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7:09
序論：在您撰寫兒童文學理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從近現(xiàn)代學科建設的意義上來考察，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學科已經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學術跋涉和知識積累歷程。回顧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外來學術文化資源，尤其是西方學術文化資源的輸入和傳播，構成了近百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學科建設的基本知識背景和主要學術源頭之一，影響著兒童文學理論批評作為一種知識活動的現(xiàn)實走向。
清末民初，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學術建設最早的參與者們，在西方哲學、人類學、教育學、心理學、文藝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知識的熏陶和裝備之下，以“兒童本位”為核心觀念，以令人驚詫的學科跨度，完成了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知識體系最初的言說和構建。20世紀50年代，蘇聯(lián)兒童文學理論體系的移植和影響，在滿足了一個時代的兒童文學理論渴望和需求的同時，也把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改造成了相對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并且隨著歷史的演進日益顯露出其學理上的貧弱與尷尬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進程中，人們繼續(xù)延續(xù)著這種集體學習的激情和渴望。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批評和建設，就其基本的學術依托而言，是人們不斷借鑒外來學術資源、不斷集體學習的結果。
最近30年來的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建設，在借鑒外來理論資源方面，走過了一條特殊的學術路徑。起初，在新時期文學發(fā)展和文藝思潮變革的大背景下，人們對西方文藝學乃至整個當代西方人文學科都產生了樸素的熱情和學步的沖動。神話原型批評、接受美學、精神分析理論、英美新批評、現(xiàn)象學、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女性主義批評，還有發(fā)生認識論、格式塔理論、系統(tǒng)論等等周邊學科的理論學說，都成了新時期兒童文學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兒童文學研究者們所熱衷的學習內容和知識領域。盡管這些學習和吸收所帶來的理論轉化和建設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擊，但這一吸收和借鑒，對于那一時期兒童文學研究者們的知識更新和拓展，對于那一時期兒童文學的理論轉型和建構，無疑都發(fā)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而若干年來，我們對國外兒童文學理論資源的直接關注、吸收和借鑒，也構成了一份雖然有限卻也持續(xù)不斷的出版清單。能夠列入這份清單的譯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編譯的《俄蘇作家論兒童文學》（1983年，中譯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兒童文學引論》（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1991年）、《長滿書的大樹》（1993年）、鳥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維約娃的《尋找神燈――安徒生傳》（1993年）、麥克斯?呂蒂的《童話的魅力》（1995年）、約翰?迪米留斯等主編的《丹麥安徒生研究論文選》（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圖畫書論》（1999年）、維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讀童話》（2003年）、杰拉?萊普曼的《架起兒童圖書的橋梁》（2005年）、奧蘭斯汀的《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三百年的演變》（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種子：親子共讀圖畫書》（2007年）、艾莉森?盧里的《永遠的男孩女孩：從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編的《外國科幻論文精選》（2008年）等等。毋庸諱言，在最近20多年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建設進程中，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參與、影響了（或將要影響）我們在兒童文學相關論域的理論思維和學術建設進程，同時，從學術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們的出版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許，今天我們對外國兒童文學的學術譯介工作已經抵達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就是：根據(jù)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的現(xiàn)實需要和學術走向，對當代外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成果進行更加自覺、更加系統(tǒng)，同時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譯介和引進階段。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幾位研究者、譯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當代西方兒童文學和兒童文化理論譯叢”第一輯（四冊，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這套譯叢的四部兒童文學理論著作，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版的歐美兒童文學理論著作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它們是加拿大學者佩里?諾德曼、梅維絲?雷默的《兒童文學的樂趣》（陳中美譯）、英國學者彼得?亨特選編的《理解兒童文學》（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譯）、美國學者杰克?齊普斯的《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趙霞譯）、美國學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輕兩回――兒童文學與電影》（張浩月譯）。
《兒童文學的樂趣》是一部論題組合新穎、開放，論述方式嚴謹而又不失個性的概論性著作。該書涉及對兒童文學概念和范疇的理解、兒童文學教學活動、兒童文學閱讀與接受、童年概念、兒童文學與市場、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兒童文學基本文類及其特征等內容，并提供了將各種當代文學理論應用于兒童文學研究的示例與可能。該書主要作者佩里?諾德曼是當代北美兒童文學理論界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的研究和批評文章頻繁地出現(xiàn)在各種重要的英語兒童文學學術刊物上，并以其廣泛深入的話題探討和活潑詼諧的論述風格始終吸引著評論界的關注?！秲和膶W的樂趣》一書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較為綜合地反映了諾德曼本人的兒童文學研究和批評理路。他在書中所提出的對于兒童文學文類特征的再認識，對于“兒童文學的樂趣”及其實現(xiàn)途徑的思考，以及對于如何將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運用于兒童文學批評的嘗試，對當代英語兒童文學教學和批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秲和膶W的樂趣》第一、二版分別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納入本次譯叢的系諾德曼與同事梅維絲?雷默合作修訂的第三版，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以來兒童文學領域出現(xiàn)的一些學術話題也得到了新的探討。該書已經成為目前北美地區(qū)高校兒童文學專業(yè)的主要教材。
《理解兒童文學》一書是編者彼得?亨特從《兒童文學國際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選摘的14篇論文，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基本面貌。這些論文主要涉及兒童文學傳統(tǒng)概念（如兒童文學、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歷史主義批評、意識形態(tài)批評、語言學與文體學批評、讀者反應批評、女性主義批評、互文性批評、精神分析批評、文獻學批評、元小說理論等在兒童文學領域的應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國知名的兒童文學學者，也是《兒童文學國際指南百科》的主編。這一組從《兒童文學國際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論與批評方法”中摘取的學術論文，其作者都是英語兒童文學研究相關領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學者，它們從多維的研究角度展示了當代兒童文學研究在理論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它們在運用、借鑒不同批評方法進行兒童文學理論闡發(fā)的同時，也顯示了這種借鑒和運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論上的創(chuàng)造性。
