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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統(tǒng)計學的基本問題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關鍵詞:兒童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成人化”
就我國兒童文學的研究現(xiàn)狀分析,許多零散問題研究缺少較大的結構背景,價值和功能不足。以文學經(jīng)驗觀察,人們均是先理解文學,再對其提出期望,指導創(chuàng)造和批評。我國兒童文學是受動發(fā)生,離不開西方語境,依舊是理論資源和經(jīng)典作品。兒童的審美標準和思想總是被成人思想所壓制,因此很難形成真實的兒童文學理論。只有把兒童文學歸于文化結構中去思考,才能辨析出兒童文學理論中的基本問題,并非是以兒童文學去分析兒童文學。
1.兒童文學的定義
從文學理論研究的基本精神分析,本位兒童文學的概念最易讓人接受。不單單因為本位兒童文學認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也是因為他擁有全面系統(tǒng)的闡述。兒童文學應當是實用、透明的,應當改變后現(xiàn)代主義浮夸做作和寫作風格。它是兒童心理成長和情感生活的必需品,兒童文學應當是感性、審美和愉快的。兒童文學的娛樂性推動了兒童文學的發(fā)展。許多兒童文學作品是成人以自我感官為兒童讀者所創(chuàng)作的,一些優(yōu)秀作品能和兒童共享。但有些作家并不是為了兒童寫作,只是因為作品中的審美因素和兒童審美能力相符,可供兒童讀者閱讀。此類作品也屬于兒童文學。兒童文學和沒有一個特殊的界限,故此,我們不能一味判斷兒童文學本質,兒童文學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被孩子接受。當然兒童文學也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最基本的就是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需要,它基本上是為兒童而存在的。
2.兒童文學批評的評價準則
兒童讀者鑒別文學作品的能力不夠,因此不能進行文學批評。而成人讀者在閱讀兒童文學之后,會有信心的判斷兒童文學作品的質量。這就使得兒童文學控制權交予成人。成人作家創(chuàng)作只要針對兒童讀者便可,成人批評者會用自己的方法或標準判斷作品。兒童文學“成人本位”,會給批評者和成人作者較大的權利,忽視了審美要素。在批評兒童文學時,要明確批評的評價準則,而不是用成人的批評標準看兒童文學。
有的兒童文學先行者對兒童閱讀故事進行區(qū)分,做出清晰的劃界。正如現(xiàn)如今我們將通話故事看作兒童文學最佳的文體。童話是先隸屬于兒童文學,后分在了大文學圈中。如果消除童話內的文學屬性,自然會形成童話類型的作品,會引起兒童文學理論的混亂。另外,民俗學研究民間故事的方式對兒童文學有借鑒價值,卻不能和兒童文學批評相同。兒童文學批評應當有自己的方法和目的。
3.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
兒童文學理論主要資源來源于文學之外的許多學科,比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哲學。有的學者認為兒童文學是一種教育兒童的文學,這是錯誤的。過分強調兒童文學的文學性,會偏離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初衷,使得兒童文學的意義失衡。兒童文學的教育,是文學作品以審美方式影響兒童讀者的程度。當然,這種影響和學校教育、家長道德教誨不同,但偏近于社會學溝通。兒童文學教育是成人和兒童的民主、平等交流,而不是灌輸式和思想禁錮的教育。人的道德判斷、思想觀念、人生價值等,都能在兒童文學作品中找到影子。比如《湯姆·索亞歷險記》中的同情、勇氣、公正、堅韌,《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的活潑、機靈、聰明、可愛、善良等。
4.兒童文學內的“成人化”
有學者認為“成人化”會誤導兒童文學作品轉變?yōu)榉莾和膶W作品。固然“成人化”是兒童文學的重大問題,但兒童成長需要“成人化”有目的、有計劃的引導。比如詹姆斯·馬秋·巴里的《彼得·潘》描寫了彼得潘神奇的本領和故事,可以勇敢無畏的對抗強盜胡克船長?!侗说谩づ恕烽L不大主題并不是所有兒童都喜歡,反而吸引了較多的成人讀者。兒童并不愿意像彼得·潘一樣長不大,這樣的文學內容反而使得兒童文學不夠健康。
兒童文學中許多作品故事都是以成人思維解決人類情感矛盾,比如《白雪公主》的故事。有些兒童文學的“成人化”嚴重,蘊含著悲觀主義的血腥、厭世、黃色、自私自利。這些思想影響到了兒童讀者的純真思想。而有些作品也過于偏窄,不顧及兒童感覺事物的方式,簡化了成人話題。這類現(xiàn)象在兒童文學中很是常見,許多批評者褒揚這類作品的純兒童性。但是,如果有意識的將現(xiàn)實問題和兒童文學保持距離,便不能從角度轉移至兒童讀者方面,反而使得兒童文學存在缺陷與不足。
結束語:
兒童文學理論的定義應當明確,便是兒童能夠看懂并理解的文學作品。兒童文學的價值性不是單純的研究純粹理性指導,而是能夠和兒童讀者進行對話。到目前為止,兒童文學仍沒有讀者和批評者有效溝通的方式,但并不代表該方式是不可能或不必要的。兒童文學理論發(fā)展,要完善新型的兒童文學批判。研究兒童文學要突出兒童讀者和文學的基本概念,重視兒童文學批評的評價標準、文學教育和“成人化”因素。
參考文獻:
[1] 張美紅.中韓現(xiàn)代兒童文學形成過程比較研究[D].2008.
一、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
為了深入探究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的含義,我們必須了解恩格斯提出問題時的背景和立場。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是針對馬克思之前的西方傳統(tǒng)哲學而言的,所謂“全部哲學”主要指的是在西方傳統(tǒng)哲學史上占主導地位的知識論哲學。由此可見,恩格斯的話是在具有特定背景的情況下產(chǎn)生作用的,如果忽略理論背景,以偏概全,則可能導致理論與實際不符的情況。
二、全部和單個類型的哲學基本問題
如果從一門學科的角度看待哲學,那么哲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tǒng),哲學內部有不同的模式、流派、類型。如果說一個問題能夠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那么這個問題必須在所有類型的哲學中具有普遍性。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作為整個哲學的基本問題十分勉強,因為很多類型的哲學派別不討論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比如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中國傳統(tǒng)哲學等,并不探究這個問題。所以準確地說,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是知識論哲學的基本問題,而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至于什么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俞吾金先生提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觀點:“什么是哲學?”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回答者抱有什么樣的哲學觀,從而判斷出他從屬于什么哲學類型。這個問題在哲學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所以這個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
哲學有其基本問題,單個哲學類型也有其基本問題,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是知識論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國傳統(tǒng)哲學也有其特有的基本哲學問題。首先,關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必須被肯定為一種哲學類型的存在。中國以前是沒有哲學這一說法的,哲學一詞是近代由日本傳入。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哲學。且不論爭論已久的“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單從哲學一詞的來源上分析。哲學譯自單詞“philosophia”,由“philein”(愛和追求)和sophia(智慧)組成,愿意為愛智慧。從這個角度定義哲學的話,中國古代是有哲學的。由于中國和西方多個世紀沒有交流,文明的發(fā)展必然會因為各種因素而產(chǎn)生一些差異。假如因為這個原因而嚴格按照西方哲學的模式來生搬硬套,那么不僅違背了哲學的初衷,更是犧牲了中國千百年來的寶貴精神財富。而從單個哲學類型的角度看時,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就是一種非常有價值并且極具特色的哲學類型,所以也應具有其相應的哲學基本問題。
三、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重要問題
中國傳統(tǒng)哲學長久以來留下了許多深刻且富有內涵的問題,例如天人關系、義利之辯、知行觀、人性論等。這些問題雖然都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都還不具備足以作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基本問題的普遍性。
(一)天人關系
天人關系一直都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熱門問題,甚至長時間以來有不少學者就把天人關系問題當作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問題。這與恩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不無關系。當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學者將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模式帶入到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思考中時,就會很自然地尋找與思維和存在相似的對立概念。在此基礎上,天人關系就能很自然地被解釋成了自然(思維的客體)和人(思維的主體)關系,顯然,這一關系的對立與思維和存在的關系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雖然直接生搬硬套顯得十分勉強,但是由于該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有些人寧愿選擇拋棄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影響,而堅持將天人關系作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問題。
將天人關系問題的實質簡單地解釋成人與自然的關系肯定是十分不妥當?shù)摹,F(xiàn)在的自然科學角度的天與當時所謂的天幾乎不是一個概念。與西方的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等人相比,中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們在自然科學方面幾乎毫無建樹,因為中國的先哲根本就沒有朝自然科學方面研究。荀子很明確地表達出了當時的一種思想傾向:“圣人為不求知天?!薄蹲髠?昭公十八年》中,子產(chǎn)也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因為自從產(chǎn)生了人類社會之后,自然對人的壓迫感已經(jīng)減少很多,人民最大的壓迫感來自于統(tǒng)治者。《禮記?檀弓下》中孔子曾經(jīng)說過一句具有代表意義的話:“苛政猛于虎也?!币虼巳藗兊年P注點從自然轉向社會是當時人的自身需求,權衡之下,自然科學的研究就不是主要任務了。所以所謂的天人關系根本就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講到天人關系的時候經(jīng)常提到天人合一,但是天人合一絕對是不指客觀意義上的人與自然合而為一。孟子在一句話中曾經(jīng)表達過天人合一的思想:“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睆倪@句話中就可以看出,所謂的天人合一并不是客觀意義上的,而是主觀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所追求的是自身的修養(yǎng)和完善,而不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改造。無論是孔子提出的“求仁”還是孟子提出的“四端”及“浩然之氣”,都是由內而外的;其它的先哲比如老子,雖然提出了物質意義上的天道,但是出發(fā)點和歸宿都是人自身對天道的效仿,而不是對天道本身的探究;莊子的“坐忘”,實質上是一種無欲無求的精神狀態(tài),是通過自身修養(yǎng)而非對世界的改變而達到的,促使莊子提出這種修養(yǎng)的原因也非自然,而是社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我覺得就是上述的價值觀的轉向。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和人類社會。天只是延續(xù)著作為一種權威的象征而存在,比如天子、天命等詞,都是在借天的權威。所以所謂的天人關系,重點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人與社會的關系。人們借著天人合一的口號,按照社會的需要來改善自身,使自身更有利于立足社會。這才是天人合一的實質內容。
