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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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tǒng)審判全程管理的內涵宗旨1.系統(tǒng)審判全程管理的內涵"系統(tǒng)審判全程管理,以司法公正與效率為價值目標,以審判工作為服務對象,在尊重司法規(guī)律的基礎上對立審執(zhí)進行一體化整合,將系統(tǒng)優(yōu)化與全局一盤棋的審判管理理念滲人到審判過程每一個環(huán)節(jié)的管理模式"易言之,系統(tǒng)審判強調審判工作向其前道環(huán)節(jié)和后道環(huán)節(jié)的延伸,強調立審執(zhí)的一體化,前道環(huán)節(jié)如財產(chǎn)保全訴前調解訴前調查(包括但不限于當事人基本狀況的調查證據(jù)保全等)立案立案前等環(huán)節(jié),后道環(huán)節(jié)如執(zhí)行結案后等環(huán)節(jié);全程管理就是對立審執(zhí)的全程進行協(xié)同管理,既包括全員管理,又包含全院管理,既包括院黨組的宏觀管理,也包括審判管理辦公室的中觀管理庭長的微觀管理,既包括審判工作的管理,又包括審判管理與服務于審判工作的人事管理政務管理的契合管理"理論研究表明,審判管理,是圍繞案件審判展開的,以審判決策程序控制質量督查行為激勵等為主要內容的管理制度體系".,〔5〕因此,系統(tǒng)審判全程管理模式的主要運作要素是:科學的審判決策機制有效的程序控制制度合理的質量督查制度和完善的績效評估與獎懲制度"2.系統(tǒng)審判全程管理的必要性"任何強調法官獨立性的理論都無法否定這樣一個事實:法官不能像一個醫(yī)生或律師一樣獨立開業(yè)或獨開一個審判機構"因為法院是國家權力機關,而權力機關的運作單位是一個分工協(xié)作的整體"這不僅是效率的需要,也是公正的前提"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司法運作的過程必定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人民法院在人財物的資源整合上,在人事管理政務管理上審判實務管理上一體化推進公正審判的過程"基層法院的審判管理必須突破原有的單一管理分散管理的落后模式,對原有單獨的分立的管理制度進行整合創(chuàng)新,總結各部門存在的問題難點,整合法院系統(tǒng)的各條戰(zhàn)線,形成結構完善責任明確的系統(tǒng)管理模式,實行法院的綜合管理集約管理"(二)系統(tǒng)審判全程管理的新型理念1.以系統(tǒng)論整合立審執(zhí)監(jiān)審判管理活動"系統(tǒng)論認為,系統(tǒng)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lián)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tǒng)論的核心思想是系統(tǒng)的整體觀念"任何基層法院都是一個大系統(tǒng),由審判管理系統(tǒng)行政管理系統(tǒng)和服務系統(tǒng)組成"這些系統(tǒng)在實踐中可能有許多個庭室組成"各個庭室如果各自為政互不聯(lián)系,將難以形成合力"所以,審判管理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可以這么說,審判工作除了案件審判就是審判管理"因此,構建科學的審判管理模式,必須全面梳理和整合審判工作中的有關管理事項,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制度體系".,〔〕在基層法院系統(tǒng)建設過程中,應將法院內部不同系統(tǒng)之間法院與政府各部門之間建立接口關聯(lián),形成一個聯(lián)動整體,以便加強管理,強化監(jiān)督檢查,從而促進審判行為廉潔規(guī)范;尤其是,我們應當樹立立審執(zhí)監(jiān)一盤棋思想,〔7〕全方位推進審判管理工作的改進"江漢的三位一體模式,〔〕北京朝陽法院一體化審判管理體系,都是系統(tǒng)管理思想在一個個個案中的體現(xiàn)"2.以統(tǒng)籌兼顧的根本方法全面協(xié)調審判管理活動"科學發(fā)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tǒng)籌兼顧"其意思就是要總攬全局科學籌劃協(xié)調發(fā)展兼顧各方"社會是個大系統(tǒng),法院是個小系統(tǒng)"統(tǒng)籌兼顧的根本方法同樣適用于人民法院的內部管理"基層法院要做到五個統(tǒng)籌,即統(tǒng)籌審判人事與政務管理統(tǒng)籌立審執(zhí)統(tǒng)籌管案與管人統(tǒng)籌管理與服務統(tǒng)籌局部與整體"在審判管理中,要堅持全員管理,把審判委員會審判業(yè)務庭合議庭,從院長庭長到審判長法官等每個審判組織每個審判人員,納人到審判管理體系之中;要堅持全程管理,以過程管理為抓手,為立案分案排期開庭裁判執(zhí)行等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配以任務指標要求,確保裁判過程嚴謹規(guī)范公開透明;要堅持全面管理,從人到財物,從管理到服務,從立案到執(zhí)行,從法院內部到法院與外部的接口"總之,審判管理是一個綜合性的系統(tǒng)工程"而統(tǒng)籌兼顧是我們黨在長期執(zhí)政過程中的一條重要歷史經(jīng)驗,是科學發(fā)展觀的根本方法"司法實踐中的統(tǒng)籌兼顧方法論,就是要處理好全局與局部的關系重點與一般的關系,并且,能立足當前,謀劃長遠"
系統(tǒng)審判全程管理的實踐運行
在現(xiàn)代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的框架內，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行使公訴權的國家專門機關。由于公訴權的性質以及在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檢察權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監(jiān)督性”。一方面，檢察機關應當監(jiān)督警方的偵查。另一方面，檢察權的產(chǎn)生，也是為了維系現(xiàn)代司法制度彈劾主義的結構，防止審判糾問化。應當說，在上述公訴權意義上的制約監(jiān)督作用，已普遍得到認可。而爭議的焦點是檢察機關對于法院是否應當具有訴權以外的監(jiān)督權。這是檢察機關審判監(jiān)督問題的實質，也是中國檢察監(jiān)督制度中最實質性、最有爭議的問題。為了保持準確的問題聚焦從而保證清晰的思路與合理的結論，應當區(qū)分檢察機關的訴權與訴訟監(jiān)督權，在此基礎上，將訴權問題納入訴訟法專業(yè)問題研究，將訴訟監(jiān)督權問題納入檢察監(jiān)督問題來討論。檢察機關在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抗訴，以及刑事審判中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提出監(jiān)督意見，屬于本文所論的檢察監(jiān)督問題范圍。
在偵查、公訴權之外設立法律監(jiān)督權，這在中國傳統(tǒng)法制模式中無法找到淵源，也不能從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法律制度中獲得借鑒，中國檢察機關的監(jiān)督權模式來源于前蘇聯(lián)。蘇聯(lián)模式的檢察監(jiān)督制度，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以檢察機關監(jiān)督為“最高監(jiān)督”，從而突出了檢察監(jiān)督的地位；二是實施一般監(jiān)督。中國的檢察制度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搬用了蘇聯(lián)模式，但不定位為最高監(jiān)督，也不采用對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進行普遍監(jiān)督的所謂“一般監(jiān)督”制度，卻保留了檢察機關是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定位，保留了檢察機關對審判活動實施監(jiān)督這一有異于其他國家檢察制度的特殊做法。中國檢察監(jiān)督制度的建構和運作呈現(xiàn)出以下幾個突出特點：一是憲法地位與實際的法律地位脫節(jié)；二是法定功能的支撐手段嚴重不足；三是在運作中受到強有力的司法抵抗而步履艱難。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存在的上述問題，嚴重影響了這一制度設立的意義，背離了法律制度設置的效率性與效益性原則，其內耗性與無效率性，嚴重浪費了法律資源，損害了法律制度的和諧統(tǒng)一性與其在民眾中的公信力。
對一項既存制度現(xiàn)實價值的評價應主要采用社會學的標準與方法。一是考察其社會功用；二是分析其社會基礎。就社會功用而言，不能否認，檢察監(jiān)督制度目前尚有其積極的意義，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實現(xiàn)司法公正。支持檢察監(jiān)督乃至其他外部監(jiān)督的社會原因，是法院公信力不足。目前確實有必要加強對法院的監(jiān)督。這種監(jiān)督在法理的合理性上不僅是一種理論的分析，它直接關系到一個制度的運作效應，還包括它的制度平衡與價值平衡性。在抗訴制度法理合理性上最突出的負面評價，一是對司法權威與既判力的影響；二是可能對民事訴訟本身性質的扭曲。就刑事案件的法律監(jiān)督，即檢察機關依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身份向法院提出糾正違法的意見，存在另一個矛盾，即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是偵查與公訴機關，是代表國家的原告人，即實質上的訴訟當事人，而既是訴訟當事人又是法院的監(jiān)督者，這是明顯的角色沖突。這種沖突是刑事審判中的檢察監(jiān)督制度難以治愈的“硬傷”。
從以上分析，可形成以下意見：其一，檢察機關基于訴訟監(jiān)督權對法院實施的審判監(jiān)督，存在法理合理性的缺陷，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現(xiàn)代訴訟的基本構架與性質，有悖于訴訟運作的一般規(guī)律。從發(fā)展前景看，它的生命力可能有限；從現(xiàn)實狀況看，它難免在司法實踐中產(chǎn)生相當?shù)呢撁嫘?。其二，鑒于目前我國的法院，在其社會位置與功用、內部構架、運作方式、法官素質等各個方面還不符合現(xiàn)代訴訟對法院資質包括審判能力與公正性條件的要求，可以說，它目前還處于向現(xiàn)代型法院發(fā)展的“培育期”。在這一時期內，法院的權威性有限，公正性有限，其獨立性也允許受到更多的限制。這一時期，檢察監(jiān)督制度對于保證法院審判的公正性可能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在當前司法不公較為嚴重，司法公正的制度條件尚需培育的情況下，承認檢察監(jiān)督的相對合理性，在為其設置一定支撐條件的同時，應當對其進行必要限制與改造。筆者對于我國目前的檢察機關審判監(jiān)督問題提出以下兩點看法：（一）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事行政案件中抗訴制度在一定時間內對于保證審判公正的意義，但必須作制度上的完善以使其能夠有效運作并防止其負面效應。為此，需要著重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檢察監(jiān)督須建立和貫徹“既要實現(xiàn)司法公正，又要維護審判權威”的指導思想與基本原則。為此，應當限制監(jiān)督范圍，將監(jiān)督案件主要限制在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司法嚴重不公、社會反響強烈的案件上，一味從部門的角度強調擴大監(jiān)督是不妥當?shù)?。其次，為了協(xié)調好檢審關系，并保證這一制度設置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對一些具體的制度問題做出明確規(guī)定，解決目前制度規(guī)范過于薄弱導致監(jiān)督無序化以及法院缺乏適當配合的問題。再次，需要改進檢察機關抗訴權的行使方式。目前抗訴決定權的行使帶有行政化和非程序化的色彩。今后應當建立嚴格的透明的法定程序，并建立類似于合議庭決定的制度，特別重要的案件抗訴由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使抗訴權的行使更加審慎和合理。（二）對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的審判監(jiān)督，在目前憲法與刑訴法未作修改的情況下，不再延展與充實檢察機關的審判監(jiān)督功能，使其實際被虛置。在檢察機關的一般法律定位未改變前，維持其虛置性狀態(tài)，以防止對訴訟合理性的損害。同時，應當通過法律規(guī)范確認和貫徹控辯平等的基本原則，禁止控辯任何一方在訴訟程序中超越其當事人地位扭變訴訟的結構，以實現(xiàn)審判中的程序。
封建制國家其權力基本是專制主義的，它能實行一定程度的吏治，但卻永遠消除不了因專制權力不受制約而產(chǎn)生的腐敗。封建國家的吏治，比起真正的民主制來雖都有局限性，但是這二者畢竟也有對權力的制約與監(jiān)督，是人類社會權力制約歷史上的里程碑，它對于我們國家建立新型的權力制約制度，具有參考借鑒意義。
幾千年來，封建刑律在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上有豐富的經(jīng)驗，我們今天欲從立法及司法上加強對現(xiàn)行刑法中“瀆職罪”的研究，使其進一步完善，古刑律中這方面值得總結和借鑒的地方頗多。
古代對官吏在司法審判上違法犯罪的監(jiān)督比較全面，綜合起來有懲治不依法判決的犯罪、懲治不依法審理的犯罪、懲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訊的犯罪、懲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執(zhí)行判決書犯罪、懲治越權審斷及違法受理訴訟的犯罪和懲治司法官吏監(jiān)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一、我國古代司法審判中的職務犯罪概述