《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是西方當代童話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齊普斯以童話的古今發(fā)展與演變?yōu)榛颈尘?，從五組個案出發(fā)，細致解讀了童話中所蘊藏的“神話”因素。他指出，許多經典童話在今天已經成為代表著永恒真理的神話，但恰恰是在這些仿佛來自久遠年代的“真理”中，積淀著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內容。當代童話閱讀與創(chuàng)作不應僅僅成為對于這些古舊的意識形態(tài)內容的全盤接受，而應當致力于發(fā)現(xiàn)和揭示出那潛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話”內涵。本書最后，齊普斯在測繪當代美國童話可能的發(fā)展方向的同時，也提出了在當代童話創(chuàng)作中打破童話“神話化”的樊籠，掙脫傳統(tǒng)的、舊有的、神話式的意識形態(tài)束縛，以求發(fā)揮童話的社會批判功能的期望。本書作者齊普斯是當代西方童話研究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從文化批評的角度切入童話及其當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兒童文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研究對象涉及文學、電影、電視等多種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斷言，自齊普斯以后，人們再也不能無動于衷地欣賞迪斯尼對于經典童話的各種改編了。這本《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是齊普斯一個階段的童話研究論文集，但個中許多論點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話研究的主要立場和觀點。本書中，齊普斯的分析和論述同時結合了歷史的厚重感與當下的現(xiàn)場感，他對于古典和現(xiàn)代童話的“神話”內涵的提取過程展示了理論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輕兩回――兒童文學與電影》一書站在兒童文化的大背景上，從具體的兒童文學和兒童電影出發(fā)，論述了成人、兒童、風俗、社會力量之間的關系，并揭示了當前電影中的兒童成人化和成人兒童化傾向。此外，本書還用相當?shù)钠撌隽藘和瘓D畫書的相關品質等問題。作者的論述涉及從紙質圖畫書到電影屏幕、從傳統(tǒng)的經典文本到當代流行文本的廣闊論域，并結合自己的教學和養(yǎng)育經驗，探討了歷史上和當下的兒童文化所傳達出的矛盾訊息。他指出，童書與兒童電影同時也是特定的時代焦慮與成人欲望的寫照；而許多兒童文學和文化經典在呈現(xiàn)種族主義、男權主義與暴力的同時，其自身也總是與權力的運行緊密相連。在本書中，作者所拷問的并非兒童應當?shù)玫绞裁吹膯栴}，而是成人給了兒童什么。通過揭示我們的文化是如何通過視覺媒介看待兒童并與之對話的，本書提出了兒童文學與兒童電影中呈現(xiàn)的世界觀所存在的種種問題。莫里斯的論述很容易讓我們聯(lián)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爭論的《以彼得?潘為例，或論兒童小說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說莫里斯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羅絲在《以彼得?潘為例》一書中所揭示的兒童文學的成人話語權問題，那么通過將圖畫書、電影等兒童文化領域的新媒介納入其論述范圍，他的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羅絲的理論，也大大加強了其當代意義。
三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越來越多的西方兒童文學研究者將研究目光投向了與兒童文學相關的兒童文化領域，致力于尋求和探討兒童文學與童年文化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而這種探求構成了對于傳統(tǒng)兒童文學研究話題的重要豐富與拓展。這一研究視野的開拓在本輯叢書中得到了十分鮮明的反映。例如，《兒童文學的樂趣》一書除了探究兒童文學及其閱讀活動的方方面面之外，還探討了諸如玩具、電視和電影是如何影響體驗和理解文學的方式等話題，其主要作者佩里?諾德曼本人也是對于兒童文化始終保持學術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為美國《兒童文學學會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編輯了題為“為兒童的商業(yè)文化：童書的一種語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專欄，其中收入了包括大眾市場與兒童玩具、當代少年電影趣味趨勢、兒童電視觀看等話題在內的九篇論文。其后，兒童文化、尤其是兒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諾德曼關注的焦點之一。同樣，《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一書將傳統(tǒng)童話和現(xiàn)代童話納入到廣闊的人類社會文明史和意識形態(tài)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齊普斯從來不把童話的呈現(xiàn)僅僅限定在紙本意義上，他的許多研究都是以當代童話電影、卡通等為對象展開的學術探討?！蹲鳛樯裨挼耐?作為童話的神話》一書就專辟一章，就迪斯尼動畫的“神話”性進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論述中，齊普斯的分析也時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將童話的現(xiàn)代呈現(xiàn)媒介也同時納入論述范圍?！赌阒荒苣贻p兩回――兒童文學與電影》一書則將兒童文學、兒童電影等的研究置于錯綜復雜的兒童與成人的“文化-權力”關系中加以探討，同時也顯示了鮮明的美國文化色彩和意識。
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文•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種序列符號，表明那些事物是處在現(xiàn)代之后并接現(xiàn)代之踵而來?！雹偌热弧昂蟋F(xiàn)代”是“接現(xiàn)代之踵而來”，如果持著歷史的目光，就應該深刻地理解或走進現(xiàn)代性，否則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各種后現(xiàn)代思想和理論。所以，我認為，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而言，還不能急切地“走出現(xiàn)代性”。我這樣說，是因為在我看來，一方面中國兒童文學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現(xiàn)代性”任務，另一方面目前的兒童文學理論在“現(xiàn)代性”認識上還存在著諸多的語焉不詳乃至錯誤闡釋。反對“現(xiàn)代性”必須“在場”，必須首先身處“現(xiàn)代性”歷史的現(xiàn)場。人們曾經對激進的后現(xiàn)論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過這樣的批判:“博德里拉的這種‘超’把戲，只是一名唯心主義者匆匆路過一個他從未蒞臨、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沒有認真去對待的環(huán)境時，浮光掠影地瞥見的一點皮毛而已?！雹谥袊鴥和膶W界屈指可數(shù)的幾位操持后現(xiàn)論話語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不在“現(xiàn)代性”歷史的現(xiàn)場這一問題。吳其南的《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和杜傳坤的《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史論》是兩個用后現(xiàn)論批判現(xiàn)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結語”以“走出現(xiàn)代性”為題，后者的第一章“反思與重構: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中的一節(jié)的題目就是“發(fā)生論辯證:中國兒童文學起源的現(xiàn)代性批判”。對于兒童文學史研究的這兩部著作來說，通過對史料的梳理、辨析，通過對當時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國“環(huán)境”的歷史性把握，來闡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xiàn)代”歷史，乃是應該具有的“在場”行為，但是，在我看來，這兩部算得上運用后現(xiàn)論的著作，在解構“現(xiàn)代性”時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觀點，都出現(xiàn)了不“在場”的狀況。下面，我們稍稍作一下具體的說明和分析。吳其南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經歷了三次啟蒙。……前兩次，從戊戌維新到五四，中國兒童文學尚處在草創(chuàng)階段，啟蒙作為一種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兒童文學中有多大的表現(xiàn)，……只有新時期、八十年代的新啟蒙，才在兒童文學內部產生影響，出現(xiàn)真正的啟蒙主義的兒童文學?！?/p>
③我的觀點恰恰與吳其南相反，縱觀中國兒童文學的百年歷史，“真正的啟蒙主義的兒童文學”恰恰發(fā)生于“草創(chuàng)階段”，它以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為代表。我在《“兒童的發(fā)現(xiàn)”: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在闡釋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時，往往細讀不夠，從而將‘人的文學’所指之‘人’作籠統(tǒng)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決的‘人的問題’里的‘人’理解為整體的人類?？墒牵以谄饰觥度说奈膶W》的思想論述邏輯之后，卻發(fā)現(xiàn)了一個頗有意味、耐人尋思的現(xiàn)象———‘人的問題’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體的人類，而是指的‘兒童’和‘婦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內。在《人的文學》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對整體的‘人’的論述，還具體地把‘人’區(qū)分為‘兒童’與‘父母’、‘婦女’與‘男人’兩類對應的人。周作人就是在這對應的兩類人的關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學’的道德問題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兒童和婦女，而不是男人?！度说奈膶W》的這一核心的論述邏輯，也是思想邏輯，體現(xiàn)出周作人的現(xiàn)代思想的獨特性以及‘國民性’批判的獨特性。”“其實，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張的‘人’的文學，首先和主要是為兒童和婦女爭得做人的權利的文學，男人(‘神圣的’‘父與夫’)的權利，已經是‘神圣的’了，一時還用不著幫他們去爭。由此可見，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學’這個問題上，作為思想家，周作人表現(xiàn)出了其反封建的現(xiàn)代思想的十分獨特的一面?！雹僭凇度说奈膶W》發(fā)表兩年后撰寫的《兒童的文學》一文，其實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表述的一個方面的啟蒙思想，在兒童文學領域里的再一次具體呈現(xiàn)。