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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東漢末年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誰郡(今安徽毫縣)人，出生于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長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騰之養(yǎng)子，故改姓曹。亦因這種關(guān)系，曹操自幼便有機會接觸官宦子弟。日后的勁敵袁紹亦是曹操年少時朋友。曹操身長七尺，細眼長須。自幼放蕩不羈，但很有才華，又足智多謀，善于隨機應變。當年，汝南有個善于評論人物的名士，叫許助，評論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背跗饺?，董卓為王允、呂布所殺。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獻帝乘亂與一幫大臣逃出長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顯建議，迎接獻帝至許昌。時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歲，從此曹操便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位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漢，建國號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逐漸從經(jīng)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tǒng)觀念開始淡化，思想出現(xiàn)了活躍的局面，深受兩漢經(jīng)學影響的士人們僵化了的內(nèi)心世界讓位于一個感情細膩的世界。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nèi)心生活的中心。隨之而來的是文學成了感情生活的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經(jīng)學附庸的地位。士人們經(jīng)過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才逐漸從麻木之中清醒過來，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名士擇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間曾經(jīng)變換幾個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荊州劉表，后來歸屬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隨曹操南征北戰(zhàn)，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同時也留下了不少的軍事題材的詩歌。如著名的《從軍詩》5首、《初征賦》等。曹操面對士人原有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逐漸解構(gòu)的現(xiàn)實，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種思想中的合理內(nèi)核，形成了自己的實用理性，這不僅標志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覺醒”，同時也開啟了文學的自覺，為詩文灌注了鮮明的個人特色，從而構(gòu)建了曹操詩歌慷慨悲涼、闊大豪奇的審美境界。
《樂府詩集》中收錄曹操詩共21首，其中包括《氣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關(guān)山》、《燕露》、《篙里》、《對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門行》、《卻東西門行》。這些詩歌分屬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調(diào)、瑟調(diào)三曲。根據(jù)《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殘句)、《董一卓歌辭))(“卓”當為“逃”之誤)、《謠俗辭》、《有南篇》(殘句)、《飲馬長城窟行》(殘句，6首)，為《樂府詩集》未收作品。
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至武帝定效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從這段話我們不漢知道樂府被立于漢武帝之時，而且知道了樂府與詩歌的關(guān)系，詩的語言形式再加上樂府的曲調(diào)，便成了可以歌頌的形式了。又據(jù)《漢書?藝文志》:“自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薄袄钛幽晟聘?，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祀，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這是文學史上所記載的較早的文人做樂府詩。從這段話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文人樂府詩的產(chǎn)生，與“新聲”或“新聲曲”的關(guān)系極為密切。這種“新聲”是配辭而唱的樂曲，其曲牌就是后來的樂府常用的詩題。
二、曹操的樂府情結(jié)與反映真實情感作品的創(chuàng)作
自武帝立“采詩夜誦”的樂府機關(guān)后，整個西漢時期的樂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饒歌》三大類構(gòu)成，至東漢明帝時，樂府被定為“四品樂”并且經(jīng)常在宮中演奏。另據(jù)《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與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及郭頌《世語》等之記載可知，曹操為宦官曹篙義子，自小生活于皇宮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時候，就受這種音樂的熏染和影響，自然對這些音樂會很感興趣。再看《宋書》卷二十一《樂三》的一則記載:，’(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jié)，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一代裊雄，魏武帝曹操對《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歡的。
這些在皇宮內(nèi)經(jīng)常被演奏的樂府詩，是東漢皇宮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東漢皇宮內(nèi)的曹操，不但從小耳濡目染這些音樂，而且這種透露著王者氣勢的音樂對“少機警，有權(quán)數(shù)，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yè)”的曹操有極大的吸引力。這種音樂所蘊涵的氣概，正是曹操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樂府”，表達了他對王權(quán)的向往與努力追求，歷史地成了曹操難以割舍的樂府情結(jié)。在《短歌行》、《對酒》、《氣出唱》、《步出夏門行》v露》等詩中，表現(xiàn)了曹操古直悲涼，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氣度。請看其《步出夏門行?觀滄?！芬辉?，以雄健豪邁之筆，對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氣魄，進行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實際土曹公是借大海來抒發(fā)自已博大的胸襟，讀之令人回腸蕩氣，感慨萬千。一代裊雄的博大氣概盡在其中。
曹操詩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樂府歌辭以抒發(fā)自己的抱負。茲可舉出數(shù)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關(guān)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侖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華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見其《秋胡行》)
還有《步出夏門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現(xiàn)了“歌以言志”四字，這充分說明了曹操借樂府歌辭以抒大志的文學思想。再看《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云:
(太祖曹操)創(chuàng)造大業(yè)，文武并施，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jīng)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還有《詩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辭，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曹操善于以樂府舊題寫時事，以抒己志。除了抒發(fā)自己要建功立業(yè)的偉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詩歌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在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癡。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補，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令。喲喲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鶴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在這二首詩里，抒發(fā)了詩人深沉的“憂傷”?？畤@“去日苦多”而賢才未至，功業(yè)未建，治世難待。詩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詩唱出現(xiàn)實生活中的苦和樂。在《氣出唱》中有“解腹愁，飲玉漿”。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堵缎小分杏小罢氨寺宄枪?，微子為悲傷”?！陡堇铩分杏小悦癜龠z一，念之斷人腸”?！犊嗪小分杏小皹淠竞问捝憋L聲正悲”?！氨藮|山詩，悠悠令我哀”?！短辽闲小分械摹澳罹ノ視r，獨愁?？啾?。“念君?？啾?，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詩歌創(chuàng)作中，表達歡樂之情的也為數(shù)不少。如《氣出唱》第二首:“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薄渡圃招小返谌?“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薄跋腋韪腥四c，四坐皆歡悅?！?/p>
這些詩歌創(chuàng)作，無論是敘悲傷，還是言歡樂，都表現(xiàn)了曹操重視內(nèi)心真實感情的抒發(fā)，不虛偽，不做作，所以讀起來給人以真實的感覺。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曹操就是把這些真性情通過詩歌創(chuàng)作給抒發(fā)了出來，表現(xiàn)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獲得解放的標志。正所謂“尚通脫者”也，這種風尚是“人的自覺”的產(chǎn)物，士人從經(jīng)學束縛中解脫出來，發(fā)現(xiàn)了自我，發(fā)現(xiàn)了感情、欲望、個性。通脫，正是這種自我發(fā)現(xiàn)在行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瞞傳》，說曹操:
好音樂，倡優(yōu)在側(cè)，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紡，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輕易如此!
