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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學的歷史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關鍵詞]經濟學;歷史特性;歷史學派;制度主義;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已經進行了許多年,如今也有經濟學者提出要創(chuàng)建中國的經濟學口號,并且許多經濟學人為之不懈奮斗。但是,中國學派的經濟學到底是什么,論者對此意見不一。與此同時,中國似乎還有另一種潮流,那就是將西方經濟學(或者說英美經濟學)奉為至高的科學原理。而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對方法論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經濟學者干脆忽略掉經濟學方法論,將方法論的研究認為是做無用功,這些都妨礙了經濟學的發(fā)展,禁錮了研究者的思想,從而很難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經濟學家杰弗里•M•霍奇遜教授2001年的著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這些根本問題有更好的理解。本書主要通過作者對歷史學派的回顧而致力于“將歷史特性問題的研究恢復到它的正確位置上去,從歷史的成就和錯誤中學習,并且對于重建社會科學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議”。貫穿此書討論的中心是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理論中的一般化傾向和歷史敏感性傾向的爭論。在德國歷史學派到美國的制度學派那里,歷史特性問題受到了重視,并且一直在與奧地利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等一般性理論家的爭論中取得進步,然而歷史中斷了這一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隨著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大行其道,歷史學派的創(chuàng)見逐漸被抹煞了。
一、經濟學的定義及目的
經濟學究竟在人類社會科學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搖大擺地侵入其他學科的領地,將經濟學帝國主義行為進行到底,還是循規(guī)蹈矩的堅守經濟學的傳統(tǒng)領域進行發(fā)展,其實可以從各位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定義中反映出來。薩繆爾森繼承了這個定義,他的經濟學教科書是這樣定義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辈ⅰ跋∪薄焙汀靶省弊鳛榻洕鷮W的主題。這種定義將“稀缺性”當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來,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區(qū)分了“絕對稀缺”和“相對稀缺”兩個概念。更具有啟發(fā)意義的是,作者認識到,關鍵問題是進行選擇的行為者,在獲取手段來滿足給定目標時,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經濟學必須面對的惟一問題。如果我們要理解任何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功能,那么,經濟學也就必須考慮資源在整體上是如何從系統(tǒng)中產生的,也就必須考慮人類的目標和需求如何改變。顯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具有不同的意義,不對這些區(qū)別進行考察,經濟學對每個特殊的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論與歷史特性
所謂“一般性理論”是指關于人類經濟的或社會的基本特征和行為的實質性解釋或模型,這些基本特征和行為被假定對于絕大多數可能的社會或經濟體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對一般性理論,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應有的并且可以恰當發(fā)揮作用的位置上,“對統(tǒng)一性解釋的追求不能被推進到這樣一點上,即對特定解釋的本質和價值不加重視”,并引用一位物理學家的非常形象地評論說,“一個包羅萬象的理論將整個宇宙都包括進去,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毫無用處”。統(tǒng)一性的解釋的局限性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前提假設的衍生性統(tǒng)一,它缺乏本體論的基礎;另一種存在于本體高度統(tǒng)一理論中,任何反復發(fā)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會對本體的統(tǒng)一施加限制。許多經濟學中宣稱的解釋性統(tǒng)一都屬于衍生類型,因此這些理論的局限與統(tǒng)一的邊界無關,與可以被統(tǒng)一的項目數量也無關,而與解釋的充足性有關。我們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統(tǒng)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對于真實現(xiàn)象的因果解釋的。一個例子是效用理論,經濟學假設每個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一理論是不可證偽的,任何被觀察到的行為都可以在經過調整以后與這個理論相符,那么這就將真實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的制度主義
(一)德國歷史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創(chuàng)立一般以1843年羅雪爾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為標志,但更確切的說法或許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為標志。雖然,當時人們并不認為李斯特是歷史學派的成員,但作者認為,他應該屬于這一派別,因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國民經濟發(fā)展的歷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歷史學派的價值就是抓住了一個永恒的主題――歷史特性問題。但是舊歷史學派對于單純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經驗主義的信任,仿佛事實能夠自我解釋一般,他們并沒有意識到經濟理論的重要性,因為對事實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經存在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場關于方法論的大爭論改變了經濟理論發(fā)展的路徑,“對于門格爾來說,經濟學不再是對經濟系統(tǒng)和過程的研究,而是一個研究人類行為中經濟方面的科學,它開始了一個進程,在這個進程中,經濟學最終由經濟的科學轉變成了選擇的科學”。但是作者認為,門格爾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勝利,事實上,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態(tài)度,例如馬歇爾。對于歷史學派的發(fā)展來說,雖然韋伯和桑巴特在進行社會分析時注重個人動機的影響,但是同時也注意到了社會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對個人的影響。同時,在韋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對經濟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創(chuàng)造理論和元理論框架的愿望。在經過了薩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終于,歷史學派隨著納粹的興起和二戰(zhàn)的爆發(fā)而銷聲匿跡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來標志德國歷史學派的終結是恰當的。
(二)美國制度主義與歷史研究的終結
凡勃倫作為美國制度主義的先驅,對作者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可以從第四部分中,作者試圖建立自己的一個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來。在這樣一個框架中,作者以與維持性制度相關的法律基礎和文化因素對社會形式進行了區(qū)分。在對每一種社會形式進行分析時,作者使用了優(yōu)勢原則和突現(xiàn)概念來對社會結構進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論的解讀,在其中的關于制度和行為的因果關系的論點中,作者明顯受到了凡勃倫關于經濟演化觀點的影響。凡勃倫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必須從演化的視角來進行理解,他既反對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也反對集體主義的方法論,而是主張要探求社會與個人之間相互影響的因果關系。
1918年,“制度主義”一詞首次被用來形容一個學派,此后其作為一種運動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40年代?？得⑺故瞧溟g作為重要的制度主義者,1924年出版了《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十年后《制度經濟學》面世?？得⑺姑鞔_提出了歷史特性問題,并且指出了可能取得理論進步的重要線索,特別是強調了習慣和習俗的概念?？得⑺乖噲D為美國的制度主義提供系統(tǒng)的理論基礎,在韋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型理論。雖然如此,制度主義終究是衰落了,這種衰落既有哲學基礎的原因,也有當時社會環(huán)境的因素。到了二戰(zhàn)以后,歷史特性問題從理論探討中消失了,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宰了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成為能夠揭示出自由市場經濟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在作者看來,雖然新制度經濟學派有大量的文獻對制度的作用表示關注,但是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概念的界定上忽略了對于歷史和現(xiàn)實特殊性的探討,從而陷入了制度盲目主義。