(二)義利之辯
義利之辯則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史上關于仁義和功利的爭辯。義利的對立首先由孔子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边@表明了儒家對義利的基本立場,認為義與利是相互對立的,并且重義輕利。與此相對,墨家的觀點認為“義,利也”(《墨子?經(jīng)說上》)。首先從義和利的含義進行分析。義代表了一種利于社會的價值取向,是按照社會的需要對人提出的一種統(tǒng)一的規(guī)范,行事合乎義,從宏觀上看,一定是有利于社會的,但是有可能損害個人利益。利則代表了一種利于個人或小團體的價值取向,是按照個人或小團體的需要表現(xiàn)出的一種自發(fā)的追求,單純地逐利,從微觀上看,目的一定是滿足小部分人的需求,但是有可能危害社會。這么看來,其實義和利都是一種積極的價值取向,只是立足點不同。一般情況下,無節(jié)制、不理性的逐利都會危害社會,所以儒家提出的觀點是重義輕利,以社會需要為重。但是如果在適當?shù)姆秶锢硇缘厍罄?,也能達到義、利兩全的結局。由此看來,真正被排斥的不是利,而是超出社會需要的范圍,也就是義的范圍的利。所以作為是非評判標準的義,實際上體現(xiàn)的就是社會的需要。
(三)知行觀
知行關系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特殊問題,在其它哲學體系中沒有被明確地作為一對范疇所提出。知與行是相統(tǒng)一的,有什么樣的知才會作出什么樣的行。從“格物致知”的角度上看,如果格的是客觀事物,知的是客觀規(guī)律,那么這樣的知行觀無疑具有一般認識論的意義。但是從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角度上來看,我們一直以來致的知并不是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雖然在宋明時期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在知行觀上有過分歧,但是那只是過程上的差異,而不是實質上的差異,中國哲學史上在知行觀上一直保持著“致良知”的本質觀念。所謂“良知”,實質就是符合當前社會需要的道德觀念。
(四)人性論
人性的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喋喋不休地爭論了很長時間,早在孔子時就將人分為三等,其后董仲舒等人便建立了性三品說;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張載、朱熹等人提出性情分立等等不一而足。雖然理論很多,但是劃分的原則都是相同的――是否符合社會需要的道德觀念;提出這些理論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驅使人們具備社會需要的道德。性三品說中,雖然有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但是些兩類人為極少數(shù),故不是理論的重點。理論的重點在中人之性,也就是絕大多數(shù)人具有的性。這絕大多數(shù)人雖然沒有圣人之性,但是可以通過自身的修養(yǎng)來獲得圣人之性。雖然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看似矛盾對立,實則殊途同歸:孟子把符合社會需要的道德觀念當作天賦人性,所以提出性善;荀子把人的基本生理欲望當作天賦人性,所以提出性惡。由些可見,他們兩人提出看似相悖的理論,并非由于對道德的態(tài)度相左,而是由于對人性的定義不同。在不同的理論基礎上,他們都提出要培養(yǎng)道德觀念,雖然孟子的方式是由內而外擴,荀子的方式是后天習得,但是兩人的結論分別是“人皆可以為堯舜”、“涂之人可以為禹”。所以兩人對人性的價值取向是完全相同的。張載、朱熹等人將性與情分立,基本相當于將孟子的善性與荀子的惡性分立,目的還是要以性來統(tǒng)御情,將人的欲望控制在道德范圍之內。
由此可見,雖然中國哲學史上關于人性的理論有很多,但是價值取向和最終歸宿都是一致的,即修養(yǎng)品性以獲得符合社會需要的道德。
概率統(tǒng)計方法的實際應用離不開現(xiàn)代信息處理技術。可以用在概率統(tǒng)計教學上軟件很多。概率統(tǒng)計課程可選用SPSS、SAS、Matlab、Excle等。SPSS的界面友好,易學易用。沒有學過SPSS的學生也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學會使用SPSS。利用SPSS的11個功能模塊,大量的概率統(tǒng)計函數(shù)可直接進行計算和查表。
比如,直接調用SPSS相應模塊可以迅速實現(xiàn)各種概率密度函數(shù),分布函數(shù)以及隨機變量的數(shù)字特征的計算。利用SPSS的統(tǒng)計圖種類,能夠很輕易的實現(xiàn)統(tǒng)計作圖,而且圖形準確美觀,教學也更顯生動,容易為學生接受,而且增強他們處理大批數(shù)據(jù)的信心。相比SPSS、SAS,Excel軟件顯得更為易學和高效。它是辦公必備軟件,大一時學生就學會了它的一般應用。利用Excel齊全的統(tǒng)計分析功能、強大的統(tǒng)計圖表繪制功能、數(shù)據(jù)結果和統(tǒng)計圖形與其他統(tǒng)計軟件良好的兼容性,我們可以很好地實現(xiàn)教學目標。Matlab是以數(shù)值計算為主要特色的工具軟件,其所帶的統(tǒng)計工具箱幾乎涵蓋了數(shù)理統(tǒng)計的所有領域,我們可以很方便的進行參數(shù)估計、假設檢驗、方差分析、回歸分析等。
其他的一些具有統(tǒng)計功能的軟件就不再介紹了,這些軟件掌握起來對大學的師生來說,都是很容易的,但是由于課時等方面的原因,我們在概率統(tǒng)計實際教學中很少用到,事實上利用這些軟件不僅使得教學方式多樣化,生動形象化,而且更容易為學生理解,我們不妨在教學中抽出一些課時讓學生到機房利用這些軟件驗證所學內容。
2將數(shù)學建模思想融入概率統(tǒng)計學中
根據(jù)教育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各高校要把加強實踐教學方法改革作為專業(yè)建設的重要內容,重點推行基于問題、基于項目、基于案例的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加強綜合性實踐科目設計和應用。要加強大學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支持學生開展研究性學習、創(chuàng)新性實驗、創(chuàng)業(yè)計劃和創(chuàng)業(yè)模擬活動。從最近幾年的全國大學生數(shù)學建模競賽題目中,我們看到,競賽涉及的概率和統(tǒng)計知識較多,這也反映著,概率統(tǒng)計知識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科學技術緊密相關。
為了響應教育部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以及中華民族富民強國夢想,概率統(tǒng)計在教學中應該在內容上注意吸收有趣的應用題目比如經(jīng)濟現(xiàn)象、天氣預報等,體現(xiàn)數(shù)學建模的思想,從而理論聯(lián)系實際。如2012年高教社杯全國大學生數(shù)學建模競賽本科組A題葡萄酒的評價,就是一個統(tǒng)計知識占主導的一個賽題,它需要建立方差分析模型,討論置信區(qū)間,利用SA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模塊,以及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等。由于概率統(tǒng)計是我校的一個省級精品課,我們對概率統(tǒng)計這門課比較注重教學方式和方法的創(chuàng)新,注重支持學生開展研究性學習,我們有一組學生獲得了本年度的高教社杯全國大學生數(shù)學建模競賽本科組全國一等獎。
關鍵詞:王船山 真實存在 幽明(隱顯、可見與不可見)幽玄意識 有限性意識 通幽明之道 生活世界
一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王船山哲學。船山哲學的主題可以概括為回歸真實的存在。這一概括并非筆者的強加,而是船山哲學的內在要求。在王船山那里,真實的存在被表述為"誠",也即"實有", "誠"在此不僅僅是德性意義上的真誠、誠實,更為主要的是存在論意義上的終極范疇。王船山說:"盡天地只是個誠,盡圣賢學問只是個思誠"。 可見,存在論在王船山那里就是對于真實存在的探詢,回歸真實的存在,構成了王船山存在論的中心關注。
在王船山那里,真實的存在如何可能的問題就是通"幽明"之道如何可能的問題。在王船山的術語辭典中,"幽明"就是"隱顯",就是"陰陽",就是"可見"與"不可見"。事物總是有其在當前"可見"的一面,與其"不可見"的一面;"可見"是存在的一個方面,"不可見"是其"同時同撰"的另一個方面。當前在這個角度是可見的,換一個角度觀看,也可能是不可見的;當時是不可見的,但是在過去或將來則可能是可見的。按照荀子在《性惡篇》中對于"可以"與"能"的區(qū)分, "不可見"(不可見)不等于"不能見"。換言之,"可見"與"不可見"不等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感性"與"超感性"(理性), 而只是在這個情境下可以與不可以看到的東西。用王船山舉的一個例子來說,高墻外面的河流對于高墻之內的我來說是不可見的,但并非是我不能見的,只要我站得比高墻更高,河流就成為可見者了。"可見"就是在某一個具體情境下直接可感的"現(xiàn)在進行"的事態(tài),它是一種有方位的事實,當下直接進入主體自身的存在中的東西,它與主體自身的活動一同被經(jīng)驗。同樣,不可見不是絕對的不能見,不是如同一個超驗的本源永遠藏在這個可見的東西背后,而只是可見事物的當下不可見的一面;也不是與可見的一面向來沒有、也不可能具有聯(lián)系的東西,不可見者雖然當下不可見,但是卻可以與可見者溝通,事實上,不可見者是作為可見者的背景而存在的,二者是一個息息相關、相互指涉著的經(jīng)驗整體。 因此,在王船山那里,當"形而上"被規(guī)定為"不可見"時,他堅決強調"形而上"不是"無形",而是"有形",只是其形暫時"未形"而已,因為,一旦不可見被理解為"無形",它就不是不可見,而是不能見,它就沒有了重新可見以及與可見溝通的可能性;反之,不可見僅僅是"有形"之"未形",這意味著它可形,形是形著,也即成為可見者。
為了闡明上述觀點,就必須拒絕存在著以意義的賦予者的身份出現(xiàn)的、某種絕對的本源或基礎的信仰,這種本源或基礎的建立有它的前提,這就是它具有完全自足性,這種自足性使得它可以永遠不必與可見的東西相互作用、溝通就可以獨立存在。這種信仰可以歸結為一種實體化本體的假設,這種假設把某種不可見者設想為絕對的實體化存在,它導致了一種"萬法歸一"的觀念,它阻礙著人們對于真實存在的正確理解,在宋明人那里,真實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作為這種絕對本源來看待的,即使是今天,人們對于存在以及"一本萬殊"(理一分殊)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擺脫這種本源的糾纏,也一直在"萬法歸一"中兜圈子,人們甚至錯誤地斷言,佛教中國化以后就產(chǎn)生了理一分殊的觀念,華嚴宗那種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以及天臺宗那種一念三千的觀念就是"理一分殊"的最早表達。這些都是本文所要反思的信念。
在下面的二、三兩節(jié),我試圖在比王船山哲學更為廣闊的視野中來考察他的上述問題及其處理的方式和意義。在四、五、六三節(jié),我簡單地勾勒一下本書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路。
二
回歸真實的存在,就是回歸這個日常的生活世界,就是自覺地、切身地承擔起與這個世界的關系。