這些都是純?nèi)涡郧榈淖匀话l(fā)作，不加任何掩飾，看不到禮的任何約束的痕跡。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學一聲驢鳴，為集送行;稱衡的脫了衣服在廟堂之上擊鼓;南荊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飲，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禮法的約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惡的表現(xiàn)。
三、《文心雕龍》對曹操文學思想的評價
《文心雕龍》中論及曹操文學思想的有以下幾處:
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實，求其靡麗，未足美矣。
“為表不過三讓’，見曹操《上書讓增封》:“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jié)，比章歸聞，天茲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賞，下為臣身免于茍取?！逼淠康氖菫榱斯p實事求是。反對“浮華”是曹操的一貫主張。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稱曹操:“撫善戰(zhàn)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征，計有余矣。”孔融因為與稱衡等人搞“浮華交會”、以虛亂實而被曹操殺掉?！案∪A交會”，是漢末士風的一大特點?！案∪A交會”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會時“合黨連群”，用浮游無根，華而不實之詞或于品題人物時“互相褒嘆”(如孔融與稱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議時事時胡亂攻評。曹操認為，孔融就是“浮華”之風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寫作實踐中也是反對浮華的，他寫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說什么，不掩飾不含糊，大膽真實。東漢末年，在寫作上已經(jīng)存在內(nèi)容陳舊、詞藻過勝的現(xiàn)象。對此，曹操的文學主張有革新的意義。當時的碑銘，有不少是談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寫墓銘的，他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續(xù)漢書》)為了抵制碑銘文之華而不實之風，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論?論文》中主張“銘誅尚實”之說，即與曹操相同。
《文心雕龍?詔策》篇云:“戒救為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戒軟，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戒救”是皇帝詔策中的一種文體。曹操深知這種文體的特點，為了充分發(fā)揮戒救為政治服務的功能，保證它的切實可行性，故在論述其寫作時說，戒救要有很強的針對性，即要求針對具體的人和事而發(fā)，且其態(tài)度應當十分鮮明，當“依”則“依”，當“違”則“違”，不能“首鼠兩端”，模棱兩可，含糊其詞。
《文心雕龍?章句篇》云:
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
“兮”字為語氣助詞，有聲無義，曹操不好用之?？疾懿偎嬖娰x，無用“兮”字者。這里，實際上“兮”字是可有可無的，加上與去掉并不影響文義的完整表達。曹操是尚簡尚實的，所以反對這種用法。曹操不僅為人“簡易”，為文也“簡約嚴明”(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反對“煩富”和“陳詞濫調(diào)”。他在《孫子序》中說:“吾觀兵書戰(zhàn)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辈芄摹胺磳└弧钡奈膶W思想于此可見一斑。
《文心雕龍?事類》云:
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nèi)發(fā)，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才為盟主，學為輔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學偏狹，雖美少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彼箘t寡聞之病也。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的反對模仿因襲，主張創(chuàng)新的文學思想。曹操批評張范為人欲學郵原而為文專拾掇崔、杜。其結(jié)果是:“造之者富，隨之者貧”—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富有，跟著走的人貧窮。俗話說“吃別人嚼過的摸沒味道”，也是這個意思。它集中表現(xiàn)了曹操重創(chuàng)造輕因循，為文重學問廣見聞的文學思想。新晨
又如《章句》云:
賈誼、枚乘，兩竟輒易。劉欲、擔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資。陸云亦稱四言轉(zhuǎn)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句輒易，則聲韻微嫌。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反對寫作詩賦一韻到底的文學思想。這一主張，亦為五言和七言詩的進一步發(fā)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詩，多是一韻到底的。一韻有盡而換韻可致無窮。如此，就能增大詩體的容量即表現(xiàn)力。
再如《養(yǎng)氣》云:
至如仲任置觀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yè)，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云嘆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
一、文論觀點“本之于經(jīng)”
作為一名經(jīng)學家，陳澧亦兼擅文學，其經(jīng)學思想及其學術(shù)方法不知不覺向文學的領(lǐng)域延伸。陳澧的文論觀點皆“本之于經(jīng)”，將《詩經(jīng)口小雅》中“有倫有脊”一詞作為作文指導法則，并將文學視為學術(shù)經(jīng)世的手段之一。對于作文之法，陳澧拈出了“有倫有脊”的原則，并且明確指出自己的文論觀點“本之于經(jīng)”：“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即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于紙上，則為文。無意則無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為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后?則必有倫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m然，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說雖淺，然本之于經(jīng)，或當不謬?！盵1所謂“有脊”，是指文章必須要有思想、有內(nèi)容。所謂“有倫”，是指文章層次清楚、條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內(nèi)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然而，“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倫有脊”?陳澧提出“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薄白x書為文，求圣人之道”的韓愈被陳澧推為文章家的典范：“凡為學者，當于古人中擇師；仆為足下?lián)裰?，其昌黎?昌黎進學解日：‘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昌黎讀書法也。昌黎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屢言之，燥然而可見，確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盵2韓愈為學尊孟子、茍卿，讀書披百家，吟六藝，其作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為一家，而猶可以尋其所自出。”文章家當師范韓愈“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倫有脊”的優(yōu)秀篇章。對于文章的“意”和“脊”，陳澧尤其重視，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詩人之旨”的詩文作品。他稱贊馮子皋的詩“蓋大令之詩，尤善者《徐鄉(xiāng)竹枝詞》二十一首，凡耕植絲布之業(yè)，沙草魚蟹之利，歲時燈火酒食之樂，男女婚嫁思慕之感，歷歷如繪，此近于古詩人之詩，陳之可以觀民風者。，[釘評方子箴詩“及其怡懌乎心靈，流連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詩人之旨也。[]所謂“古詩人之詩”，也就是文章內(nèi)容需“原于古，切于時”，具有“怡懌乎心靈”的感人力量。陳澧論文“本之于經(jīng)”，主張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時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陳之可以觀民風”，秉承了儒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論精神。這與陳澧學術(shù)經(jīng)世的思想直接相關(guān)。經(jīng)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學術(shù)傳統(tǒng)之一，陳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學術(shù)思潮重新得到張揚。