（一）中國古代懲治司法官員職務犯罪的特點和意義
司法官員的職務犯罪是刑法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古代是這樣，近現(xiàn)代是這樣，將來也仍會是這樣。
職務犯罪所以重要，這與其犯罪主體是官吏這一點密不可分。官吏是國家的重要參與者及管理活動家主要實施者。官吏的職務活動是國家職能實施的主要杠桿。官吏依法履行職務是國家法制確立的重要基礎。官吏守法對民眾守法起著帶頭羊的作用，官吏的壞法是對民眾違法犯罪的鼓勵與唆使。對官吏違法犯罪姑息容忍最易激起人民群眾對法律的逆返心理。官吏違法犯罪所形成的對民眾的壓迫以及他們造成的腐敗的環(huán)境，是社會上違法犯罪的根源之一。
司法官吏違法犯罪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利用職權。以利用職權為特征的職務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更大的危害性。一是職務犯罪侵犯的客體往往是屬于國家法益的管理秩序；二是因為有職權可利用，其犯罪得逞率高，后果嚴重；三是因為憑借權力，這種犯罪對被侵犯對象的反抗與舉報，客觀上都存在抑止性；四是這種犯罪常常表現(xiàn)為國家機構內部的一種腐爛，富于隱蔽性，因而容易避過一般的監(jiān)督。歷史封建刑律都重視對職務犯罪的監(jiān)督是有其深刻原因。
封建國家對司法官吏職務犯罪的監(jiān)督與處置，根本目的是強化國家機器，提高封建國家的統(tǒng)治效能。但是封建刑律對官吏違法犯罪的抑制也有其相對的進步作用。在封建社會，人民與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官吏與民眾的對立性上。封建統(tǒng)治者為了緩和與人民群眾的矛盾，經(jīng)常奉行的措施之一就是用刑法手段來監(jiān)督官吏，使官吏對民眾的欺壓與剝奪限制在民眾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內，從而來緩和封建國家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這便是封建刑律維護封建吏治的積極意義。
重視吏治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tǒng)思想，使用刑法來懲治官吏的職務犯罪的封建刑律的一個傳統(tǒng)特點。封建刑律懲治官吏職務犯罪的特點是在立法上張起嚴密的法網(wǎng)，法律對職務犯罪不但從嚴監(jiān)督富有威懾性，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上具有一定的預防性及教育性。
（二）中國古代司法審判職務犯罪的淵源
司法審判活動是古代國家最重要不得國務活動之一，也是古代官吏職務犯罪中較主要的一個方面。
司法官吏在審判上的職務犯罪史書早有記載。《尚書•呂刑》曾指出西周法官有對犯人不能依法定罪判刑的“五過之疵”。其內容是“惟官、惟內、惟貨及惟來”?？装矅秱鳌方膺@五個方面是“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詞，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秴涡獭分羞€記載說，司法官因犯為些罪過，而致出入人罪的則“其罪唯均”，即與犯人同罰。這段史料清楚地概括了當時司法官違法審判中的主要犯罪表現(xiàn)。
在中國，職務犯罪也是一項古老的犯罪。歷史告訴我們，官吏的職務犯罪基本上同國家與法律的產(chǎn)生而同時產(chǎn)生。
古代中國關于官吏職守的專門立法，出現(xiàn)得也很早。我國商朝已經(jīng)有了為預防和減少官吏（包括國君在內）違法犯罪而專門制訂的法律《官刑》?！渡袝?#8226;尹訓》記載國相伊尹說制訂《官刑》的目的是儆戒有權的人物：“制官刑，儆于有位”，達到“居上克明，為下克忠”的目的。商朝的《官刑》中，規(guī)定有“三風十愆”的罪名，從作風上、道德上、政治上來管束官吏和當權者。所謂“三風”是指“巫風”、“風”、“亂風”。其中“巫風”包括無節(jié)制地在宮室歌舞（“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的“二愆”。“風”包括徇私于財貨和女色，長期地游樂和打獵（“殉于貨、色，恒于游、畋”）的“四愆”?！皝y風”包括輕侮國君的命令，拒絕忠直之規(guī)勸，疏遠上高德劭之人而親近狂頑之徒（“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的“四愆”。訓令還指出：“唯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弊鳛槌枷碌娜?，如不匡正君主杜絕“三風十愆”，則要處刺臉的“墨”刑。懲罰官吏的職務犯罪是國家管理活動的需要。官吏職務犯罪的內容及制度，隨著國家政務管理活動的發(fā)展變化而發(fā)展變化。我國西周有關國家管理活動的立法已有很多記載。
《周禮•秋官•大司寇》規(guī)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職責之一是“以五刑糾萬民”。其中“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意即使用于軍中的“刑”法，是鼓勵遵守命令的，舉論有虧職守的；施行于官府的刑罰，是鼓勵賢能，舉論失職的。由此可見，在先秦眾多的吏治立法中，包括有一系列懲治官吏職務犯罪的法律規(guī)范。
從立法的角度說，封建社會初期，官吏職務犯罪的法律條文都散布于刑律的各篇之中。戰(zhàn)國魏國的《法經(jīng)》六篇中屬于職務犯罪的“金禁”與“博戲”被列在《雜律》之內，其他《囚》、《捕》二篇內當然也會包含職務犯罪的內容。從秦簡的片斷中可以判定，秦朝關于職務犯罪的法律條文也散列于“六律”之中。《置吏律》及《行書》中在規(guī)定官吏的某些職務犯罪時都說“以律論之”。所謂“以律論之”就是以《六律》中的規(guī)定辦。漢朝的《九章》及漢律六十篇中，也無專門的職務犯罪的篇章，職務犯罪的條文散列于各篇的情況可以想見。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職務犯罪在封建刑律中逐漸形成單獨的篇章。在明清規(guī)戒律刑律中職務犯罪規(guī)定得齊全，監(jiān)督得嚴密，在編纂上條分集中，安插科學，繼續(xù)體現(xiàn)了封建刑律重視吏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二、我國古代司法審判中職務犯罪的表現(xiàn)
古代對官吏在司法審判上違法犯罪的監(jiān)督比較全面，綜合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一）懲治不依法判決的犯罪。
通過審判給罪犯定罪判刑，古代較早就有在這方面監(jiān)督的法律制度。凡不依法判決，其違法行為都根據(jù)不同的主觀心態(tài)來定罪處置。
1．縱囚秦律中說：“當論而端弗論，及埸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是謂‘縱囚’。”即應該處罪而故意不處罪，以及減輕罪行，故意使被告夠不上處罰標準，從而判令無罪，就是“縱囚”?？v囚罪刑罰較重，一般要以被縱囚犯之罪罰來處罰縱囚之人。
2．不直秦代把僅限于一定幅度范圍內的故意錯判稱為“不直”：“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奔醋飸撝靥幟婀室廨p處，應該輕處而故意重處，是屬于“不直”。
漢代“不直”的概念與秦代不完全一樣，其表述是“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痹凇肮室狻钡那疤嵯?，只有在“入罪”的情況下，漢代才稱為“不直”。秦代的“不直”，漢代以“不實”對應。
3．失刑在秦代與屬故意“不直”相對應的過失地在幅度上處刑不當?shù)男袨榉Q為“失刑”。《睡虎地秦墓竹簡》上記載一位審判官吏把“六百六十”的贓誤訂為“值百一十”。在定性時，上級答復詢問說：“吏為失刑罪”，但是“或端為，為不直”。這里界限比較清楚：過失的錯斷為“失刑”，故意的錯斷就屬“不直”。
4．出入人罪司法官吏不依法判決之犯罪，各依其犯罪主觀心態(tài)區(qū)分罪名，在制度的比較嚴密的是唐代。按《唐律疏議•斷獄》規(guī)定，唐律首先一般地把審判官定罪判刑上的違法行為統(tǒng)稱為“出入人罪”。然后“入罪”與“出罪”又各分為“故意”與“過失”二種，共四種：故意入人罪，故意出人罪；過失入人罪，過失出人罪。在出入罪的幅度上又區(qū)分為出入“全罪”及出入輕重的不同情況。所謂出入“全罪”是指無罪判有罪，有罪判無罪，以及從笞杖入徒流，從徒流入死罪的各種情況。屬于出入輕重的是指在刑等上從輕入重、從重出輕，以及笞杖之差及徒流之差的出入。在追究審判官的刑事責任上，法律規(guī)定，故意入全罪，以全罪論；從輕入重，以差額論；故意出罪的情況，也參照此原則辦理。但是，過失地入罪的，比故意犯“減三等”；過失地出罪的，比故意犯“減五等”。
5．不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唐代要求法官在定罪判刑時，要完整地抄引有關的法律、法令的正文為根據(jù)。這樣規(guī)定是便于監(jiān)督依法判決?！短坡墒枳h•斷獄》：“斷獄之法，須憑正文。若不具引，或致乖謬。違而不具引者，笞三十?！弊鳛閿嘧锔鶕?jù)的法律條文不但要引正文，而且要求完整地抄引。這種制度在晉朝已開始建立。
（二）懲治不依法審理的犯罪。
判決書是審理的結果，正確的判決要以依法審理為基礎，唐律不但監(jiān)督依法判決，而亦重視都督依法審理，在這方面的罪名有：
1．于本狀之外別求他罪唐代要求法官都要依據(jù)所告本狀審理，不能在本狀之外，旁更推問，別求他罪?！短坡墒枳h•斷獄》規(guī)定，法官如違犯這一條，要“以故入人罪論”。關鍵是不準法官無根據(jù)地于本狀之外去查問別的犯罪行為，只有“若因其告狀，或應掩捕搜檢，因而檢得別罪者”才“亦得推之”。
2．受囚財物，導令翻異，通傳言語，有所增減這是審判官與罪犯共犯的妨礙正確審判的犯罪。通常是審判官接受囚犯行賄后，啟發(fā)囚犯翻供另招，或者是給囚犯通風報信，而造成囚犯之情狀有所增加或減輕的行為?！稊嗒z律》規(guī)定，法官犯有此罪以監(jiān)臨官“受財而枉法”之罪論處，贓滿十匹加役流，滿十五匹處絞刑。
（三）懲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訊的犯罪。
在古代的審判中，刑訊是合法的手段，但刑訊必須依法進行才為合法。法律監(jiān)督司法官吏依法刑訊的目的，也是為了正確地定罪判刑。法律為此規(guī)定了刑訊進行的條件。秦朝規(guī)定可以刑訊，但要以結果來檢驗。秦簡上說，能根據(jù)口供進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得到犯人真情的是“上”等；通過拷打而得到真情的是“下”等；恐嚇犯人以致不得真情的是“敗”?！短坡墒枳h•斷獄律》規(guī)定：“應訊疑似，猶不首實”的情況下才刑訊。而且要在“立案同判”的條件下進行。
1．拷囚過度唐代規(guī)定囚犯拷訊整個案子的全過程只能拷三次，而且，三次拷打的總數(shù)不得超過二百下：“拷囚不得過三度，杖數(shù)總不得過二百?！比绶溉怂甘菍儆谔庴渍刃痰陌缸樱瑒t拷打不得超過本刑的笞杖數(shù)?！短坡墒枳h•斷獄律》規(guī)定：“若過三度”，司法官要受“杖一百”之刑。若“杖數(shù)過（二百）”或過笞杖本罪的，司法官要反坐所剩，即以超出之數(shù)反拷法官。
2．有瘡病不待差而拷唐代對于有瘡或有病的犯人，法律規(guī)定要等瘡病痊愈后才能拷打。《唐律疏議•斷獄律》規(guī)定：“即有瘡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p>
（四）懲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執(zhí)行判決書犯罪。
判決是正確定罪判刑的自然結果，依法執(zhí)行判決是體現(xiàn)法律作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唐代對司法官吏依法執(zhí)行判決也予以周密的監(jiān)督。
1．不待復奏報下而輒行決古代為了慎重對待死刑，從北魏開始實行處決前向皇帝進行復奏的制度，以便皇帝在復奏時對死刑判決作最后定奪。隋朝已實行“三復奏”，即向皇帝復奏報告三次無否決才下令行刑的制度。唐代自太宗起,京內還實行“五復奏”的制度，即決前二日一奏，決前一日一奏，當日三奏的制度。同時，執(zhí)行單位接到處決命令要等三天才行刑，但不能過期?！短坡墒枳h•斷獄律》規(guī)定：“若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即過限，違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p>
2．孕婦未產(chǎn)而決在唐代，如有孕婦犯死罪應處決者“聽產(chǎn)后一百日乃行刑?！比缬性袐D犯罪應拷訊及應決要笞杖的，也要等產(chǎn)后一百日進行?！叭粑串a(chǎn)而決（死刑）者，待二年；產(chǎn)迄，限（百日）未滿而決者，徒一年。失者，各減二等?！狈捎忠?guī)定：“若未產(chǎn)而拷及決杖笞者，杖一百?！薄叭舢a(chǎn)后限未滿而拷?jīng)Q者，于杖九十上減二等?！?/p>
3．領徒應役而不役唐代的徒流刑犯人，在刑期內都要令其身受苦役，即使犯人因病請假，病愈后也要補服苦役。掌管囚徒的人一定要照法律規(guī)定執(zhí)行。《唐律疏議•斷獄律》規(guī)定：“領徒應役而不役，及徒囚病愈不計日令陪身者，（有責任的司法吏員）過三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p>
（五）懲治越權審斷及違法受理訴訟的犯罪。
在中國封建社會，一般縣衙是受理訴訟的基層審級。縣的上級是州（府），州（府）的上級是中央的刑部及大理寺。在審判權限上，唐代的《獄官令》規(guī)定，“杖罪以下，縣決之。徒以上縣斷定后送州復審訖”，徒、流以決杖形式執(zhí)行的，可就執(zhí)行，但屬于實處徒、流刑以上的判決，也必須報中央刑部。死刑案件由刑部移大理寺審復，報皇帝批準。大理寺自審的京都徒以上案件要經(jīng)刑部審核。《唐六典》同時還記載巡復制度說：“凡天下諸州斷罪，應申復者，每年正月于吏部擇使，……仍過中書、門下定訖以聞，乃令分道巡復，刑部錄囚徒所犯，以授使。使牒與州案同，然后復送刑部。”這些嚴格的分權制約制度，也是正確定罪判刑的基本保證之一。
1．斷罪應言上而不言上,應待報而不報古代各級司法官吏審斷案件必須遵守以權限規(guī)定的申報與批復制度。《唐律疏議•斷獄律》規(guī)定：“凡斷罪應言上而不言上，應待報而不待報，輒自決斷者，各減故失三等”，即分別故意或過失的性質，照所斷刑罰的輕重等級，減三等處罰。