此后，周作人在《兒童的書》、《關于兒童的書》、《〈長之文學論文集〉跋》等文章對抹殺兒童、教訓兒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啟蒙，是吳其南所說的“專指意義上的啟蒙，即人文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沖突”。周作人的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對規(guī)劃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方向至為重要。“吳其南認為‘只有新時期、八十年代’才‘出現(xiàn)真正的啟蒙主義的兒童文學’，其閱讀歷史的目光顯然是被蒙蔽著的。造成這種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整體的歷史事實，比如對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理念，對周作人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思想的全部面貌，沒有進行凝視、諦視和審視，因而對于周作人作為思想家的資質不能作出辨識和體認?！雹谠賮砜纯炊艂骼さ摹爸袊鴥和膶W起源的現(xiàn)代性批判”。杜傳坤在《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史論》這部著作中對“兒童本位”論這一“發(fā)現(xiàn)兒童”的現(xiàn)代性思想進行了批判，認為“五四兒童本位的文學話語是救贖，也是枷鎖?！雹鄱艂骼み@樣分析現(xiàn)代的“兒童的發(fā)現(xiàn)”———“兒童被認同才獲得其社會身份，而其社會身份一旦確立，馬上就被置于知識分子所構筑的龐大的社會權力網絡之中———只有滿足了國家與社會需要的‘兒童’才有可能獲得認同，因此，成為‘兒童’就意味著獲得監(jiān)視。監(jiān)視實踐要求為兒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兒童文學專家、教育專家、心理專家從事一門專業(yè)的監(jiān)督任務，在這一監(jiān)督中，一種社會無意識逐漸得以形成———兒童具有內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為了能夠在未來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兒童必須習得成人為其規(guī)定的知識、道德與審美能力……”④我認為，這也是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現(xiàn)代性的不“在場”的闡釋。要“在場”就得從籠統(tǒng)的宏觀敘事，走向具體的微觀分析。在中國，“兒童的發(fā)現(xiàn)”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兒童的發(fā)現(xiàn)”具體體現(xiàn)為他的“兒童本位”理論。當杜傳坤指出“成為‘兒童’就意味著獲得監(jiān)視”時，最應該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現(xiàn)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中發(fā)現(xiàn)“監(jiān)視”兒童的證據(jù)，發(fā)現(xiàn)周作人認為“兒童具有內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證據(jù)。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撐杜傳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語，反而隨處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觀點。我們信手拈來兩例。
“以前的人對于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甚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歲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全生活只是一個生長，我們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時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為順應自然生活各期，———生長，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們對于誤認兒童為縮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對，就是那不承認兒童的獨立生活的意見，我們也不以為然。那全然蔑視的不必說了，在詩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愛國，專為將來設想，不顧現(xiàn)在兒童生活的需要的辦法，也不免浪費了兒童的時間，缺損了兒童的生活?！雹僦茏魅说倪@樣的言論不恰恰是對杜傳坤所說的“只有滿足了國家與社會需要的‘兒童’才有可能獲得認同”這一觀念的批判嗎?“昨天我看滿三歲的小侄兒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個煤球的鏟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樣子用右足踏鏟，竭力地挖掘，只有條頭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滿是汗了，大人們來叫他去，他還是不歇，后來心思一轉這才停止，卻又起手學搖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臺階上了。他這樣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戲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藝術的化境。這種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悅樂，幾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義，與時時處處拘囚于小主觀的風雅大相懸殊:我們走過了童年，趕不著藝術的人，不容易得到這個心境，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學玩，正是我們唯一的道了?！雹谠谶@樣的話語里，我們看到的完全是與“兒童具有內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這一觀念相反的兒童觀。如果按照杜傳坤的觀點，即將“監(jiān)視”兒童視為“現(xiàn)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就是反現(xiàn)代性的;如果認為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是現(xiàn)代性的，那么杜傳坤所判定的現(xiàn)代的“監(jiān)視”兒童，就不是現(xiàn)代性的。我本人是將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視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現(xiàn)代性的最為杰出的代表。我在《論“兒童本位”論的合理性和實踐效用》一文中指出:“絕對真理已經遭到懷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說歷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兒童本位’論就是歷史的真理?！畠和疚弧撛趯嵺`中，依然擁有馬克思所說的‘現(xiàn)實性和力量’。不論從歷史還是從現(xiàn)實來看，對于以成人為本位的文化傳統(tǒng)根深蒂固的中國，‘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都是端正的、具有實踐效用的兒童文學理論。它雖然深受西方現(xiàn)代思想，尤其是兒童文學思想的影響，但卻是中國本土實踐產生的本土化兒童文學理論。它不僅從前解決了，而且目前還在解決著兒童文學在中國語境中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根本問題。作為一種理論，只有當‘兒童本位’論在實踐中已經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實踐中能夠繼續(xù)發(fā)揮效用，就不該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現(xiàn)實語境里，‘兒童本位’論依然是一種真理性理論，依然值得我們以此為工具去進行兒童文學以及兒童教育的實踐。”③錢淑英在《2013年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熱烈中的沉潛》④一文中，指出了當前圍繞著“兒童本位論”的學術分歧。從錢淑英的“與此相反，以吳其南為代表的研究者則站在后現(xiàn)代建構論的立場，對‘兒童本位論’進行了批評和反撥”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讀出關于“兒童本位論”的認識、評價上的分歧，似乎是“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分歧這一信息?？墒牵覅s想說，在本質上，我與吳其南、杜傳坤的分歧不是“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現(xiàn)代性”歷史的現(xiàn)場，準確、客觀地把握了“兒童本位”這一現(xiàn)代思想的真實內涵的分歧。我對于哈貝馬斯將“現(xiàn)代性”視為“一項未竟的事業(yè)”，抱有深切同感?，F(xiàn)代性思想的相當大部分，依然適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這個正在建構“現(xiàn)代”的具體的歷史語境里，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現(xiàn)代性”還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的時代里，我們只能、只有先成為現(xiàn)代性的實踐者。不論在現(xiàn)在，還是在將來，這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們也得在自己的內部，使“現(xiàn)代”已經成為一種個人傳統(tǒng)之后，才可能對其進行超越，才有可能與“后現(xiàn)代”對話、融合。這體現(xiàn)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種規(guī)律。
二、必須“走進”的后現(xiàn)論