齊思和說：“夫晚清學術(shù)界之風氣，倡經(jīng)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5]處于這樣的社會現(xiàn)實和學術(shù)氛圍中，陳澧雖關(guān)心政治，卻自認并無經(jīng)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樣“以經(jīng)術(shù)為治術(shù)，[，他選擇了學術(shù)經(jīng)世的途徑，通過著書立說、教育人才來達到間接救世的目的?！爸劣谥畏ǎ嗖桓彝?。非無意于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shù)。吾之書專明學術(shù)，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盵7他將學問看得異常重要，甚至認為“學術(shù)衰壞”直接關(guān)系“人心風俗”，這是他經(jīng)世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學同樣具備經(jīng)世的功能。陳澧提出“凡經(jīng)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jù)而已?！薄胺彩穼W，要知治亂興亡之由?！沧x古人詩文，要取其開我之心胸，養(yǎng)我之性情?！盵8]不論是經(jīng)學、史學還是文學，陳澧看重的是他們幫助士人識義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養(yǎng)，從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贊揚鄭小谷的文章“觀君之文之論事者，則亦可識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時，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應“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發(fā)揮經(jīng)世之效用。陳澧的詩文亦表現(xiàn)出強烈的對時事的關(guān)切之情。如《大水嘆》指出廣州的水災不僅是天災，還與官吏管理不善，濫收田租、誘民墾荒有極大的關(guān)系?！队懈小分S刺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臨敵而不設防，致使廣州城陷落的荒唐舉動?！杜谧又{》寫吸食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身心健康的損害，對世道人心的破壞，這正是他“切于時”的文學理念在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的貫徹。
二、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
陳澧在《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的理想要求：“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澧嘗論之，以為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論文，其可以號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鄭君乎?君讀四部書不知幾萬卷，宏綱巨目，靡不舉也。奇辭雋旨，靡不收也。其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是日有學。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時文而模仿沿襲，尤深恥而不為也，是日有識。其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為也，能異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鋒英英焉，其氣磊磊焉，其力轉(zhuǎn)轉(zhuǎn)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這是他在當時文壇考據(jù)、義理、辭章三者關(guān)系的論爭中，主張調(diào)和漢宋、貫通相左的折中的學術(shù)立場在文論領(lǐng)域的反映。陳澧“學、識、才”兼長的文學理念受到章學誠的深刻影響?！安?、學、識”兼?zhèn)涞挠^點最早由史學家劉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學誠將之引用到古文創(chuàng)作的理論中，提出“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盵1叩認為理想的古文應將文辭、考據(jù)、義理也就是才、學、識三者完美融合。頗具深意的是，章學誠提出“才、學、識”，陳澧則將其排序變?yōu)椤皩W、識、才”，并在具體闡釋中融人個人之思想。對“學”的要求被陳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也就是訓詁精確，博聞強記。強調(diào)為文精于考據(jù)，與陳澧崇尚漢學的學術(shù)取向密切相關(guān)。陳澧雖主張漢宋調(diào)和，但他的學術(shù)出發(fā)點是漢學，其學術(shù)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漢學領(lǐng)域，正像錢穆所說“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諸子。’，[n因此，他將漢學家所重視的考據(jù)放在首要位置，強調(diào)在詩文創(chuàng)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據(jù)而出現(xiàn)知識性的錯誤。所謂“識”，是指“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币簿褪菨h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學術(shù)識見。清代中期以后，漢學和宋學各執(zhí)門戶之見，爭論不休。陳澧學術(shù)思想的特點在一“通”字，拋卻門戶偏見，主張漢宋融通，考據(jù)與義理兼長?！鞍儆嗄陙?，說經(jīng)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shù)，不分漢宋門戶。，[]學有識見，“以其所學發(fā)而為文，為詩”，則不會流于瑣碎空虛，也不會流于乖張臆說。漢宋通融的經(jīng)學立場影響到陳澧的文論建構(gòu)，強調(diào)“學”與“識”兼長，也就是考據(jù)與義理兼擅構(gòu)成其文論的重要內(nèi)容。所謂“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學表現(xiàn)才能，也就是章學誠所說之“文辭”。在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陳澧對“才”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胺卜讲娭?，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連章，橫翔而杰出。其奇也，狹韻僻字，斗險而爭新。其艷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窮纖微，其和也鏘鏘中宮徵。若是者，猶才人之能事乎!虻]這里的“才”主要指文學作品的藝術(shù)性，從用字到音韻到風格都有精到的論述，可見陳澧對文學作品具有相當高的審美鑒賞能力。陳澧雖提倡文章家應“學識才”兼?zhèn)?，但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處于同等位置。他欣賞辭章之美，但卻將“學”和“識”置于“才”之前：“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舴蛑鲋w，切宜留意……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辭章所可同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盋14]這里的“著述之體”指的是經(jīng)說與史論，陳澧提明確地將著述之體置于詩文之上。對于詩文，陳澧則提出“不俗”的評價標準，而將文章藝術(shù)的工妙置于其次。何為‘不俗’?陳澧認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鄉(xiāng)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為賊，可懼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為不俗。,E143所謂“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獨行，絕不同流合污的個性。陳澧對清末“廉恥道喪”的世風極為不滿，將“行己有恥，博學多文”作為教育的宗旨，一貫強調(diào)道德的修養(yǎng)，他的贊揚“狂狷”，痛詆“鄉(xiāng)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個性獨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種思想反映到文學上，就是“不俗”的詩文品格的提出?！安凰住闭摰奶岢龈嗍瞧蛴趯υ娢淖髡邔W識修養(yǎng)、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將“學”與“識”放在首要之位置。
陳澧“學識才”兼長的詩文理想對克服當時空虛、瑣碎、淺薄的文風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意識到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shù)感染力，陳澧為宣傳自己的經(jīng)世主張，將著述文體凌駕于才人辭章之上，對文學作品流露出貶低的情緒，這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之處。對陳澧頗有些菲薄態(tài)度的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曾說：“宋代以前，‘義理’‘考據(jù)’之名未成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后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jù)’之名，然后以注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筆之于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注疏為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墜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為文。”E15]批評宋學家以語錄為文，文章俚俗；漢學家以考據(jù)為文，文無性靈，明確提出義理、考據(jù)之作皆不可稱為“文”。這段話或可讓我們對陳澧文論未能擺脫經(jīng)學思想羈絆的不足之處有更深的了解。