2．受越訴及應合為受而推抑不受唐代為維護審判秩序而規(guī)定：“凡諸辭訴，皆從下始。從下至上，令有明文?！辈荒茉椒?。所謂“越訴”，即是如“應經(jīng)縣而越向州、府、省之類”?！短坡墒枳h•斷獄律》規(guī)定：“其越訴及官司受者，笞四十。”但是，如當事人對某級判決不服，向原衙門“語匯狀上訴”，原衙門如發(fā)給“不理狀”，即發(fā)給同意向上級申訴的證明文件，當事人持“不理狀”向上級申訴，這不是越訴，各衙門不可不受理。而對于非越訴的“應合為受”的告訴，“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
（六）懲治司法官吏監(jiān)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古代法律規(guī)定監(jiān)禁囚犯既不能放任縱容，也不能苛刻虐待。否則，都是犯罪，都要受到懲罰。
1．應禁而不禁囚犯于牢中使用的刑具，在唐代，按《獄官令》規(guī)定：“死罪枷、樞，婦人及流以下去構，其杖罪散禁“。獄吏對囚犯應關禁而不關禁，刑事具該用不用，不該用而用，及隨便調換的，都是犯罪?！短坡墒枳h•斷獄律》規(guī)定：“囚應禁而不禁，應枷、鎖、樞而不枷、鎖、樞及脫去者”，獄吏要參照囚犯的罪等給予處罰，如“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如屬于“回易”調換刑具的，按上面的處罰辦法減一等處罰。
2．應請給衣食醫(yī)藥而不請給古代也重視對獄中囚犯的必要的養(yǎng)護措施。如唐代按《獄官令》。規(guī)定：“囚去家懸遠絕餉者，官給衣糧，家人至日，依數(shù)征納。囚有疾病，主司陳牒，請給醫(yī)藥救療?！边€規(guī)定囚犯病重，聽家人入視，及脫去枷、鎖、樞等刑具?！短坡墒枳h•斷獄律》規(guī)定：“囚應請給衣食醫(yī)藥而不請給及應聽家人入視而不聽，應脫去枷、鎖、樞而不脫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參考文獻
1.《唐律疏議•斷獄律》
2.《唐律疏議•擅興律》
3.皮純協(xié)等編《中外監(jiān)察制度簡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4.《唐六典•州刺史•諸縣令》
一、法官社會責任的含義
法官的社會責任是指，法官作為司法權運行的主體，因其行為決定著司法權實際運行的效果，在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不能僅僅以機械地適用法律、表面地解決糾紛作為自己的職業(yè)目的，而應重視自己的審判行為可能帶來的各種社會后果，最大限度地通過適當?shù)膶徟行袨樵鲞M社會經(jīng)濟利益、道德利益等社會利益，并充分發(fā)揮裁判的行為指引作用的責任。它是法官職位或者職能的本質要求?！胺ü俚呢熑问钱敺蛇\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jù)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3]法律職業(yè)（法官）是指“一群人從事一種有學問修養(yǎng)的藝術，共同發(fā)揮著替公眾服務的精神，雖然附帶地以它謀生，但仍不失其替公眾服務的宗旨。”[4]
在刑事審判、行政審判中自然也存在著法官的社會責任，但體現(xiàn)最突出、作用最顯著的是在民事審判中。因為在三大訴訟中，民事審判是法官自由裁量權運用范圍最為廣泛、寬松的訴訟活動。在刑事審判中，由于涉及剝奪公民的自由、生命等重大法益，必須恪守“罪刑法定原則”，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幅度要比民事審判中小得多；在行政審判中，由于一般只涉及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具有合法依據(jù)的判斷，法官發(fā)揮自由裁量權的余地也要比在民事審判中小得多。立法的穩(wěn)定性和社會情勢的易變性之間的矛盾無法徹底解決，這就造成了法律不適時宜的滯后性，這一現(xiàn)象在以社會經(jīng)濟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的民商法領域非常普遍，在處于社會經(jīng)濟轉型時期的當今中國顯得更為突出。我國的民事法官時常面臨這樣的困境：嚴格執(zhí)行落后或存在漏洞的法律，無法面對原告的眼淚，而如果無視法律任性而為，作為一個法官又無處歸依。這時就迫切需要民事法官發(fā)揮司法的能動性，充分認識判決可能發(fā)生的經(jīng)濟效應、政策效應、道德效應，智慧地行使自由裁量權，積極、適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在立法不能觸及的領域通過裁判充分地發(fā)揮對社會的調控和整合作用，維護社會秩序的相對穩(wěn)定，實現(xiàn)對社會的責任。因此，筆者就從民事審判的視野對法官的社會責任問題進行考察。
法官在社會中擔當著特定的社會角色，其主要職責就是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對特定社會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進行確認、分配和調整，通過解決糾紛有效地維護法的價值。而法的價值是社會大多數(shù)成員的主流價值觀念的反映，維護法的價值就是維護社會生活中的主流價值觀念。我們知道，法律觀念對于司法行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法官必須樹立正確的法律觀念，充分認識和理解并隨時準備承擔自身的判斷可能帶來的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筆者認為，對司法的目的和法官的職責應作以下理解：司法不僅僅是為了解決糾紛，更是為了通過解決糾紛來維護法律所宣示的社會主流價值觀；法院所面臨的任務是適用法律，而終極目的則在于針對社會的需求提供其所需的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需求。法官在作出判決時，要對糾紛所涉及的經(jīng)濟、道德、政治因素給予必要的關注，從社會主流價值取向、社會整體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發(fā)現(xiàn)社會的基本需求，在求得司法形式合理性的同時，對司法判斷的社會效果給予應有的關注，從而克服形式合理性所帶來的局限性，回應社會生活的真正需求，實現(xiàn)司法的終極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法官的社會責任”與“辦案的社會效果”兩個概念之間存在微妙的不同。辦案的社會效果是指通過法官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和裁判，獲取的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對其的評價和認可程度。它要求法官摒棄孤立辦案、就案辦案的片面意識，通過對案件的審判，達到宣傳法律、弘揚法制、消除矛盾、促進穩(wěn)定的目的。[5]兩個概念的主要區(qū)別在于：第一，考察的角度、層次不同?！吧鐣Ч币陨鐣u價為出發(fā)點，著重公眾對個案效果的評價，并未上升到法官職位本身要求的層面；而“法官的社會責任”則從法官的義務角度立論，將社會責任的承擔上升到法官本職要求的層次，是其必須履行的義務和職責，未能承擔應負的社會責任的法官就是不稱職的。質言之，“社會效果”通常是通過社會輿論、行政干預等外部壓力對法官發(fā)揮作用的，有為“以權壓法”、行政干預司法等做法大開方便之門的危險；而“法官的社會責任”著重考察法官對所有案件或者某一類案件進行處理時的心理狀態(tài)及其在社會上產(chǎn)生的公示作用，求諸于法官的內心而不是借助外力的擠壓，層次要高于“辦案的社會效果”，避免了為外力不當干預司法提供冠冕堂皇的說辭。
第二，內涵寬窄不同?！吧鐣Ч北取胺ü俚纳鐣熑巍卑膬热莞鼘挘ǚü僭诓门谢顒又膺M行的宣傳、教育活動等在內；而“法官的社會責任”，主要是指法官在裁判時所要秉承的一種思維方式或者指導思想，強調對判決的經(jīng)濟、政治、道德等方面作用的追求，嚴格來講并不包括社會宣傳等活動。換言之，進行法制宣傳等嚴格上講不應屬于法官的職責范圍，法官的職責就是辦案，并通過辦案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只是基于當前中國民眾法制水平較低的現(xiàn)狀，使得法官不得不進行一些額外的工作?？梢?，相對“社會效果”非常寬泛的內涵而言，“法官的社會責任”的內涵則是法官職位本身所決定的，是法官審判工作的本質要求。
當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重合或相同之處，如都包含了司法對社會的推動、社會對司法活動的認同這種互動關系。筆者認為，將“辦案的社會效果”作為與“法律效果”相對應的概念使用，給人如下一種錯覺，即：社會效果是一種與法律效果并列的、對立的評價體系，換言之，好像社會效果是一種可以游離于法律之外的獨立的評價體系。[6]同時，“社會效果”對外在監(jiān)督、外在評價的過分借重，客觀上使其容易成為外力不當干預司法的借口。而“法官的社會責任”這一概念，直接從法官的義務、職責角度出發(fā)討論問題，求諸法官的內心而不是外力對法官的擠壓，避免了前述不足。筆者認為，我們所追求的辦案的社會效果，應當是法律本身所蘊涵的社會價值，而不應當在法律效果之外另行建立獨立的社會效果評價體系；我們的法治，更應強調和亟需樹立的是對法律、法院、法官的信心，而不是對它們的懷疑。因此，“法官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更為科學的提法。
二、民事審判中強調法官社會責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對國外有關法官社會責任理解的考察
通過對國外一些學者有關論述的考察，筆者發(fā)現(xiàn)他們大多也強調，一個優(yōu)秀的法官，尤其是民事法官，應當承擔起對社會的責任，而不僅僅是純粹地解決糾紛。以波斯納（Posner）為代表的經(jīng)濟分析法學派認為，任何一項司法決定，甚至任何一個個案的判決，不僅直接決定著資源的分配，而且也決定著相關的經(jīng)濟活動的走向和軌跡，法官應從經(jīng)濟目標與功利中尋求自己的基點，超越法律。美國學者科斯（Coase）曾指出：法院的法律判決，“實際上做的是有關經(jīng)濟問題的判決，并決定著各種資源如何利用?！薄胺ㄔ褐苯佑绊懼?jīng)濟行為。因此，看來法院得了解其判決的經(jīng)濟后果，并在判決時考慮這些后果”。[7]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博登海默（Badehaimer）更是把法官比作“社會醫(yī)生”，認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確保和維護社會機體的健康，從而使人民過上有價值的活躍的生活，那么就必須把法律工作者視為‘社會醫(yī)生’，其服務工作應當有益于法律最終目標的實現(xiàn)”。“如果一個人只是個法律工匠、只知道審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實在法的專門規(guī)則，那么他的確不能成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盵8]
從國外學者對法官社會責任的前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任何國家的法律都要體現(xiàn)一定的社會職能，法官均要進行價值評價，且其價值評價活動具有明確的實踐導向作用，判斷過程與結論必須獲得包括當事人在內的大多數(shù)社會成員的認同才能使糾紛得到圓滿的解決。法官的價值判斷是一種負載司法機關社會職能的、具有公眾指引效應的評價活動。國外的法學家們認識到，司法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對社會關系進行有效的調整，不注意法律適用的社會效果就難以實現(xiàn)法律的真正目的。實際上，嚴守法律和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之間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并不矛盾，是否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本身就是評價法官執(zhí)法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思維局限在有形的法律規(guī)則中，而必須深刻領悟法律規(guī)則背后所蘊涵的法律精神，并在此基礎上把握社會生活的態(tài)勢及未來的發(fā)展趨勢，進而推動社會發(fā)展，獲得社會的公眾認同。
（二）對中國特殊國情的考察
1、強調司法的社會責任是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特色
司法對倫理道德的密切關懷是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國古代司法官吏大多由行政官員兼任，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響的官員們一直將裁判的教化作用作為行動的指南，在司法裁決中注重道德說教，強調裁判的社會教化效果。由于“禮法不分”，因而受到成文法律的牽制較小，清官們往往可以別出心裁、最大限度地為百姓解決糾紛，極力維護裁判的公正性。筆者隨便一找，就發(fā)現(xiàn)古代官吏在裁判時秉承社會責任的例子比比皆是，從包拯、海瑞到最近熱播的電視劇《狀王宋世杰》中以罰丈夫做百擔面條的方式促成夫妻和好而解決離婚案的縣令，他們都往往以其充滿智慧的裁判獲得了百姓的好評，實現(xiàn)了司法的社會教化作用。這種源遠流長的法律文化，使得人民心中形成了對法官承擔社會責任的期望，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它的力量。
