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02 10:50:21
序論：在您撰寫歷史與社會小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1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圍繞中國史的分期問題，日中兩國學術界各自展開了激烈討論，提出了許多相異的學說。其中之一是將春秋戰(zhàn)國時期作為分界線，對其前后時期予以區(qū)分。眾所周知，中國的一部分學者主張這時是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在日本，也有少數學者特別重視這一時期的社會變化。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重要根據，乃是中央集權式帝國的建立。從公元前3世紀秦的統(tǒng)一到滿清滅亡，這一體制維持了近2000年，因此認為它的建立具有劃時代意義亦十分自然。不僅如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社會經濟上的一些巨大變化，如貨幣經濟的出現、農耕技術的提高、土地制度的變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爭鳴等等現象，也是上述觀點的主要依據。
但是，如此思考問題難免會產生一個疑問。即這場變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邁進的呢?例如，作為政治城市的都市國家在變革中逐漸消失，繼之而起的統(tǒng)一帝國又是在什么樣的基礎上建立的呢?宮崎市定對此曾發(fā)表過一個見解，指出各個地方的行政都市如縣或鄉(xiāng)等作為統(tǒng)一帝國的手足，是在春秋時期都市國家的基礎之上設置的。這一觀點如果正確，那么可以認為當時的統(tǒng)一帝國乃是一個舊都市國家的統(tǒng)合形態(tài)。宮崎進而還指出，漢代許多農民居住于都城內，這與古希臘都市國家的市民同時還是農民的情況同出一轍。也就是說，春秋以前的都市國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質的同時，又被統(tǒng)合成了統(tǒng)一的帝國。因此就都市這一點來看，與其說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大變革是一場質的轉變，倒不如認為是一個統(tǒng)合、擴大的過程，這樣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歷史的真相。
眾多的都市國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領土國家，進而發(fā)展成為統(tǒng)一的帝國。眾所周知，郡縣制正是在這樣一種國家的擴大過程中得以創(chuàng)建的。
秦漢時期，上述擴大運動并沒有停止。漢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鮮四郡，就十分清楚地顯示出這一運動擴大到了域外地區(qū)。
漢朝的政策切斷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東漢時期，不但對漢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脅，相反還廁身于漢朝的統(tǒng)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國繼續(xù)朝貢，受匈奴統(tǒng)治的烏丸、鮮卑、氐、羌等各個種族也為漢朝所控制。漢帝國的對外發(fā)展在這一過程中達致頂點，形成為一個世界帝國．公元2世紀前期，西方的羅馬帝國正處于所謂“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時期，而對中國來說，同樣處在一個可稱為“漢代和平”的時期。
約200年后，中國的王朝西晉覆滅于匈奴之手，以此為開端，歷史進入了所謂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各個民族統(tǒng)治華北長達300年之久。也就是說，上述事態(tài)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騎馬民族入侵中國之類的暫時、偶然的現象，而是中國內部的力量發(fā)展并波及至外部，在達致頂點時，受反作用力的影響，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國內部。此說由內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宮清吉也進行了詳細研究?？傮w來說，在中國社會的歷史發(fā)展中，向外擴大的潮流這時改變方向而轉呈向內、向中心回流的趨勢。
可是這種方向的轉換，單是中國王朝與外部種族之間的現象嗎?
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內部，就可以發(fā)現在同一時期亦即從東漢到魏晉時期亦有種種社會變化，比如貨幣經濟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發(fā)展、個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較典型的事例?；蛟S可以說，這些現象就是時代潮流由外向內變化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一種新型關系。國家反映的是君臣關系，此點不用多說。在民間，任俠關系也可說是一種君臣關系。增淵龍夫曾經指出，這種關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單方面關系，自下而上的恭順之心是維持這一關系的前提條件?？晒ы樀膶ο笥志邆涫裁礃拥臋嗤?舉個例子來說，使功臣們顯示出服從態(tài)度的劉邦，到底具有什么樣的性格呢?對功臣們來說，難道不是承認劉邦具有天賦之資，因而從內心深處表示服從的嗎?果真如此，劉邦的身份盡管很低，但本質上與所謂上古圣王依據神權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嗎?