現(xiàn)代信息經濟學、企業(yè)理論、博奕論、制度經濟學等的前沿進展，堅持了新古典經濟學，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全市場的基本原理，放松了其嚴格的理論條件并把它應用于現(xiàn)實經濟學生活的機制設計、制度設計、競爭策略、企業(yè)運作等真實問題中，從而使新古典基本原理真實化、情景化、可應用化，完成了西方經濟學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飛躍。本文對宏觀經濟學歷史學派科學哲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方法論立場、制度生成路徑、不同制度之間的比較分析等問題上的一致和相關性作出一定的分析與探討。
一．宏觀經濟學的整體主義方法論
制度經濟學正是與“范式論”的這兩點思想保持了一致和相通。一是它把整體主義的方法論作為分析經濟制度問題的出發(fā)點和立場。二是堅持與新古典主義的不相容，對資本主義市場自動出清的理想假說持批判態(tài)度。制度經濟學否認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靜止的和完全的市場均衡，認為它不過是理論上的一個抽象而已。他們認為，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系統(tǒng)，內容不同的要素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的整體相互關聯(lián)，只有從動態(tài)的整體效應中，從情景的生成變化中，才能把握社會經濟系統(tǒng)。制度經濟學在社會經濟問題上堅持系統(tǒng)整體觀，因而他們選擇的是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而不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偏重于強調集體作用，他們認為集體對于個人選擇有控制作用，制度本身也是一種長期的集體行動的結果，只有通過對于制度、集體行動的邏輯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個人經濟行為的作用和方向。
二．基于經濟制度演化生成的宏觀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家們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因果動態(tài)過程”，是一種因素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的演化過程，所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靜態(tài)分析不能進入到實質層次，必須使用歷史、文化、社會的制度變遷分析方法，只有這種歷史主義的史實分析方法，才有助于經濟學克服目前危機，達到創(chuàng)新。一些制度經濟學家也因為他們在跨學科的基礎上對于經濟社會和制度現(xiàn)象之間內在聯(lián)系及制度的演化生成作出的精辟分析，使其原理成為社會經濟分析方法的新的規(guī)范。經濟學家凡勃侖把投資銀行家、工業(yè)巨頭、企業(yè)家、法律設計家等歸納為穩(wěn)定的禮儀制度的一部分，而技術員、工程師、技術工人則歸結為動態(tài)的技術過程。這兩個過程的結合，引起了經濟增長、企業(yè)組織變革、結構調整、經濟波動和周期、利潤形成、國家起源與政府管制、勞工沖突、社會制度演進、財產分配等重大變化。一定意義上講，從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從博弈進化論分析，這也可以認為是經濟演進過程中各個局中人，出于自利的考慮，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由于受制于其它局中人而作出的一種動態(tài)博弈過程。這是制度經濟學的一次重要的系統(tǒng)集成與創(chuàng)新。
三．宏觀經濟學對社會經濟價值的功效
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無論早期還是晚期，都承認并高度評估作為認識主體的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的價值判斷、選擇傾向、心理預期、思維趨勢、個人偏好、自然信念、美學標準及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團隊文化”、集體意識等在科學理論假說的提出、檢驗評價、不同理論之間的競爭力構成等重大問題上的作用和潛在的影響，關心人的主體性問題。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家甚至認為，科學理論模型與假說的競爭是科學家本人或科學共同體的利益之爭和實力對抗，如同政治領域中的競選一樣，依賴于渲染力、勸服藝術、語言表達與感化等，具有明顯的主體性。
記 者：請您首先談談這次學術討論會的背景和意義。
高培勇：其一，去年的5月17日，同志發(fā)表的《講話》，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顯然是涵蓋多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科的統(tǒng)稱，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作為主要從事經濟理論研究、以黨和國家關注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為主攻方向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率先完成好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任務。
其二，明年我們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我們不僅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而且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和基本規(guī)律的系統(tǒng)總結，顯然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始終致力于為黨和國家的重大經濟決策服務、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yè)的幾乎所有環(huán)節(jié)都留下了自己深刻印記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擔當起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責任。
其三，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周年。毋庸贅言，在近70年的時間里，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綜合實力極大增強，國際地位極大提升，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認識到經濟建設不僅對于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而且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都是一條可以觀察到的發(fā)展主線索，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實踐無疑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提供了豐碩的思想源泉。作為始終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為共和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在全面梳理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并提升至規(guī)律層面加以認識的基礎上，履行好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使命。
所有這些，都表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植根于中國特殊國情，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做出創(chuàng)新性理論概括，并由此形成一個邏輯上自洽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的歷史任務、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
記 者：您對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有哪些思考？中國特色又是如何體現(xiàn)的？基礎性工作有哪些？
高培勇：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靈魂。舉凡理論體系的構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夠的構件。
首先應當認識到的一點是，所謂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義，就是以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
中國特色不僅體現(xiàn)在經濟學所應體現(xiàn)的重大原則上，還須體現(xiàn)在納入經濟學研究視野的議題清單上。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就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的實踐中發(fā)現(xiàn)和挖掘關乎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全局的重大議題，讓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研究與實踐層面關注的實際問題相合拍。以此為基礎，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研究成果，實現(xiàn)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的良性互動。同志講過，“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yōu)勢”。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我國和世界經濟發(fā)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xiàn)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和方案。