2、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必然要求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法官的司法權是人民賦予的，司法的人民性決定了我國的司法更應以人民的利益作為出發(fā)點和歸宿。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法官所作出的判決應該與法治以及該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協(xié)調一致”，[9]“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義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樣的決定是比較好的，是社會可以接受的”。[10]人民民主政治體制下的法治更需要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這是在司法領域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題中應有之意（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法律從民眾中來，更應通過司法回到民眾中去，滿足社會的需要。但實踐中，由于法律的滯后性、法律手段的有限性、轉軌時期利益沖突的復雜性等原因，有時法官雖然查清了事實，適用法律也正確，在形式上做到了司法公正，但是裁判的社會效果卻并不好。這說明，機械地適用法律，并不能取得最佳的社會效果，只有在依法辦事的基礎上，在自由裁量權的限度內充分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才能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3、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是“司法為民”的內在要求
2003年8月，最高院提出了“司法為民”的審判工作理念。司法為民，意味著法官辦案要以民為本，為人民謀便利。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是“司法為民”宗旨的重要內容。有人認為，“司法為民”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要“獲取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對其的評價和認可程度”，無疑是要法官以不確定的群體、不確定的意見、不確定的評價作為審理案件的依據(jù)，其危害性可想而知。[11]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注重裁判的公眾認同并不是要根據(jù)不確定的群體、不確定的意見、不確定的評價作為審理案件的依據(jù)。由于職業(yè)、教育背景等諸多因素的不同，人們的價值觀念難免存在差異。但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存在主流的價值觀念。在社會主義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人民群眾所認同的價值觀念。法律也是在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指導下制定的，是主流價值觀念的反映。以適用法律為任務的司法活動自然也應以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為指導，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放眼于絕大多數(shù)人民的意志，讓裁判符合他們的利益，這就是社會效果良好的司法活動。
第二，司法推理不能脫離于公眾的一般邏輯和道德情感。司法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法律技術方面，二是利益衡量或價值判斷的層面。依照楊仁壽先生的理解，法律技術方面，應以法律家的立場為之，而利益衡量或價值判斷方面，則宜以一“外行人”的立場為之，始能切合社會需要。[12]這里的“外行人”，即指一般大眾。司法推理與公眾一般邏輯和道德情感之間確實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的過于脫離也絕對不能說是一種值得稱道的取向。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司法改革，就陷入了法官越專業(yè)就越自以為是、民眾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13]司法改革難以為續(xù)。外國同行們也早已注意到，“在民”原則下的司法權在不斷走向異化，即專業(yè)化使得職業(yè)法官與大眾之間產(chǎn)生了一道屏障，話語難以溝通，甚至屢遭民間譏諷和戲謔。
針對這種情況，波斯納提出，“何以防止法律專家成為一個職業(yè)的特權等級，防止他們的目的與社會需要和公眾所理解的目的有巨大的不同？換言之，何以保持法律既通人情，卻又不過分人情化、個人化、主觀化和反復無常？”[14]這種司法與民眾疏離的現(xiàn)象在我國大陸地區(qū)也日趨嚴重。我們應當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在這方面的教訓，在現(xiàn)階段就應充分考慮如何處理好法官職業(yè)化與大眾邏輯之間的矛盾。中國社會長期浸潤在注重人情的文化土壤中，大眾從心理上是排斥不近人情的法律的。我們之所以提出“司法為民”、“法官的社會責任”這類理念，就是意在緩和法官職業(yè)化與大眾邏輯之間的矛盾。因為法官的思維過分地脫離社會，會降低其對社會生活的職業(yè)敏感性，易遭到社會成員的反感而不是認同。質言之，司法不是“陽春白雪”，不能“和者彌寡”，司法權的人民性和糾紛的世俗性決定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要“下里巴人”。因此，為了扭轉目前業(yè)已存在并日趨嚴重的司法對民眾的疏離傾向，提出“司法為民”、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尋求民眾對司法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15]
4、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是樹立“司法中立”理念的要求
有人認為，司法權的本質特征之一是“司法中立”，民事審判強調法官在對待當事人雙方時應不偏不倚、公正無私，在由雙方當事人和法官構成的“三邊關系”中，應是“等腰三角形”的構造，因而對弱者的偏袒和保護、對社會責任的強調會導致法官中立地位的喪失，有違現(xiàn)代司法理念。筆者認為，考慮現(xiàn)階段中國的國情，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非但不會違反司法中立的司法理念，反而是促使人民接受“司法中立”理念的一種重要手段。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目前的司法改革意圖淡化訴訟活動的職權主義色彩，突出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作用，這意味著當事人所分擔的責任和成本增加了。法院審判制度的改革以及法院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部分成本是由訴訟當事人分擔的，這就需要對當事人的適應和承受能力有充分的考慮，否則法院的現(xiàn)代化進程難免步入歧途。適當?shù)姆绞街荒苁?，把當事人對訴訟成本及責任的實際承受能力作為法院推進審判制度改革進程的重要參考指數(shù)，尋求兩者之間的適調[16]，即通過法官的釋明、指導舉證、訴訟風險提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維護雙方訴訟能力上的平衡，這就決定法官在審判中不應該也不可能絕對中立。
第二，法官在與當事人的關系中，也是難以做到絕對中立無私的。法官在司法活動中，既有自己的政治功利，也有自己的經(jīng)濟功利，更有其社會聲譽等方面的獨立性功利。[17]客觀地說，法官作為復雜社會關系鏈條中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在裁判時一點也不考慮個人的功利，絕對地排除功利是不切實際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將這種功利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這就使法官的中立在嚴格意義上成為一種“神話”。
第三，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著法官對弱者權利的漠視，也不意味著法官社會責任的泯滅。只要法官的行為符合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符合司法中立理念的本質要求的。在民法的價值取向從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換過程中，民事司法的價值取向也經(jīng)歷了一個向社會本位的轉變，法官們越來越關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在裁判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會表現(xiàn)出對弱者的同情。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體現(xiàn)對弱勢群體應有的關懷而不是無原則地濫施同情，并不會導致法官中立地位的喪失，反而有利于“司法中立”這一現(xiàn)代司法理念為民眾所接受[18].目前有一種看法認為，法官“獨立必將導致孤立，中立必將引起對立”。筆者認為，這一說法的前半句無疑是值得商榷的，但后半句對于中國民事審判的現(xiàn)狀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的民眾還無法承受訴訟模式從職權主義到當事人主義的急劇轉換，“中立”這一現(xiàn)代司法理念在中國的確立，尚需要一個緩沖期，應逐步“軟著陸”。所以，在現(xiàn)階段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是具有很大的現(xiàn)實意義的。
5、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是樹立司法權威，促進司法改革的需要
司法的權威性不僅來源于司法裁決的終局性、強制性，更來源于人們發(fā)自內心的信服。如果沒有民眾的信服，司法的權威無法真正確立。博登海默就曾指出，法律制度所應獲得的尊嚴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制度的工作人員的認識廣度以及他們對其所服務的社會的責任感的性質與強度。[19]澳大利亞法官馬丁也認為，“在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從這個意義出發(fā)，公信力的喪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盵20]樹立司法的權威，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樹立權威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裁判得到公眾的認可，讓公眾心悅誠服。如果法官適用法律時不能體現(xiàn)公眾對法律的公正情感和對利益衡量的期望，裁判就得不到公眾的擁護和支持，這就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破壞了公眾對法治的信仰，從而危及法治的根基。
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還是促進司法改革的需要：第一，我國司法改革的阻力之一，就是法院系統(tǒng)自發(fā)的司法改革沒有得到公眾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長期直面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社會矛盾沖突，往往無論如何解決矛盾，與人們的期望總有一定的差距。法官的裁判結果必然是一方勝訴，一方敗訴，因此法官的裁判最多也就是讓50%的當事人滿意，而實踐中即使是勝訴一方，其訴訟請求也一般不會得到全部支持，因此滿意率又少了一半，最多25%.而社會對司法活動的評價，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當事人評價的輻射作用進行的。在當前民眾的法制意識還比較淡薄的情況下，當法官的裁決與一方預期的結果不甚相符時，司法很容易被指責為不公正。當這些所謂的“錯案”被媒體曝光時，法官們感到不平乃至面對前所未有的沉重壓力。在這種不理解甚至誤解的沉重壓力下，司法改革想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不得不開始尋求公眾的理解，通過承擔起各種社會責任、尋求最佳的社會效果等方式，來獲取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第二，人們認識到，法官保持法律推理的抽象和中立，固然具有很大的好處，但也使司法成為了冷漠、代價昂貴的東西。[21]這從根本上制約了司法活動解決社會糾紛的能力，動搖了公眾對司法的認同，從而使司法自身無法進一步獲得正當性的心理基礎，不能滿足社會公眾對司法權的正當需求。而為了獲得更大的社會認同，司法權必須更多地回應社會需要，成為社會調整中更能動的工具。目前的“司法改革”，面臨精英意識和大眾訴求之間的對立、斷裂，帶來整個司法改革進程的精神困境[22]，欲獲得實質性的進展，迫切需要獲取來自民眾、來自政治上層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成為拉近司法與群眾距離、獲取支持的必要措施。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司法改革目標的設計中，應立足于司法整體的、最終的社會功能，而不應局限于司法自身的某些形式上的標準。應充分考慮中國的特殊情況，以及過渡時期當事人、法官的承受能力，在減壓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如果全盤接受西方的法治思想，搞“休克療法”，無疑是脫離中國的現(xiàn)實國情的。中國的司法改革要繼續(xù)深入，要在司法體制、財政撥款、法官待遇方面有所突破，迫切需要獲取民眾的支持。在“司法獨立”、“中立”目標的實現(xiàn)過程中，強調法官的社會責任，對于樹立司法的權威，實現(xiàn)最終的改革目標是不可或缺的。
三、民事審判中法官承擔社會責任的要求和具體體現(xiàn)
（一）對社會需求的認識是法官承擔社會責任的前提