三、溝通駢散、反對時文
古文與駢文、考據(jù)之文的論爭是清代漢學與宋學的斗爭在文學領(lǐng)域中的重要反映。篤信宋學的袁枚、翁方綱以及桐城派作家崇奉古文，以阮元為代表的漢學家則推尊東漢考據(jù)、訓詁之學，提倡駢文、考據(jù)之文與之相抗衡。清代后期，漢宋兼采逐漸成為經(jīng)學發(fā)展的基本趨勢。漢宋兼采派經(jīng)學家的文論觀點亦正如他們的經(jīng)學主張，對文壇矛盾基本上采取折中調(diào)和的態(tài)度。陳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與調(diào)和漢宋的經(jīng)學立場相一致，陳澧對于文學領(lǐng)域的駢散之爭持折中的態(tài)度，認為古文與駢文、考據(jù)之文各有所長，應該互相調(diào)和：“李恢垣吏部刻其文集成，屬為之序，讀之而驚且羨也。集中有古文，有駢體文，有考據(jù)之文，又別有詩集，兼擅此四者，求之國朝海內(nèi)諸名公，其顧亭林乎!其洪稚存乎!袁簡齋能為古文、駢體文，能為詩，而不喜考據(jù)。然其隨筆之書，即考據(jù)也。阮文達公精考據(jù)，又能為駢體文與詩，而謂古文非文也，筆也。然其集中之筆，亦復佳。是皆兼擅四者，其余不暇論?！盵1他認為本朝文人只有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能夠做到古文、駢體文、考據(jù)文、詩歌四者兼長。顧炎武是陳澧終身仰慕的學者，為文考據(jù)和義理并重。洪亮吉乃駢文大家，陳澧對他頗為欣賞。袁枚提倡性靈說，反對翁方綱以考據(jù)為詩的理論，但陳澧認為他實際上十分精通考據(jù)。阮元立倡文筆說，推尊駢文為文之正統(tǒng)，認為桐城派古文只能算“筆”，根本就算不上是“文”。陳澧認為阮元實際擅長筆的寫作。陳澧以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的創(chuàng)作為例，力證漢學與宋學可以調(diào)和，古文與駢體文、考據(jù)文可以兼長。
一、孔子的文學思想
孔子所說的文學是指“文治教化之學,也即儒家文化學術(shù)之總稱”,這一文學概念相當寬泛,對當時及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鬃右簧铝τ诶盟娜寮覍W說改良當時紛亂的政治,他的文學也是為政治服務的,“孔門四科”與“孔門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復周禮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學并不是指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文學藝術(shù),而是指“能夠付諸政治實踐的文治教化之學”,后來成為儒家文化典籍和學術(shù)思想的總稱。”
1.孔子文學思想的核心———“文與德并”。在《論語•憲問》中,孔子特別強調(diào)了文與道德的聯(lián)系,認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將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終目的歸根于宣揚儒家的“仁”“禮”的思想?？鬃釉谄湮膶W思想中,始終認為詩與道德、文學與道德修養(yǎng)是必不可分的,將“文與德并”的文學思想核心闡述為“志之所致,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堅決反對任何不宣揚“仁”“禮”的文學創(chuàng)作,認為不能“文與德并”的作品,其實就是“惡紫之奪朱也,惡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從《詩論》和《論語》總的來看,可知孔子在與學生論詩時,著重在談詩的政治倫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倫理的訴求,是孔子論詩、論文學的歸宿。
2.孔子文學思想的目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中,孔子認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認為文學的功能在于教育人們知禮而成于樂,強調(diào)文學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發(fā)意志”,這就是興;強調(diào)文學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能“文質(zhì)彬彬”,這就是禮;強調(diào)文學作品要給人們予娛樂,能“樂則韶舞”,這就是樂?？梢哉f,孔子言語教學的培養(yǎng)目標是君子儒,即將言語教學落實到君子個人的心性修養(yǎng)和社會制度的設計上,將文學與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結(jié)合起來,最終回歸于自己理想的世界?？鬃訉ξ膶W的藝術(shù)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他對文學的社會性作用論述比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時,對詩的作用作了較系統(tǒng)的理論表述,在理論上比前人發(fā)展了一步。同時,也為先秦時期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進行了一次質(zhì)變性的理論化,形成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滲透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禮”思想體系,影響著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學創(chuàng)作,體現(xiàn)出孔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文學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學教育的內(nèi)容———“四教”“四科”?？鬃雨P(guān)于文學教育的內(nèi)容的論述,依《論語》記載,有“四教”“四科”。所謂“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個拔尖的特長聯(lián)系著的?？鬃臃浅Ｖ匾曂ㄟ^《詩》來進行文學教育,“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他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子對弟子進行的教育本著這樣的方針:“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就是要弟子們樹立遠大的目標,把德當作行為的根據(jù),把仁當作行為處世的方法,最后落實到具體的本領(lǐng)上。這是德智并提又重視德育的主張,要對弟子進行明道、樹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講道理,而“詩教正是講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種方式”。
4.孔子文學思想的形式———“文、質(zhì)”。孔子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形式在于“質(zhì)勝于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質(zhì)彬彬”就是文學創(chuàng)作達到的完美君子境界,“《關(guān)雎》樂而不,哀而不傷。”所謂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學理論上中庸之道在文學思想上的反映,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內(nèi)容與形式的要求。這種思想直接導致了后來以“溫柔敦厚”為基本內(nèi)容的“詩教”的建立?？鬃踊谶@種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間音樂和文學創(chuàng)作,說“鄭聲”,主張“放鄭”,推崇《韶》《武》;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行百般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文學創(chuàng)作應遵循正統(tǒng)和復古,引經(jīng)執(zhí)典,從而達到內(nèi)容與形式上“文質(zhì)彬彬”的完美結(jié)合?？鬃訉ξ膶W關(guān)于“文質(zhì)彬彬”的完美闡述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歷史,引起歷代文學正統(tǒng)與諸子的斗爭,始終主導著中國文學思想的主流,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體系。
孔子的文學思想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實踐經(jīng)驗和思想成果,它誕生于“學在王官”向“學在四夷”的學術(shù)轉(zhuǎn)型和文化轉(zhuǎn)型的春秋末期,是西周以來思想文化發(fā)展的結(jié)果?？鬃影讯Y樂文獻、禮樂制度作為文教與文學的核心內(nèi)容,把禮樂文化精神貫徹到文教與文學的整個過程中,又將君子人格培養(yǎng)作為文教與文學的出發(fā)點和歸宿;既有對舊思想、舊文化、舊制度的理想化解讀和真心呵護,又在客觀上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鬃拥奈膶W思想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文學觀念,并且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學思想的發(fā)展。那么孔子的文學思想在當下能給我們什么啟發(fā)?能否從中借鑒一些于我們今天仍然有用的東西呢?