其次，經濟學作為一門致用之學，對于實踐的總結是其最基本的來源。就此而論，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的實踐已經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特色經濟學只能扎根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的偉大實踐。從常識來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實踐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為我們做對了什么。這些做對了的東西，當然是從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難以找到的，也不可能是從經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來的，而只能從中國的實踐中來，只能在扎根于中國國情土壤的基礎上產生。把實踐中做對了的東西總結出來，本身就是理論創(chuàng)新，就是對經濟學的理論貢獻。同志也講過，“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有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規(guī)律”。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另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統(tǒng)地總結好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fā)展實踐，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
第三，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成果最終要凝練于客觀規(guī)律的提煉和理論體系的形成。這意味著，只有將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實踐提升至規(guī)律層面加以認識，才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之所在，也才能對世界經濟學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毫無疑問，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實踐的背后，隱含著中國經濟學界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理論貢獻，只不過我們在過去總結、提煉得不夠好。當然，這些具有理論創(chuàng)新意義的觀點、主張、理念、思路等，主要是從中國經濟實踐中、立足于中國經濟的土壤得出的，是循著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大一樣的研究范式而生成的，但它們是“接地氣”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實踐也可證明是做對了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zhàn)略的研究闡釋，從而做出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概括，既是擺在中國經濟學界面前的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重要課題，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一條必由之路。指出，“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第三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在深入研究和認真分析中國各種經濟現(xiàn)象背后總邏輯的基礎上，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guī)律性的新實踐。
做到并做好上述這一切工作，不僅可以極大推動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進程，而且有助于極大增強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國際話語權，甚至可以對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發(fā)展產生借鑒和指導作用。
記 者：據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已經建所近90年，請您談談貴所在經濟學研究上有哪些獨特的優(yōu)勢？
高培勇：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無疑是提交給中國經濟學界的共同任務。不過，注意到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的特殊定位和特殊的歷史傳承，還可以指出，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也與經濟所和經濟所人之間具有一些特殊的關聯(lián)點。
在中國經濟學界，經濟所歷來有“老所”“大所”之稱。之所以是“老所”，是因為，經濟所的歷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創(chuàng)辦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1929年7月，社會調查部改組為社會調查所。即便從社會調查所組建之日算起，也已有將近90年的光陰，且經歷了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個不同發(fā)展時期。在中國，還沒有哪一個經濟領域的研究機構有著如此久遠的歷史。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所轄的除經濟所之外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是歷史上從經濟所分化出去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所轄的除經濟所外的其他研究所，則多以二級學科甚或三級學科立所，沒有哪一個研究所的研究領域如經濟所這般寬廣。而且，經濟所又以理論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研究見長，沒有哪一個研究所如經濟所這般匯集了如此眾多的理論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科及其研究人才。
關鍵詞：歷史方法；經濟學；科學性
一、判斷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標準
判斷一門學科是否是科學，首先應確定一個“科學”的衡量標準。這種標準的依據不在于該學科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而應遵循以下三點原則：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規(guī)律性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否運用了一種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強調“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fā)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種科學的理念和精神。顯然，這種判斷標準避免了由于選擇尺度的狹隘而將諸多科學性的東西排斥在科學大門之外的尷尬。就經濟學而言，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并且采用唯物辯證法、科學的抽象法、邏輯和歷史相統(tǒng)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對稀缺性的資源進行配置的學問，采用的方法有：經濟模型、規(guī)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靜態(tài)及比較靜態(tài)和動態(tài)的方法、邊際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數學分析的方法等。
科學的判斷一門學科是否科學，依據的重要判斷標準是該學科的方法論必須科學。一般來講，經濟學的研究和認識過程是：先從實際出發(fā)，從經濟史實和現(xiàn)實經濟問題出發(fā)，在掌握大量經濟現(xiàn)象和經濟過程的基礎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題，然后再用范疇和概念去說明、解釋和預測經濟事實。這表明，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從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認識論方法貫穿了經濟學確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論而言，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同樣符合科學標準。