在生活世界中,人們的活動,不管是認識,還是實踐,總是由當前可見的東西指涉不可見但是又真實存在的東西??梢娕c不可見總是息息相關的,它們的動態(tài)統(tǒng)一,構成了作為總體性視域的世界整體。人們的每一個當下的活動都指涉著這個整體性的世界視域,歷史與未來、自然與文化,都是這個世界整體的構成部分,它們往往以不可見的方式與人們當前可見的活動發(fā)生著交互的作用。這種隱顯(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往復運動,就是生活世界的實際情形。對于這一實際生活現(xiàn)象的領悟,構成了中國形上智慧的源頭?!兑讉鳌氛f:"一陰一陽之謂道",按照原始的含義,陰陽就是明暗,就是"幽明"或者"隱顯",就是可見與不可見;一陰一陽就是一隱一顯的往復運動,也即可見與不可見之間持續(xù)的交互作用?!兑讉鳌氛J為,這種交互作用就是存在(道)的本性。存在不是別的,正是創(chuàng)造性活動得以在其中展開的場域(field and horizon),這個場域具體展開為陰、陽(可見與不可見)的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使得世界一半透明(可見),一半陌生(不可見)。當《易傳》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時,它的意思可以理解為,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的問題就是隱顯之間的溝通如何可能的問題。因為,這里的"晝夜"就是陰陽,就是隱顯,就是幽明的象征性表達。 而"通乎晝夜之道"與"一陰一陽之謂道"表達的是同一個真理,"’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對于主體而言,隱顯之間的溝通,就是要求主體在當前可見的活動中自覺地承擔起與不可見的關系: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就是把世界經(jīng)驗為一個息息相關、彼此相通但又不同的整體,經(jīng)驗為當前可見的東西與不可見的東西的統(tǒng)一;從實踐上說,就是在當前可見的活動中承擔起與不可見之事、物的關系。在先秦人那里,這種溝通的要求,曾經(jīng)還被表述為"陰陽相得"(《樂記》)、"陰陽合德"(《易傳》)、"通乎陰陽"(《谷梁傳》定公元年)、"陰陽合而萬物得"(《郊特牲》),如此等等。隱顯之間的溝通,作為一種形上智慧的方向,它的特點在于發(fā)源于生活世界,并且又以生活世界為其歸宿。
在這種智慧形態(tài)中,沒有什么絕對的本源或本體,只有各各不同的存在者彼此隱顯、往來(相通、相互作用)的運動。"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無毫發(fā)疑似之或欺",每一個東西都依于其它事物,才可以存在,其所依的東西是真實存在的。人住在大地上,就依于大地;人必須用火,就依于火;人必須喝水,就依于漿;人必須吃飯,就依于糧食。糧食又依于土地才能生長,土地又依于水而得以被滋潤……萬有之間是相通相依的,"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無妄而不可謂之妄也"。這種不同存在者之間的息息相關性、相通性,就是"誠",就是真實的存在,在此之外別無所謂本體。 在這里,真實的存在是作為interbeing(互存在)而得以被經(jīng)驗的。"interbeing"是原籍越南、現(xiàn)定居法國的一行禪師使用的一個概念,他用以指互即互入、互含互攝的存在,這種規(guī)定有著佛教緣起理論的背景,本文則是借用此詞,避免一行禪師所賦予的(如滴水見大海之類的)佛教意蘊,而賦予新義,特指不同的事物之間的相通、相互作用。存在的本性就在于它是一種處于交互性關系過程中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與某種實體化絕對本源的單向度的依賴關系,而是存在者之間的交互關系,成為上述智慧形態(tài)的中心原理。因此,回歸真實的存在,不是回歸某個實體化的本源,而是回歸交互關系中的存在。具有終極關懷或者本源情結的人們,也許會憂慮,把存在的本性理解為隱顯的交互作用時,這是否是對于存在自身的消解呢?由于不可見者總是無窮無盡的,所以,存在在這里是否被抽象地規(guī)定為存在者本身的量的無限性呢?在我看來,這種提問雖然注意到存在不能化約為存在者,但是它卻沒有充分考慮到存在總是存在者的存在,道總是不同的事物之所共由的道路,存在者雖然莫不共由斯道,但是又無不以自身獨特的方式走在自身的道路上,所以,對于不同存在者而言,存在(道)雖然同為一個存在(道),但是又展開為存在者(不同事物)各各不同的存在方式(道路),所以,當我們說,不同事物的存在時,其實就已經(jīng)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在量的層面上來談論存在了。事實上,隱顯之間的溝通,也即眼前(眼下、目前、當前)可見者與目前不可見者之間的溝通,就是不斷地超越現(xiàn)有存在狀態(tài)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說不同事物之間相通的持續(xù)過程或者隱顯的連續(xù)統(tǒng)一構成了存在的本性時,我們并非是在消解存在本身,而是在談論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存在的意義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向我們顯現(xiàn)出來。
由此,當我們說回歸真實的存在不是回歸某個絕對本源時,這并不意味著對于一切本源的敵視,相反,這也許正是對于真正的本源所能表示尊重的方式。在王船山哲學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對于真正的本源的那種深沉的情感和態(tài)度,但是,毫無疑問,王船山對于本源保持了一種特殊的態(tài)度,遠古時代那種與本源直接建立聯(lián)系的方式在他這里遭到了否決。隨著人類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人們與那種絕對本源直接建立聯(lián)系的努力似乎不再有效。走向真實存在的道路,已經(jīng)不再是對于某種絕對的本源的回歸,而是回歸建立在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之上的這個生活世界。換言之,單個個別人只有作為生活世界共同體的成員時,他與本源、也就是與存在的溝通才有可能。這是因為,在社會化了的個體那里,我個人的成長已經(jīng)不再是我個人的解放,而是成為把我與這個社會、他人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交互關系的解放,這種關系已經(jīng)是我生存的一個基本的維度。真實的存在在此只能作為一種交互關系中的存在(interbeing)而被經(jīng)驗和分享。 因此,回歸這個世界,回歸建立在存在者之間、特別是人們之間的交互關系基礎上的生存,就成為人類個體走向真實存在的方式。本文堅持認為,那種單子式的孤另的自我根本不可能領悟到天命的存在,只有作為共同體的成員,一個人才可能得以與天命發(fā)生真實的關聯(lián)。
另一方面,本源意義上的存在一旦給與了我自身的存在,那么,我的存在就不可能再是存在作用與我的過程的重復,相反,我必須以自身獨特的存在方式(人道)補充、豐富本源意義上的存在(天道)。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真理。在先秦儒學中,這一真理得到了多方面的表露,如《中庸》說人的存在,更不從天道說起。 孔子則對于"性與天道"保持了適度的緘默,這不是說不能談論性與天道,而是說我們的談論方式本身也有一個適有所止的問題,在什么意義上,我們才能保證我們的談論的存在是真實的存在,而不是我們的一種人為設定、或者思辨構造與虛假承諾呢?在王船山看來,任何一種真正的生活,即使是神圣的生存,都不再可能以人與天道意義上的本源存在的直接同一的形式而存在,不但如此,這種人與本源的直接同一孕育著極大的風險。這其間的道理正如列奧o斯特勞斯(Leo Strauss)所說:
人性至德的條件是,人保持或變得徹底忠實于大地;這個世界之外是"虛無",上帝或理念或我們靠知識或信仰得到的種種元素并不關懷我們,只有這世界關懷我們。任何對[上帝或理念或元素]這類世界根基的關懷都是置身于(這個)世界之外--置身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外,使人與此世離異。這類關懷基于要逃避現(xiàn)世的恐怖和困窘的愿望--基于尋求安慰的愿望,削足世界到人可以承受為止。
忠實于大地,也就是忠實于這個世界以及它的人們,回歸真實的存在,要求對于它們表示出足夠的尊重。這種尊重要求著一種承擔的意識,這就是在當前可見的活動中承擔與不可見者的關系。這就是王船山在先秦人那里所發(fā)現(xiàn)的形上智慧的方向。這種智慧方向內蘊著一種批判哲學的識度。不是直接談論存在,而是談論存在的顯現(xiàn)方式;不是詢問存在本身是什么,而是詢問我當前應當如何存在。對于這種智慧而言,我自身的存在與存在本身被區(qū)分開來,我當下應該做什么,這就是我自身有限的存在活動,是"性"的事情,是"義"的事業(yè);而無限性的存在本身則構成了我自身存在活動的"不可見"的視域或背景,它作用于我的過程就是它轉化為天命的過程。只有在自身的存在過程中,我才能回應、感應、領悟到存在本身的真實性。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無義無命",這就是為什么"性與天道"這一表述對于先秦人來說不能改為"天道與性"、更不能(如宋明人所作的那樣)把它改成"性即天道"的內在根源。
我在當前所能做的就是與作為我當前活動的背景或視域而存在的存在本身的溝通,而不是同一,正是通過這種溝通,我才有切實的"得"(德)可以根據(jù),而我所志之"道"(存在)才不是一種抽象的設定、虛假的構造或承諾,而是真實的存在的展開了的狀態(tài);這種真實的存在的不斷的顯現(xiàn)的過程,也就是我不斷地超越現(xiàn)在存在、通向無限的"誠有"的過程,因此,正是這種溝通,才提供了與真實存在、真實本源發(fā)生真實關系的可能;也正是這種持續(xù)的溝通,我本人也變得真誠不貳、完全浸沉在對于真實存在的信賴之中--換言之,在隱顯之間的持續(xù)溝通中,作為存在論意義上的終極范疇的誠(真實的存在)與德性意義上的誠(真誠,對于終極存在的根本信賴)才彼此交融,成為一體??梢姡瑢τ谶@種智慧而言,可見與不可見("隱顯"、"幽明"、"陰陽"、"顯微"、"費隱")構成了存在論的中心語詞。
隱顯概念的主題化內蘊著一種不可見的意識,它其實是一種幽玄的意識,也就是一種隱性的意識,或者說一種不透明的意識。這一概念表達的是,世界與自我總是有不可知、不可見的那一個向度,它總是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范圍之外,而不能被清晰地意識。我所說的幽玄意識不同于張顥在《幽暗意識與民族傳統(tǒng)》所說的"幽暗意識"。張顥使用"幽暗意識"這一概念表達的是世界與自我的黑暗面,但是,他主要用來指對于宇宙人生中與生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幽暗在他那里主要是指缺陷、邪惡、不完滿等等。我所說的幽玄意識是廣義的,它包括了張顥所謂的幽暗意識,但是又不限于那些意義。在更為本質的意義上,對世界具有的幽玄意識就是主體自身的有限性的哲學意識,它表達了如下的事實,人對世界與自身總是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的。對于存在論而言,這種意識具有一種特別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在前宋明時代(先秦漢唐)的哲學意識中,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幽玄意識的不同形式的表達。老子曾經(jīng)把這種幽玄意識表述為"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世界因為是玄的,黑暗的,也即不透明、不清晰的,所以,才是神妙不測的。在《易傳》中,這種幽玄意識通過"陰陽"、"神"、"妙"等概念表達出來:"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這個世界有一半是透明(陽、可測)的,另一半是不透明(陰、不測)的、不可見的,二者之間的交互滲透構成了世界的總體性特征,正因如此,世界才是不可測度的,才是未被決定的,因此,也是神妙新穎的。漢代的揚雄在《太玄》這部哲學著作中,把這種幽玄意識表述為"玄":"玄者,幽摛萬類而不見形者也",玄就是隱,就是不可見,它展開在世界一闔一辟的運動過程中,這種運動導致了世界一晝(明)一夜(暗)的分化,陰陽的概念才得以由此建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太玄·玄摛》)無疑,在這里,幽玄意識已經(jīng)被提升為世界的根本性原理,"太玄"這個概念就可以表明這一點,事實上,揚雄還把"隱冥"視為"道之素也",(《太玄·從銳至事》)對于揚雄來說,不可見之玄就是存在的本性的有機構成因素。在古代中國,玄與妙聯(lián)系在一起,玄學是智慧的學問,而不是一般性的知識。魏晉人把《老子》、《莊子》與《周易》合稱為"三玄",并把性與天道的學問命名為"玄學"。郭象甚至把自由的境界稱之為"玄冥之境"。這一事實表明,幽玄意識仍然是那個時代的主導的哲學意識。
從邏輯上看,承認世界是玄暗的,承認世界總是有其不可見的一面,也就同時承認了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換言之,人的知能的有限性與世界的幽玄性(不可測度性)在根本的意義上其實是同一個真理的兩個不同方面?!吨杏埂芬砸环N具有深刻悲劇性質的語言表達了這種有限性:"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由這種有限性而生發(fā)的問題是"知有所止"的課題:人類的活動應當自覺地限制在什么范圍之內?《大學》所謂的"止于至善"、荀子(與孟子)所謂的"敬其在己者(在我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外者)"、孟子所謂的"無義無命"等等都是對于這一課題的回答。有限性的哲學意識使得這種世界觀充滿了不可測度性(神妙性)、以及秩序的未決定性,它不能以狹義的知識的形式給出,不能成為近代傳統(tǒng)意義上的認識論的適當話題,一切都具有內在的非現(xiàn)成性,在這樣的世界觀中,天地之始發(fā)生在今日,天地之終同樣也發(fā)生在現(xiàn)在,(《荀子o不茍》)所有的終結都不是完成,而只是新的開始,因此,《周易》把"既濟"表述為"未濟"的一種形式。對于這種智慧形態(tài)來說,新穎(或者日新)就是世界的一個內在要素,日新就是人性至德的呈現(xiàn):"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書》、《大學》)一個成熟的人在其本質上只能是一個不斷走在日新道路上的人,也即一個正在"作新民" (《尚書》、《大學》)的過程中的人。事實上,不測、未決、新穎與陰陽(隱顯、可見與不可見)乃是相互配套、相互緣生的基本語詞,它們構成了一個富有生機活力、但是又以生活世界為根基的世界觀。
