綱》的。他研究《大綱》并沒有拘泥于《大綱》，他把《大綱》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思想發(fā)展的延長線上。具體說來，他把《大綱》中的“歷史理論”看做是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異化”理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的“分工展開史論”的直接結果。內(nèi)田義彥在對望月清司的博士論文即這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的《審查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一點是該書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在過去，學術界雖然以《大綱》為中心進行了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應用到對馬克思《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理解中去，從而也就沒能應用到包括《大綱》在內(nèi)的馬克思全部歷史理論內(nèi)在形成過程的理解中去。光這一工作，本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就是無法抹殺的?！边@一點的確是望月清司的獨特貢獻，與平田清明只關注《大綱》以及后期的《資本論》是不同的。
從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來看，他們并沒有遵循他們的前輩的解釋框架，而是從“教義體系”已經(jīng)遺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換”等概念出發(fā)的。而這些概念又可以歸納為一個范疇，即“市民社會”(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為從內(nèi)涵上說，所謂市民社會無非是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馬克思曾經(jīng)構想過的、一個暫時的但又是必然的人類歷史發(fā)展階段。無論是平田清明還是望月清司都對市民社會有這一認識，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區(qū)分了“資產(chǎn)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會”，并以“市民社會”為坐標解讀了《大綱》甚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在日本被稱為“市民社會派”。
在《大綱》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當時的“市民社會派”還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一項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銳夫編《解說(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綱》的寫作順序(《導言》《貨幣章》《資本章》)對《大綱》做了系統(tǒng)解讀以外，還以專題的方式對“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內(nèi)田弘)、“領有規(guī)律的轉變”(山田銳夫)、“《各種形式》研究”(山田銳夫)、“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chǎn)”(山田銳夫)、“‘帶來果實的資本’邏
輯”(吉家清次)、“《大綱》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綱》中的異化理論”(沖浦和光)、“《大綱》的編輯問題”(內(nèi)田弘)等進行了研究。另一項是當時的《現(xiàn)代的理論》雜志組織的有關《大綱》的系列討論。沖浦和光、細見英、望月清司、山田銳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參與了其中，其論題涉及“資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機器生產(chǎn)中的勞動過程”、“自由時間”等問題。從整體上看，“市民社會派”的思想非常活躍，他們還將《大綱》的輻射范圍擴展到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焦點問題上。
當然，除了“市民社會派”以外，這一時期日本還出現(xiàn)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馬克思的科學和哲學》等。但是，客觀地說，“市民社會派”是當時日本的《大綱》研究，甚至是整個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個時期：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
第三個時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大綱》研究。首先，在《大綱》的翻譯上，這一時期由于刊有《大綱》的新MEGA第Ⅱ部門第1卷第1分冊(1976年)和第Ⅱ部門第1卷第2分冊(1981年)的出版，以經(jīng)濟學家為主組成的“資本論草稿集翻譯委員會”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譯了新MEGA版《大綱》，而且新譯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綱》題名《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
與高木幸二郎團隊的經(jīng)典翻譯不同，新譯本不僅在翻譯質量上對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還將《附屬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與來歷”、“異文”、“訂正”、“注解”等信息也進行了編譯，以“譯者注”的方式置于譯文各節(jié)的后面，從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綱》手稿的修改過程和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新MEGA版翻譯，而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大綱》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又開始與世界上的《大綱》研究重新――之所以說是“重新”，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與當時世界上的《大綱》一一研究的主題是一致的――接軌，出現(xiàn)了一些綜合性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會派”的兩位后起之秀山田銳夫和內(nèi)田弘的作品當中。
山田銳夫的《經(jīng)濟學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關于《大綱》研究的總括性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世界《大綱》研究的傳統(tǒng)主題，譬如“寫作計劃”、“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和“資本的周轉和世界市場”等，而且還能找到日本《大綱》研究的固有主題，譬如“領有規(guī)律的轉變”理論。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產(chǎn)業(yè)社會”(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大綱》的內(nèi)容。他認為，盡管“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和“產(chǎn)業(yè)社會”都是對眼前的近代社會的本質概括，但它們的內(nèi)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會的積極因素?！笆忻裆鐣保瑥乃纬傻某踔詠砜?，是為了實現(xiàn)自由與平等，因而包含著孕育自由個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會的現(xiàn)實中，這一可能性卻流于形式；“資本制社會”雖然剝奪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但是為自由個人的“聯(lián)合”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產(chǎn)業(yè)社會”雖然將工人的生產(chǎn)力物象化為資本主義的產(chǎn)業(yè)能力，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一產(chǎn)業(yè)能力為自由時間的出現(xiàn)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客觀上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從對這三種社會積極意義的強調(diào)來看，山田銳夫的《大綱》解讀是符合“市民社會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對第二階段《大綱》研究固有主題的深化和拓展。