二、當代文學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1.觀念陳舊。由于長期缺乏文學理論,人們對于“文學教育”的觀念顯得比較陳舊。有人認為文學教育就是文學教學;或是認為,文學教育就是文學的教育功能。這些觀念是陳舊和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學教育的本來面貌,束縛了文學教育的實施和發(fā)展。
2.缺乏理論。過去由于對文學教育的研究不夠重視,只有在大學的“文學概論”教材中,才會有一節(jié)是談文學教育功能的,除此之外,很難看到關(guān)于“文學教育”的專門系統(tǒng)的理論研究。無論是“主體論”體系的文學概論教材,還是“活動論”體系的文學概論教材,幾乎都回避了文學的教育功能,而只談論文學的審美功能。
3.重視不夠。雖然有些院校已經(jīng)開設了文學課程,還有學分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就國家方面對學校的要求而言,沒有像“兩課”那樣的硬性規(guī)定,沒有英語四六級那樣的全國性統(tǒng)一考試,所以學校重視的力度遠不及思政、外語等學科,這影響了教師的工作熱情,也導致了學生對這門課程的應付了事,難以收到好的效果。#p#分頁標題#e#
4.模式老化。大學文學課程應該是鑒賞研究課,啟發(fā)創(chuàng)新思維課,人文精神傳承課。但由于受到科技教育的強烈影響,文學教育僅限于知識層面的傳授,卻不能把文學內(nèi)容與現(xiàn)代文化思想以及學生的實際銜接起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多采用傳統(tǒng)的講授法,缺乏對學生的引導和啟發(fā),受教育者對蘊涵在文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難以體會和認同,文學教育無法達到傳承人文精神的作用。
三、孔子文學思想對當代文學教育的啟示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孔子對文學教育的認識已遠遠超越了審美意義的范疇。雖然孔子的文學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時代局限性,但它仍是我們應當繼承的一份珍貴遺產(chǎn),對當代的文學教育的也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1.當代文學教育要實現(xiàn)終身化。終身教育可以使人獲得、更新和提升知識、技巧和態(tài)度的改變,最終目的在于促進個人的全面發(fā)展。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僅憑《詩》《書》對學生進行文學教育,就基本實現(xiàn)了文學教育終身化。原因就是孔子把握住了文學教育的核心問題;對文學“悟”的能力以及“舉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能力的培養(yǎng),最終實現(xiàn)了學生自學機制的培養(yǎng)。文學教育的終身化是與文學對人的精神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滿足、滋養(yǎng)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既是人的“文明素質(zhì)”的重要構(gòu)成因素,又是人的“創(chuàng)新素質(zhì)”和“文明素質(zhì)”“精神素質(zhì)”不斷生長的需要和土壤。
2.當代文學教育要體現(xiàn)人文化?？鬃诱f:“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所謂“興、觀、群、怨”,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倫理作用、教育作用和認識作用。文學教育既是一種審美教育,也是一種知識教育,更是一種人文教育。我們對文學教育關(guān)于人文素養(yǎng)的認識,絕不是對“興、觀、群、怨”的反叛,而是在繼承孔子“興、觀、群、怨”的文學觀的基礎(chǔ)上,強調(diào)灌注人文精神。我們必須從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的高度,從提高國民素質(zhì)的高度認識文學教育,這樣,我們才會創(chuàng)造性地進行文學欣賞課的教學改革,并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從而使文學教育達到人與文化雙重建構(gòu)的目的。
3.當代文學教育要注重個性化。文學教育只有把學生置于這種價值世界中,讓學生去尋覓、體悟、創(chuàng)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和詩意,這才是文學教育的美學蘊涵。而當前很多文學教師總習慣于把文學作品淪為理論的工具,學生的文學閱讀也被束縛在理論中,文學情感逐漸流失。在學習個性化問題上,孔子給我們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開放式教學法,即提問式、討論式教學法。文學教學首先應該建立在學生的文本體驗的基礎(chǔ)上,然后教師再給學生解惑,并就共同關(guān)心的問題相互討論,即所謂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只有把學習的主動權(quán)歸還給學生,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教育才能實現(xiàn)。
一、儒家詩教觀念對四蕭的影響
“詩教”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禮記•經(jīng)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雹僭娊?，就是用《詩》進行教育的意思。溫柔敦厚，指態(tài)度溫和，樸實厚道。在古代，《詩》也是可以用來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雹凇妒酚?#8226;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闡治綱，每敦儒術(shù)。軾閭辟館，造次以之”，非常重視禮樂教化，并多次下詔，修禮作樂。④《訪百僚古樂詔》中說：“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托。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鐘石斯謬?！雹荨读W詔》中說：“建國君民，立教為首。砥身勵行，由乎經(jīng)術(shù)?！雹捱@里強調(diào)的是禮樂教化，但從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學觀念，并且受到了詩教觀念的影響。昭明太子蕭統(tǒng)在梁武帝的影響下，受到的儒家文學觀念的影響更為明顯。他在《文選序》中引《易經(jīng)》的話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雹邔⑽膶W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種重要方式。并且他還進一步引《毛詩序》中的觀點說：“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關(guān)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姑風雅之道，粲然可觀?！雹嘤纱丝芍?，蕭統(tǒng)也是提倡“發(fā)乎情，止乎禮儀”⑨的儒家詩教觀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詩風，從《文選》所收錄的作品來看，典雅之作多于華靡之作。駱鴻凱先生說他是“黜靡崇雅”瑏瑠，這很好地體現(xiàn)出了蕭統(tǒng)的詩教觀立場。梁簡文帝蕭綱也受到了詩教觀的深刻影響，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詩教觀的。他曾在《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中說道：“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爆仮灛嬤@表明，他已把《詩經(jīng)》看作治國的基礎(chǔ)。梁元帝蕭繹受儒家思想影響也極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詩教觀。他在《召學生教》中說：“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薄盎心蠂?，被于西楚”瑏瑣，這自然也就涵蓋了詩教觀在內(nèi)。綜上，從蕭衍到蕭繹，他們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學觀念，特別是詩教觀念的影響。并且這種思想構(gòu)成了四蕭文學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們對此卻沒有正面提倡，而是經(jīng)常在公共場合表現(xiàn)出相反的一面，這就形成了他們所提倡的儒家文學觀念。這種實際態(tài)度當然不是他們文學觀念的真正表現(xiàn)，可是我們卻不能忽視它，因為這是他們文學思想中的一部分。具體說來，這種儒家文學觀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蕭氏文學思想中詩教觀念的形成原因
【關(guān)鍵詞】吳寬 文學思想 思想研究
歷史著名的文學詩人吳寬深受吳中傳統(tǒng)文學以及儒學思想的影響，在其文學實現(xiàn)中充分體現(xiàn)了這兩種文學理念，并且，是二者的有機融合。吳寬本人經(jīng)歷了不同的生活狀況，使得其自身心態(tài)產(chǎn)生了一定的變化，并且導致了其自身文學思想出現(xiàn)了一定的波瀾。文章中對吳寬的文學思想進行重點分析。
基于仕隱心態(tài)的詩學觀念
盡管，吳寬在京城為官超過30年，但是，其始終都心存隱志，并且一直都保持著較為平和的心態(tài)。在這種心態(tài)下，吳寬始終都是保持著榮辱不驚，安閑淡雅的生活以及處事風格。這也使得吳寬在藝術(shù)審美方面，追求閑適恬淡和和諧情境等。如，吳寬曾經(jīng)寫過“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當中曾經(jīng)說過“詩窮而后工”的觀點，而司馬遷亦是指出過“困境中更是要發(fā)憤著書舒緩心中壓力”的說法。吳寬的“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并不是對歐陽修等人說法的徹底否定，只是當時與這些人的心態(tài)有所不同。歐陽修等人對社會現(xiàn)實生活非常關(guān)注，并且愿意將自身投入到社會的洪流中。但是，吳寬更加傾向獨善其身，追求的是精神層面上的超脫。中晚唐詩歌也是吳寬非常宗尚的，他對其中的清婉、和暢以及蕭然出塵等詩意比較推崇。這些觀點在很多詩歌資料中都有體現(xiàn)。比如，吳寬在《后同聲集序》中寫道“予嘗觀古詩人莫盛于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為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在吳寬心中，對世界的各種物象具有獨特的體會和認識，由其內(nèi)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認同感。這種心懷高遠的胸襟使得詩人在下筆的時候能夠?qū)ⅰ吧搅纸ぁ北憩F(xiàn)得淋漓盡致，進而讓其所作詩歌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
詩歌宗尚
1.宗尚韋、柳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中對韋、柳二人進行了首次評價，并且，對二者的評價非常高。在蘇軾滯后，嚴羽亦是提出了所謂的“韋柳體”，這個稱謂將兩人的詩文創(chuàng)作歸為一派。也就是指：兩人的詩風相似，源于陶淵明；兩人在五言古詩方面具有超凡成就。吳寬對韋、柳二人更是追崇，認為兩人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詩詞境界，就是因為在他們心中存在“高趣”，進而在詩歌創(chuàng)作時能夠真正達到“無雕琢之病”。吳寬對兩個人不僅僅是欣賞，其在詩歌抒寫上還受到了兩人的深遠影響。吳寬曾經(jīng)說過：“我亦愛韋郎，賦詩工五字?！笨梢姡瑓菍拰f應物的推崇之深。
2.宗尚白居易
在吳寬的詩歌中，不管是詩歌的主題思想，還是詩歌的創(chuàng)作技巧，都能夠依稀看到白居易的詩風。兩者的詩歌主題以及題材都注重對日常生活的細微闡述，并和“自適”思想?yún)f(xié)和。在學習白居易詩歌的過程中，吳寬常會和友人一起交流白居易詩歌的學習心得，并相互贈送效仿的作品。如，吳寬寫的《夜讀白樂天詩集二首》等，在吳寬同好友唱和白居易詩歌的過程中，真正地表達了對白居易詩詞的真正熱愛之情。