我雖然批評了杜傳坤、吳其南的后現(xiàn)代話語中的某些觀點，但是對兩位學者積極汲取后現(xiàn)論資源的姿態(tài)卻懷著尊重，并且認為，這樣的研究能夠把對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我從他們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兒童文學、兒童文化的發(fā)展方面，現(xiàn)代思想和理論依然富含著建設性的價值，可以在當下繼續(xù)發(fā)揮功能，而后現(xiàn)論也可以照出現(xiàn)代性視野的“盲點”，提供新的建構方法，開辟廣闊的理論空間?，F(xiàn)代社會以及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精神結構正在發(fā)生重大的變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出現(xiàn)的某些后現(xiàn)代思想理論就是對這一變化的一種十分重要的反應。后現(xiàn)論關注、闡釋的問題，是人的自身的問題，對于知識分子，對于學術研究者，更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從某種意義、某些方面來看，后現(xiàn)論是揭示以現(xiàn)代性方式呈現(xiàn)的人的思維和認識的局限和盲點的理論。與這一理論“對話”，有助于我們看清既有理論(包括自身的理論)的局限性。因此，“走進”后現(xiàn)論是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研究不可繞過的一段進程。后現(xiàn)論中具有開拓性、創(chuàng)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對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后現(xiàn)論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論資源。不過，如同“現(xiàn)代性是一種雙重現(xiàn)象”(吉登斯語)一樣，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也存在著很多的悖論。我的基本立場，與寫作《后現(xiàn)論———批判性的質疑》一書的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文•貝斯特的立場是一致的———“我們并不接受那種認為歷史已經發(fā)生了徹底的斷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論模式和思維方式去解釋的后現(xiàn)代假設。不過我們承認，廣大的社會和文化領域內已經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它需要我們去重建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同時這些變化每每也為‘后現(xiàn)代’一詞在理論、藝術、社會及政治領域的運用提供了正當性。
同樣，盡管我們同意后現(xiàn)代對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論的某些批判，但我們并不打算全盤拋棄過去的理論和方法，不打算全盤拋棄現(xiàn)代性?！雹佟白杂X地進行學術反思，在我有著現(xiàn)實的迫切性。我的兒童文學本質理論研究和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上，面臨著有些學者的質疑和批評，它們是我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我愿意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其中最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質論(不是本質主義)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這一問題，而與這一問題相聯(lián)系的是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起源即兒童文學是不是“古已有之”這一問題?！雹谖宜f的“有些學者的質疑和批評”指的就是來自吳其南、杜傳坤等學者的后現(xiàn)論話語式的批判(盡管沒有指名)。在中國兒童文學界操持“后現(xiàn)代”話語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質論”與“本質主義”的區(qū)別。吳其南在批判現(xiàn)代性時說:“關鍵就在于人們持一種本質論的世界觀，現(xiàn)實、歷史后面有一個本質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東西在那兒，人們的任務只是去探索它、發(fā)現(xiàn)它?！雹鄱艂骼ぴ凇吨袊F(xiàn)代兒童文學史論》一書中認為:“聯(lián)系當代兒童文學的現(xiàn)狀，走出本質論的樊籠亦屬必要。對當代兒童文學的發(fā)展而言，五四兒童本位的文學話語是救贖，也是枷鎖……‘兒童性’與‘文學性’抑或‘兒童本位’似乎成了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創(chuàng)作的一個難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啟蒙的辯證法，啟蒙以理性顛覆神話，最后卻使自身成為一種超歷史的神話，五四文學的啟蒙由反對‘文以載道’最終走向‘載新道’。兒童本位的兒童觀與兒童文學觀，同樣走入了這樣一個本質論的封閉話語空間?！雹傥业牧龊苊鞔_，“本質論”與“本質主義”并不是一回事，我贊成批判、告別“本質主義”，但是不贊成放棄“本質論”，為此，我特別撰寫了《“反本質論”的學術后果———對中國兒童文學史重大問題的辨析》一文，以事實為據(jù)，指出了以吳其南為代表的“反本質論”研究的學術失范、學術失據(jù)的問題。我在文中說道:“犯這樣的錯誤，與他們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現(xiàn)論中激進的‘解構’理論，進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質論的學術態(tài)度直接相關。從吳其南等學者的研究的負面學術效果來看，他們的‘反本質論’已經陷入了誤區(qū)，目前還不是一個值得‘贊同的語匯’，‘反本質論’作為一項工具，使用起來效果不彰，與本質論研究相比，遠遠沒有做到‘看起來更具吸引力’?！痹谡撐牡慕Y尾，我作了這樣的倡議:“我想鄭重倡議，不管是‘反本質論’研究，還是‘本質論’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學術語言里，把‘世界’與‘真理’、‘事實’與‘觀念’區(qū)分清楚，進而都不要放棄凝視、諦視、審視研究對象這三重學術目光。我深信，擁有這三重目光的學術研究，才會持續(xù)不斷地給兒童文學的學科發(fā)展帶來學術的增值?！雹诮陙恚冶救艘苍谂斫夂蟋F(xiàn)論，希望借鑒后現(xiàn)論，解決自己的現(xiàn)代性話語所難以解決的重大學術問題。盡管我依然堅持兒童文學的本質論研究立場，但是，面對研究者們對本質主義和本質論的批判，我還是反思到自己的相關研究的確存在著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沒能在人文學科范疇內，將世界與對世界的“描述”嚴格、清晰地區(qū)分開來。有意味的是，我的這一反思，同樣是得益于后現(xiàn)論，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羅蒂的后現(xiàn)代哲學思想。在借鑒后現(xiàn)論的過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質論研究的局限性，明確發(fā)展出了建構主義的本質論。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義的一項運用后現(xiàn)論的學術工作，是運用建構主義的本質論方法，解決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文學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學術問題。
一直以來，以王泉根、方衛(wèi)平、吳其南、涂明求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而我則反對這種文學史觀，認為兒童文學是“現(xiàn)代”文學，它沒有“古代”，只有“現(xiàn)代”。但是，在論證各自的觀點時，雙方采用的都是將兒童文學看成是一個“實體”存在這種思維，而這種思維具有本質主義的色彩。所謂將兒童文學看成是一個“實體”存在，就是認為兒童文學可以像一塊石頭一樣，不證自明———如果一個文本是兒童文學，那么就應該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兒童文學。在我眼里是兒童文學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錯了。這樣的思維方式使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的討論，陷入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國兒童文學的起源問題不說清楚，兒童文學這一學科就沒有堅實的立足點。是借鑒自后現(xiàn)論的建構主義本質論幫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認識到兒童文學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而是現(xiàn)代人建構的一個文學觀念。依據(jù)建構主義的本質論觀點，作為“實體”的兒童文學在中國是否“古已有之”這一問題已經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夠成立的問題只是———作為觀念的兒童文學是在哪個時代被建構出來的。于是，我撰寫了《“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進行知識考古，得出了“兒童文學”這個觀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現(xiàn)代”被建構出來的這一結論。在《論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念的發(fā)生———以美國影響為中心》①一文和《現(xiàn)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②一書中，我進一步考證了周作人的“兒童文學”概念的建構過程。
三、未來指向:融合“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
縱觀陳伯吹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一些基本觀點和呈現(xiàn)出的優(yōu)勢、特色：
注重教育作用陳伯吹從不諱言兒童文學所擔負的教育任務和兒童文學作品應有的教育意義。在堅持兒童文學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態(tài)度一以貫之，極其鮮明，斬釘截鐵，毫不含糊。他緊緊扣住兒童文學的特點、特殊性，反復論述、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年齡特征和藝術特征，以及思想性、藝術性與兒童性的統(tǒng)一。他強調教育意義應該“融合在兒童情趣之中，深藏在藝術形象里頭”，“附麗在具有詩情畫意的想像本身”，“是個輕松愉快的過程”；明確否定和反對那種一味強調思想性和教育意義而忽略、輕視藝術性的錯誤觀點。陳伯吹1956年提出的、曾當作“童心論”批判的那個著名觀點：“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于從兒童的角度出發(fā)，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是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就必然會寫出兒童能看得懂、喜歡看的作品來?！睂嶋H上是對兒童文學特殊性首先要照顧兒童年齡特征的一個形象的、生動的詮釋。無非是強調了解兒童、熟悉兒童是兒童文學作家第一位的工作。只有了解熟悉少年兒童的思想、感情、趣味，才能寫出為他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從而也才能發(fā)揮它的教育作用。