正是以這種世界觀為基礎,前宋明時代的哲學意識才對人自身的有限性表現(xiàn)出極大的關注。在這方面,一個常常被強調的觀點是:人不可能與天道同一,不可能是天道本體的完滿體現(xiàn)者。因此,在有限的人(主體)與無限的道(本體)的關系上,先秦人有不以心捐道、不以身殉道的看法,有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的觀念。換言之,這種世界觀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人與天道、天命之間保持了一種陌生的距離感和敬畏感。這就是前宋明時代的哲學為什么不會產(chǎn)生心即理、性即理這樣的命題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宋明,卻恰恰相反,由于幽玄的意識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人心可以清楚地認識天理、天道,人性就是天理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成了宋明人根本性的信念。于是,一旦豁然貫通、萬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成了哲學的追求。對于宋明人而言,主體可以與本體同一,人可以與天同一,天人無二,不必言合,成為人的實踐就是與絕對本源合一的過程。換言之,人可以通過他自己的生命完滿地體現(xiàn)絕對本源,人就是絕對本源的理想載體。王船山否定了宋明人的這種信念,他認為這是一種同天、法道的觀念,它內在地取消了有限的人性與無限的天道的根本區(qū)別,在其中缺乏的是一種隱顯的視野。對于幽玄意識的尊重,使王船山堅持認為,"念道之無窮,而人之知能之有限",因此,人心不可測天道,道心所及的僅僅是人道;換言之,只有繼道、繼天,而不是同天、法道,才是人與絕對本源發(fā)生真實關系的方式,這就是以人道來溝通天道,而不是與天道同一。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上述的意思,那就是,正是通過幽玄意識這個概念,可以區(qū)分兩種傳統(tǒng),一是前宋明時代哲學和王船山主張的"性與天道"的傳統(tǒng),一是宋明人(和現(xiàn)代新儒家)的"性即天道"的傳統(tǒng)。雖然僅僅差了一個字眼,但是,這卻很重要。這兩個傳統(tǒng)鮮明地體現(xiàn)在揚雄與二程的如下的陳述中,楊雄說"觀乎天地,則見圣人",代表了前宋明的思想傳統(tǒng),它突出的是由天地以見圣人、而天地不盡于圣人;而二程所說的"觀乎圣人則見天地"代表了宋明(和現(xiàn)代新儒學)的傳統(tǒng),它體現(xiàn)的則是由圣人以見天地、天地可以盡于圣人的觀念,這種觀念凸顯出對人的過于樂觀然而又忽視了人的有限性的存在論自信。
因此,通過幽暗意識,通過對于隱的概念的重視程度,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精神傳統(tǒng)。這也是我為什么把隱顯視為存在論基本范疇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
但是,這種以生活世界為根基的、富有生機和活力的智慧方向在后來被一度中斷了。
佛教的盛行無疑是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 作為來自印度的智慧,佛教的根本關注不是存在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而是存在者與某種本源的聯(lián)系。對于佛教來說,所有的存在者都只是某種絕對的載體或體現(xiàn),因此,也是躍入永恒或絕對的支點。這種智慧表達了從日常的生活世界中解脫出來的要求,它看到,可見與不可見的溝通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實際,而且,這種溝通在其現(xiàn)實性上也往往通過那些使個體沉淪的方式(例如痛苦、貪欲、邪惡等等)來進行的,只要割斷(其實是超越)這種溝通,那么,一切不善又將如何可能呢?所以,佛教的策略是把所有的可見與不可見,同樣視為某個絕對的載體或蘊涵形式,這樣他們本身的溝通就沒有必要了。由于可見(現(xiàn)在)與不可見(過去、未來)的持續(xù)溝通或交互作用就是時間的本性 ,所以,佛教對于可見與不可見的超越歸根結底就是對于時間的超越。佛教把"現(xiàn)在"構想為一個解脫的、同時也是躍入永恒的"剎那",因此,現(xiàn)在也就成為過去、未來的完美體現(xiàn)者,不是過去、未來與現(xiàn)在的不同與相通,而是三者之間的絕對蘊涵、相互體現(xiàn),構成了佛教的以消解時間、步入永恒為目的時間觀念。所有這一切都強化了一個實體化本體的概念。在中國化之后,佛教的這種智慧發(fā)展到了極點。這在"一念三千"、"無盡緣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萬法歸一"等等觀念中,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中國佛教的這些智慧在《永嘉證道歌》的水月之喻中獲得了非常準確的表達。所有水里的月亮都是天上的一個月亮的體現(xiàn)或蘊涵。這里成為關注的,不是水里的所有月亮之間的不同與相通或者它們相互之間關系,而是它們都是天上的一個月亮的體現(xiàn)。它們的存在不是建立在它們自身的差異性、自有性、自主性以及它們之間的相關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對于天上的月亮的絕對依賴的基礎之上。天上的月亮就是"一",水里的月亮就是"一切"、就是"萬法",后者只是把我們引向前者的中介或工具。而水里的月亮都是天上那個真實的月亮的不真實的"跡",是前者的幻影或投射,作為由本所派生的"跡",它們的意義就在于"顯體"或者"顯本"。僧肇所謂的"非本無以垂跡,非跡無以顯本"(《注維摩詰經(jīng)序》)就是這個意思。這樣,可見的可見就是不真實的"跡",而真實的只是不可見(不可見)的絕對本體。"所見不實,實存于所見之外。實存于所見之外,則見所不能見"。(《注維摩詰所說經(jīng)》之《弟子品》)由此可見,對于可見的敵視,就成為佛教的一個內在要素,可見的意義僅僅在于它對于某個絕對不可見者的體驗提供了工具價值。這個天上的月亮就是絕對的不可見者,就是絕對的本體,就是"一",就是實體化了的存在。這種實體化的本體所支持的"一念三千"等等,在邏輯上導向的不是念念相續(xù)的時間意識,不是在現(xiàn)在(可見)對于不可見的承擔,而是一種無念,也即時間意識的祛除。它要求的是在當下的瞬間領悟與體現(xiàn)絕對本源或者世界整體,這種要求反映了一種妄圖在一旦徹底澄明存在、尋求最終的精神避難所的愿望,因此,這種無法兌現(xiàn)的要求其實包含著一種深刻的心理主義的迷誤,它不是導向進一步向經(jīng)驗和實踐的開放,而是企求在將來的某一個時刻成佛入道,從而可以終結所有經(jīng)驗和實踐,只要一朝成佛,就可萬事大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獲得一個絕對的基礎,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隨之迎刃而解??梢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中蘊涵著的乃是那種"畢其功于一役"的心理主義的幻象。換言之,這種實體主義的智慧支持的,不是對于現(xiàn)實生活世界的責任關懷與倫理承付,而是在某個未來的時刻從這個世界(一切)中解脫出來、直接面對某個絕對(一)的要求。
佛教這種建立在本源、絕對基礎上的生活為什么會生發(fā)出從生活世界之中脫離出來的要求呢?從邏輯上看,任何一種脫離世界的生活形式都只能是回歸這個世界的特殊方式,如果這樣理解,那么,這種回歸方式可以歸納為一種超越式的回歸。但是,真正的問題是,這種超越的回歸的代價卻太沉重了。王船山把這種代價歸結為把世界消滅到一無所有的田地,換言之,它敵視文明與傳統(tǒng)的連續(xù)性,試圖通過取消自身、也取消世界(包括文明與傳統(tǒng))的方式來實現(xiàn)解放的旨趣,它要求一種世界和自我的徹底的中斷,而后一切從無到有的再造。 這種回歸世界與存在的方式其實是對于世界與存在的深層的顛覆,因此它實質上也已經(jīng)遠離了原初的、真實的存在經(jīng)驗與世界經(jīng)驗,它所鼓吹的絕對本源不是存在本身,而僅僅是一種存在的觀念。這種智慧形態(tài)的病理并不在于對存在的"沉迷",而在于為某種人為設定的存在或絕對的觀念所奴役。它所獲得的存在樣式是經(jīng)由觀念的中介力量而產(chǎn)生的,而不是由實際生活中原初的存在經(jīng)驗生發(fā)出來的。通過認知心的執(zhí)取以及觀念的力量而轉化出的存在樣式是衍生的存在樣式,它可能背離原初的存在經(jīng)驗,而導致一種"觀念的災害"。 任何一種虛假的存在(人為設定的、思辨構造的、主觀承諾的存在)的威脅都在于,只要它一旦轉化為存在,就能導致可見的"觀念的災害"。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什么比"觀念的災害"帶給人類的災難更為嚴重了,更為可悲的是,它是人類自己帶給自己的災害。當人們堅定地沉迷于某種人為設定的存在"理想"時,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的決斷已經(jīng)不能參與他們的存在形式,他們的存在反而為一種外在的觀念所奴役。納粹主義、政治烏托邦運動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殖民化現(xiàn)象都是現(xiàn)代社會中的"觀念的災害"的具體例證。從這個視域看,王船山以及本文對于虛假的存在(在他那里被表述為壓迫氣也即生命力的"假名理")的警惕與防范并非思辨的理智的滿足,而是生發(fā)于內在良知的深深憂慮,事實上,王船山每每為之痛心疾首。任何一種實體化的存在觀念都潛在地包含著這種"觀念的災害"的威脅,只是在沒有轉化為存在形式時,它的危險是不可見的罷了。(避免這種觀念的災害,就要求存在的言說必須具有一種批判的識度,以保證所談存在的真實性。)
佛教這種暗含著"觀念的災害"的危險的、以實體化本體消解可見與不可見的統(tǒng)一性為重要特征的"萬法歸一"的意識,與老莊玄學"崇無賤有"的觀念互相呼應,它們形成一種強大的觀念潮流,這一潮流以其對于幽明(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阻隔為特征,它極大地影響了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在天道觀上的貴上賤下、貴理賤氣以及在人性論上貴性賤形、貴理賤欲的主導的觀念取向,就根植于那種對于可見與不可見的統(tǒng)一性的敵視,就發(fā)源于那種實體化的本體觀念。雖然,一些宋明儒者(如朱熹等人)表現(xiàn)出努力地校正這種實體化本體的強烈愿望和要求,與宋明理學相始終的儒佛之辨就可以視為這種努力的具體化,儒佛之辨絕不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佛教與儒學兩個學派的沖突,而是理一分殊與萬法歸一兩大智慧系統(tǒng)的沖突。這就是為什么儒佛之辨所批評的恰恰更多的是一些儒者的原因。但是,由于哲學視域等等原因的限制,大多數(shù)宋明儒者非但沒有徹底瓦解這種以萬法歸一為中心的實體主義本體論,反而在一定意義上強化、推進了這種實體主義的本體論。正如本書所指出的那樣,宋明人對于真實存在的理解總是在水月之喻、冰水之喻、海水與眾漚之喻等等視域內來理解的,這就是把理一分殊在很大程度上作為萬法歸一來看待的根源。當程頤把理一分殊理解為萬理歸于一理時, 當他強調一物之理即是萬物之理時, 在這里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那種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神話。二程把可見的身體形色視為"天地之跡"、把可見的器物理解為水而把存在理解為杯子, 張載則把可見者理解為"神化之糟粕" 等等,都是這種實體主義存在論的影響。與此相應,在宋明時代的哲學意識中,去除感性(可見的)欲求、靜中體驗未發(fā)(不可見者)、洞見心體、忽然的上達以及一旦的豁然的貫通(頓悟某種本源)等等,都成了儒學實踐的旨趣。不是個體的自立(self-sustaining)與自主,不是個體之間的交互關系,而是孤另的自我對于本源的聯(lián)系,一度成為人們的中心關注,這種取向一度導致了陳亮所痛心疾首的只在本體上求究竟、因而"百事不理"的社會現(xiàn)象。 既然生我者是終極的本體--天地,而父母之不過是天地生我所假借的工具,那么,父母就只是我體驗終極(天地)所用的"幾微",他們只是"顯道之幾"而已。我與父母的關系又有什么要緊的呢?這種不親父母、而親天地,不親這個生活世界、而親那個絕對的本源,在宋明時代的哲學意識中成了擺脫不掉的夢靨。所有這些,都根源于那種實體化了的虛假的存在觀念,正是它導致了先秦那種以隱顯(可見與不可見)為主題語詞的智慧形態(tài)的式微。
只要一物之理即是萬物之理,只要存在在某個一旦可以豁然澄明,那么,這個世界的那種不可見的一面又如何獲得其自持、自在的一面呢?只要承諾了在當前就可以完全體現(xiàn)絕對的本源或整個的世界,那么,這個世界又有什么神妙、不測與未決可言呢?日新的要求又如何能夠被提出呢?王船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它對于那種佛教式或佛教化的智慧(包括宋明儒學)乃是一個擊中要害的問題,這就是,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關聯(lián)的割裂,固然排除了不善的根源,但是,這是否同時也排除了為善的可能性,排除了真實存在所具有的生動活潑的能動特征呢?從實踐的意義上,萬法歸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作為一種"宏大敘事",它要求個體在當前體現(xiàn)或承載絕對本源或者世界整體,這種無法兌現(xiàn)的承諾又將如何可能呢?