二、為什么要強調歷史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紀末，奧地利學派創(chuàng)始人門格爾和德國歷史學派代表施莫勒進行了一場持久的經濟學方法論之爭。由于歷史學派方法論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經濟學在演繹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下走上一條公理化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在經濟學——這樣一門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的學科的探討上丟棄歷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經濟學過度演繹推理的做法不科學。在一些人看來，歷史的東西往往存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尷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斷的東西則存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統(tǒng)一性。客觀地講，經濟學采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并輔之以數學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學的一種靠攏。但如果以為像自然科學一樣在少數公理的基礎上構建起邏輯大廈，就意味著經濟學自動走向科學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統(tǒng)一性或不存在認識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謂的公理實質上是一種沒有辦法通過進一步推理證明的無條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種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對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義上，很難判斷孰優(yōu)孰劣、誰是誰非。既然公理本質上是一種信仰，而信仰顯然會隨時間、地點和任務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大廈就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外觀和內在結構。在懷爾斯看來，“‘公理’成了‘神圣命題’的代名詞。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們不顧事實建立起龐大的演繹結構，這已經成了經濟學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事實上，脫離具體歷史條件而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公理，如理性經濟人等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也遇到質疑。這種抽象演繹的結果不僅無助于經濟學科學性形象的樹立，相反還損害經濟學的科學性。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對經濟學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歷史時期存在巨大差異。亞當·斯密教條地認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經濟生活會自動趨于最優(yōu)狀態(tài)，不會存在經濟過剩和失業(yè)。而1929一1933年的經濟危機徹底打碎了人們對市場機制的信仰，轉而尋求政府干預。而凱恩斯以后的宏觀經濟學學派林立，或者說對同一經濟現(xiàn)象有不同的理論學說，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觀經濟學的諸多成果得益于歷史分析的方法。宏觀經濟學的目標有四個：通貨膨脹、就業(yè)或失業(yè)、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顯而易見，這四個方面的研究對象，如長期的經濟波動，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歷史數據和歷史事實。即使在微觀經濟學的問題中，同樣也無法回避時間序列的探討。由此可見，目前主流經濟學中抽象演繹法所作的努力，即通過形式上的數理化來完成對經濟學的科學化改造并不能擺脫歷史數據的支撐。
(三)任何學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經濟學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來，“不管哪個學術領域，任何時期存在的問題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過去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帶有當時留下的創(chuàng)痕?！薄叭魏我?guī)定時間的任何科學狀況都隱含它過去的歷史背景，如果不把這個隱含的歷史明擺出來，就不能圓滿地表述這種科學的狀況?！睆哪壳敖洕鷮W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進行文獻綜述，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梢哉f，經濟學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獨立完成的，而是一個不斷的、連續(xù)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個歷史過程。這一點在政治經濟學的建立過程中體現(xiàn)的尤為充分。
(四)經濟學中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定理必須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確的理解。恩格斯認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fā)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xiàn)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guī)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fā)展點上加以考察”。在《資本論》中，諸如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勞動力商品等概念，馬克思都反復強調是個歷史范疇，從而對庸俗政治經濟學家進行批駁。同時，這些概念的許多規(guī)定性也只有放在歷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貨幣形式的發(fā)展、貨幣的本質及貨幣的功能等問題。
(五)在一定意義上看，歷史的方法是經濟學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礎。一是發(fā)展的觀點認為事物總是處于運動的狀態(tài)中，這與歷史主義強調的原則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絕對的存在，而是歷史的暫時產物，它在歷史中產生、發(fā)展，也必將在歷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歷史過程本身?！倍强茖W的抽象法認為，必須對經濟現(xiàn)象和經濟過程進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規(guī)律。要做到這一點，除要求在一個時間截面上盡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對事物的特征進行時間序列上的追蹤考察。只有經過事物特征的反復顯現(xiàn)，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隱藏的規(guī)律性。
雖然歷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經濟學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須承認，由于學科的限制，歷史方法發(fā)揮的作用在不同學科中存在較大差異。這導致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經濟學的科學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學的成果經過歷史的積累，很容易被后人認可和運用，因為自然過程是反復發(fā)生的。但經濟學的歷史發(fā)展卻不具備完全可復制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充滿了各種新的、不同的意見與觀點。結果是，經濟學無法以嚴格的累積的形態(tài)取得進展，經濟學說史上就出現(xiàn)了形形的理論反復。一種理論和觀念總是以真理或謬誤的姿態(tài)在不同的時期交替出現(xiàn)，這在近代以來的宏觀經濟學中表現(xiàn)的尤為突出。在當代尤其是中國，之所以很多人認為唯自然科學才是科學，是因為自然科學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直接和明顯的，相比較而言，社會科學的作用則是間接的、長期的。時間的跨度有時甚至要經過一兩代人，所以經濟學的成果不易為人所觀察和掌握，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往往要在理論成果產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經濟學的科學性并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說明經濟學的特殊性更需要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
三、經濟學的發(fā)展歷史是一部借鑒自然科學方法與理念的歷史
從對歷史的回顧中發(fā)現(xiàn)，無論是有意借鑒還是異曲同工，自然科學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經濟學的發(fā)展史中都得到體現(xiàn)，這使經濟學日益成為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硬社會科學”。