美國著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指出，“規(guī)制的含義體現(xiàn)在它們的淵源中，這就是說，體現(xiàn)在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當需要填補法律的空白之際，我們應當向它尋求解決辦法的對象并不是邏輯演繹，而更多是社會需求。”[23]可見，卡多佐是從社會需求的角度來理解法官的社會責任的，認為法官在立法出現(xiàn)空白、不得不充當立法者的情況下，應從司法滿足社會需求的角度，實現(xiàn)法官的社會責任。因此，認識社會的需求，是法官承擔起社會責任的邏輯起點。法官必須認識到，一個法律上無可挑剔的審判行為完全可能給當事人各方造成重大損失，并時刻警醒自己，將重視社會責任的思維方式牢記心中，通過專業(yè)性法律技巧的運用來實現(xiàn)對社會的責任。既要關注司法判斷的法律效果，又要體現(xiàn)對司法判斷社會效果的關注，增強司法判斷對社會生活的控制能力，將司法判斷和司法良知、社會責任統(tǒng)一起來，在司法過程中體現(xiàn)深刻的人文關懷、道德反思和經(jīng)濟考察，實現(xiàn)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平衡和統(tǒng)一。而法官要獲得對社會需求的正確認識，僅有對法律的深刻理解是不夠的，還應具有必要的常識、生活的智慧以及豐富的社會認知?！皻v史或者習慣、社會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義情感，有時甚或是對滲透在我們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覺性領悟，必定要來援救焦慮不安的法官，并告訴他向何方前進。”[24]只有這樣，法官才能準確把握現(xiàn)實生活的走向和趨勢，進而承擔起對于社會的責任。
（二）法官承擔社會責任的原則
法官社會責任的承擔應當遵循以下六項原則：一是要維護社會穩(wěn)定，有效化解矛盾；二是要有利于弘揚社會公序良俗，為醇化社會風氣貢獻力量；三是要有利于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通過審判為經(jīng)濟發(fā)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四是裁判要具有較高的公認度，提升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權威性；五是在考慮如何承擔社會責任時，不能犧牲法律效果以追求社會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追求二者的統(tǒng)一；六是在承擔社會責任時，應注意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盡可能避免短期行為。
（三）民事審判中法官承擔社會責任的具體體現(xiàn)
法官的社會責任不應是空洞的司法理念，在具體個案中得以體認才是其價值的真正實現(xiàn)。在個案中如何體認法官的社會責任是一項需要高超司法藝術的活動。在此結合幾個實例對民事審判中如何體認法官社會責任的問題予以具體分析：
1、釋明權與法官的社會責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該司法解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加重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這種嚴格的舉證責任與我國當事人的實際訴訟能力及訴訟條件是否相稱成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且不說我國民事案件律師率不高的現(xiàn)狀，就是在有律師的情況下，律師調查取證的權利往往也很難落到實處，此外，政府信息公開化程度較低，也很難滿足舉證的要求。這些因素都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規(guī)定法官的釋明權，以維護當事人之間的實質平等，防止法官的突襲性判決。釋明權名為權利，實為義務。法官不盡釋明義務，要承擔案件被發(fā)回、改判的風險。但如果法官在不需釋明的情況下仍然對一方當事人進行提醒，就會影響法官居中裁判的形象，就可能被認為是不公正的。因此，法官的社會責任要求法官合理地行使釋明權。
2、調解與法官的社會責任。有人認為，調解結案是社會效果最好的結案方式，特別是在復雜案件審判中“兩個效果”難以統(tǒng)一時，調解是統(tǒng)一兩個效果的最好途徑。[25]但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必須有一定的前提，即調解是在查清事實、分清責任的基礎上進行的。“無道”的調解非但不會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反而會影響法院的權威形象。目前調解中普遍存在不查明事實和分清責任的“和稀泥”現(xiàn)象，使得許多情況下達成的調解協(xié)議，與嚴格按照法律處理的結果相去甚遠，有時甚至是法院利用雙方當事人法律知識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對稱，不惜以損害一方當事人的利益為條件，誘壓當事人接受調解方案。等債權人明白之后，得出的評價只能是“好人吃虧，法官助紂為虐”，債務人的評價則是“法官軟弱可欺，我是無賴我怕誰”，社會效果很不好。這樣的調解實際上鼓勵了人們的不誠信，這與法院本應具有的行為導向作用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我們在強調調解重要性的同時，不應忽略對法官在調解中社會責任的強調，堅持調解的“有道”性。
3、糾紛的一次性解決和法官的社會責任?！叭绻粋€糾紛未得到根本解決，那么，社會機體上就可能產(chǎn)生潰爛的傷口；如果糾紛是以不適當?shù)暮筒还姆绞浇鉀Q的，那么，社會機體上就會留下一個創(chuàng)傷，而且這種創(chuàng)傷的增多，又有可能嚴重危及對令人滿意的社會秩序的維護?！盵26]法官在選擇糾紛的處理方式時，應盡可能消除導致再次訴訟而浪費社會資源的各種誘因，減少二次爭訟、次生爭訟，形成良好的審判預期。但遺憾的是，在司法實踐中，有些法官不是出于為當事人提供便利、促進糾紛的一次性解決的考慮，而是片面地追求快速審結、追求結案率，動輒以各種理由動員當事人撤訴另告。這是法官在巨大的辦案壓力之下的無奈之舉，同時也與我國對當事人更換等制度規(guī)定的缺失存在密切的關系。這種普遍存在的動員撤訴現(xiàn)象，使得當事人產(chǎn)生了很大的抵觸情緒，可能會引起矛盾的激化和審判資源的浪費，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如果法官基于社會責任感，多為當事人考慮一下，通過多種方式促成糾紛的一次性解決，就會產(chǎn)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4、加強對債權人的保護與法官的社會責任。債務人利用公司的有限責任、在公司終止后不積極履行清算義務從而逃避債務的案件在我國較為常見。但由于我國法律對不積極履行清算義務的人缺乏制裁措施，因而難以達到保護債權人權益的目的。司法實踐中，在債權人要求股東承擔清償責任的案件中，一般是要求原告即債權人對被告不清算造成財產(chǎn)損失、毀損的情況承擔證明責任。但債權人對于損失的情況（大多涉及被告公司的財務帳冊）往往是無法掌握的，難以積極地證明，如果因此而使其承受敗訴的結果，有失公平。在法律沒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如果法官的社會責任意識處于休眠狀態(tài)，機械地適用法律作出判決，往往不但會使得債權人喪失尋求公力救濟的信心，轉而求助于違法的私力救濟措施，導致社會的不穩(wěn)定，而且可能會使越來越多的債務人群起仿效，使得市場經(jīng)濟的基石——誠實信用徹底崩潰。這時，法院的判決不僅沒有發(fā)揮良好的指引作用，反而扮演了鼓勵債務人逃債的負面形象。而如果法官秉承對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對社會的責任，根據(jù)《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75條關于“有證據(jù)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jù)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jù)的內容不利于證據(jù)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的規(guī)定，判定應由債務人負責證明沒有造成損失或者損失少于債權額，否則推定原告的主張數(shù)額成立，則可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5、新類型案件的自由裁量與法官的社會責任。法官在處理經(jīng)濟生活中出現(xiàn)的新類型案件時，更應注意司法評價對于后續(xù)經(jīng)濟活動的影響，以塑造出適應新型經(jīng)濟生活需要的合理的權益關系格局。以公司類型案件為例，由于牽涉利益的廣泛性，案件具有對世性、爭執(zhí)焦點呈現(xiàn)出社會化的特點，法官如果就事論事地適用法律，僅僅就當事人的具體糾紛作出一般性判斷，而不考慮社會效果的話，將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維護，導致正義的喪失。因此，法官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應充分考慮判決所帶來的社會效果。[27]
6、判決書的制作與法官的社會責任。法官寫作判決書時，應忠實地反映庭審活動的全過程以及作出裁判的邏輯推理過程，對于作出判決的動機和根據(jù)也應給予恰當?shù)恼f明，讓當事人能透過判決書看到“法官通過躊躇再三比較掂量該案件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的正反兩方面意見然后作出判決，而這種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不是出自純粹的理性和冷酷的邏輯”[28].只有這樣，才能使當事人“勝負皆服”。
7、判決的可執(zhí)行性和法官的社會責任。審判時不考慮將來執(zhí)行時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造成判決的可執(zhí)行性不強，是目前“執(zhí)行難”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應本著對當事人和社會負責的態(tài)度，在判決時就充分考慮執(zhí)行的問題，使得當事人拿到的不是“法律的白條”，而是能夠實際執(zhí)行的法律依據(jù)。以判令公司股東限期清算的判決為例，就不是一種易于執(zhí)行的判決，因為股東可能不負責任地進行清算，由于缺少債權人對于執(zhí)行過程的監(jiān)督機制，債權人往往很難獲得滿意的結果。即使后來又進行了侵權賠償責任的訴訟，執(zhí)結率也非常低。作為司法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執(zhí)行的無法實現(xiàn)會導致人們對訴訟這一公力救濟方式的失望，導致司法公信力的崩潰。因此，法官裁判時要從社會責任的角度出發(fā)，確保判決的可執(zhí)行性，為解決“執(zhí)行難”問題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8、誠信風尚的培育與法官的社會責任。法官在進行裁判時，不僅要考慮經(jīng)濟效率的追求，還應考慮法官在社會風尚培育方面的責任，通過司法在全社會培育一種誠實守信的風尚和守法的自覺性。比如，對于效率違約行為，其雖然有利于促進社會資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但良好的信用可以帶來更大的預期社會功利。在處于市場經(jīng)濟轉軌期的我國，歪風盛行、交易秩序混亂，更是亟需培育誠信精神，因為誠實信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良性運行的道德基礎。因而，法官不能只為了追求效率而樹立可以隨意毀約、謀取己利的惡例。法官應通過判決責任人繼續(xù)履行等方式，促成良好的誠信氛圍的形成。
注釋：
[1]在2003年8月24日于北京召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肖揚院長明確提出：司法為民是新世紀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
[2]參見顧培東：《論我國民事權利司法保護的疏失》，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8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頁。
[4][美]哈羅德·伯曼著：《美國法律講話》，陳若桓譯，三聯(lián)書店1980年版，第208頁。
[5]參見陳保國：《淺談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載，2004年1月9日。
[6]如有人認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的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就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價值；有人認為，所謂社會效果，除了特定少數(shù)的案件以外，多半都是行政官員的臆想，或者幕后交易的借口，不講法律效果，規(guī)則破壞了，是最壞的社會效果；有人甚至將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對立起來，將社會效果理解為徇私枉法的遮羞布、以權壓法的尚方劍、拒不執(zhí)法的好盾牌。參見/public/detail.可見，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這對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混亂。
[7][美]羅納德·哈里·科斯著：《企業(yè)、市場與法律》，盛洪等譯，三聯(lián)書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105、第96頁。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第491頁。
[9]解興權著：《通向正義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頁。
[10]梁治平編：《法律解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頁。
[11]參見山里人：《對辦案要追求社會效果的疑惑》，載/public/detail.php？id=113276.