長于宏觀研究陳伯吹在理論研究中堅持從實際出發(fā)，力求從宏觀上把握兒童文學現(xiàn)狀，對成績、發(fā)展趨勢、存在的問題和發(fā)展前景作全面考察、透辟分析和判斷。發(fā)表于上世紀40年代的《兒童讀物的編著與供應》《兒童讀物的檢討與展望》和50年代的《關于兒童文學的現(xiàn)狀和進展》《談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幾個問題》《談兒童文學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等論文，都是陳伯吹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占有大量材料，條分縷析，深思熟慮，作出的概括和總結。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陳伯老作為一個兒童文學領軍人物所具備的那種高瞻遠矚、洞察全局的氣魄和才能。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年屆耄耋的陳伯老依然堅持每年對“兒童文學園丁獎”（后改名為“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品作鳥瞰式的述評，并結合年度創(chuàng)作狀況作概括的回顧和展望。
[論文關鍵詞]方衛(wèi)平；兒童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藝術化
批評和藝術，是兩個很難讓人聯(lián)系到一起的詞。前者指對文學理論的探討和對作家作品及相關文學現(xiàn)象的闡釋評價，它容易引起讀者深奧，甚至艱澀的感覺，是偏于理性的詞語；而藝術則往往為欣賞者帶來形象感，相較于批評，是一個帶有感性色彩的詞。不過，在讀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衛(wèi)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后，我不由得將這兩個詞聯(lián)系到了一起，原來，批評也可以很藝術。
其實，方衛(wèi)平教授對批評方式的藝術化的傾心可以從他對“藝術”一詞的鐘愛中見出，在《文集》中，藝術一詞所用的頻率非常高，諸如藝術狀態(tài)…、藝術內容、藝術思維、藝術對象、藝術敏感、藝術召喚、藝術蹤跡、藝術秩序、藝術偏態(tài)、藝術回歸等詞語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頻繁地使用了藝術一詞，不管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我看來，《文集》所達到的兒童文學批評的藝術化效果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方衛(wèi)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兒童文學理論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匯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別是作者的專著《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以下簡稱《批評史》)和《法國兒童文學導論》(以下簡稱《導論》)，卷二是作者的單篇評論性文章和專著《兒童文學接受之維》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對中外兒童文學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進行的闡述，也是單篇評論性文章的結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論、評三部分，我以為，作者的批評的藝術化這一風格在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顯現(xiàn)。
批評的藝術化，通常是指批評主體批評思維的藝術化和批評呈現(xiàn)形式(批評文本)的藝術化。于《文集》，作者無論是對文學理論批評史和文學發(fā)展史的探究，對文學現(xiàn)象的思考，還是對作家作品的體味和闡發(fā)，總是能以自己的學術激情和智慧對當時的文化語境進行獨到的研讀和體悟，進而以自己個性化的學術語言，為我們提供了既具理論深度又不失批評活力的學術文本。
文學史的書寫，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對史料進行藝術化處理顯得極為重要，這就需要書寫者對歷史的獨特悟性和對歷史尺度的準確把握，這種悟性和把握主要見諸書寫者以個人的史觀對史料進行篩選，并以此為基礎，完成文學史的文本敘事形態(tài)。
閱讀《文集》第一卷《批評史》和第四卷《導論》，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觀而辨證的史觀。作為文學史的書寫者，作者往往能對具體的文學批評作出客觀的評價，不管是肯定還是指出不足，他都不會以現(xiàn)今的標準去苛責前人。如在談到前蘇聯(lián)兒童文學理論對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影響時，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說，“雖然前蘇聯(lián)的理論模式在今天看來帶有許多消極因素和歷史局限，但它曾經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起到過促進的作用，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的”，從中，作者對歷史把握的態(tài)度可窺一斑。此外，“歷史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因果決定論所能決定得了的”、“理論的自信與理論的寬容同樣重要”、“當然，現(xiàn)代早期兒童文學研究中存在這些不足是難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評述在書中也時而出現(xiàn)。不僅是文學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滲透著作者的這一史觀，如“歷史的發(fā)展充滿了辯證法”，“歷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客觀現(xiàn)實，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學史觀決定著文學史書寫者親近歷史的方式，方衛(wèi)平先生以自己對文學史持有的激情體悟著文學史。“作者一反傳統(tǒng)的史論述著中多見的述著者冷靜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場，以及隱蔽的‘幕后論理者’的角色慣例，頻頻在史論闡述的前臺‘亮相”，這既是作者對文學史懷有激情的一個注腳，也是作者親近文學史的具體方法——述評，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貫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評史》和《導論》都是對歷史的描述和對史實的理論闡發(fā)的結合，歷史描述顯得客觀而冷靜，理論闡發(fā)則透出作者的激情。兩者的結合可以為文本帶來活力和跳動感，而不見了文學史敘事中易于出現(xiàn)的沉悶之感。
文學史觀還決定著書寫者對史料進行收集、篩選和布局的方式。翔實、準確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這無疑得益于作者嚴謹?shù)闹问窇B(tài)度。作者在《批評史》的“后記”中提到，“由于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更由于這一研究領域(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蕪，人們常常在有意無意之中忽視了歷史上曾經發(fā)生過、存在過的那些理論批評現(xiàn)實”，可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記中提到，為確定中國現(xiàn)代第一部《兒童文學概論》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還是“周侯于”，而翻閱了大量資料。正是作者治學的嚴謹，為讀者帶來了閱讀上的放心。雖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諸般努力，但，作者并沒有為此將自己收集的史料進行全盤羅列，而是以自己敏銳的眼光對史料進行解讀、篩選，這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導論》的工作即是“宏觀描述與微觀分析、總體把握和個案研究”的相互體認?！秾д摗分饕且勒辗▏鴥和膶W歷史發(fā)展的脈絡展開敘述的，這即是“宏觀描述”、“總體把握”的一側。具體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對法國兒童文學進行了整體的把握，闡述了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fā)展的主要特點，不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體論述部分述評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法國兒童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沿革。就“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時間為緯對法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歷史進行了分期，且他對每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紀被概括為“法國的自覺”，18世紀被概括為“盧梭的世紀”，19世紀被概括為“黃金時代”，作者將法國兒童文學發(fā)展中的這一時期特征闡明為世紀特征，對此，他在前言中做了這樣的闡述：“法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發(fā)展節(jié)奏與世紀更迭的自然時序之間的這種內在聯(lián)系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它確實構成了一個獨特而有趣的歷史發(fā)展事實——對于本書來說，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歷史敘述線索和邏輯框架”；不僅僅限于“世紀特征”，“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還體現(xiàn)在作者對各個歷史時期內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準確把握上，如19世紀的塞居爾夫人、喬治·桑、儒勒·凡爾納、埃克托·馬洛等，20世紀的圣·埃克蘇佩利、保爾·阿扎爾、馬塞爾·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當時一個時代的法國兒童文學發(fā)展水平的作家。史料與理論支撐的緊密融合，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層次特色。人類學、文化學、闡釋學等中外文藝理論在作者的論評說時有涌現(xiàn)，但作者并不是為了搬用理論而用理論，他通常在這些理論的挪移中，與文學史料貼切結合，從而為自己的理論建構而用。
如果說史觀和親近文學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觀上的努力方向的話，那么對史料進行收藏、篩選和布局的方式則是讀者所見到的文本呈現(xiàn)方式，也是讀者借以對作者藝術化書寫文學史的風格進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觀上的內蘊同時也決定著他親近文學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論評中呈現(xiàn)出來的又是怎樣的藝術化方式呢?