與山田銳夫相比，內(nèi)田弘的研究則更多地意識到了國際上的研究狀況。他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了“自由時間理論”。他認為，“《大綱》的體系同時也是自由時間論的體系”。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一方面創(chuàng)造出了剩余勞動時間這一形式，為解放勞動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將它占為己有，讓它為自己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chǎn)的增加，雇傭工人也被要求具備“一般知性”的能力，從事精神勞動，結果他們發(fā)現(xiàn)被資本家剝奪的剩余勞動時間其實只不過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于是他們會產(chǎn)生要將剩余勞動時間變?yōu)樽杂蓵r間的要求。
在對“自由時間理論”的分析上，內(nèi)田弘還特別強調(diào)了活勞動在歷史上的變化問題。我們知道，活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活勞動所占的比率會逐漸減少，那么以活勞動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規(guī)律會喪失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基礎的作用，再加上雇傭工人自覺認識的逐漸成熟，這將為超越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1985年，內(nèi)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專著《中期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批判》。這本書，按照內(nèi)田弘本人的說法是《(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研究》的“姊妹篇”，是對前書的補充。在這本著作中，內(nèi)田弘討論了“《大綱》與李嘉圖的關系”、“《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以及“《大綱》與后來的《直接生產(chǎn)過程的結果》的關系”。其中，特別是對“馬克思《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傾瀉的筆墨最多，提出了《大綱》的“序言”與《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與“存在論”、“資本章”與“本質論”是一一對應關系的結論。1988年，內(nèi)田弘又將此部分擴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一書，在歐美世界引起反響。2010年，在漢譯《新版(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出版時，譯者又將此部分翻譯并收入其中，從而使中國讀者通過《新版(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馬克思經(jīng)濟學批判》的精華部分。
總之，從內(nèi)田弘的這兩本書來看，他的《大綱》研究包括了對亞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圖、黑格爾以及這些人物與馬克思的關系，堪稱《大綱》研究的“百科全書”。同時，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李嘉圖的生產(chǎn)理論，再加上黑格爾的邏輯學，熟悉歐美《大綱》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些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研究《大綱》的主題。
在山田銳夫和內(nèi)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綱》研究很少有專著出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這一領域有以下幾項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個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門“《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專家從《資本論》手稿形成史角度對《大綱》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禎之介解說的《大綱》手稿的影印版；從歷史學和經(jīng)濟史角度對《大綱》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實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據(jù)《大綱》對馬克思的亞細亞觀和共同體理論的重構。另一個是從環(huán)境思想角度對《大綱》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島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對《大綱》中的“物質代謝”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理論的解讀。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編輯了一本論文集《(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歷史與邏輯》。還有，隨著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爆發(fā)，《大綱》中的危機理論又重新受到了關注等。不過，從整體來看，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繁榮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綱》研究略顯蕭條。
以上，我們概述了日本學者研究《大綱》的歷史。從內(nèi)容上看，日本的《大綱》研究經(jīng)歷了從“作為《資本論》形成史的《大綱》研究”出發(fā)，到“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的《大綱》研究”，再到“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它代表著日本學者對世界的獨特貢獻。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以“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大綱》解讀是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大綱》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環(huán)的結束”和“個體所有制”問題、望月清司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內(nèi)田弘的“自由時間理論”、山田銳夫的“領有規(guī)律的轉變理論”等頗為獨特，是其他國家學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無論是在解讀的嚴密性還是思想深度上，這些成果與同時代的西方的《大綱》研究，譬如麥克萊倫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內(nèi)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等相比毫不遜色。
日本的這些獨特的成果主要出現(xiàn)在《大綱》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出現(xiàn)了這樣的成果，與他們確立起了“中期馬克思”概念有關。我們知道，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所謂的“早期馬克思(異化論)和晚期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一說。而《大綱》的出現(xiàn)，則使兩者連接起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fā)展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就是所謂的“中期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這一概念，他們可以解放思想，突破過去將《大綱》納入《資本論》形成史框架的局限，從而將《大綱》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為他們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大綱》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贊同。我們試舉兩例。首先，是山之內(nèi)靖對“市民社會派”的批判。作為一個事實，無論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還是山田銳夫和內(nèi)田弘，他們都屬于“市民社會派”。而這一派對馬克思的解讀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用“市民社會”概念來重構馬克思的學說；將市民社會看做是一個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們的馬克思解釋會包含著許多對斯密的生產(chǎn)力概念、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西歐發(fā)展道路的肯定。對此，山之內(nèi)靖從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環(huán)境危機、非西歐世界等出發(fā)，認為他們夸大了《大綱》中所存在的“西歐中心主義”、“黑格爾的觀念”、“生產(chǎn)力主義”，提出應關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哲學的吸收，即馬克思的反現(xiàn)代性的自然主義思想以及馬克思的“晚年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