在東漢廣泛可見的門生故吏關系與此不同，川勝義雄認為這一關系是人和人之間在人格上的一種結合?！独W紀聞》論東漢末年有一種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猶如侍者、僮仆一樣的風氣。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節(jié)而博得聲譽的人物，因此對他們予以景慕就決不會如對神權那樣敬畏。人們所尊崇的，是他們那作為人的道義之心，進而還期待著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測在漢代的人和人之間形成了一種以人格的高貴性作為媒介的關系嗎?內藤湖南曾經指出，六朝的貴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數情況下，望族、門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習語都可以用來稱呼六朝貴族。所謂“望”，不用說就是對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種期待的用語?？梢哉f，這些用語正是源于對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關系在漢代社會中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一十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漢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職的條件是需要具備儒家的教養(yǎng)和道德，這也即是所謂的察舉體制，其作用非同尋常。內藤湖南認為六朝貴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歷代官僚之家，這一點頗具啟發(fā)性?？梢哉f歷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學為背景登上歷史舞臺的。
漢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據儒學，這也有利于擴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圍。原來的軍人或文法之吏有著皇帝家產官僚的性質，其選任的范圍也極為狹窄。而察舉政策與之不同，是從整個社會中召集具有做官資格者。如此一來，漢朝的權威也就隨之擴大到整個天下?？墒蔷徒Y果而言，這一政策也給漢朝帶來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軍事這些對皇帝政治極為有用的才能，與自己的內心世界緊密相連的知與德亦即學問的培養(yǎng)才是最基本的條件。儒家官僚與皇帝一方面為君臣關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擁有正統(tǒng)性。東漢末，上述關系遭到宦官勢力破壞，儒家官僚于是對宦官勢力展開攻擊，兩者之間發(fā)生激烈的黨爭。對清流派來說，黨禁毋寧還是一種榮譽，因為自己的權威在此得以證明。他們看重名節(jié)以至苦節(jié)，就是因為重視自己的名譽勝于國家的命運。如前所述，這一態(tài)度在當時廣為青年之士所憧憬。
漢王朝依靠這種方法加強其權力基礎，并試圖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墒?，這種擴大權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階級之間產生出了一種以人格為媒介的個人結合關系，其結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國家的公權力。
致使?jié)h王朝陷人大動亂的是太平道。作為一種宗教教團，太平道和西邊的五斗米教一樣，在性質上與從前的宗教有所不同。從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從前的宗教行為對共同體內的各種神靈極為尊重并寄寓信賴。在那里，有關個人道德的意識并不強，為了維持正常的共同體生活，人們一般都祈求神靈的保佑，并舉行祭祀活動。到秦漢時期，作為神來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開始代之以人物。雖然全非如此，但至少個人的道德能夠介入其中。相對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顯地將救濟個人的問題與本人的道德實踐結合在一起．這一點應該說象征著普遍宗教在中國的誕生。
個人、道德這二個詞語與前面提到的人與人之間的人格結合這種社會現象也是相適應的。六朝貴族賑恤鄉(xiāng)人的行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與道、佛兩教信仰的關聯(lián)性。
總之，隨著漢帝國的崩潰，中國陷入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動亂之中，而在此過程中產生的這一新的人際關系將處于四分五裂狀態(tài)中的地區(qū)和人們相互聯(lián)結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社會結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體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時期各個國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對漢人王朝，絕不能把它們想像成類似現代或其他時代的國家，也就是不能認為在那里官僚組織是按法規(guī)而自行運作的。官僚組織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仍然存在，不過構成官僚集團的卻是貴族階級。一般而言，貴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們在各地鄉(xiāng)論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關系仍發(fā)揮著重要影響，這些情況在正史中一目了然?？窟@種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吸引住他人，實際上也就決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況當然屬于權力運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可是在權力運作的深處，在貴族階層內部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人格關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運轉就會失靈。