在西方，經濟學的出現(xiàn)以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的《經濟論》為標志。為能把握住觀察對象的規(guī)律，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發(fā)明了數，認為萬物即數；萬事萬物的差別實質上是數排列組合的差別。在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學一度成為封建神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并無科學性可言。隨著文藝復興和自然科學的興起，經濟學也迎來了科學的黎明。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現(xiàn)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②，即古典政治經濟學才稱得上是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從理論觀點和貢獻來看，古典經濟學認為，商品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無論富商巨賈，抑或小商小販，在進行商品交換時，都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沒有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力存在。顯然，這一商品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學革命的影響。在傳統(tǒng)的封建等級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貴賤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學革命卻發(fā)現(xiàn)：整個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級結構體，各天體之間是作用與被作用的關系。這一信號傳遞到人類社會，其含義就是：人與人之間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進一步把該思想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就是等價交換的原則。當然，此時可能有來自傳統(tǒng)的追問，即如果沒有舊有封建等級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來維持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生活的運轉呢?在亞當·斯密看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會推動資本主義這架精巧的機器一直運轉下去，永不停歇。這正如牛頓的力學所揭示的原理：萬事萬物為何運動有序?因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將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與牛頓的物理學作比較，很多的地方都會發(fā)現(xiàn)對事物處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當時化學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萬別的物本質并無區(qū)別，都是原子所組成，差別惟一在于原子數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勞動價值論都認為，不同的使用價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來各不一樣，但卻都是勞動的產物。在馬克思看來，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在量上能夠比較，是因為它們都凝結有抽象勞動，即價值。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生命體被當成一個系統(tǒng)來加以對待。而系統(tǒng)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早已被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從魁奈的經濟表到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以及當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產業(yè)結構、地區(qū)結構等問題，都把經濟生活當成一個整體在進行研究。
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對數學的運用更是無處不在。馬克思曾說過，只有當一門學科使用了數學時才成為真正的科學。數學使以往古典經濟學帶有哲學思辨式的思想通過數學方式的表達而顯得更為精確，使經濟政策的實施也更具可操作性?？梢赃@樣講，正是對數學這頂自然科學皇冠的摘取，才使經濟學取得了社會科學皇后的地位。
當前中國經濟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沒有明確經濟史學的性質。經濟史學的性質，實際上就是“什么是經濟史學”或“經濟史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它一直是經濟史學研究者不斷討論但又始終有不同說法的重要議題。如吳承明(1995)認為，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怂?1987)把經濟史“看成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具有一個可認識的趨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過程”。諾思(1992)認為，經濟史的任務是解釋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和績效。由此可見，關于什么是經濟史這一問題，經濟史學界存在諸多不同的解釋。筆者認為，學界之所以對這一問題有諸多不同解釋，一是源于學者對于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有著不同認識。如，諾思(1992)認為，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及其實績是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希德認為，經濟史是研究人們過去如何從事生產、分配、勞動諸問題，又要用不同方法測定上述活動的相對效率。中國學者關于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對象的橫向與縱向兩方面。在橫向方面，主要觀點集中在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還是生產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統(tǒng)一，以及社會經濟運行規(guī)律、社會經濟結構或全部社會經濟的總和等方面?？v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內容就是研究對象的時間界限。趙德馨(1999)指出，經濟史學按學科研究對象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人類經濟生活演變過程及其規(guī)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一類是以經濟史學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概論”。
經濟史學又分為經濟史實和經濟史學通論兩部分。經濟史實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經濟生活發(fā)展演變的過程，而經濟史學通論的研究對象則是人類經濟生活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這里的經濟史實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經濟史”，是經濟史學科的主體。而關于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歧實際上也主要是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的分歧。在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這一重大問題上，趙德馨(1992)指出，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橫向上，寬到經濟全領域(即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包括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包括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縱向上，長到歷史全過程，包括整個的經濟的全部歷史(但這里的歷史指學科對象意義的歷史，而非絕對時間意義上的歷史)。筆者感覺，趙德馨對于經濟史學的定義系統(tǒng)而全面的概括了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二是源于學者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理解存在分歧。長期以來，經濟史一直被認為是處于經濟學和歷史學兩大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但學界對于這一觀點卻有著諸多不同認識。吳承明(2005)說:“我們說經濟史是一門交叉學科。其實沒有這個學科。搞經濟史的不是學歷史出身，就是學經濟出身。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個學派:學歷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證，學經濟出身的重視理論分析?！备叩虏?2000)更進一步指出，這一提法是學科劃分上的誤解，認為經濟史學是一個邊緣學科是錯誤的。趙德馨(1999)則說:人們常常把經濟史學稱為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當然無可非議。但從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學科屬性看，有經濟學科的經濟史與歷史學科的經濟史，就此而言，稱經濟史學為“跨學科的學科”更為貼切。
二、加強經濟學理論