當然,在宋明儒者中,王船山還是發(fā)現(xiàn)了張載。事實上,正是張載把"隱顯"(在他那里是"陰陽"和"幽明")放置在一個核心的位置,把它作為存在的內在結構。張載認為,道體是兼體無累的,它不偏滯于陰陽(幽明), 而是"陰陽合一存乎道"的。 只不過,由于氣聚,離明(在天為光,在人為視覺)得施而有形,可以看得見,氣散離明不得施而無形,看不見罷了。 換言之,存在總是具有不可見的陰面和可見的陽面。這就是存在本身的"一物兩體"性質。 對于王船山而言,張載的意義就在于他終于觸及到了先秦那個古老智慧方向的核心,發(fā)現(xiàn)了"幽明"(陰陽、隱顯、可見與不可見)這個對于儒家原初形上智慧形態(tài)具有關鍵意義的語詞。這就是王船山為什么把張載的哲學稱之為"正學"的根本原因。張載所說的"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給王船山本人所帶來的震撼是難以想象的。然而,在張載這里,一物兩體以及幽明只是說道體,只是說絕對的本體,而不是說存在者本身。不是存在者的顯現(xiàn)都有可見與不可見的一面,而是某個本源在可見狀態(tài)與不可見狀態(tài)都是存在的、不間斷的。在張載那里,可見與不可見有時還被視為本體自身之兼"有形"與"無形"的特征,而不是事物對于人們所呈現(xiàn)的"形"與"不形"的兩個"同時同撰"的面相。正因如此,張載才有萬物萬形、天地法象,僅僅是神化之糟粕的觀念,才有那種氣質之性的觀念,才有那種對于見聞之知的敵視。換言之,那個原初的智慧方向在張載那里還是不徹底的。王船山需要在張載的道路上繼續(xù)前進。 四
作為后宋明時代的哲學意識,王船山哲學終結(完成)了宋明哲學,同時也開啟了一個新的哲學時代。它之所以能夠如此,主要得益于新的哲學視野。而新的視野的形成往往是通過對于舊的視野的批判而獲得的。通過對于哲學史上有無之辨的反思,王船山發(fā)現(xiàn)了那種實體化的本體觀念得以形成的根源,這就是那種奠基于"耳目之官"之上的圖像化視野。由于這種視野以視覺為中心,所以,它只能容納當下經(jīng)驗中的"可見"(顯)的可見者,而不能把握那一特定時刻中的隱者("不可見者"),也即不可見的東西;它把那種超越了其當時經(jīng)驗畛域的不可見者,抽象為"非存在",也即抽象的"無"。當這種"無"被作為世界的本體,就產(chǎn)生了哲學史上的有無之辨,其實質是這種以視覺為中心的圖像化視野導致了人為構造的實體化存在的幻象。王船山發(fā)現(xiàn),一切實體化存在的幻象得以產(chǎn)生的根源,就在于割裂了生活經(jīng)驗中隱顯、也即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持續(xù)的交互作用或動態(tài)的統(tǒng)一性。因此,回歸真實的存在,在王船山那里,就具體表現(xiàn)為這樣一種要求:溝通隱顯或者說維護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動態(tài)統(tǒng)一性。王船山認為,先秦人對于"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區(qū)分,正是指明了溝通可見與不可見的兩種不同的當然之道:形而上是以思為中心從可見通向不可見的當然之道,而形而下則是以感性實踐("踐下")的方式使不可見的東西得以與可見相遇。它們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可見與不可見的自然、自發(fā)性質的溝通,而是對于這種素樸的溝通的提升。
王船山發(fā)現(xiàn),先秦儒家對于存在的沉思完全不是通過有無的話語來進行的,事實上,在《易傳》"但云知幽明(隱顯)之故,而不云知有無之故"的事實中 ,王船山發(fā)現(xiàn)了一種與圖像化視覺視野完全不同的哲學視域,這就是以隱顯為中心的視域。這一視域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是一種時間性的視野,它是一種與主體的知行活動相關的視野。正是這種嶄新的哲學視域,為王船山哲學贏得了一種批判哲學的識度,為其突破宋明哲學,也為真實存在的探詢提供了擔保。
五
從理論上看,回歸真實的存在,包含著兩個理論層面的問題:什么是真實的存在,以及如何回歸真實的存在。王船山贊同張載如下的說法:"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綜合地看,這一表達的含義是,真實的存在展開在天道和人道的交互作用中,換言之,真實的存在是天道意義上的存在和人自身的存在的統(tǒng)一。如果分析地說,對于什么是真實的存在的理解,就可以在以下三個層面來進行:天道、人道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
宋明以來的哲學在天道觀上的主要爭論,圍繞著有無之辨、道器(形上、形下)之辨、理氣之辨、體用關系、一本)和萬殊的關系等等論題展開。由于有無之辨與道器之辨,在王船山哲學中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它所提供的不僅僅是天道的智慧,更為主要的是它帶來了嶄新的哲學視域,因此,我把它們放在"哲學視域的轉換"中加以探討,這樣一來,從天道層面探詢真實的存在,就是從理氣之辨、體用關系、理一和分殊的關系三個層面展開。理氣之辨主要用來闡明真實的存在是自在和自為的統(tǒng)一。存在的自在自為性從消極的層面來講,就是它的非人為構造性。王船山認為,氣本身具有通乎陰陽(可見與不可見)的一物兩體性質。氣是一個標志著人的能力界限的概念,是天命概念得以立身的真正基礎,因此,他把存在論范疇架置在氣的概念之上,把存在的真實性最終歸結為氣的真實性,這樣,存在的非人為構造性也即它的自在自為性得到了擔保。從積極方面來講存在的自在自為性,就是說真實的存在具有能動性、活力性。王船山對于理氣關系作了嶄新的處理,這種處理的內容是:理是氣化過程顯現(xiàn)出來的秩序、條理,氣的功能在于開始與創(chuàng)造,在于"生"物、"始"物;理的功能在于利導和成就,在于"成"物、"終"物。對于理氣的這種理解使得真實存在具有的活潑、能動特征獲得了天道觀上的根據(jù)。體用之辨在王船山那里主要用來解決本體與主體的統(tǒng)一性以及本體在主體那里顯現(xiàn)的時間性。宋明儒學的存在論范疇以體用為圖式而架構起來,這是一種從對象的角度來談論存在的獨斷論的理路,它在某種意義上助長了人為構造實體的危險,這導致了與宋明儒學相始終的關于體用究竟是儒還是佛的往復辯難。王船山把體用嚴格地限制在隱顯的語境中,這就排除了體用的獨斷探討,而獲得了一種批判哲學的識度。他提出了"由用以得體"的把握真實存在的方式,這一方式要求用(既是存在的作用,也是主體的運用)中,也就是在主體的知行過程中把握存在。從"由用以得體"的觀念出發(fā),王船山指出了存在的作用以及主體對于存在的理解都展開為一個時間性的過程,那種妄圖在某一個時間點上一勞永逸地把握存在、完成存在的觀念,在本質上是一種敵視存在時間性的妄念。理一分殊(一本萬殊)的討論主要是校正那種實體化本體概念得以立身的根源。從論證功能上看,理一分殊的觀念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這就是從倫理學的話語、到實體主義本體論的言述、再到消解實體化存在的策略。理一分殊一旦成為實體化的命題,就成為萬法歸一的另一種表達形式。王船山區(qū)分了萬法歸一和理一分殊。萬法歸一把分殊歸結為本體的衍生物,以實體化的本體消解可見與不可見的統(tǒng)一性,它要求萬殊對于本體的根本依賴性。理一分殊則體現(xiàn)了一本與萬殊的統(tǒng)一,它要求的不是萬殊對于一本的絕對依賴,而是分殊的自有性、自主性以及分殊個體之間的相互的承認與溝通。理一的功能在于它是分殊個體的自主性及其相互承認的存在論擔保。
真實的存在不光展現(xiàn)在天道領域,它還表現(xiàn)為天道和人道的交互作用、彼此的轉化過程中,它就是天道和人道的統(tǒng)一,二者統(tǒng)一于主體化天之天為人之天的感性實踐活動?;熘鞛槿酥彀粋€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從對象說,主體在感性實踐的基礎上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從主體說,就是不斷從自在走向自為。這兩個方面是主體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統(tǒng)一,也是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統(tǒng)一。也就是說,化天之天為人之天是主體在感性實踐(行)而不是純粹的理論認識(離行之知)中來敞開天道和人道的活動--這是一種通過主體自身的存在(existence)來切入真實的存在(being and existence)的工夫進路,王船山把它稱之為"繼道"、"配天"(或"繼天"),這種進路不同于宋明人追求的"同天"、"法道",后者是一種不充分考慮主體自身有限性而妄圖把主體和存在無差別的同一的幻象,這種幻象的實質是抽象地割裂本體與主體的關系,是對于人道的消解。化天之天為人之天的實踐導致了同一個世界成為自在的與為我的分化,也導致了人道從天道中的自主和獨立,看上去這似乎是一個遠離天道、遠離天之天的過程,但是,主體正是通過這種遠離的方式實現(xiàn)在更高層次上天人的統(tǒng)一。天之天與人之天本來就是同一個世界,它們的分化只是意味著同一個世界在主體那里的不同的揭示方式。在主體不同的存在層次,二者的溝通也就具有不同的形式。
從人道層面上探討真實的存在,主要從以下兩個層面展開:首先是存在的時間性問題,它構成了王船山"性日生日成"學說的主題。其次是理欲之辨,它探討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的關系問題。對于前者的探討集中在以下四個問題上:第一,世界的始終與主體的時間性。通過對于"天地之始終今日是"的理論解釋,王船山堅持認為,世界的始終必須從主體自身的時間性上才能加以領會,在他那里,世界在主體那里發(fā)生的過程就是主體在在世活動中揭示存在的過程。第二,主體的時間意識結構。王船山探討了主體的時間意識的結構:"識"、"思"、"慮",它們分別對應于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通過它們,作為時間維度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才不僅僅是一種線性的流逝,而是彼此相含、相通,兼具境域性特征。時間即存在,存在即時間,就是隱(不可見)、顯(可見)之間的交互作用和持續(xù)發(fā)生過程,對于人而言,時間意味著一種"關系的承擔",也即在每一個現(xiàn)在(可見)對于不可見的承擔。第三,生死現(xiàn)象與時間的關系。王船山的思路是從時間的視域來理解生死,他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1)生死不是從"無"(非存在)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又消滅于"無",而是時間流程(人類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中隱與顯(可見與不可見)兩種狀態(tài)。(2)生的現(xiàn)象比死更為根本,它不僅僅包括生理學的新陳代謝、個體的在世過程,還包含文化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世代生成。