因此可以認為，從里面支撐著六朝政治公權力的是貴族之間結成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其影響力不容忽視．不過，這種人與人的關系并非只為個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機主要在于對卓越人格產生的尊敬之心。貴族階級的階級權威正是通過這些價值觀念樹立的。沒有權威，權力也就無法得到正統(tǒng)。大家都知道，南朝諸政權為了獲得正統(tǒng)的名義而舉行禪讓儀式，具體執(zhí)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擁有名望的貴族高官。這即是權力需要權威來保障的極好例證。
在任何時代，權力都是離不開權威的。不過，姬周時期的王權卻能將權力和權威合為一體，其原因在于那時人們相信王權誕生于神權之故。那么，秦漢的皇權又是如何呢?這里有必要從上述角度來探討其性質。
漢武帝時期，在國政之中積極導人儒學，意在維護皇權的正統(tǒng)性。這并不是說此前的皇權外部存在著別的什么權威，而應該認為皇權也是融權力、權威于一體的。僅就這一點來看，應該說先秦時期的君主權在此得到了繼承?？傊?，儒學為漢王朝采用以后，權威便開始展開了自立運動的軌跡，而這一運動的具體形式是在貴族階級那里得到體現的。
六朝貴族并非依靠權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擁有武裝組織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會擁有權力，但結果不是被王朝權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權力最終要歸為一體?？墒牵瑱嗤c權力并非處于同一個層次，因此擁有權威者既能針對權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過相互依靠達致共存。
再重復一次說，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權的統(tǒng)治方式。對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認為它是一項皇權把貴族階級吸收進其權力之中的制度。但實際上，作為一項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認了促使貴族階級得以自立的權威。我們認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義。宮崎通過該項研究，描繪出了官僚制與貴族制這兩個互為交織重疊的世界。如劉宋王球所說的“士庶之別，國之章也”那樣，當時的官僚制與貴族制這兩個系統(tǒng)公然并存且各自發(fā)揮著機能。
可是兩者相互依存的結果，卻導致了國家和貴族階級的兩敗俱傷。貴族階級依靠權威，在政權內占據高位，但結果是他們不再努力磨練那種屬于權威之本源的人格。我們看《顏氏家訓》，就會發(fā)現梁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復所論，支撐漢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擴大的歷史潮流，但隨著漢王朝的崩潰，這股潮流在對外、對內兩個方面開始顯現出曲折的跡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轉向既成世界的內部。在上述過程的基底處發(fā)揮影響作用的，是一種新誕生的社會原理，我認為這即是存在于中國社會內部的人格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權，而現在卻轉變成依據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態(tài)以外，六朝的各種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說明此點的根據。此處從略)。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對外關系的變化中有著什么樣的原理變化。
胡族遷徙到中國內地，由此開始了廣泛的胡漢融合．最初由于胡漢雜居，產生習俗、言語的融合，后來在政治的影響下，融合跡象日益顯著。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即為其中之一，而陳寅恪論關隴集團，也云“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chuàng)霸業(yè)”。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雖不盡相同，但在超越種族差異、建立新的統(tǒng)治者集團這一點上，又有共通之處。北魏的歷代君主遵信道、佛兩教，這也為推進胡漢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為薩滿教，后改宗道、佛這兩種含普遍教義的宗教。到北魏后期，還可以看到鮮卑貴族浸染于以儒教為代表的學問之中。
在漢代，胡族與漢族的關系由于種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時常發(fā)生對立，到了北朝，中國社會克服并超越了這種不同，開始從單一同種(homogencous)的社會轉化成異種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會。借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在整個社會中實現了從“類”向“教”的轉化。
據此我們可以認為，逐步滲透于漢族社會內部的人格主義與在胡漢融合的條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國民族，這兩點被一條共同的時代絲線聯(lián)結到了一起。
上述時代原理在隋唐時期又是如何得到繼承的呢?