[12]參見楊仁壽著：《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頁。
[13]參見蘇永欽：《漂移在兩種司法理念間的司法改革——臺灣司法改革的社經(jīng)背景與法制基礎》，載中國民商法網(wǎng)港澳臺民商法欄目，2002年11月18日。
[14]參見[美]波斯納著：《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15]當然，筆者并不是反對法官的職業(yè)化，因為從中國的現(xiàn)狀考慮，職業(yè)化還是應該加強的，只是我們應該從現(xiàn)在開始就注意緩和這種矛盾，免得重蹈覆轍。
[16]參見顧培東：《論我國民事權利司法保護的疏失》，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頁。
[17]參見顧培東：《論我國民事權利司法保護的疏失》，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頁。
[18]這從最高法院20003年12月2日向全國法院發(fā)出通知，要求對農(nóng)民工工資拖欠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審判、快執(zhí)行，而這種體現(xiàn)對弱勢群體關懷的措施非但沒有使法院喪失中立地位，反而獲得了各界的好評一事中，可以看出。
[1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1頁。
[20]轉引自張忠斌、黃芙蓉：《關于司法的社會效果內涵之評析》，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第24頁。
[21]參見[美]P.塞爾茲尼克·P.諾內特：《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張志銘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頁。
[22]參見萬毅、林喜芬：《精英意識與大眾訴求：中國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機及其消解》，載《政治與法律》2004年第2期，第111頁。
[23][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76頁。
[24][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4-25頁。
[25]曾浩榮：《析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7月6日。
[2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頁。
審判管理應具備的基本理念是：
（一）主體性理念。管理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培養(yǎng)法官的現(xiàn)代司法理念，實現(xiàn)人的全面、可持續(xù)發(fā)展。在管理的基本方法上，制度管理是方法，但制度管理是有限的，管理的最終立足點必須是人。一切管理論的根源是人的個性與組織規(guī)則的對立統(tǒng)一、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的對立統(tǒng)一、組織動員與組織控制的對立統(tǒng)一、獨立性與系統(tǒng)性的對立統(tǒng)一。由于這種對立統(tǒng)一，導致組織管理決策需要高度保持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又需要有對個人行為的有效控制，這兩種管理價值、管理目標、管理功能互相是對立統(tǒng)一的。管理必須源自于人，服務于人，在管理中注意研究人的內在需求和行為規(guī)律，把實現(xiàn)管理目標的過程作為培養(yǎng)教育人的過程，通過管理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使他們能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聰明才智，并自覺自愿的為實現(xiàn)管理者設定的目標努力，化對立與統(tǒng)一，實現(xiàn)兩種管理價值的平衡和統(tǒng)一，才能達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二）系統(tǒng)性理念。管理模式從整體上規(guī)定著司法運行的效果。通過管理，一個組織要實現(xiàn)的是“整體凸現(xiàn)功能”。管理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管理模式的構架必須運用系統(tǒng)科學方法。系統(tǒng)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是整體性原則、相關性原則、有序性原則、目的性原則、動態(tài)性原則，其基本特征是綜合性特征、最優(yōu)化特征，定量化特征、信息化特征、有效性特征。通過系統(tǒng)的整合，使系統(tǒng)發(fā)揮大于部分之和的整合力。因此，管理必須是系統(tǒng)的，管理必須具備系統(tǒng)性理念。從系統(tǒng)的角度去看待具體問題，以具體問題的解決和制度設置完善組織運行系統(tǒng)。
【關鍵詞】審判心理公平正義司法禮儀職業(yè)操守
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來看，法官的審判心理都對訴訟的過程和結果都有著重大的影響。法官內心對案件審理的情感、態(tài)度和對法律的認知水平和信仰程度在具體的審判活動中決定著法官的一舉一動，推動著訴訟的進行，促進裁判的產(chǎn)生。也因此，法官的審判心理日漸引起法學界的重視。本文對此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一、法官審判心理的內涵和特征
法官的基本職責是正確執(zhí)行憲法和法律，依法調節(jié)社會糾紛，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促進國家各項事業(yè)有序發(fā)展。事實上，法官履行職責的過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累積案件事實和機械套用法律的過程，而是各種不同的利益在法官內心遵照有關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博奕過程。法官的審判心理是能否實現(xiàn)案件的客觀公正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可以把法官的審判心理定義為：法官在依法調節(jié)社會糾紛時的心理反應、現(xiàn)象、狀態(tài)、過程及其規(guī)律。[1]作為案件審理的法官，由于其是國家公權力的實施者，在訴訟中的心理不同于任何案件參加人，有著獨特的一面：
（一）超然于訴訟糾紛。
“任何人不能審理自己的或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案件（nemojudexinpartesua）；即任何人或團體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2]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5條對此也作了專門的規(guī)定，為法官超脫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因此，法官在案件的審理時，其審判心理較少地受到外界利益關系的干擾。
（二）以解決糾紛為目的。
司法是國家專門機關依據(jù)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以法律為依據(jù)，以解決糾紛為目的的案件處理活動。法官作為司法權的具體實施者，其審判心理無疑也是以解決糾紛為目的的。
（三）審判心理的被動性特點。
現(xiàn)代司法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法官審判的中立性，遵循這一理論，法官在審判中的心理變化主要是受案件參加人訴爭的影響，而不是因主動行使職權而發(fā)生變化。
（四）審判心理的穩(wěn)定性。
“一個優(yōu)秀的法官永遠是庭上的智者”，案件是各種各樣的，對法官的審判心理的影響也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法官的職責要求法官無論面對什么情況，法官都要保持理性的思維，敏銳的洞察力。
二、法官審判心理的構成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案件總量在不斷增加，各種疑難復雜的案件也相應增加，給司法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壓力。這就要求法官在審判活動中具有良好的審判心理狀態(tài)，以應對各種挑戰(zhàn)，完成法律賦予的職責。
（一）影響法官審判心理的因素。
影響法官審判心理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環(huán)境和政治立場、社會發(fā)展水平、法官個人及其家庭的經(jīng)濟狀況、法官的閱歷、法官的學識等等。依據(jù)影響法官審判心理因素的不同來源，可以把影響法官審判心理的因素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1、外在因素。法官首先是一個社會人，其次才是司法權的具體實施者。因此，法官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上各種因素的影響。今天的社會固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其消極的一面也很明顯，如社會信仰的缺失，誠信的缺失。法官生活在這種社會環(huán)境中，不免要面對這些不良影響。另外，法官作為國家司法權的具體實施者，這種社會角色的定位使得法官更多地接觸到社會的陰暗面，這也對法官審判心理產(chǎn)生著影響。
2、內在因素。法官自身的學識、品德等和法官的審判心理的關系更為密切，甚至有些因素和法官的審判心理根本沒有明確的界限。例如正義的認知，不同的法官有著不同的看法，而每一種認知都將在審判心理中得到反映，具體應用于審判中產(chǎn)生著不同的效果。
（二）法官審判心理的構成。
法官審判心理是由一系列心理品質構成，其中包括法官的個性心理品質、審判心理狀態(tài)、審判觀念、法律思維、法律信仰五個主要方面，下面具體論述。
1、法官的個性心理品質。
學界對個性的定義是多樣的。H.C.沃倫認為，個性是個人的品質的各個方面，如智慧、技能、氣質和品德；高玉祥在《個性心理學》中把個性理解為受一定個人傾向制約的各種心理品質的總和。因此，法官的個性心理品質也是由許多穩(wěn)定的意識特征組成，主要分為兩項：氣質和性格。法官審判心理的特殊性決定了法官的氣質不屬于任何典型的類型，不能想象一個抑郁型的或是情緒型的法官能在法庭上保持較高的穩(wěn)定且理智的審判心理。法官的氣質應當是復合型，即是智力活躍而不粗枝大葉；富有激情而不感情用事；穩(wěn)重而不沉郁；謹小慎微而不怯懦；果斷而不武斷等等?？偟膩碚f法官的氣質是各種氣質優(yōu)良部分的有機組合。法官的性格和法官的氣質有很多相通之處。法官良好的性格包括：誠信、正直、勤勉、負責、自信、謙遜、自尊等等。
2、法官的審判心理狀態(tài)。
法官的審判心理狀態(tài)是指法官對自身在訴訟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心理變化。法官的審判心理狀態(tài)來自法律對其所賦予的角色內涵。近年來，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實現(xiàn)訴訟結構的合理化和訴訟力量的均衡，并強調法官在這一過程中的中立性。中立，是法官在訴訟中的角色定位，即處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均衡的位置，以防止任何可能的偏見。訴訟中的偏見是指：裁判者在聆訊或者接受證據(jù)之前已經(jīng)對案件事實形成了某種結論。[3]實踐中常有法官在庭審之前就對其中的“弱者”抱有某種同情，這就是對角色定位的錯誤而導致其審判心理狀態(tài)發(fā)生偏差。
3、法官的審判觀念。