(3)如何死的問題就是如何生的問題,以時間性的方式對待生死,也就是在世代生成性中推陳致新,參與文化傳統(tǒng)的延續(xù)和再生。第四,人性的時間性結構。王船山主張人性展開為一個時間性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著命日降性日生、習與性成兩個層面。時間性作為人性的結構,它的本質意義在于王船山所謂的"形而有之性",也即精神本體的不斷來到自身、德性的不斷擁有。世界的始(生)與終(成)最終就是人的存在的生與成,人的存在具有一種世界性的結構。人道意義上的真實存在還有一個理欲之辨的問題,在這方面,王船山的基本主張是,真實存在是感性存在與理性存在的統(tǒng)一。"形外而著,性內而隱", 以可見(外而著)形式出現(xiàn)的感性與以不可見(內而隱)形式出現(xiàn)的理性共存于一個持續(xù)交互作用著的統(tǒng)一體中。但是,宋明以來貴理賤欲、貴性賤形(情)的哲學意識,以其對于感性、因此也是對于可見的敵視,割裂了這種統(tǒng)一,把人的本質簡單地歸結為理性存在的結果,必然是對于可見的消解,這種消解也為不可見與可見的隔絕提供了條件。王船山指出,只要菲薄人欲,就必然是菲薄天理。其次,理與欲在本然的意義上并不是對立的,理的原初功能在于燮理、引導,以便使欲求各得其所、各遂其欲。但是,理的功能并非對于欲的治療。治療的觀念已經(jīng)暗含著感性就是人自身需要克服的疾病。由于宋明人不能理解理欲的這種原初關系形態(tài),而把欲求的去除視為實踐的原則,這與那種衰微的、沒有生命力的時代意識密切相關,它削弱了真實存在的能動性。王船山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天理只有在人欲上才能發(fā)現(xiàn),天理的規(guī)定就是感性自身的同然性與真實無偽性,換言之,真正的理性是建立在主體的自慊感受與主體間的相互的承認基礎之上的。感性存在并非僅僅是人的生物學特征或人類學規(guī)定,與理性存在一樣,它還是人之為人的本體論規(guī)定。而且,理性的開顯只有在感性的徹底實現(xiàn)中才得以可能,而宋明人去欲的實踐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理性。
六
回歸真實的存在這一主題不僅要回答什么是真實的存在,還要回答如何回歸真實的存在,"如何回歸"不僅包含如何把握、領會的問題,這是對于不可見從認識論上加以承擔;而且,還包含著如何在實踐中展現(xiàn)的問題,這是從感性實踐的意義上對于不可見加以承擔。在王船山那里,如何回歸真實的存在主要從以下兩個層面展開討論:從個體性的角度來說,如何把握和展現(xiàn)真實的存在;從類主體的角度,如何在社會歷史實踐中回歸真實的存在。
從個體性的角度來說,就是主體在廣義的知行過程中回歸真實的存在,在王船山那里,主要圍繞著以下三個層面來討論的。第一,知行之辨,它承擔主體與自身存在的關系。王船山強調,對于真實存在的把握要在知行過程中,在主體自身的存在中進行,而不是在那種靜觀的"離行之知"中加以把握,這關聯(lián)著在廣義認識活動中化理論為方法的問題,它與實踐優(yōu)先性的確立相聯(lián)系。其次,如何在自身的存在中展現(xiàn)存在,這是化理論為德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王船山強調通過主體由知行活動向誠明過程的轉化,這樣,主體就由一個依賴于知行活動的學習主體轉變?yōu)樘幱谡\明過程中的德性主體。換言之,從知行到誠明的轉化,是我與自身存在溝通的過程。第二,能所之辨,它承擔的是主體與對象的關系,或者說是我與它的關系。王船山認為,無論是知行實踐,還是誠明活動,都不能僅僅限制在內在經(jīng)驗或心性涵養(yǎng)中,更為主要的是,它發(fā)生在主體與對象世界的交互作用中。主體把自身不可見的精神本質展現(xiàn)在對象世界中,對象世界也以一定的方式作用著主體,這兩方面的結合就是能所之間發(fā)生的雙重對象性活動。王船山認為,這種對象性活動的關鍵是保持著能所各自的自有性,在所中展現(xiàn)自己的能仍然保持著能的性質,而不是把自己異化為所、消解自身,這是抵御異化的必由之路。第三,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我與你的關系。在廣義知行過程中把握和展現(xiàn)真實的存在,固然是主體的自我探索過程,但是,這種自我探索發(fā)生在與他人交互的關系之中。換言之,真實存在的把握和展現(xiàn),不僅有一個主體性的維度,同時還有一個主體間的維度。當然,王船山雖然有著對于主體間性的朦朧意識,但是他不可能建立這個概念。但王船山堅決主張在與他人的交互關系中自至(自我探索),既保持著與他人的交互關系,又維護主體自身的獨特個性,這就是回歸真實存在的必由之路。
如何回歸真實的存在,從類主體的角度來說,就是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把握、展現(xiàn)真實的存在?;栽谥餅闉槲抑镆约澳芩孀鳛閷拸V的理論視域,把自然、歷史和文化的主題帶入了存在論的探討中,這一點也是王船山能夠突破宋明時代內在心性、道德之學的根本原因。王船山探討了歷史和自然的本體論區(qū)分,這種區(qū)分表明,一種真正的歷史性生存就是可見與不可見的持續(xù)溝通活動,在歷史中回歸真實的存在,就是走向歷史性的生存。通過對于"理勢合一"與"理性的機巧"的探討,王船山表明歷史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天","天"是一種歷史"大視域",與源于個體的小視域以及源于現(xiàn)在的小視域相對。這種"大視域"的不同規(guī)定對應著走向歷史性生存的方式。
首先,"天"以在共同體中生活著的人們的同然性為其具體含義,這意味著,參與歷史性的生存,就是要成為民族共同體的一員,參與共同體的發(fā)展,自覺地承擔與共同體的關系。換言之,歷史過程中的"天人合一"需要的是一種"我"與"我們"的視域融合,作為這種融合的結果的是:一方面,我就是我本己的存在,不同于他人、不同于我們;另一方面,"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我"。歷史過程把主體自身的成長引入社會公共領域,而后者意味著一種更為普遍的、也更具有包容性的"社會性經(jīng)驗視野"(social horizon of experrience),它導向個體對于共同體公共事務的承擔。當然,由于王船山缺乏適當?shù)母拍?,個體對于共同體之間的多種多樣的關系還沒有被清晰地認識到。共同體可以是經(jīng)濟共同體、倫理共同體、法律共同體等等。個體對于共同體的關系承擔因此也具有多種方式,法律的承擔與經(jīng)濟的承擔、倫理的承擔雖然彼此交錯,但是又有性質的不同。此外,個體對于共同體的任何一種承擔都應是相互性的,一方面,是理應付出的責任與義務,另一方面則應平等地享有共同體成員經(jīng)由相互承認而達成的基本的權利和勞動的成果。對于權利的承擔,也是承擔存在(包括自身存在)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要求需要在如下的法學性的意義上獲得尊重,這就是,它是人們自身存在的不可侵犯、不可剝奪的"所有物",本真的存在展開為對它的守護。但是,這些都不能指望在王船山那里發(fā)現(xiàn)。
其次,天的含義是"合往古來今而成純",這一點意味著,通向歷史性生存,就是現(xiàn)在視域與不可見的過去和未來的"視域融合"。具體說來,就是把共同體那種不可見的歷史(往古)與前景(來今)接收到個體當下的生存之中,自覺地參與共同體的歷史性精神的生成,這就是走向歷史性生存的方式。
此外,這種"大視域",意味著"理性的機巧",也即歷史本身的不可測度性(隱性,不可見性),主體對于歷史過程不可能擁有一種清晰、透明的意識。因此,走向真實存在,需要一種在不透明處境下的"技藝",這就是"知幾"、"知時"的實踐性智慧。通過這種智慧,人們才能"變而不失其常","日新而不失其素",成為真正的"時者";通過這種智慧,歷史才能真正成為"自由的場景",成為存在的方式,成為回歸真實的存在的道路。
當然,對于歷史過程的理解,王船山在某些方面尚沒有達到黑格爾和馬克思那樣的深度。在王船山那里缺乏一種概念,這種概念能夠承擔勞動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所承擔的哲學功能:這種勞動不但整體性地生產(chǎn)共同體的存在,而且還生產(chǎn)共同體的成員的存在,正是勞動把單個的人變成了共同體的成員。在勞動過程中形成了人們之間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倫理的、道德的、法律的等等關系,對于這些關系的承擔構成了回歸真實的存在的具體方式。例如耶拿時期的黑格爾就曾經(jīng)把勞動產(chǎn)品的交換稱為"對具體的回歸",因為,通過勞動過程(尤其是作為它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的交換活動),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需要實現(xiàn)了,并且成為比他們實際所是更應該是的東西。當然,在馬克思和黑格爾那里,勞動概念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這一點并不妨礙它在二人那里具有類似的哲學論證功能。由此,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對于歷史的存在論的理解,同時也就獲得了社會批判的形式。相比之下,王船山哲學在這些方面則顯得相對單薄,缺乏相應的人文厚度。
有了以上的學情和語文本體性教學內容的認識,筆者把教學目標定位在以下三點:
1.感情朗讀故事、講述故事,特別是能夸張式地讀好牧童的喊話。
2.理解“短語式語言描寫”能夠表現(xiàn)牧童的情感和品質。
3.訓練“短語式語言描寫”,理解寓言的寓意和寫法。
【教學理念】
立足語文本體性教學,按“認識一實踐一遷移”的程序設計教學,強化語言表達,落實語言實踐,形成語言技能。
【教學過程】
一、比較牧童的前后喊話,感情朗讀故事、講述故事
1.朗讀。師:接下來,我們學習第二則故事《牧童和狼》,誰來讀好故事?
2.比較。師:故事的主角是牧童,伊索寫了他的兩次語言。比較下,要讀出牧童兩次“大叫”的不同情感,你想怎么讀?
(1)好幾次他大叫:“狼來了】狼來了!”
(2)牧童嚇壞了,他慌忙大叫“狼來了!狼來了!快來幫忙啊,狼在吃羊了!”
(第一句要讀出牧童表面慌張,實質在戲弄、欺騙村民,有種揚揚自得的感覺;第二句要讀出牧童真的是害怕、慌張的語氣。兩句都可以采用夸張的語調讀,第一句拉長語調、得意揚揚地讀,第二句帶著哭腔讀。)
3.演讀。師:請采用表演式的朗讀,來講一講這則故事。
(設計理念:感情朗讀是每篇課文共性的語文技能,就是語文本體性教學的共性內容。本則寓言的朗讀訓練是采用夸張式的語調表現(xiàn)人物情感,將體會牧童的內心情感滲透在感情朗讀這一本體性教學內容之中。)
二、比較長句與短句,認識“短語式語言描寫”方法
1.比較。師:我們再來比較下面兩組句子,想想課文為什么不用第二句呢。
第一組:
(1)好幾次他大叫:“狼來了!狼來了!”
(2)好幾次他大叫:“狼真的已經(jīng)來了。狼真的已經(jīng)來了。”
第二組:
(1)牧童嚇壞了,他慌忙大叫:“狼來了!狼來了!快來幫忙啊,狼在吃羊了!”