隋唐時期與六朝有一點截然不同，這就是結束了長達幾個世紀的政治分裂局面，統(tǒng)一了整個中國。能夠實現這一點的，不用說是來自于強大的皇權。內藤湖南倡導唐宋變革論，指出變革的特征為二：從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變化；人民從貴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歷史進程中，有些現象反映出了上述兩個特征，例如隋文帝罷九品官人法而設科舉，再如廢除鄉(xiāng)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來的府兵制作為皇帝的直屬軍隊也有助于強化君主權。內藤湖南指出了這些現象，但同時認為由于無法壓制住門閥貴族，隋唐皇權本身也還存在著某種限界，因此就結果來看，隋唐兩個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貴族制國家這一框架之外。內藤的這一理論在澄清唐宋變革的意義上極具啟發(fā)，以下我們就沿著他的思路來探尋六朝與隋唐之關系。
唐王朝承繼隋之后，統(tǒng)一了全國，其力量進而還伸展到塞外地區(qū)，國家版圖遼闊，猶如漢之再現。不過就其統(tǒng)治方法而言，與漢全然不同。通過實施郡縣制來統(tǒng)治塞外地區(qū)，此點漢唐一致，但漢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長官進行直接管理，而唐則取所謂羈縻政策，即任命當地部落酋長為都督、州、縣之長官。由此一來，這些人也就同時身居唐朝行政長官與出身部落的酋帥這兩種地位。這一統(tǒng)治方式顯示出，唐在對周邊種族實施直接統(tǒng)治上存在著限界。唐朝在州、縣之上置都督，這也是與漢代不同之處。都督、州、縣三級制同樣實施于唐王朝內部，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時期所置都督州軍事的痕跡。都督州軍事的設置始于三國時期，目的在于對付出現于地方社會的自立傾向。當時這種傾向往往成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該制度含有加強中央政府統(tǒng)治的意圖，但同時也反映出中央與地方的力量平衡在發(fā)生變化。眾所周知，都督州軍事管轄數州，它時常與中央政府產生對立，顯示出獨立的性質，這一點與前面談到的歷史潮流在六朝時期開始向內運轉的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傾向在制度上繼續(xù)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強中央集權而廢除了都督制，但卻有始無終)。譬如都督制，雖在王朝的內部地區(qū)流于形式，但在對塞外民族的羈縻政策中，通過任命有實力的酋長為都督，仍然發(fā)揮著實質上的效用?？傊?，實施這項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會有著自立的勢力。在此背景下，酋長們雖接受任命成為唐朝的官吏，但不時會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還會發(fā)動叛亂。
唐王朝在向外擴大的過程中暴露出其弱點和限界，當受到四周的抵制時，便制定了上述羈縻政策，這一情況實際上與六朝時期一脈相承。那么，內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動亂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內部地方社會與中央相抗的因素。貴族階級失去了作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現出官僚的側面。這里似乎可以認為貴族階級變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過對這一認識，我們還必須予以慎重考慮。三省作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機構，其淵源當是漢魏時期的近侍之官，發(fā)展到唐代，成為最高行政機關。三省長官猶如宰相，位高權重。三省之間也是互持均衡，并與皇帝相持，所謂門下省的封駁之權堪稱典型。在這里，三省的地位顯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產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作為這種官衙的一員，貴族個體可以說擁有一種獨立于皇權之外的性質。
唐代選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舉制度。任子制度實際上是貴族制度的一種變化形式，至于科舉制，雖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貴族制，但其所測試的明經、進士等科目卻是考核貴族式教養(yǎng)。也就是說，到唐代，六朝時期的人格主義雖然形式有所改變但仍得到了繼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貴族階級并非只作為單一的家族而存在，他們已經成為集權性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貞觀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這一點。六朝時期常集中收錄天下的貴族家門，而《貞觀氏族志》卻以官品高低為標準來決定家門的等級，此點已為治史者所習知．爾后武則天的寵臣李義府撰《姓氏錄》，即便是軍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數收入，為此受到士人們的蔑視，貶其為“勛格”。《貞觀氏族志》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評判那些可算作貴族門第的等級，而《姓氏錄》則是只要擁有官品，誰都可以成為貴族之家，兩者可謂大相徑庭。盡管如此，當時的人們熱心于成為貴族一事，由此可見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時期，評判族望高低的總譜還是在編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時期，民眾處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時期，則完全接受國家的統(tǒng)一支配。唐朝依據鄉(xiāng)、里、鄰制度將民戶按戶組織，使其成為中央直接統(tǒng)治的對象?？墒菗茟袅?，在實施里制的同時，在都市另有坊制，在鄉(xiāng)村則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時期的產物，而村制更可以說是在六朝時期新出現的農村。唐朝不能單靠里制來掌握民眾，在另一方面它還不得不承認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見，統(tǒng)一了全國的唐王朝把周圍的各個部族納入州縣制之中，并且還試圖全盤掌握貴族和人民。但是這一企圖無法得到貫徹，在現實中面對六朝以來的獨立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協(xié)。值得注意的是，獨立于皇權之外的自立勢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進一步發(fā)展，在唐宋變革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徹底擺脫羈絆以后，興建遼國，走向了獨立國家之路。再如以村為中心形成的草市則成為市、鎮(zhèn)這樣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礎，同時也促成了貨幣經濟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舉制度來說，內藤湖南認為從唐代到宋代以后，科舉制的發(fā)展反映出了從人格主義向實務主義的變化。不過，雖說是實務主義，但并非單指行政上的實務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學問和教養(yǎng)的政治見識。在這種標準下選拔出來的官僚群規(guī)模龐大，成為君主獨裁政治的執(zhí)行者，由此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科舉制時代。