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難看出，雖然經濟史與經濟學當前是兩門獨立的學科，但從經濟史學的性質和歷史來看，它與經濟學緊密相聯(lián)，密不可分。因此，加強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僅是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要求，更是遵循經濟學發(fā)展歷史規(guī)律的要求。為探討這一問題，需先簡要闡述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茖W的研究方法對于學術研究至關重要。對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論述，實際上也就是探討怎樣研究經濟史學的問題。怎樣研究經濟史學，主要取決于該學科的研究對象及其性質。對此，不少學者已發(fā)表過相關論述。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方法是兩個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吳承明在主張“史無定法”的同時，強調經濟史研究者既要有歷史學修養(yǎng)，又要有經濟學根柢。他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歷史學又是研究經濟學的最好的方法?！薄皩嵶C主義，包括考證是經濟史研究中不可須臾或離的研究方法?！憋@而易見，吳承明雖然主張“史無定法”，但更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實證主義方法的運用。這與他關于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熊彼特(1996)認為:“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分析史方面不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1歷史學方法被一些學者首當其沖作為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趙德馨提出:“史有定法。當我們說‘史無定法’時，絕不是說經濟史學沒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問題對經濟史的研究太重要了?！彼J為，“經濟史在本質上是一門經濟學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須是經濟學的方法?！辈浑y看出，他雖亦反復論述經濟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正確地總結經驗，揭示規(guī)律，抽象出經濟理論。”但更強調經濟學方法的運用以及經濟學與歷史學方法的融合。也許這是趙德馨一向被學界認為是屬于“經濟學的經濟史”陣營的原因所在。很顯然，雖然學者均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學和經濟學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側重。由于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不同認識，導致了關于研究方法認識的差異。當然，反過來講，也許正是由于對經濟史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不同，才使人們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出現(xiàn)差異。再來看經濟史研究前途樂觀之美國。經濟史在美國的境遇能夠改觀的關鍵在于，學者把計量經濟學、統(tǒng)計學、數學模型等引進了經濟史研究，使經濟史研究擺脫了傳統(tǒng)的以文史取向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國的經濟史研究者要么是經濟學出身，要么是歷史學出身。故而經濟史常常圍繞兩種方法打轉，即以美國為主導的計量經濟史和以英國為中心的強調歷史學與社會學方法的經濟史。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研究者不喜歡做計量分析。而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雖然是學經濟的人，但在經濟史研究中也沒有運用太多的經濟學方法。經濟史學家趙德馨曾說，他畢業(yè)于財經學院，并長期在財經學院教學，也沒有學到多少經濟學方法。從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史工作者，對歷史學方法比對經濟學方法知道得多一些，運用得好一些。
三、培養(yǎng)經濟史學思維方式
在強調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的同時，多學科思維方式的融合對于經濟史學研究至關重要。吳承明指出，除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外，經濟史研究要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心理學引入經濟史研究。然而，現(xiàn)行教育體制與科學研究體制不利于這種融合，也不利于學生經濟史思維方式的養(yǎng)成。為了培養(yǎng)學生的經濟史思維方式，這需要老師在教學方面下功夫。比如，趙德馨在帶經濟史專業(yè)研究生時，一方面努力創(chuàng)造多種學科思維方式融合的環(huán)境與氛圍;另一方面則明確地提出轉變思維方式的任務，引導學生按照以下目標補缺門:從經濟學科來的，補上歷史學知識與思維方式;從歷史學科來的，補上經濟學知識與思維方式。504在經濟史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國經濟史學的開拓者與前輩都是實現(xiàn)經濟學與歷史學思維方式融合、具有經濟史學思維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湯象龍、方顯廷、傅筑夫、嚴中平、陳振漢、汪敬虞、吳承明、彭澤益、張仲禮、谷霽光、傅衣凌、何茲全、張蔭麟、李埏等。學科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決定思維方式，而學識素養(yǎng)則是養(yǎng)成思維方式的基礎。故而經濟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強經濟學理論修養(yǎng)，而且決不能忽視歷史知識的積累。如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所彭南生在養(yǎng)成經濟史學思維方式這一點上，就做的比較成功。他在華中師范大學獲得歷史學本、碩學位后，又跟隨趙德馨先生學習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的相關知識。趙德馨希望他留心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及與之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在已有的歷史學知識與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加上經濟學知識與思維，并使二者融合為一，從而實現(xiàn)思維方式的轉變，養(yǎng)成經濟史學思維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論文獲2000年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這與其思維方式的轉變是分不開的。
四、結語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市場經濟基礎理論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決定了馬克思經濟學必然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基礎――市場經濟進行研究，從而與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總結的西方經濟學有著某種相通之處。但由于二者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存在著分歧，它們的區(qū)別則是根本的。
一、兩者在市場一般層面存在相通之處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關于生產一般和生產特殊的論述同樣適用于市場經濟。依據《導言》的思想，市場一般反映的是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共同規(guī)定，是在思維層面上反映出來的、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體制性特征；市場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場經濟與一定生產關系的結合，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場一般的層面上，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基礎理論存在相通之處。
（一）兩者對市場機制的總體描述相似
西方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淪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而這一原理正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描述：每個個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苤恢豢床灰姷氖值闹笇?，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每個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標的同時，卻自然而然地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微觀經濟學即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合乎邏輯的表達形式。在微觀經濟學中，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以利己為動機從事經濟活動，也即理性的經濟人：消費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通過分析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證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配置資源。
宏觀經濟學雖然承認“市場失靈”，承認市場機制未必能使全部資源達到“充分就業(yè)”的水平，但卻認為通過宏觀調控或宏觀經濟政策的執(zhí)行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從而得出市場機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資源的結論。
馬克思經濟學也從資本的利己本性出發(fā)來描述市場機制。資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樣盡可能地吸取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促使資本家采用新技術、提高本企業(yè)的勞動生產率，從而縮減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使自己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但這只是暫時現(xiàn)象，在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的競爭中，資本家會競相采用新技術。一旦新技術被普遍采用，整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會得到提高，原來先進的生產條件就成為一般的生產條件，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超額剩余價值也就不復存在。