(2)牧童嚇壞了,他慌忙大叫:“狼真的已經(jīng)來了。狼真的已經(jīng)來了。大家快來幫忙啊,狼真的在吃羊了?!?/p>
(第二句一是沒有用“!”,二是都是長句子,不能很好地表現(xiàn)牧童的情感。)
2.小結。師在人物語言描寫中,為了表達急切、害怕、慌張等情感,要用短句和感嘆號,不該用長句。
(設計理念:通過比較,讓學生讀讀、議議,認識到“短語式語言描寫”能表達急切、慌張等現(xiàn)場情感,但學生形成的還只是抽象、模糊的概念。)
三、比較原文與改寫,練習“短語式語言描寫”,理解寓意和寫法
1.練習描寫。師,故事中沒有村民的語言描寫,我們來試著描寫村民的兩次語言,寫在課文合適的地方。想想,你想表達出村民怎樣的內心,采用長句還是短句,還要注意正確使用標點。
2.交流表達。
出示學生的描寫:
(1)好幾次村民們都互相大喊:“快打狼!快打狼!”
(2)村民們聽了,搖了搖頭說:“又在說謊!又在說謊!真是個貫說謊的孩子,誰還相信他呢?”
(通過“短語式語言描寫”,第一句表現(xiàn)出村民的急切、果斷,第二句表現(xiàn)出村民的無奈、氣憤。)
3.理解寓意。師:最后,牧童明明說的是真話,村民們?yōu)槭裁催€這樣說呢?(一貫說謊的人即使說了真話,也沒有人會相信。)
4.比較寫法。師:再比較一下,伊索為什么不寫出村民的語言,這樣不是更具體些嗎?(“伊索寓言”短小精悍、情節(jié)緊湊,出現(xiàn)村民們的語言描寫就不符合特點了;再說,村民們不是故事的主角,寫了就不能更好地突出牧童??磥恚€是請同學們擦去剛才村民們的語言描寫為好。)
(設計理念:在上個環(huán)節(jié)學生獲得“短語式語言描寫”的概念后,通過仿寫村民語言的實踐運用,對“短語式語言描寫”的認識變得更為清晰具體,這才可能轉化為語文技能。并在實踐運用語言的過程中,有機滲透了寓言的寓意理解。)
四、作業(yè)
師:這則寓言故事的道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會有。請你仿照《牧童和狼》的寫法,也來寫一個故事,可以是編的寓言故事,也可以是生活中真實的故事。做到短小精悍、突出語言描寫、點出道理。
關鍵詞: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原則;生成策略;生成機制
中圖分類號:G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3)03-0100-03
當今時代,學習型社會的建設,已成為國際社會教育和社會改革發(fā)展的方向,也是我國教育和社會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形成學習型社會,既需要具有正式組織邊界的學習型組織為基礎,也需要無正式組織邊界的學習共同體為基石。其中,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探索,已成為學習型社會建設的富有創(chuàng)意而又有重要價值的命題。本文僅就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意涵、價值、構架、生成原則和要點,以及推進策略和機制等問題作一粗淺的探討。
一、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意涵
研究表明,“共同體”(community)概念,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不斷演進。當代語境下的共同體,一般是指以某種共同價值或共同利益為紐帶生成的社會群體。特別是其中以創(chuàng)造實踐為主要活動內容的、以知識創(chuàng)建為共同目標的社會群體,是知識社會成長和發(fā)展的社會基礎。
學習共同體,是“學習”和“共同體”融合的產(chǎn)物。其融合的根本緣由,在于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帶來的科技快速發(fā)展和變革。綜合國內外學者主流觀點,學習共同體是指以學習為核心理念和主要實踐活動,以自主、協(xié)商、共享為基本特征,為實現(xiàn)共同目標而生成的一種充滿活力、富有成效的非傳統(tǒng)社會群體。
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是學習共同體的發(fā)展,是指區(qū)域范圍內,多種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的網(wǎng)絡狀有機綜合體。相對于學習共同體而言,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一方面具有學習共同體的基本特性;另一方面又有明顯的差別,主要表現(xiàn)為:一是學習共同體可以是“脫域”的,而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則有特定的區(qū)域;二是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是綜合體,其內在組織結構比學習共同體復雜得多;三是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強調“終生”,顯然較一般學習共同體,其內涵和構成不盡相同。
二、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的價值
1. 促進知識社會的發(fā)育和發(fā)展
知識社會是以知識經(jīng)濟為基礎,而知識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又依賴于知識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知識產(chǎn)業(yè),包括知識生產(chǎn)業(yè)(研究與發(fā)展等)、知識傳播業(yè)(教育業(yè)、信息業(yè)、文化業(yè)等)、知識服務業(yè)(專業(yè)服務等)。學習共同體,特別是高層次學習共同體,是以知識創(chuàng)新和建構為目的社會群體,是以知識建構與意義協(xié)商為內涵的學習平臺,其生成和發(fā)展顯然有利于知識的生產(chǎn)業(yè)、傳播業(yè)和服務業(yè)的發(fā)展,從而促進以知識經(jīng)濟為基礎的知識社會的發(fā)育和發(fā)展。
2. 促進學習型社會的形成和發(fā)展
研究表明,要形成全民學習、終生學習的學習型社會,需要夯實終生學習的社會基礎,搭建終生學習的服務架構,形成終生學習的文化氛圍。而學習共同體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充滿活力和富有生命力的“社會學習基因”,對滿足上述的形成學習型社會的基本要求,均有其獨特的作用。
3. 促進學習共同體成員的成長和發(fā)展
學習共同體十分關注共同體每一個成員從新手向熟練者成長的過程。其強調資源共享和成果分享,強調相互學習、相互協(xié)作和相互支持,成員之間的意義協(xié)商和身份建構是學習共同體的本質特征。這些,顯然有利于學習共同體成員的成長和發(fā)展。
三、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框架探討
在區(qū)域范圍內,經(jīng)政府引導力、行業(yè)推動力、市場調節(jié)力、成員單位主體力等“多力合一”的推動下,可形成多元終生學習共同體。二元終生學習共同體,如公共社區(qū)與企業(yè)園區(qū)、公共社區(qū)與教衛(wèi)園區(qū)、公共社區(qū)與商務園區(qū)等生成的終生學習共同體;三元終生學習共同體,如公共社區(qū)、企業(yè)園區(qū)、教衛(wèi)園區(qū)共同生成的終生學習共同體;四元終生學習共同體,如公共社區(qū)、企業(yè)園區(qū)、教衛(wèi)園區(qū)、商務園區(qū)共同生成的終生學習共同體;乃至于五元、六元等終生學習共同體。
不僅如此,終生學習共同體可以是多層次、多形式的。就多層次而言,既有區(qū)、街鎮(zhèn)、居民小區(qū)不同層級終生學習共同體;又有不同層次的區(qū)域成員單位之間生成終生學習共同體。在區(qū)域內,有中央所屬單位、市屬單位、區(qū)屬單位等,它們之間也可以生成終生學習共同體,如大學校區(qū)與基層社區(qū)組成的學習共同體。就多形式而言,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和運作的內在機制是不盡相同的,有共立目標機制、會議協(xié)商機制、項目合作機制、平臺對接機制、交流互動機制等等。
概言之,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框架,是一種多類型、多層次、多形式的網(wǎng)絡結構體系,見圖1。
四、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生成原則和要點把握
1. 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生成原則
(1)主體性原則 這是學習共同體成員的主體角色所規(guī)定的。主體性,包括自主性、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自主性,是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的前提,能動性是主體性的基本標志,創(chuàng)造性是能動性的最高體現(xiàn)。主體性原則,應貫串于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的全過程及其諸基本環(huán)節(jié)。
(2)民主性原則 這是學習共同體的性質和本質特征所規(guī)定的。民主性,主要體現(xiàn)在成員間平等性、協(xié)商性,包括共同體目標的平等協(xié)商、實踐活動的平等協(xié)商、知識建構的平等協(xié)商、成果分享的平等協(xié)商,等等。民主性原則,應貫串于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運作的全過程及諸方面。
(3)共享性原則 這是學習共同體的性質和宗旨所規(guī)定的。共享性,包括共同的事業(yè)、共享共同體資源、分享共同體成果、成員共同發(fā)展,等等。共享性原則,這既是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合作之源,也是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富有生命力之內在機理。
2. 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需把握的若干要點
(1)要協(xié)商取得成員間共同的思想認識 其中,特別要對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的價值取向達成共識。這是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的思想基礎。
(2)要協(xié)商形成成員間共同的目標追求 共同的目標,不僅是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成員間合作之源,也是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及其成員發(fā)展的方向和內源性動力。
(3)要協(xié)商設計成員間共識的學習實踐方案 圍繞共同目標,協(xié)商選擇共同體某階段學習實踐的方案,包括確定成員間共同關注的學習實踐內容,建立成員間共同認可并承諾實行的學習實踐制度,創(chuàng)設有利于成員間對話互動協(xié)商的學習實踐方式,等等。這是生成和運作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中心環(huán)節(jié)。
(4)要協(xié)商確定成員的身份建構及其運作的內在關系 這不僅保障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有序并有效地運行,而且可依據(jù)身份及分工,賦予成員相應的職責和權力,發(fā)揮成員的潛能,促進成員在踐行共同體角色過程中更快地成長和發(fā)展。
(5)要協(xié)商制定成員間公認的學習實踐激勵措施 實踐證明,相對于學習型組織而言,學習共同體通過其成員間協(xié)商,更能制定出符合共同體實際的激勵舉措。這是增強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及成員成長和發(fā)展的動力。
五、推進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的策略和機制
基于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是多種終生學習共同體網(wǎng)絡結構的有機綜合體,因而要研究和探討其推進的策略和機制。在實踐中可采取如下的策略。
1. 先易后難,逐漸遞進策略
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生成是一個過程。我們在展開推進工作過程中,要強化過程意識,切忌操之過急,一蹴而就。難度小的或條件較成熟的終生學習共同體可先推進;難度大的或條件還未成熟的,可創(chuàng)造條件再推進。這樣,推進的范圍可逐步擴大,推進的層次可逐步深化,使區(qū)域逐漸形成多種終生學習共同體的有機綜合體。
2. 雙邊、多邊、全面推進并舉策略
基于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由二元、三元……多元終生學習共同體構成,因而雙邊、多邊推進生成終生學習共同體,是全面推進的基礎和組成部分;而全面推進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又是雙邊、多邊推進的背景和條件,有利于雙邊、多邊的推進。據(jù)此,推進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應采取雙邊推進、多邊推進、全面推進并舉策略。當然,在推進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初始階段,往往更多地表現(xiàn)為以項目啟動,實施雙邊、多邊推進。
3. 著力營造新的共同利益生長點策略
基于區(qū)域內組織結構的復雜性,既有體制內外不同的組織單位,又有不同層級的組織單位,因而利益互惠共享是推進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內在機理,也是生成區(qū)域內各類終生學習共同體的內在驅動力和核心。具體而言,在推進過程中,只有真正給區(qū)域內諸組織單位及其人員的發(fā)展,帶來新的機會、新的空間、新的效益,諸組織單位才會把“終生學習共同體”生成真正轉化為內在的要求,并積極參與其中。據(jù)此,著力營造諸組織單位新的共同利益生長點,不失為推進區(qū)域終生學習共同體的一種比較實際可行的策略。
就推進機制而言,應形成和實施功能性機構與跨組織權威機構相結合的協(xié)調機制。功能性機構,是指政府、諸組織單位;跨組織權威機構,在這里是指終生學習共同體的協(xié)調機構,如終生學習共同體協(xié)會、終生學習共同體聯(lián)盟等。在跨組織權威機構未形成前,原有的功能性機構是協(xié)調主體,應著力發(fā)揮作用;當跨組織權威機構建立后,原有的功能性機構應渡讓部分權力給跨組織權威機構,發(fā)揮其協(xié)調的主體作用。在區(qū)域內應建立政府與該權威機構的協(xié)商機制,特別在討論并決策終生學習共同體的深層次問題時尤為如此。
參考文獻:
[1]葉忠海.創(chuàng)建學習型城市的理論和實踐[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5.