3.崇尚宋詞
蘇軾對于吳寬而言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其本身的“自然觀”對吳寬的文學思想構(gòu)成產(chǎn)生了深度影響。吳寬感受到的“自然觀”具有主動性、深遠性，其與自然山水和個體生命價值展現(xiàn)等方面展現(xiàn)了足夠的契合度。吳寬在創(chuàng)作的詩歌中充分地展現(xiàn)了“順其自然”和“天性自然”等感觸。
文學散文
1.文學復古
明代出現(xiàn)的文學復古運動，可以說是對明中葉后期社會尖銳的社會矛盾的真實寫照，同時，其亦是對明初朝廷各種高壓政策以及詩風萎靡的控訴。多數(shù)學者認為明代的復古運動起始于弘治年間，但是，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經(jīng)進入了萌芽階段。到了成、弘期間，已經(jīng)達到了氣候。吳寬最初開始散文復古的倡導，是受到了吳中文學發(fā)展的影響。其對當時吳中文化的萎靡不振表示痛惜，并力爭實現(xiàn)反撥。而且，當時的明朝，很多文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帶有明顯的功利性，以至于很多文人都重新對古文進行提倡。
2.韓格歐態(tài)
明朝初年到成、弘期間，文壇上的散文作品常常表現(xiàn)宗唐以及宗宋等思想。朱右喜偏愛“六先生”的散文，并且認為只有唐宋的古文家才能夠稱得起三才之道。以至于后世在區(qū)分唐宋文和秦漢文時，常常以明道觀為區(qū)分標志?！绊n格歐態(tài)”主要是由于王鍪對吳寬的評價而得來的。韓格歐態(tài)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對吳寬進行評論，“老成有韓之路”說的是吳寬的學力能夠與韓愈看齊，并且能夠有所養(yǎng)。“紆余有歐之態(tài)”主要是指吳寬的文學風格能夠如同歐陽修，做到自然淡定、紆余委曲。其中，“老成”最開始來源于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其表達的是詩人的審美理想。吳寬的文章被評價是“老成”，主要是因為其像韓愈一樣擁有著深厚的儒學理念以及道德素養(yǎng)。
中華五千年歷史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遺產(chǎn)，其對后世的文學理念有著深遠地影響。作為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詩人，吳寬無論是在詩詞的創(chuàng)作上，還是散文寫作方面都顯示出高超的水平。為了更好地讓人們對吳寬的文學思想進一步了解，文章分別從仕隱心態(tài)的詩學觀、詩歌宗尚以及散文觀念等角度對吳寬的主要文學思想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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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時期經(jīng)歷了一場偉大的文學變革，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便是蘇軾，他在詩詞文等方面都有很突出的成就。他的創(chuàng)作體現(xiàn)了這場文學變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審美趨向，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這場文學變革的基本宗旨，而他的文學思想更是是引領(lǐng)了一代潮流。蘇軾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強調(diào)文學作品的社會性，關(guān)于他的文學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多方面的。
一、繼承與發(fā)展前人先進文學思想
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shù)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chuàng)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蘇軾主張兼收并蓄吸取各家所長并予以發(fā)展，這在他的文學思想中體現(xiàn)的是十分充分的。金代趙秉文在《書〈達齋銘〉》中這樣評價：“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zhàn)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蘇軾的文學思想強調(diào)干預現(xiàn)實，他為官期間“為民請命”被看作責任，這是蘇軾對韓愈“不平則鳴”文學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蘇軾在他的一生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所向外展示的就是積極干預社會現(xiàn)實，“一肚皮不合時宜”，他對現(xiàn)實的干預是從他自身的人生經(jīng)歷和文學素質(zhì)體現(xiàn)出來的，正是因為他不斷的人生挫折及獨特個性使他對現(xiàn)實的批判是通過描寫民生疾苦（天災人禍）等方面來表現(xiàn)的，如描寫蝗旱之災。
二、儒家兼濟天下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是儒釋道三家，以及三家“以體用為本”與“有為而作”的精神,都是蘇軾儒家兼濟天下的學思想的反映。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元素在蘇軾身上有很深刻的體現(xiàn)，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的優(yōu)秀代表。“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種思想境界充分表現(xiàn)在他的文學佛學上，既有對現(xiàn)實的批判，又有人生如夢的感嘆，更有瀟灑自適的抒情。蘇軾的思想以儒家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響也很深，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不斷遭貶得挫折，以及“懷才不遇”的感受，使他更加深入的研究這些思想。蘇軾吸納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而佛家思想在其中發(fā)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論及蘇軾所學時說：“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謂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qū)嵪?，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由此可見蘇軾思想的發(fā)展演變，他先將儒家治平思想吸納，重實用之學，不為無用之空言。后感興趣于道家，莊子先得其心，而到了黃州以后，儒、釋、道三家為一體的思想風貌在他身上已經(jīng)日益明顯了。
三、文以載道文以達意
蘇軾與歐陽修在文學思想上都強調(diào)“明道”和“致用”，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但蘇軾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單純的“載道”之具，并不認為文學的目的只是闡發(fā)儒家道德理念，他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shù)具有獨立的價值，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xiàn)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tài)。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guī)律，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他提倡藝術(shù)風格隨著表現(xiàn)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shù)營養(yǎng)，蘇軾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在文與意的關(guān)系上，提出文以達意。他的“辭達”說強調(diào)作者要運用高超的藝術(shù)技巧來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客觀事物的特征。在散文寫作方法方面，蘇軾最重視的一點就是“以意為主”，重視在“意”的支配下構(gòu)成自由揮灑、變化無端的藝術(shù)風格，強調(diào)身與物化，將作者的主觀情感融化到所要表現(xiàn)的客觀對象中，以達到主客和諧。
四、形式多樣，自由靈活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
1、文“如行云流水”
蘇軾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diào)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要做到物我一體。物我一體是創(chuàng)作最佳的精神狀態(tài)，通過這個過程可以成竹在胸，可以物形于心。恰如蘇軾在《謝民師書》中借評謝民師的詩賦雜文，指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當止，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也就是說無論創(chuàng)作對象是什么，只要了然于胸，就會文如萬斛泉源，滔滔不絕，神思可以穿越古今，跨越流年，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胸中丘壑，都可以隨物賦形。
2、不事雕琢的審美意識———天工清新
蘇軾“天工清新”的審美原則使他的文學作品在實用性、審美性、通俗性諸方面都達到了一定高度，具有“意趣”的審美要求：“詞以意為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蘇軾的審美態(tài)度為后人提供了富有啟迪意義的審美范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fā)現(xiàn)美的存在。蘇軾把詩家的“言志”與詩人的“緣情”二者結(jié)合起來,并把它運用到詞的寫作當中,提高了詞的格調(diào),增強了詞的韻味。劉熙載認為“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蘇軾生性豁達，纏綿悱惻的詞風并不適于他，但為了表達自己的志向及人生體驗便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審美風格,不事雕琢又要豪放有清雄之風。蘇軾文學思想的一個突出方面是“隨物賦形”，講求創(chuàng)作的自然天成。蘇軾認為對藝術(shù)形象描繪的原則詩“隨物賦形”，目的在于要求藝術(shù)形象的刻畫要合乎自然造化，得自然真態(tài)，關(guān)鍵就在于把握形神關(guān)系，以形傳神而形神并茂。就文而言，他要行文自然，反對務奇求深和雕琢經(jīng)營，強調(diào)無為而為達到天工清新的效果?！稏|坡文談錄》記載：“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于是他追求“言不盡意”、“意在言外”不事雕琢的審美意趣。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xiàn)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xiàn)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guān)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tǒng)和唐代文士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得到人們的關(guān)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guān)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chuàng)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稘h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边@是對“實錄”最權(quán)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yōu)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皩嶄洝币辉~，多出現(xiàn)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陳書》卷2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薄赌鲜贰肪?