（二）兩者對某些具體市場機制的描述相似
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同意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都是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等的綜合作用來實現(xiàn)的。如，在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的均衡價格表現(xiàn)為市場需求和供給這兩種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當市場出現(xiàn)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狀態(tài)時，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會使這種非均衡狀態(tài)逐步消失，實際市場價格將回到均衡價格水平。
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guī)律在現(xiàn)實經濟生活中的表現(xiàn)形式。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從而價格與價值的偏離雖然經常發(fā)生，但由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這種偏離不會長時間持續(xù)下去。在這里，“價值表現(xiàn)為價格運動的規(guī)律”，使得市場價格在動態(tài)中趨于平衡?？梢姡瑹o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運行是有規(guī)律的，平衡即意味著規(guī)律的存在。
二、兩者在市場特殊層面存在根本區(qū)別
（一）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同
不論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事實上都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但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有著根本的不同。
西方經濟學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fā)，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永恒的、自然的生產方式，因此，盡管它事實上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將其視為一般的市場經濟。
法和經濟學理論至少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用經濟學的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第二，用經濟學的方法說明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第三，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如何立法、修法及實施法律。
（一）運用法和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在法學上，存在眾多的爭議，包括強者利益說、規(guī)范利益說、命令說等等，這些是從法學淵源或者法律的表現(xiàn)形式上予以理解，但沒有一種理論真正能夠說服另外一種理論。從邏輯上看，這些定義的哲學前提往往就不在同一層面，也無法實現(xiàn)一種理論說服一種理論的目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法律所涵蓋的權利義務是一種稀缺資源。一方面，權利義務本身是一種資源，另外一方面，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客體或者對象也是一種資源。法律產生的原因就在18于權利義務資源的稀缺性。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社會里，規(guī)定誰能獲得資源、享有資源，是法律的價值所在。法學和經濟學很少涉足對不具有稀缺性的資源問題的探討，如對于太陽光的產權歸屬問題。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法學和經濟學都在解決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按照交易成本理論，當交易成本大于零時，法律對于權利義務的不同配置將會帶來不同的資源配置效果，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人們的福利問題。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對權利義務的配置以及配置效果問題，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促使法律目的實現(xiàn)。另外，“法律是什么”也體現(xiàn)了法的價值問題，包括公平、自由、平等、正義等。一般認為，在排除特殊情況之下，③法的最高價值應是公平、正義、自由等。按波斯納的觀點，正義有兩層含義：第一種是指分配正義，是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平等；第二種含義是效率，并指出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費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5]效率是經濟學中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制度的設計往往是以效率作為價值目標。而在法律環(huán)境中，效率目標經常會被弱化，導致法律制度設計不當的現(xiàn)象層出不窮。例如，我國《公司法》中規(guī)定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和監(jiān)事，主要起到監(jiān)督公司運行和管理層的作用。表面上看在雙從監(jiān)督體制之下，公司內部治理能夠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實踐中經常出現(xiàn)相互扯皮的現(xiàn)象，將兩項制度合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更應考慮到公司監(jiān)督部門相互博弈導致監(jiān)督效率低下的問題，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的制度才更富有價值。
（二）用法和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解釋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有法學學者認為，法律源于統(tǒng)治者的自身利益。此種表述似乎能夠解釋所有的法學現(xiàn)象，但過于抽象，實踐價值有限。自然法認為，法律源于一些永恒、不言而喻的原則。這可以解釋法律為何如此，但不具有可證偽性。法和經濟學產生以后，可以利用經濟學的方法直觀地解釋法律，并且也相對簡練。在解釋客體是遵循簡約化還是復雜化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爭議。解釋的復雜化能夠更加全面的反映現(xiàn)實，但面對于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我們力求能夠以更加直觀精煉的方式說明法律的自身內在運行機制，為我們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下面以三種經濟分析工具實例予以說明。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應用最為廣泛一種方式。成本包括會計成本、機會成本、沉沒成本、社會成本等。例如，《侵權責任法》中，人身損害需要賠償醫(yī)藥損失及誤工損失等。醫(yī)藥損失屬于會計成本（直接成本），而誤工損失則屬于機會成本。沉沒成本在法律的應用主要表現(xiàn)在：在確定賠償方式時，法律很少規(guī)定替代履行，原因在于沉沒成本無法挽回。在經濟分析視角下，收益和效用有著共同的指向，效用是主觀的評價標準，為強化預測的確定性。效用主要體現(xiàn)為主體愿意支付的成本，即使主觀上對某一客體效用評價為零，但若支付成本大于零，那么認為這也是有效用的。這表明，效用同時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例如，在人身死亡案件中，受害者家屬對于受害者生命價值的評價不一。我國法律一般規(guī)定賠償標準為一定年限乘以區(qū)域城市或農村平均工資水平。如此規(guī)定，可以使得法律更具有穩(wěn)定性、可預期性，這也表明了沉沒成本的不可挽回性。效用在法律的層面上，不僅包括效率，同時也包括法律的穩(wěn)定性、秩序等其他價值。在具體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也會注意到效用的多樣化，尋求效用的“一般等價物”。在美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審理法官漢德提出了漢德公式：B<PL；B指預防事故發(fā)生所需的成本；L指事故一旦發(fā)生所造成的現(xiàn)實損失；P指事故發(fā)生的概率；PL指事故的預期損失。即潛在的侵權行為者預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發(fā)生的概率乘以預期事故所產生的損失時，行為人才負過失侵權責任。對此公式，最大的問題在于數值的確定。比如B和L的確定在實踐中有不同方法。當P值無限小時，可以將事故認定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對于P值無限的大接近于1時，就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如果不希望的結果出現(xiàn)，一般來說屬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若主觀是故意的，那么，行為人需要做出補償或加以懲罰性賠償。在侵權的責任證明方面，證明責任的分配必須考慮到成本—效益問題。一般來說，訴訟是“誰主張誰舉證”，但我國法律中也規(guī)定了證明責任倒置的情形。例如，我國民事訴訟中有八種舉證責任需要倒置。之所以法律如此規(guī)定，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于原告舉證為此付出的時間、金錢等成本要大于被告舉證的成本，那么，從整個社會效率公平的角度來說，部分舉證責任倒置是必須的。如環(huán)境污染案件具有特殊專業(yè)性，對于污染物的成分、排放等，被告（污染者）較為熟悉；而對于原告來說，卻非如此。原告如果欲獲取污染者的污染信息，可能需要化學檢測、實地調查、專家咨詢等，總成本較為高昂。法律上是證明責任的倒置，在經濟學上體現(xiàn)為社會成本進行了效率轉移；同時，環(huán)境民事舉證責任倒置，增加了違法成本，能促使污染者更守規(guī)遵法。