理論探求是對思想深度展開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段募返诙臅端枷氲倪吔纭窐O富哲理性，但相信讀者讀后的強烈感覺是思想無邊界。“邊界”和“無邊界”看似矛盾，其實正是作者藝術化批評處理的結果。邊界是文本觸角延伸的限域，無邊界則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達到的空曠遨游狀態(tài)。在有邊界的文本格局里，飛翔著的思想?yún)s沒有邊界。從有邊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論格局為“理論探索”、“批評縱橫”和《兒童文學接受之維》三個版塊。雖然，三個版塊各有側重點，“理論探索”是對兒童文學中一個個具體理論點的探究，“批評縱橫”主要是對兒童文學現(xiàn)象的考察，包括對一些理論批評者和批評著作的考察，《兒童文學接受之維》是對兒童文學中的“接受”課題進行的闡發(fā)，但是，不同的豐富性正突現(xiàn)著作者的批評個性，他總是選取能觸動他的理論感動的批評點，這些批評點或者是在當時的兒童文學理論中尚且處于模糊狀態(tài)、有待探討的，或者是雖引起了諸多的理論關注，但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的話題，如“理論探索”中的“兒童文學理論邏輯起點”話題、“兒童本體觀”話題、“經典”話題、“兒童文學的民族性與現(xiàn)代性”話題、“兒童文學的深度”話題和“少年讀者”話題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論儲備，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對這些話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將童年作為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等觀點都給予了當時的探討以推動作用?！芭u縱橫”中“對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體系建設”的考察、對“浙江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近代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重要評論者的評論等。在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銳的理論眼光，通過對當時復雜的現(xiàn)實的透視，發(fā)出了自己的批評聲音；《兒童文學接受之維》選取的是兒童文學理論中受到普遍關注、并被加以諸多探討的“接受”問題展開的思考。作者在對中外文藝理論，如接受美學、解釋學、新批評等理論的信手拈來中，在對相鄰學科，如心理學、教育學甚至生物遺傳等學科知識的熟稔運用中，在將“接受”與現(xiàn)實兒童文學發(fā)展的聯(lián)系拷問中，將“接受”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次。在作者營造的思想空間中，讀者體驗到的是思想上沒有邊界的展開和漫游。
作為一位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方衛(wèi)平教授既親身投入這一領域中出現(xiàn)的許多重大探索，也為其中某些固守的觀念而焦慮；既有對探索精神的積極肯定，也有對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問題進行的思考；既主動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見解，也樂意甚或期盼聽到其他批評者不同的理論聲音。
對文本的闡釋集中體現(xiàn)了闡釋者以自身的理論功底對文本進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與闡釋》，一則日文本，一則日闡釋，此卷正是對文本進行的闡釋，包括了“創(chuàng)作尋蹤”、“年度論評”、“作品解讀”、“域外偶拾”和“夢尋小記”五個模塊。文本在這里獲得了廣義上的涵義，它既是指記載了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足跡的具體作品，如《灰顏色白影子》、《彭懿童話文集》、《六年級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兒童文學整體創(chuàng)作軌跡的文學記事，如1990年少年小說的發(fā)展，9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兒童文學的發(fā)展等。進入作者理論批評視野的往往是當時兒童文學領域中的焦點文本，這顯示了他的學術敏感性，如“創(chuàng)作尋蹤”中對《中國少年文學書系》、對少年文學、對新的藝術常態(tài)及對《兒童文學選刊》等進行的思考，“作品解讀”中對常新港、梅子涵、張之路、班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關注，“域外偶拾”中對拉丁美洲的兒童小說、日本的“晴天下豬”等現(xiàn)象給予的注視。
作者在文本闡釋的批評角度的切人、批評尺度的拿捏、批評過程的推演、結論的得出及希望的表達等方面都具個性。盡管具體的評論文章不盡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評擅長由描述切人論題，如《一份刊物和一個文學時代——論》、《青春的萌動——當代青少年文藝現(xiàn)象的描述和思考》、《論當代兒童文學形象塑造的演變過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論和材料的支撐下，他將批評層層推演、不斷深入，這種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將結論拋給讀者，而是使讀者在閱讀的帶動下完成自我意識中的推理過程，進而順應地獲得和接受結論的過程，藝術化的批評實現(xiàn)的是藝術化的接受。
達爾的奇幻兒童文學作品之所以深受讀者喜愛，是在于其能夠使得兒童在奇妙、幽默的審美過程中建立初步的道德倫理觀念，尤其是善惡觀、家庭倫理觀以及生態(tài)環(huán)境倫理觀。
（一）善惡倫理觀善惡問題歷來是倫理學的重要問題，也是主要的道德范疇?！吧婆c惡是對人們的行為予以肯定或否定評價的最一般的道德概念，實際上是對人類社會各種行為、事件的利害、吉兇、好壞的概括反應?！保?］176在日常的道德生活中，人們總是把符合自己的利益、意向和追求的行為、事件和關系叫做善的，而把相反的叫做惡的。達爾兒童文學作品中大多是扁平式人物，性格特點簡明單一，非善即惡，黑白分明，然而獲得的效果非但不單調乏味，反而富有人性深度。作品中的“惡”人，集中在成人以及以成人面貌出現(xiàn)的奇幻人物，譬如特朗齊布爾校長、女巫和食肉巨人，他們的“惡”行以欺負弱小、獵殺動物和吃人為主。從達爾塑造的這些反面角色中，可以看出他認為“惡”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性，不需要太多的理由與鋪墊?！冬?shù)贍栠_》里的特朗齊布爾校長“看上去更像是一個跟著獵狗捕鹿的嗜血怪人，而不像一所為孩子設立的美好小學的校長。她覺得打扁一個壞女孩就像打扁一只綠頭大蒼蠅，你向它一拳打下去，那該死的東西不見了。小女孩都是該死的臟東西”［3］。