審判觀念所要解決的是訴訟價值的去向問題。所謂“法官的審判觀念”，簡單地說就是法官對案件如何審判的認識和信念，或稱為法官的審判價值觀。在司法審判中，法官有什么樣的法治理念，就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審判作風，就會得出相應的審判結果。[4]每一位法官在辦案中，都會按照自己對法律制度的理解、對審判制度和訴訟制度的理解、對法律的本質、社會的觀念甚至對人性善惡的理解，通過行使審判權來表現(xiàn)其審判觀念。法官的審判觀念主要有以下四種：平等的觀念、正義的觀念、公平的觀念、效率的觀念。除此以外，在現(xiàn)階段，以公正司法促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項。
4、法官的法律思維。
法官思維方式是法官職業(yè)技能得以存在的前提，是法官職業(yè)的自主性或自治性的強化劑，是法官的必備素質之一。法官的法律思維不僅區(qū)別于社會公眾的一般思維，也不同于其他法律職業(yè)者的思維，英國上訴法院的首法官愛得華.科克曾經(jīng)講到，“法官具有的是技術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法官的法律思維是指法官在行使國家司法權的過程中，為了能夠公正、公平的處理案件，按照法律的邏輯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理性思維方式。法官的法律思維有以下特點：是一種合法的理性思維，法律思維首先是要服從規(guī)則而不盲從情感；中立性思維，法官應當以同等的標準衡量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接受或者駁斥當事人的訴訟觀點；確定性思維，法官只能在當事人權益間必須作出明確的選擇，并給與明確的保護；被動性思維，法官在裁判過程中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也決定了其思維的被動性；重邏輯思維，案件事實的查明和法律適用是一個邏輯運用的過程，決定了法官法律思維的邏輯性。
5、法官的法律信仰。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5]在我國法制建設的發(fā)展階段，全社會的法治氛圍尚未形成的時候，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是當務之急。有人主張全社會對法律的信仰歸屬于法官，[6]因此，法官理所當然成為法律信仰的楷模，并以實際行動弘揚法的精神。另外，法官是司法權的具體實施者，而不是法條的機械運用者，其自身的法律的意識必然會對具體的司法實踐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只有通過法官內心的法律信仰提供巨大的驅動力，法官才能夠在具體的司法活動中實現(xiàn)法律的公平正義。
三、法官審判心理的外在表現(xiàn)
法官的審判心理是多層次的，其內涵十分豐富，有著混合性、復雜性、多變性的特點，然而，再復雜的心理活動內容也要通過行為表現(xiàn)出來，法官的審判心理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官的外在形象。
法官形象是法官在審判活動和日常生活中給人們的外貌印象和內在素質的展示。因此，法官的外在形象直接展示著法官的審判心理。由于法官的職業(yè)特點，決定了法官必須著裝規(guī)范，儀表端莊，舉止文明，言辭謹慎，通過法官的外在形象來體現(xiàn)法律的嚴肅、法官的公正、判決的正義。一個具有良好審判心理的法官的外在形象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1、著裝。法官的著裝要給人以穩(wěn)重、威嚴、可敬、可信的印象，開庭審理時必須著法官制服，佩戴胸徽；2、法官的言辭。法官的語言應當中立、簡明、準確、莊嚴，盡量使用法言法語。3、法官的舉止。法官的舉止應當莊重、沉穩(wěn)、高雅、熱情、大方。[7]
（二）法官的應變能力。一般在開庭前，法官會針對本次開庭制作庭審提綱，以確保庭審的安定有序。然而，法庭上的訴訟活動，是由多方當事人參加的，特別是到了辯論階段，情況可能會發(fā)生急劇的變化，這是難以預料的。所以，應變能力對于法官來說非常重要。法官良好的應變能力包括：1、敏銳的洞察力。當事人的任何突發(fā)行為都是一定矛盾激化的結果，在實施前必定有所顯現(xiàn)，法官應當對這些蛛絲馬跡具有較強的觀察能力，洞察當事人的內心，并有所準備。2、冷靜的思維。冷靜是應變的前提，沒有冷靜的思維，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對策。3、理智的對策。法官的任務是運用法律解決糾紛，這決定了法官在訴訟的任何時候都必須根據(jù)案情的進展，理清思維，把握好訴訟的焦點所在。4、果敢的決斷力。這是建立在法官理性思維基礎上的，要求法官不僅僅要能夠根據(jù)突況提出解決對策，并且在雙方矛盾不可調和的時候，要及時采取果斷措施，防止案件審理的失控。
（三）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
庭審駕馭能力是法官主持、控制庭審的一種能力，它是法官在法庭上根據(jù)自身掌握的法律知識來熟練運用程序規(guī)則，主持整個庭審過程，指揮和控制訴訟參加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和履行訴訟義務的能力。[8]法官的這一能力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案件的質量和公正司法的水平。法官的庭審駕馭涵蓋了案件審理全過程的每一個階段，而不僅僅是庭審階段。良好的庭審駕馭能力包括：1、庭前階段的準備能力。這一階段法官應當對案件爭執(zhí)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并且對當事人之間的訴爭焦點進行歸納，確保庭審階段有的放矢。2、庭審中的協(xié)調能力。法官在庭審中最重要的職能是按照法律程序，引導當事人進行訴訟。當事人的舉證、法庭的認證都應當歸納到這一過程中去。法官應當對案件參加人進行溝通協(xié)調，并根據(jù)庭審進程對案件事實及時概括、認證，確保庭審的有序進行。3、庭審后的裁判能力。即根據(jù)庭審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分析評議其中的法律關系，并準確適用法律，并向當事人充分、全面闡述裁判結果。
（四）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證能力。
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證能力不同于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后者強調程序公正，前者主要是指“對案件事實的查明”。在具體的案件中，查明案件事實，是正確解決糾紛的前提。內容包括：1、把握當事人的訴訟心理的能力。人的任何行為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的，其內心動機對案件事實的查明具有導向作用。2、尋找案件突破點的能力。訴訟中當事人雙方各執(zhí)一詞給法官查明案件事實帶來了難度，但這種因利益而產(chǎn)生的激烈對抗同時也給法官查明案件事實提供了依據(jù)。法官應當善于篩選訴訟中當事人雙方提供的大量信息，并從中發(fā)掘案件事實。3、將案件事實轉為法律事實的能力。案件事實不同于法律事實，法官應當對案件審理中已經(jīng)查明的案件事實及時予以確認，并引導其他案件事實向法律事實轉化，以保證法律適用的正確。
（五）法官的法律適用能力。
司法是一種解釋法律和適用法律的工作，這要求法官對法律知識必須具有廣泛的涉獵和精深的理解。在這一基礎上，根據(jù)案件事實，準確進行法律定性，并合理使用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根據(jù)法官對法律適用的形式，可以把法官的法律應用能力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有明文規(guī)定時，嚴格依照法律規(guī)定。2、在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下，或是法律規(guī)定過于籠統(tǒng)含糊時，根據(jù)法律原則或法律規(guī)則進行推理、論證，進而發(fā)掘其深層次的含義。拉倫次指出“不得拒絕審判的法官，無論如何應當負有義務去解釋法律”。在我國法律沒有賦予法官進行法律解釋的權力，但是法官應當在其具體承辦的案件中負起這種義務。3、在法律規(guī)定如果應用于具體案件事實將產(chǎn)生不正義的結果時，能夠根據(jù)法的精神正確靈活適用法律解決糾紛，而不是機械的套用。
四、法官審判心理的塑造
心理的塑造方式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外在行為的塑造，進而影響其內心，另一種是通過對內在的知識、思維、理念的改變，以影響其心理。但無論哪一種，都將影響法官的形象，因此可以說法官形象培養(yǎng)的過程，也是法官的心理塑造過程。目前，法官心理的塑造也是從這兩方面著手，具體措施有：
（一）遵守司法禮儀。
人們的一舉一動不僅會對相對人產(chǎn)生影響，也會對自己的內心產(chǎn)生強烈的暗示，強化支配這些舉動的心理，形成互動。法官的司法禮儀包括著裝、言辭和舉止三個方面。法官的著裝不能過于隨意，其著裝是一種國家權力和審判職權的象征。法官在工作時間，在執(zhí)行公務過程中，必須按規(guī)定著裝，使雙方明確相互的身份、地位、權利、義務，從而自覺將自己的行為納入相應的角色中，強化了法官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遵守司法禮儀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言辭得體。就是“言所當言，不言所當不言”，法官的言語要符合審判所必須的簡明、及時、莊嚴的要求。法官的舉止要符合司法的要求，做到中立而不孤立、高雅而不輕浮、端莊而不呆板。
（二）約束業(yè)外活動。
法官應當避免各種活動中的不當形象。[9]法官的形象不僅僅體現(xiàn)在審判當中，更多的卻是表現(xiàn)在法庭之外。“法官是個孤獨的職業(yè)”，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官不僅是一種職業(yè)，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法官的業(yè)外活動也是法官職業(yè)的一種表現(xiàn)。[10]“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法官的社交范圍不同于常人的社交。法官應當與當事人，與公眾保持距離，在慎獨中避免關系、人情、權力對法官行使職權的影響，并在這一過程中培養(yǎng)出自身良好的審判心理。法官的交友應是高層次的，是一種君子之交。當然這并不是說法官應當對人們作不同的劃分，趨于鴻儒，恥于商賈，而是指法官的社交的價值取向是無欲無求。在業(yè)外活動中，法官的舉止也應當是穩(wěn)重、儒雅，而不能是放浪形骸。如果法官與社會上的各色人泡在一起，吃吃喝喝、隨便進出娛樂場所，其行為不僅會嚴格嚴重損害法官的尊嚴和公正的形象，而且還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法官的公正執(zhí)法和社會大眾對法律的信心。
（三）強化專業(yè)知識。
司法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工作，需要精湛的專業(yè)技能和扎實的理論基礎為基礎。法律專業(yè)知識包含的內容廣泛，但對一個具體的法官而言，兩個層面的專業(yè)知識尤為重要，第一是法律理論，其次是法律專業(yè)技能。如果說普通人對于法律的理解只是就法條而論法條(套用就事論事的語法)，"只見樹林，不見森林"的話，那么法官對于法律的理解是對法律精神的理解，是對法律真諦的把握。隨著社會的飛速進步，新的法學理論不斷被提出，法律也不斷更新，法官應當不斷豐富自己，以應對新的案件。法官專業(yè)技能強調法官具備法律人，或者說法學家的思維方式并具備將這種思維在審判中予以貫徹的技能。人們的心理總是要受到他所擁有知識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法官的專業(yè)知識也將對法官的審判心理產(chǎn)生這樣的影響。
(四)拓展文化底蘊。
法律既是一門專業(yè)性很強的學科，又與其他社會學科內容交叉，聯(lián)系密切。因此法官的知識不僅僅局限于精通法律，而應當具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法官的“儒雅”，其中的儒就是指學問的廣博。因此法官在提升自身的業(yè)務素質的同時，還應拓展文學、美術、藝術等方面的知識，具備一定的文化底蘊，陶冶情操。
（五）保持職業(yè)操守。