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敃r以為實錄。”但“實錄”一詞卻很少出現(xiàn)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xiàn)，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倍畎自凇督鹆昱c諸賢送權(quán)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盵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jiān)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盵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zhuǎn)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qū)馬埒華軒?！薄杜c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p>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任城縣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fā)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fā)履禮。耒耜就役，農(nóng)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quán)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shù)?。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盵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jié)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盵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jié)，栩栩如生，非常真切?！队莩强h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jié)的記載?！跋葧r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nèi)?，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旒秤貌桓模?yōu)楦嗜?。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xiāng)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盵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jié)的勾劃，表現(xiàn)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nèi)?；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quán)殯于湖側(cè)，便之金陵。數(shù)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xiāng)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yǎng)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shù)年，不跡城市，養(yǎng)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暮Ｃ髯R，具知此談?！盵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盵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qū)Ψ缴晔鲆幌?，這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diào)，聞余大言皆冷笑?！边@句話很值得體味。
【內(nèi)容提要】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xiàn)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xiàn)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guān)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tǒng)和唐代文士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得到人們的關(guān)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guān)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chuàng)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边@是對“實錄”最權(quán)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yōu)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皩嶄洝币辉~，多出現(xiàn)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薄蛾悤肪?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薄赌鲜贰肪?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敃r以為實錄?！钡皩嶄洝币辉~卻很少出現(xiàn)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xiàn)，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倍畎自凇督鹆昱c諸賢送權(quán)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盵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jiān)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盵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zhuǎn)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qū)馬埒華軒。’”《與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p>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度纬强h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fā)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fā)履禮。耒耜就役，農(nóng)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quán)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shù)?。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盵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jié)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jié)，栩栩如生，非常真切?！队莩强h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jié)的記載?！跋葧r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nèi)?，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yōu)楦嗜ｓ磺痧^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xiāng)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盵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jié)的勾劃，表現(xiàn)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nèi)?；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盵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quán)殯于湖側(cè)，便之金陵。數(shù)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xiāng)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盵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yǎng)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shù)年，不跡城市，養(yǎng)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暮Ｃ髯R，具知此談?！盵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藙t故交元丹親接斯議?！盵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qū)Ψ缴晔鲆幌拢@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diào)，聞余大言皆冷笑?！边@句話很值得體味。
在不同的文體中、在不同的描述對象中，李白的寫實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筆下有一批間于文與詩之間的韻語——畫贊，分析這類文學品種更利于我們分析李白寫實的觀點。唐代繪畫以及雕塑大致以實為主，從流傳的文人畫看，韓干畫馬、吳道子畫人物，大致上屆于寫實一類，唐人稱為人物造像叫“寫真”；敦煌壁畫屬于民間藝術(shù)，由于繪畫的基本功欠缺，寫實也不能逼真，寫意如飛天的形象，除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外，表現(xiàn)出民間藝術(shù)的大膽活潑。
既然在“畫贊”中，李白面對的對象是繪畫中接近真實的事物，他在“贊”語中，就不能就實物論實物，而是要盡力表現(xiàn)其神韻，李白的畫贊，正是展示了一種返實為虛的過程：