《女巫》里的女巫們想盡辦法消滅小孩，也是因為小孩子會散發(fā)難聞的臭氣波。在書中，惡人們沒有悲慘的童年，也沒有不幸的遭遇，他們之所以壞，沒有任何值得同情的理由。相對于“惡”人的另一陣營，是代表正義的“善”人，指的是不欺壓弱小，迫害他人生命的人。在故事里，他們往往是被欺壓卻勇敢反擊的勝利者，當然有些也會有某種性格上的小缺陷。譬如，《女巫》里的姥姥，堅強勇敢，為孫子打敗女巫出謀劃策，但是也對孫子有些過分溺愛；《了不起的狐貍爸爸》里的爸爸為了一家人能夠生存下去，不惜鋌而走險，偷盜食物。這些性格的小缺陷反而給這些人物增加了真實和可愛之感。達爾作品中描述善惡勢力的對抗與消長，代表正義的“善”人是如何戰(zhàn)勝“惡”人，是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的關鍵，也是讀者從中獲取善惡觀的有效途徑。首先“惡”人先登場，展現(xiàn)他們種種的惡勢力，“善”人的另一方對于其惡行開始是恐懼和無能為力。隨著情節(jié)的進一步深入，“善”人所受的威脅越來越大，也開始想辦法要除惡揚善。由于實力懸殊，“善”人往往要借助超能力，譬如《好心眼巨人》中的蘇菲要依靠好心眼巨人的能力才能將吃人巨人們囚禁起來；《瑪?shù)贍栠_》中的瑪?shù)贍栠_要借助自身的超能力將特朗齊布爾校長制服。這些弘惡揚善，愛憎分明的作品在兒童的心中不漏痕跡的播種下了“善”的種子，慢慢地這些種子就會萌發(fā)出“正義”的萌芽。
（二）家庭倫理觀“家庭道德是一定社會規(guī)范家庭生活、調節(jié)家庭關系和鼓勵或約束家庭成員的道德準則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家庭美德的總和。家庭道德反映了家庭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道德關系，也成為評價人們在家庭生活中的行為是非、善惡的標準?！保?］233達爾的作品中的很多家庭都會有脾氣暴躁，行事乖張的成員。譬如在《小喬治的神奇魔藥》里就有這樣一位姥姥，“她每天都要一整天坐在她窗口的那把椅子上，怨天怨地，嘰里咕嚕，大發(fā)脾氣，不是抱怨這就是抱怨那。甚至在她心情最好的日子里，她也從來沒有對喬治笑過一次，說一聲：‘你今天早晨好嗎？’或者‘你我兩個干嗎不下下棋呢？’她除了自己，似乎對任何人都不關心。她是一個叫人受不了的盡發(fā)牢騷、脾氣極壞的人”［4］。面對這樣一個可怕的老巫婆，喬治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要趕走她身邊的那股妖氣。于是這個勇敢的孩子，配置出一種神奇的魔藥，只要姥姥一天到晚脾氣太壞，就會被魔藥變得無影無蹤。這些情節(jié)看起來雖然有些夸張，但是可能是每個孩子面對發(fā)脾氣的家長時的真實想法，想讓那些壞脾氣的人兒立刻消失?！冬?shù)贍栠_》中的小主人公瑪?shù)贍栠_面對的是一對唯利識途的父母，在他們的眼中，具有超常心智的瑪?shù)贍栠_被看作是“只會看書”的，而只知道貪吃和看電視的哥哥卻被視為珍寶?，?shù)贍栠_面對這種不公正的待遇，施展了一系列的惡作劇，出了心中這口氣。這些反面人物的塑造使得整個作品更接近現(xiàn)實，更富有張力。當然，達爾的作品中也有家庭溫情的一面，譬如《女巫》里的姥姥無條件關愛支持小主人公；《了不起的狐貍爸爸》里的狐貍爸爸為了整個家不惜鋌而走險；《查理和巧克力工廠》中的查理的一家是多么的相親相愛，禍福與共。達爾作品中對于家庭關系的極端化描寫一直以來飽受爭議，反對者主要認為達爾對于成人，尤其是家庭成員的這些負面的描述會給孩子心中留下陰影，對家庭形成錯誤的認識。然而，這些對成人極為夸大的自私、庸俗以及欺壓弱小等的描述并非是對成人的不敬，而是想要喚起成人，尤其是家庭成員對于孩子的關心與愛護，同時也要鼓勵孩子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在家庭中的平等權益。
（三）環(huán)境倫理觀“環(huán)境倫理學是在生態(tài)倫理學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是以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和環(huán)境道德為研究對象，是由環(huán)境科學和倫理學相互滲透，綜合而成的?！保?］341它根據(jù)生態(tài)科學和環(huán)境科學揭示的自然和人類相互作用的規(guī)律性，以道德為手段協(xié)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近百年來，人類的文明快速發(fā)展，卻也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人們獵殺動物，砍伐樹木，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大大地擠占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間。人類的野心是無止境的，甚至不惜發(fā)動戰(zhàn)爭來爭奪更多的生存空間和資源。經歷過二戰(zhàn)的達爾，對戰(zhàn)爭的殘酷和所帶來的破壞深有體會。因此，達爾的作品中有很多動物與人類的抗爭，有很多對于大自然和諧共處的希冀。在《了不起的狐貍爸爸》里，達爾對于人類對自然的破壞力有著生動的描述：三位農場主為了捉狐貍，竟然動用了挖掘機，“兩臺前面帶著機械鏟的大型履帶式挖掘機轟隆隆地開進了樹林，看上去就像兇殘的殺人怪獸。它從小山上大口大口地啃噬著泥土，那棵樹已經像一根火柴桿似的倒下了。碎石向四面八方飛濺，樹木紛紛倒落，噪聲震耳欲聾”。［5］三個男人費勁力氣才抓住了一只狐貍，而地底下的狐貍和其他動物們卻偷了更多的食物，在大快朵頤，這可真是絕妙的諷刺。這三個男人是因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共同合作是為了鏟除共同的敵人，一旦利益不同，馬上會反目成仇。而達爾筆下的動物社會是一個和諧共存的社會，想出挖地道計策的是狐貍爸爸，搬運食物的也是狐貍爸爸和它的四個孩子，但最后享受大餐的，卻是所有挖洞的動物們。它們耐不住饑餓，甚至等不到狐貍爸爸到場，就已經開動了。狐貍爸爸并沒有因此生氣，或計較誰付出得較多，而是舉杯和大家歡慶。在《魔法手指》里，達爾也對迫害動物的人類發(fā)起了控訴。濫殺動物的人，雖具有人類的外形，但其貪婪自私、兇惡殘暴的惡劣行徑卻不如懂得合作分工、樂于分享的動物們?！矮F性的人”和“人性的獸”，何為可取，不言自明。然而，書是寫給孩子們看的，達爾最終關懷的還是“人”，孩子們會漸漸意識到只有與動物、自然界和平共處，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得到真正的快樂。
二、結語