關鍵詞: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建設;時代背景;基本理論
中圖分類號:G80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3612(2007)05-0665-03
本文試圖從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入手,分析探討影響該學科發(fā) 展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以期夯實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體系的基石。
1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
1.1民族傳統(tǒng)體育理論研究的必然趨勢 民族傳統(tǒng)體育幾千年來在我國一直廣泛地生存與發(fā)展著,幾乎與我國的文明史一樣長久。然 而人們自覺地意識到“民族傳統(tǒng)體育”這個概念,或者說開始自覺地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進 行研究,卻始于之后。以前,中國只有土生土長的體育形態(tài),可以說,近 代體育史之前的中國體育史就是中國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史。因為“民族”并不是自然擁有的, 在出現(xiàn)‘西方’之前,人們并不看重它,甚至對它相當漠視?!懊褡濉边@個概念是隨著“西 方”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的。[1]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如果沒有“西方”出現(xiàn)的歷史景觀 ,也不 會有“民族”產(chǎn)生的歷史契機,于是當然也就不會有“民族傳統(tǒng)體育”意識的自覺。“民族 傳統(tǒng)體育”正是自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與起源于希臘、發(fā)展成熟于西方文化 氛圍中的現(xiàn)代體育相區(qū)別而提出的[2]。因此,該學科也就在上個世紀初的“新舊 體育”和“土洋體育”的論爭中而萌芽。
由于歷史的原因,自開始到我國的“”結束,我國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領域的 理論研究幾乎沒有進展。
民族傳統(tǒng)體育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是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興盛起來的。在此之前,武 術作為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的前身,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多年的研究與發(fā)展,成果頗豐。而且,武術作 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1990年代中期已基本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科體系。然而,隨 著我國教育、體育等事業(yè)的飛速發(fā)展,人們逐漸認識到武術畢竟只是我國眾多民族傳統(tǒng)體育 項目中的一顆璀璨明珠而已,它并不能代表我國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全部,在我國悠久的歷史和 廣袤的大地上,還有許多閃閃發(fā)光的體育項目,也還有許多可以經(jīng)過改造和發(fā)展有可能成為 優(yōu)秀體育運動的項目。這些體育項目都是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浸潤下發(fā)生發(fā)展的,他們有著共 同的文化根脈,而這些項目卻由于各種原因并沒有像武術那樣在新的時代煥發(fā)出勃勃的生機 ,有些甚至瀕臨失傳。因此,有必要加強對我國整個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研究,也有必要、有可 能在共同的文化基礎上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和發(fā)展。于是,民族傳 統(tǒng)體育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或者說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進入人們的視線。 首先,1980年代在全國范圍內對我國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挖掘整理工作(包括武 術運動的專項挖掘整理工作),為該學科的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次,建立了一批 民族傳統(tǒng)體育研究室,一些體育學院如成都體院等組建了民族傳統(tǒng)體育研究室,中國體育博 物館還專門組建了民 族民間體育研究室,統(tǒng)一領導和協(xié)調全國民族體育的研究工作。另外,關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 各種學術研討會也紛紛開展起來,如1991年在上海體育學院舉辦的“亞 洲民族體育的現(xiàn)狀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在湖南吉首大學召開的“東方傳統(tǒng)體育 學術研討會”和每4年一次的“全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運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還有我國 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精華――武術運動自80年代末開始的每年一次的學術研討會等,加之國內一 些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浙江體育科學》等還曾開辟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研究專欄,為廣大研究 者提供了一個學術交流的平臺,促進了研究的繁榮和深入。這些活動為民族傳統(tǒng)體育作為一 個研究領域向一門學科邁進做好了內部力量的集聚。
1.2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迫切要求 進入1990年代之后,隨著我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及在舉國體 制下我國競技體育在世界體壇業(yè)已取得的驕人成就,我國已不再滿足于“競技體育強國”的 發(fā)展模式,有關部門意識到必須走“體育強國”(既是競技體育強國,又是體育發(fā)達國家, 如美國、澳大利亞等)[3]的發(fā)展道路。因此,我國政府于1990年代中期提出了“ 奧運爭光計劃”和“全民健身計劃”。
由于我國民族傳統(tǒng)體育具有多樣性和具有因地、因時、因人制宜的特點,可以在全民健身計 劃中發(fā)揮現(xiàn)代競技體育無法取代的作用;由于我國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國際地位的迅 速崛起,而我國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卻在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沖擊下舉步為艱,與我國的社會發(fā)展極 不適應和協(xié)調;又由于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劇,這種全球化又在相當程度上表 現(xiàn)為西方化,使得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文化在日益增長的西方文化的壓力下出現(xiàn)了發(fā)展的危機 ,而大力發(fā)展民族傳統(tǒng)體育可以振奮民族精神、促進民族團結、增強民族認同感;另外,鑒 于學術界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果和民族傳統(tǒng)體育與源于西方的競技體育體系 具有深刻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價值觀念等差異,研究和振興我國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就逐漸受到普 遍重視。于是應運而生,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原國家教委就在體育學一級學科下設立 了民族傳統(tǒng)體育二級學科,并于1998年列入了教育部頒布修訂的高校本科專業(yè)目錄。自此, 民族傳統(tǒng)體育作為一門學科(或專業(yè))便正式誕生了。
2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
我國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是基于一定的時代背景而產(chǎn)生的,因此,該學科就具有極強的時代 性特點。那么,關于該學科建設的諸多基本理論問題也應基于這一時代特性而進行研究和探 討。
眾所周知,每門學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一門學科只有確定了它的研究對象,才能有效 地進行研究,探討其發(fā)展規(guī)律,形成其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同志曾說:“對于某一 現(xiàn)象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顯然,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 的研究對象就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在理論上與實踐中的基本矛盾問題。由此引出了該門學科建設 中的兩個基本問題:1) 該學科的研究范疇是什么?2) 該學科在理論上與實踐中所要解決的 基本矛盾問題是什么?
2.1關于學科的研究范疇 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的研究范疇集中表現(xiàn)為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概念的界定。它是關于該學科 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邏輯起點,也是該學科的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概念界定的準確與 否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認識程度。
在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進行闡釋時,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理解,但大致有四種說法:1) 是 長期流傳在各民族民間的以鍛煉身心和娛樂為目的的各種活動(或游戲)的總稱;2) 是歷代 產(chǎn)生并大多流傳至今和由外族傳入并在我國生根發(fā)展的一切體育活動;3) 是某一個民族或 幾個民族在一定范圍內所開展的傳統(tǒng)體育活動,它是相對于外民族傳入的、現(xiàn)代體育項目而 言的;4) 是在中國人居住的地方開展的具有中華民族傳統(tǒng)特色的體育活動的總稱。[4 ]
如果從詞性分析,“民族傳統(tǒng)體育”是一個偏正詞組,它首先應該是“體育”,其次用“民 族傳統(tǒng)”來限定這種體育。顯然,它不是“民族體育”和“傳統(tǒng)體育”的簡單相加?!懊褡?”是用來表示其空間特征的,“傳統(tǒng)”是用來表示其時間特征的。它應該是一個既具有時間 特征又具有空間特征的集合,即:既是民族的又是傳統(tǒng)的,是“民族的”和“傳統(tǒng)的”復合 相加。
那么,何謂“民族的”?是世界上一切民族的還是特指中華民族的?是特指少數(shù)民族的,還 是包括漢民族在內的所有中華民族的?如果不考慮該學科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僅從廣義的角度 來看,它應該是指包括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傳統(tǒng)體育活動。然而,參考該學科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 ,從狹義的角度理解,該學科的研究視域應該是既包括漢民族也包括各少數(shù)民族在內的傳統(tǒng) 體育,而不應僅僅指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傳統(tǒng)體育。當然,在具體的研究中也不應排除世界其它 民族的傳統(tǒng)體育,但在操作時其主流應該是采用比較體育學的方法,目的是為解決我國的傳 統(tǒng)體育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存在的矛盾問題。
何謂“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解釋:“傳”是“由一方交給另一方;由上代交給下代 。”“統(tǒng)”是指“事物彼此之間連續(xù)的關系?!薄皞鹘y(tǒng)”是指“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 因素。”那么,“傳統(tǒng)體育”就是指在歷史上得以形成經(jīng)世代相傳并延續(xù)至今的體育活動。 顯然,它不是指過去發(fā)生過、曾經(jīng)有過的活動,更不包括已經(jīng)死亡、消失了的“過去”,如 投壺、蹴鞠等已消亡的活動,而是指今天仍然“活在”人們生活之中的傳統(tǒng)體育活動,如武 術、龍舟、舞龍舞獅等仍在開展的體育活動。[5]當然,在具體的研究中不排除歷 史上曾經(jīng) 有過但現(xiàn)今已消亡的體育活動,但在操作時也同樣應該采用比較體育學的方法,目的是為解 決仍在開展的傳統(tǒng)體育在當今時期存在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綜上所述,“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特指包括漢民族在內的中國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逐 漸形成、繼承和延續(xù)的富有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體育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國的民 族傳統(tǒng)體育產(chǎn)生于天然經(jīng)濟時代或自然經(jīng)濟時代,它們賴以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和民 族地區(qū)的經(jīng)濟、科學、文化相對落后,許多體育活動仍然沒有擺脫其原生形態(tài)或次生形態(tài)的 烙印,還帶有濃郁的文娛色彩,與雜技、舞蹈、民俗活動和宗教活動渾為一體。因此,在具 體研究時應注意“體育”與其它活動的區(qū)別,避免研究領域的泛化。
2.2關于學科的基本任務 一門學科的基本任務就是要解決該學科在理論上與實踐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問題。它是該門學 科展開系統(tǒng)研究的基點,其它問題都圍繞該主要矛盾問題而展開。顯然,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 科的初創(chuàng)時期,必須明確該學科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問題。而這個問題正依賴于它所產(chǎn)生的 時代背景。
前已所述,該學科的產(chǎn)生是在我國綜合國力蒸蒸日上,社會環(huán)境急劇變革,競技體育強國的 地位逐步確立,全民健身大勢所趨。與此同時,在以西方化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下,西 方現(xiàn)代體育成為國際體育的主流,在強大的西方文化的壓力下,各發(fā)展中國家倍感本民族文 化的生存和發(fā)展危機,迫切需要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認同感和自豪感的大背景下產(chǎn)生的 。時代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們充分認識其價值、挖掘其功能,使它不 僅在全民健身中發(fā)揮獨到的作用,而且在增強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自信,以及振奮民族精神等 方面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使它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因素。然而,我國民族傳統(tǒng) 體育發(fā)展的現(xiàn)狀卻不容樂觀。目前,我國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不僅在其健身的科學性、競技的規(guī) 范性等方面亟待整理、研究和發(fā)展,在人文精神的內涵和其社會屬性的研究方面也缺乏系統(tǒng) 而深入的研究,缺乏廣泛的探討,因而它即不能在宏觀層面給人們以更多的指導,也無法在 微觀層面使人們恰當?shù)匦袆?。也就是說,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現(xiàn)狀遠遠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和人們 對它的期望與需求。因此,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科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問題,就是社會歷史發(fā)展 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運動提出的要求和人們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的需求與民族傳統(tǒng)體育本身的發(fā) 展狀況不相適應的矛盾問題。該學科的基本任務也正是要解決這一主要矛盾問題。無論是對 民族傳統(tǒng)體育客觀規(guī)律的研究,還是對其功能、特點、價值的研究,無論是對其理論知識原 理的研究,還是對其活動方式、方法的研究等等,都是基于這一主要矛盾問題而展開的。這 一基本任務就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作為一門學科賴以成立的邏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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