《壁畫蒼鷹贊》：“突兀枯樹，旁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觜铦劍戟，爪握刀錐。群賓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為。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這里用了擬人、夸張、襯托的手法，“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正說明繪畫達到了“逼真”的效果?！斗匠菑埳俑畯d畫師猛贊》：“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fā)。森竦眉目，颯灑毛骨。鋸牙銜霜，鉤爪抱月?！薄督疣l(xiāng)薛少府廳畫鶴贊》：“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煙赩，丹眸星皎。昂昂佇胎，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于風霄，終寂立于露曉。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在畫中物象逼真的基礎(chǔ)上側(cè)重展現(xiàn)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贊美繪畫的“真”、“自然”：“粉為造化，筆寫天真?！保ā督鹆昝愧莨蹐D慈親贊》）“愛圖伊人，奪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畫贊》）“圖真像賢，傳容寫發(fā)?！保ā缎菂卿浭庐嬞潯罚肮P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寧楊利物畫贊》）另一方面也希望畫能體現(xiàn)出神采和空靈：“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保ā吨竟嬞潯罚傲松斫钥?，觀月在水。”（《魯郡葉和尚贊》）“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李居士贊》）要能“窮神闡化”（《當涂李宰君畫贊》）。附帶提一下，“水月鏡影”比喻虛幻景象或作為藝術(shù)境界的形神虛實已包含在李白的畫贊中，“水中月、鏡中影”又作“水中月、鏡中像”，“水中月、鏡中花”，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李白“水中之月”、“如鏡中影”的比喻本質(zhì)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追求文學創(chuàng)作的“空靈”、“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論家一般是在論述司空圖文學批評時提及的，司空圖在《與極浦書》中云：“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笸庵螅巴庵?，豈容易可談哉！”有云司空圖的看法可能受到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啟發(fā)。[3](P676)如果從文學思想表述的相似性來說，在戴叔倫、劉禹錫、司空圖之前應當加上李白。
再說詩歌，李白詩歌極富浪漫情調(diào)，但仍然能體現(xiàn)其寫實的文學思想。比如李白詩中有一組關(guān)于鳥的意象群[4](P148-161)，這些鳥類，除來自傳統(tǒng)文學中那些神話、傳說的鳳凰、大鵬、精衛(wèi)、天雞等外，大部分還是來自于現(xiàn)實中的黃鵠、雁、孔雀、子規(guī)、杜鵑、鷹、鷓鴣、白鷴、鵝、鴨、鸛、鸚鵡等。如李白筆下的子規(guī)，《蜀道難》：“又聞子規(guī)啼夜月，愁空山?！薄堵勍醪g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guī)啼，聞道龍標過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guī)鳥，連聲向我啼。”又如鷓鴣，《山鷓鴣詞》：“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薄肚锲智逑┮箤瓶陀谐晋p鴣者》：“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薄对街杏[古》：“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鄉(xiāng)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薄蹲眍}王漢陽廳》：“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盡管這些鳥類在詩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動的現(xiàn)實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詩歌多有寫實佳作，而有些詩歌因?qū)λ枋鰧ο蠖噤秩竞嫱兄~，而疑其為非寫實之作。李白的文學稟賦在于能將別人難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寫出來。比如《蜀道難》就表現(xiàn)出李白的這一才能，南朝陰鏗有《蜀道難》詩一首：“王尊奉漢朝，靈關(guān)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jīng)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北绕鹄畎椎脑姡庣H寫蜀道難相當單薄。李白詩中表現(xiàn)蜀道之險，雖有夸張，卻都是實錄，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難本事說》分析《蜀道難》主題諸種說法，甚有見地，其中匯通《劍閣賦》、《送友人入蜀》、《蜀道難》諸篇說明寫蜀道的情形也是對其險阻艱難的實錄，文云：“按太白有《劍閣賦》，題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x中寫劍閣之險，與此詩極為近似。如：‘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云峰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詩：‘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嵋?guī)p?！眲﹂w崢嶸而崔嵬’，又：‘連峰去天不盈尺。”上則松風蕭然瑟颯’——詩：‘枯松倒掛依絕壁?！庇邪驮迟庀喟А姡骸斥沙钆试??！郑骸姳B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詣t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涌而驚雷’——詩：‘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zhuǎn)石萬壑雷?！图讶速獯巳?，復何時兮歸來？’——詩：‘問君西游何時還？’‘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嘆息?！姡骸畟?cè)身西望長咨嗟?！盵5](P34)其將《劍閣賦》與《蜀道難》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較，無非使人們知道，他們的共同之處正說明其描寫的真實性。另一首名篇《夢游天姥吟留別》，開始是這樣寫的：“?？驼勫蓿瑹煵ㄎ⒚Ｐ烹y求。越人語天姥，云霞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边@個開頭不容忽視，盡管李白此詩極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慮到詩歌的真實性，瀛洲，是神話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難求”給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現(xiàn)實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盡管此山云霞籠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寫了天姥的高聳。詩是寫夢，夢中神游就不是真實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夢與出夢的過程，由“我欲因之夢吳越”至“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p>
李白詩名極高而掩蓋了他的文名，應該說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點的，當我們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論證方法時，發(fā)現(xiàn)李白清楚的思維能力和詩歌的邏輯力量，通脫而不迂執(zhí)，能選用活生生的事例說明問題。這樣的行文特點在詩歌中也有體現(xiàn)，否則會錯讀了李白的詩歌。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詩有頭有尾，層次分明?！短圃妱e裁》云：“詩境雖奇，脈理極細。”《唐宋詩醇》云：“此篇夭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jié)次相生，絲毫不亂；若中間夢境迷離，不過詞意偉怪。胡應麟以為‘無首無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說夢也?！边@里對胡應麟的批評是正確的。
李白對真與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證的，運用也是辨證的，詩中的想象和夸張大多以現(xiàn)實為基礎(chǔ)?！肚锲指琛菲湮澹骸扒锲侄喟自?，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比绻f“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實，猿不可能達到那個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實，不過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實月亮的影子，這就有了虛中寓實的意味，也表現(xiàn)了詩人觀察自然現(xiàn)象的敏銳。
李白有些詩記實性較強，如《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寫作緣起盡見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數(shù)千里不遇，乘興游臺越，經(jīng)永嘉，觀謝公石門。后于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痹娸^長，五言六十句，計六百字。如序所言，詩敘寫了魏萬相訪的過程和行跡，歷歷在目，夾帶詩人的才情和區(qū)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對自然景物特點描寫的夸飾，成為獨特的敘事詩。此詩寫實性極強，如王琦注所析，首寫魏萬愛文好古，而隱居王屋之事；次敘其自嵩宋沿吳相訪之事；以下則敘其乘興游臺、越之事和自臺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縉云金華諸名勝之事；最后則敘其自姑蘇至廣陵相見和其還山而相別。如其中敘述魏萬乘興游臺、越之事云：“遙聞會稽美，一弄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游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天臺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zhuǎn)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cè)足履半月?！盵1]（卷16，P748）臺、越之景，一一據(jù)實描寫。整首詩歌敘事和序中所記魏萬所到之地和所為之事次序一一對應，詩歌結(jié)構(gòu)正是以事實為基礎(chǔ)而順次展開，其記實的條理性為理解李白詩歌的寫實一面提供了一個證據(jù)。
一個作家的文學思想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的，不僅因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還表現(xiàn)為由于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呈現(xiàn)出異態(tài)分布的狀況。我們分析了李白寫實的美學思想和作品中的寫實傾向，但仍然認為李白詩歌以浪漫主義為主流，而本文的寫作只是對李白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對李白主流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補充，希望能豐富古代作家創(chuàng)作和文學思想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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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知幾．史通通釋[M]．浦起龍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