在兒童康復病房中的病人都是小孩，故應該根據(jù)小孩的心理特點。護士著裝應該以患兒喜愛的色彩，病區(qū)病房走廊墻壁掛上精美的卡通圖片、色彩鮮艷的氣球、彩帶，使病區(qū)氣氛活潑、充滿童趣。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和諧、輕松的護患交流氛圍。同時為他們設置較為寬廣的活動區(qū)域，并在其中設置一些簡單的娛樂設施。在病房走廊醒目的區(qū)域放置小朋友生活照、手工制作、繪畫等專欄，在稱呼上也改變以往用床號代替的生硬做法，用溫馨、親切的稱呼取代，對患兒則用充滿愛心的“寶寶、乖乖、寶貝”等稱呼，使患兒就像在家或幼兒同一樣。為了適應病房中的患兒的個體需求，建立相關的護理管理制度。例如，病房的物品放置要以患兒需求為原則，可擺放患兒喜愛的圖書、玩具等，但室內物品放置要整潔。在不影響治療的前提下，為患兒提供自己所喜歡的飲食，滿足不同患兒的口味，在病區(qū)配備了微波爐，方便家長使用。順應患兒的睡眠習慣，有習慣晚睡晚起或開燈睡覺者，可以住單人病房，與他人共住同一病房時，要互相照顧，以不影響患兒休息為原則。總之一切以方便患兒為主。在兒童康復病房中的患兒，都帶有一定的生理缺陷。這些患兒都會有較強的自尊心，在護理時護理人員一定要盡量不要提及患兒的病癥，以免引起患兒的反感。同時還要對患兒的心理進行疏導，幫他們建立正確的思想意識。根據(jù)患兒的性格和需求，強化“體貼”服務采取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患兒及家長選時間，患兒及家長選護士，特護選護士。在進行各項操作前要先接近患兒，與患兒建立良好的關系，減輕他們的陌生感，操作時盡量縮短操作時間，減輕患兒的恐懼感，操作后鼓勵患兒。突出人性化服務需求，滿足患兒及家長安排護士或家長每日下午有計劃地組織活動，如做游戲、講故事、唱歌等。在節(jié)日或患兒生日時，送上小禮物、賀卡、生日蛋糕等，這樣就活躍了患兒的病房生活。住院期間的飲食是個最難解決的問題，為住院病人提供自助式廚房，自己加工改善伙食，即能解決患兒的營養(yǎng)問題又能杜絕在病房用電器加工帶來的安全隱患。
2對護士的人性化管理
護士是實施人性化護理的主體，直接決定著人性化護理成效。在對患兒實行人性化護理的同時，對護士也應該實行人性化管理。首先護士長關心和體貼護士，積極營造寬松和諧的工作環(huán)境，對護士以公正、公平、待人寬、管理嚴為原則；生活上多一份關心和理解，如為護士申請住房、操辦婚事、給老護士協(xié)調工作、合理分崗；對家庭貧困護士組織援助等。因此多元化關懷緩解了護士的心理壓力，使護士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更加激發(fā)了她們的工作熱情，增強他們的愛崗敬業(yè)情感。其次為護士創(chuàng)造寬松的工作環(huán)境。兒童恢復病房的護士每天面對的是哭鬧的患兒、苦惱的家長，患兒如果治療效果不理想，護士都有可能成為家屬發(fā)泄怨氣的對象。為了減輕護士的壓力，我們應堅持每月召開民主生活會，護士把在工作中的壓力釋放出來或者平時護士間存在誤會或矛盾，也借助民主生活會，使矛盾通過良好的溝通化解。當工作出現(xiàn)差錯時，執(zhí)行懲罰要注意以事論事，對事不對人，懲罰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終目標是幫助當事人分析原因，把差錯作為寶貴的經歷讓全體護士分享，舉一反三，降低同類事件的發(fā)生機會，讓消極事件發(fā)揮積極作用。明確護理職責及理念，護士是患者的管理者、指導者，護理工作的實施者，護理管理者只有在保證其身心健康的情況下，才能更好地為患者服務。護士長應確立明確的護理職責和護理理念，能夠深入到每個護理人員的心中，使他們有明確的工作方向，用精神力量鼓勵護士。工作制度規(guī)范化合理規(guī)范的工作制度是實行人性化管理的最基本、最先決的條件。規(guī)范的工作制度又是建立在公平、科學、高效、全面的基礎之上。作為管理者要有光明磊落、公正決斷的作風；在制訂制度上，要體現(xiàn)群策群力；在執(zhí)行制度時，要公平、公正；這樣才能樹立人性化管理制度的權威。樹立自覺性、正義感。人際關系和諧化護士每天要面對的是患者的病痛，甚至是死亡，因而，沒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難以支撐的。護士管理者要經常教導，以便護士能夠有好的心態(tài)去面對醫(yī)護、護患、護護關系。護理管理者可為他們搭建良好的溝通平臺。解決沖突和緩解壓力，引導其進行換位思考，確保人際關系的和諧。
3結果
通過實行以上的舉措，護士的整體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人性化高質量的服務，提高了患兒及家長治療的信心，減少了患兒并發(fā)癥，縮短了住院時間，節(jié)約了治療費用，受到了患兒及家長的好評。同時，患兒與其家長對醫(yī)院的滿意度有了顯著的提升。護士的工作質量提高，贏得了患兒與其家長的贊揚。
初入學兒童，特別是沒有條件接受正規(guī)幼兒教育的農村孩子，是非、真假、美丑、善惡觀念十分模糊，而這個階段，他們的模仿力很強，客觀因素容易在先入為主的心理作用下，對他們步入人生的思想品德乃至一生的思想觀念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作為學生心目中偶像的老師，從接受學生的第一天起，就應在他們面前樹立起一個良好的形象，把衣服穿得大大方方的，讓他們看看老師怎樣“打扮”的；用白線把黑板分成幾等份，板書時留足天頭地角，字寫得橫平豎直，使他們學會怎樣在作業(yè)本上書寫：有時下課，故意把教具丟在教室里，讓學生幫著去拿，然后說聲“謝謝”，使他們學會禮貌用語：有的學生遲到了，就對著全班同學問一聲，老師遲到過嗎？久而久之，學生更加敬重老師，在他們眼里，老師就是自己的榜樣，千方百計學著老師的樣子做人。這樣產生了很好的模仿效應，為培養(yǎng)唯美是學、唯先是學的品質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趕星追月法。
孩子對影視中的英雄和自己身邊的“英雄”都饒有興趣，視其為“王”，極力效法。而這些“王子”的影響，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負面的。老師的責任在于正確引導。因此，我抓住孩子們心理上的這個特點，在班內開展了“小明星”活動，在教室的墻壁上開辟了明星專欄，哪一個同學在某個方面做得好，就分別譽其為遵紀星、衛(wèi)生星、好學星、助人星、新風星………把他的照片貼在星座上，標上名字，號召大家學習他，并且實行動態(tài)管理，今天是星座上的星，明天不是了，就暫時換下來；在幾個方面做得好，就可以擁有幾個星。
這樣，全班開展了趕星追月的活動，正面效應越來越大。
三、氛圍陶冶法。
環(huán)境移人，對孩子尤顯重要。于是，我在教室、宿舍、公共場所都努力造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氛圍，貼上“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標語、小學生守則、作息時間表。在教室設置痰盂、廢紙簍、果皮箱。讓少先隊員戴上紅領巾，教導他們進老師宿舍喊報告，課堂上有事先舉手，中午休息時做眼保健操，課間唱歌，放學回家站隊，舉辦小畫片、小制作展覽，開展捐小人書大家讀活動。還和家長聯(lián)系，控制孩子看電視時間，幫其選擇收看內容，使他們目力所至，聽力所聞都是健康向上的東西，使其在自自然然無意識狀態(tài)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四、活動升華法。
隨著孩子感性知識的增多，沿著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由個體到群體的規(guī)律，通過各種活動把思想品德教育逐步引向深入。
我們在班內成立領讀小組、幫帶小組，鼓勵大家結對子，找朋友；開展“今天我值日”、“抬水澆花”、“捏泥娃娃”活動，培養(yǎng)他們獨立做事、合作共事、從小學科學的情趣；實行班干部輪換制開展人人做小先生活動，讓每個孩子都有鍛煉機會。這些活動由互相檢查作業(yè)，結伴登山到以“五愛”、“五自”為中心的校內外實踐活動，逐步提高思想品德教育層次，使每個學生正確的思想品德形成都經歷一個逐步升華的過程，由量變到質變，由感性到理性，產生漸變到突變的飛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