法官的職業(yè)道德，對于確保司法公正、維護國家法治尊嚴至關重要。美國律師協(xié)會《司法行為準則》規(guī)定，法官必須尊重和珍惜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賴，努力增進和保持公眾對法律制度的信心。法官的職業(yè)操守具體來說就是“潔自律”，并以此為標準排除一切公眾對司法不公的懷疑?！吨腥A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yè)道德基本準則》對此也進行了詳細的規(guī)定，要求法官做到政治堅定、業(yè)務精通、作風優(yōu)良、清正廉潔、品德高尚。
【注釋】
[1]徐偉魯千曉著：《訴訟心理學》，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40頁。
[2]張文顯著：《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82頁。
[3]樊崇義主編：《審判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238頁。
[4]王爭著：《法官的法治觀念》，來源：Http：///public/detail.php？＝2041
[5]伯爾曼著，梁治平譯：《法律與宗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版第91頁。
[6]《1996年法學研究綜述》1997年第一期。
[7]喬憲志金長榮主編，陳全國留玖英副主編：《法官的素養(yǎng)與能力培訓讀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8頁。
[8]同7，第38頁。
[9]《法官的職業(yè)形象和生活方式》2005-5-26Http：///ArticleShow.asp?ArticleID=576
[10]樊崇義著：《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頁。
【參考文獻】
[1]徐偉魯千曉著：《訴訟心理學》，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2]張文顯著：《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3]樊崇義主編：《審判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4]王爭著：《法官的法治觀念》。
[5]伯爾曼著，梁治平譯：《法律與宗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如何聯(lián)系我院審判實際，充分發(fā)揮審判管理工作的“規(guī)范、保障、促進、服務”功能，我們的基本做法是：
（一）整章建制，完善和規(guī)范審判管理工作。
為了規(guī)范和加強審判管理工作，根據(jù)上級法院對審判管理工作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和建立了關于審判質量和效率管理的相關規(guī)章制度，使審判質量和效率管理工作能夠做到有的放矢，有章可循。整章建制方面，審管辦經(jīng)過精心準備和不懈努力，在本院原有的審判流程管理制度基礎上整章建制，于4月下旬，擬定出新的《審判流程管理規(guī)定》并將該意見稿發(fā)送全院各庭室局隊進行討論研究，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力求審判流程管理規(guī)定的全面性、科學性、可操作性。2015年4月9日，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以法院專遞方式郵寄送達民事訴訟文書的若干規(guī)定》及我院與縣郵政局重新簽訂法院特快專遞合同這一新情況，審管辦向各業(yè)務庭局發(fā)送《關于規(guī)范郵寄送達法律文書的通知》（安法發(fā)[2015]14號），設立法律文書送達“專用通道”，進一步規(guī)范法律文書郵寄送達工作。
（二）根據(jù)我院實際情況，實行“四步”案件質量評查機制，將案件質量評查作為全院性的常態(tài)運行機制，人人關心案件質量，人人參與案件質量評查。
（三）為提高業(yè)務技能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業(yè)務學習和培訓活動。
1、全院范圍內廣泛開展案件技能大比武活動，倒逼業(yè)務人員自覺加強業(yè)務學習。
2、通過案件質量評查，及時發(fā)出案件質量評查通報，讓一線法官對照各類情形查問題，用批判的方法進行學習，防微杜漸，避免瑕疵第二次產(chǎn)生和出現(xiàn)。
3、聘請專家教授來院授課，及時掌握新法律法規(guī)。
4、不定期地開展庭審聽評活動和動態(tài)案件質量評查，在聽完庭審后，當即進行交流探討，提高庭審駕馭能力。通過評查流程中的案件，點評辦案流程中的問題和瑕疵，能整改的進行整改，需完善的立即完善。
5、利用每兩個月一期的《__縣人民法院工作管理動態(tài)》通報質效指標、進行態(tài)勢分析，讓每個庭、每個人及時掌握本庭、本人的業(yè)務實績，查找差距，激發(fā)工作積極性，不斷提高工作效率。
（一）對審判管理工作認識不深，觀念跟不上，有待轉變
任何新事物的發(fā)展都有一個從認識到接受的過程。審判管理工作作為一項新生事物，雖已有10多年的實踐了，但是許多法官對它還了解不深，不理解審判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理解審判管理的內涵，表現(xiàn)為受舊有管理體制的影響，官本位思想的滲透，不少審判人員對當前的審判管理理念沒有完全接受，甚至有排斥心理，審判管理意識在一些法官的頭腦里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普遍這樣認為：一是認為審管辦作為與各審判業(yè)務部門是平級部門，卻在管理上步步對各審判業(yè)務部門進行監(jiān)督，不適當且無依據(jù)，加之，審判業(yè)務庭的庭長是由人大任命，而審管辦主任是由政法委任命。二是目前業(yè)務庭、局處于案多人少的被動局面，故對審管辦工作存在對抗心理，認為審管辦是專門針對業(yè)務庭挑刺的機構，處處對各業(yè)務部門審判進行跟蹤，不能理解。對審管辦交代的工作存在應付了事或置之不理的情況。三是認為審管辦的績效考核工作是其單個部門的任務，與各審判業(yè)務部門無關，好與壞只能靠其去進行技術操作和與上級相關部門溝通協(xié)調，而與其他人員和部門無關，造成了審判管理人員執(zhí)行審判管理工作難度增大。四是對審判管理工作內容和職責了解不夠、認識不清，主觀上又不主動學習和認真研究，認為審管辦的日常工作就是單一的事后評查案件、進行司法統(tǒng)計和糾錯整改。就連現(xiàn)行的數(shù)字法院平臺、庭審圖文直播、庭審錄播（直播）幾個不同的平臺都在混為一談。
（二）審管辦在法院內部的地位尷尬，地位不明，職責不清晰，有待進一步具體明確
1、法院組織法沒有明確審判質量和效率管理辦公室的法律地位，主任的任職也不是由同級人大任命，而是由同級政法委任命，尤其是與審判監(jiān)督庭的關系處理特別為難，比如，有的法院是兩個部門合署辦公，有的是審管辦配合審判監(jiān)督庭工作，有的是審判監(jiān)督庭配合審管辦工作，這樣就出現(xiàn)了“合法的審判監(jiān)督庭”與“無法的審管辦”的關系協(xié)調，如果是審判監(jiān)督庭配合審管辦工作，主任和庭長同時出現(xiàn)在一個合議庭時，誰擔任審判長的問題就
會出現(xiàn)矛盾。 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規(guī)定，審判管理機構主要承擔審判委員會日常事務、審判流程管理、案件質量評查、審判運行態(tài)勢分析、審判經(jīng)驗總結等審判管理職責。然而，在實踐中由于該機構作為新生事務，許多干警甚至法院領導對該部門職責不是很清晰，將原來是法院辦公室、研究室、政工室的很多服務性工作也一并納入該機構去負責辦理，導致機構職責不清晰，造成審判管理要么缺位、要么越位的現(xiàn)象。
3、審管辦在法院的定位不明，審管辦到底是審判業(yè)務部門還是行管部門，誰也說不清楚了。審管辦與其他審判業(yè)務庭一樣是法院內設庭室，由于本身無權監(jiān)督管理其他業(yè)務庭，而審管辦從機構設置到人員配備，與業(yè)務庭地位、級別相同，形成的是另類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平等地位的管理關系，因此審判業(yè)務庭難以接受審管辦的管理，審管辦也難以進行管理，這種平等或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管理勢必影響管理的權威，使管理流于形式，無法實現(xiàn)管理的效能。
（三）審判管理制度不健全，有待科學體系的形成
基層法院各機構之間可比因素較少，各個機構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尤其是業(yè)務方面的共性可比指標少，而考評機制單一。審判管理的改革需要配備相應的規(guī)章制度，法院內部制度方面強調落實各項單項管理要求，應當有單項的管理制度進行規(guī)范，避免不同審判人員有不同的做法。而制度的制定需要與法院工作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從立案、審判、執(zhí)行幾個環(huán)節(jié)的監(jiān)督管理規(guī)定，都要具有可操作性，各項管理制度之間要能良好的協(xié)調和銜接，而不能脫離工作實際，制定難于操作的制度，或者對工作起到不良作用的制度；
（四）信息化建設水平滯后，有待加強提高
審判管理依托網(wǎng)上辦案、信息化建設的應用，但由于現(xiàn)在人員的構成現(xiàn)狀，仍是以40歲以上的人員為主，多數(shù)人對計算機的應用不熟練，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又不高，加之主觀上對舊有辦案方式的依賴，及對網(wǎng)上辦案系統(tǒng)培訓不夠，使得法院信息化建設遠遠滯后，我院網(wǎng)上辦案的趨于零，沒有一人能在網(wǎng)上進行辦案同步；
（五）法官隊伍業(yè)務素質參差不齊，有待考評體系的建立
審判管理對法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來，雖然先后開展了“百萬案件評查”、“審判技能大比武”、庭審觀摩、庭審評查、裁判文書評查等活動，不少法官遇到評查就容易緊張，針對庭審中出現(xiàn)的問題不知所措。當然在評查中，也評選出不少優(yōu)秀的庭審和文書，可見法官隊伍的業(yè)務素質還是參差不齊的，需要建立一套考評體系，對法官的業(yè)務素質進行規(guī)范，使法官時刻警醒，不斷學習，而不是遇到考評才緊張，平時也不能放松警惕；
（六）對審判質量效率指標數(shù)據(jù)存在重排序、輕運用的現(xiàn)象，有待提高指標數(shù)據(jù)的導向作用
重視和關注評估指標，并自覺分析運用，使指標數(shù)據(jù)成為真正的決策依據(jù)，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排序，既要重視指標數(shù)據(jù)又不能唯指標數(shù)據(jù)。
第三、對如何規(guī)范與完善審判管理機構運行機制的對策與建議
（一）更新觀念，這里指的不僅是對被管理者，也是針對審判管理者本身
審判管理改革屬于國家司法改革的范疇，司法統(tǒng)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標之一，從這一角度來說，建立統(tǒng)一的審判管理模式，將是今后審判管理改革的遠景目標。設立專門的審判管理機構的意義就是在現(xiàn)有條件限制下，積極保障審判的公正與效率，防止司法腐敗，加強司法統(tǒng)一。所以，我們法院內部人員要有一個清晰而正確的認識，要針對本院實際開展審判管理工作，認識上要有突破，思路要清晰，方式要有創(chuàng)新，方法要有亮點，要從觀念上從被動管理轉變到自覺主動配合審判管理工作上來。
（二）明確定位、厘清職責，推進服務型審判管理機構的設立
其一，明確定位，特別需要明確的是管理意味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地位是不平等的，行使管理職權必須有著與其權力相適應的地位，這種適當?shù)牡匚?，所以必須實行審管辦職位高配，才能保證管理的有效性和權威性。其二，厘清職責，人民法院的專門審判管理是為了有效整合司法資源科學安排審判工作，嚴格規(guī)范審判過程，客觀考評審判質效，服務保障審判權依法、獨立、公正、高效、廉潔行使而開展的組織、協(xié)調、評估、考核、指導、督辦等一系列管理活動的總和。審判管理機構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規(guī)定，把分內的工作做好，把該管的事情管好，穩(wěn)扎穩(wěn)打，一步一個腳印，在實踐中，去摸索、探討和總結審判管理管什么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