2．均衡分析方法在經濟學上，當無外部性的情況下，市場均衡只需通過供給和需求的自由調節(jié)便可實現(xiàn)市場出清。但在現(xiàn)實中，市場容易出現(xiàn)失靈，產生了社會成本的增加或者社會福利的減損，導致成本效益發(fā)生變動。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可能會導致社會成本和社會福利發(fā)生變動。外部性問題是法律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這里將分析兩個常見的外部性問題：環(huán)境污染和教育。負外部性：以我國環(huán)境污染問題為例。對于環(huán)境污染問題，除了證明責任倒置、實行環(huán)境刑事責任等方式增加污染者違法的成本之外，稅收制度的改革也較為重要。盡管環(huán)境污染案件受害者勝訴率水平較高。如海洋污染案件受污染者勝訴率最高能夠達到80%，但這種事后規(guī)制無法挽回沉沒成本，而事前預防（如稅收）不失為一項重要的解決手段。歐洲、加拿大及我國都已開征環(huán)境稅。環(huán)境污染是污染者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負外部性，但是在污染者生產的時候其只將私人成本算在生產成本之中，而未將社會成本算入生產成本。由此引發(fā)的社會成本可以通過稅收（即庇古稅）進行調節(jié)，使供求實現(xiàn)包含社會成本在內的新的均衡。20世紀末，西方國家為解決環(huán)境污染問題而開征能源稅、二氧化碳稅和二氧化硫稅等。2011年12月，我國適時開征環(huán)境稅，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將保護環(huán)境作為其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政策目標。一個以糾正市場失效、保護環(huán)境為政策目標的新的稅收類別——環(huán)境稅收正在悄然興起。正外部性：以教育為例。因教育在短期內投入成本要遠遠大于其收益，如果這些成本僅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支付，大部分貧窮家庭將無法支付教育費用而被迫放棄教育，由此惡性循環(huán)將會導致國民教育水平持續(xù)性偏低。此時就需要社會、尤其是政府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將成本進行轉移，激勵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農村輟學率仍然較高。東北師范大學曾對全國六個省的部分農村初中學校進行調查，顯示初中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導致這種現(xiàn)象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經費持續(xù)偏低（在我國，1993年法律規(guī)定教育經費應占GDP4%以上，但直到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才首次突破4%，而在美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占7.4%—4.9%）。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強制性規(guī)定教育經費必須達到一定標準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3．博弈論分析將博弈論引入法和經濟學，是法和經濟學的一次飛躍。由于博弈論和經濟學有著共同的假設——理性人假設，所以博弈論和經濟分析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法律的博弈分析成為法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范式、日益流行起來。博弈論所考察的是一種交互行為的決策機制，法律關系往往具有多方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通過實行法律行為進行互動。在互動中，各方主體以法律為博弈規(guī)則，開展博弈行為。通過博弈論思想，可以幫助理解法律關系的產生運作機制和法律規(guī)定背后所埋藏的規(guī)律。以壟斷中的古諾模型為例。假設存在兩個彼此之間有競爭關系的廠商，如果兩廠商合作，那么，得到的收益比兩者單獨生產獲得的效益要大；若一方選擇合作，另外一方選擇背叛，選擇背叛所產生的收益要遠遠大于選擇合作時所產生的收益，而選擇合作者利益相對受損嚴重，在都選擇不合作時可以得到一個中間收益。在理性人假設前提下，雙方最終都會選擇不合作，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但這對消費者是有利的。而廠商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彼此會有意識地會達成壟斷協(xié)議，約定產量或者固定價格，于是壟斷就產生了。限定最低價格或最高產量減少了市場上消費者的福利，政府為增加社會的整體福利會限制企業(yè)之間達成壟斷協(xié)議。從這個角度來說，博弈論能夠解釋為什么反壟斷法要禁止某些壟斷行為。同樣，在侵權法、合同法、刑法、監(jiān)管法等多個領域，博弈論所建立起的多種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法律運作機制的理解。博弈論考慮到了信息的完整性及動態(tài)性、個人理性同集體理性的不一致性，在不同的博弈規(guī)則下，博弈分析的結果是不同的。盡管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前提下，理論上模型所得出的結果同實驗室得出的結果有較大偏差，但博弈論模型仍趨于對現(xiàn)實的真實反應，不斷引入更多的外生變量，減少不合現(xiàn)實的前提假設。
（三）如何進行立法、修法和法律實踐法和經濟學除解釋法律外，更重要的是指導立法以及法律實施。有許多學者從法學的角度尋求完善法律的方式，最終只能追溯歷史和法律移植。但是法律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和本土性。正如諾斯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否各態(tài)歷經的？”如果不是，那么政策的制定將變得更加困難。當下，我國現(xiàn)在與過去相比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所歷經的制度形式往往是跌宕起伏的。這給立法者、法律實踐者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法和經濟學的方法相對更具有彈性。同時，經濟方法的應用也使得法律思維更具有周延性、完整性。以立法評估為例。法律對經濟社會和環(huán)境的影響，通過立法執(zhí)法和守法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最終可以通過成本和收益反映出來，立法評估，主要評估法律法規(guī)對經濟社會和環(huán)境的影響。即在立法過程中，最主要的評估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方法，但這種方法在法律實踐中會存在不少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定量困難。但評估的目標最終還是需要通過評估的標準和手段實現(xiàn)。例如，美國行政命令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只有在評估的項目不能夠進行量化和不能貨幣化的情況下，作定性分析和陳述性評估。
二、對法和經濟學理論批判的簡要說明與回復
（一）關于價值主觀性的問題價值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強調價值的主觀性，容易忽視價值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體現(xiàn)在價值要受到一定歷史條件的制約。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人都會認為貨幣和法律均具有價值。在法律的經濟分析領域，追求財富（效用）的最大化，源于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具有稀缺性，符合特定時間段人類的要求。
（二）關于忽略其他價值的問題邏輯上說，肯定A不意味著否定B，追求財富（效用、效率）最大化，并不會否認其他價值的重要性。當然這些價值有可能是沖突的，例如，效率違約涉及合同兩大原則：效率和合同必須履行原則。我國合同法并未直接規(guī)定情勢變更原則，隨著市場經濟多元化的發(fā)展，社會分工不斷加劇，而市場則變化得更加莫測，經濟形勢可能會出現(xiàn)無法預測的情況，一旦此類低概率事件發(fā)生，合同繼續(xù)嚴格履行，對于合同履約方而言是明顯不公平的?！胺梢膊粫娙怂y”，故《合同法》承認了情勢變更原則。法律質量的好壞，在某種程度上表現(xiàn)為法律的彈性，這樣的法律是符合效率價值和因地制宜的，價值之間存在巨大的互通性，當效率價值在合理的程度內實現(xiàn)時，其他價值同樣也能得以體現(xiàn)。
（三）關于本土化的問題法和經濟學所使用的經濟學的方法，是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之上的。相對于法學來說，經濟學是一門意識形態(tài)較薄弱的學科，更容易實現(xiàn)國際化。擔心法和經濟學不能本土化的原因在于兩大法系的淵源不同。但兩大法系的差別最主要體現(xiàn)在過程上，而背后的法律精神之間的差別是極其有限的。以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為例，其與美國辯訴交易規(guī)則就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梢越涍^本土化的加工，從意識形態(tài)較為薄弱的法律入手，逐步將法和經濟學理論應用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之中。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