總之，魏晉以來的歷史潮流到隋唐時期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制度，雖然這股潮流的生氣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內部又再次進發(fā)出新的潮流。與從前的時代相比較，魏晉至隋唐的歷史發(fā)展看似在倒退，其實反映了歷史運動的潮流在這一階段轉變了方向。在人格主義、普遍主義理念的誕生這一點上，可以說將中國史引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國內對全球化的討論正在深入。這一討論一直存在不少熱點和分歧。不同意見的討論 與商榷，對理論研究大有裨益。應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來詮釋全球化的內涵，考 察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主義運動的關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討論。
一、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與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點一般有兩層含義：人類不斷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礙 進行交往的進程；各國經濟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機整體的進程與趨勢。國內有學者認 為，15世紀的地理大發(fā)現，“拓展了世界市場，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全球化進 程應與資本主義進程“屬于同一過程”，因為兩者有著“時間上的契合性與歷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 學》2001年第6期。)
經濟全球化進程究竟在何時啟動，爭論不少。其實，這應依據客觀的歷史與經濟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現而定。如果我們從世界文明史的進展及以上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層定義 出發(fā)，那么很容易得出結論：經濟全球化進程并不與資本主義進程同步。因為在世界文 明史的進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礙，進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紀的地理大發(fā)現。早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間就采取各種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間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間的產品貿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戰(zhàn)爭方式，如掠奪、侵略和征服。馬克思曾指出，“戰(zhàn)爭本身還是一種經常 的交往形式”，應“被看作是歷史的動力”。
如果從以上經濟全球化的第二層定義出發(fā)，以各國經濟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機整體 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啟動標志，那么同樣可以得出經濟全球化進程與資本主義進程不 同步的結論。因為各國經濟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機整體，只有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 成時才有可能。而統(tǒng)一的商品、勞動力、資本的世界市場，直到工業(yè)革命進入高潮之時 的19世紀中葉才形成。既然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直到19世紀中葉才形成，這時各國經濟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機整體，經濟全球化才有可能啟動，那么，15世紀的地理大發(fā)現“揭開 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的論點，就難以自圓其說。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內容十分豐富，貫穿在眾多的專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識形 態(tài)》、《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較集中的論 述。如果我們完整閱讀這些文獻，就會發(fā)現，馬克思主要是在論及大工業(yè)的歷史作用時 ，提出其“世界歷史”觀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一文中論及機器大工業(yè)的偉 大歷史作用時強調，是它引起廣泛的社會分工與商品交換，促成了統(tǒng)一的世界市場，從 而把一切民族與國家聯(lián)成一體，是“它首次開創(chuàng)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一個文明國家 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 然經濟形成的閉關自守狀態(tài)”。(注：宋士昌、李榮?！度蚧c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的這段話的主語“ 它”，應是機器大工業(yè)!但是，國內有的學者卻認為，從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可 得出資本主義“首次開創(chuàng)了世界歷史”的結論，因此，“世界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進 程相同，也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等同。(注：宋士昌、李榮?！度蚧c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這種理解與以上《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內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為資本主義進程，并不能與機器大工業(yè)等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yè)在機器大工業(yè)發(fā)生前 ，已有兩三百年的歷史。根據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不是資本主義“首次開創(chuàng)了世 界歷史”，而是18世紀后期的工業(yè)革命啟動了“世界歷史”。但是直到19世紀中期工業(yè) 革命進入高潮時，“世界歷史”發(fā)展了，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了，經濟全球化進程才啟動 。可見，馬克思關于由機器大工業(yè)啟動的“世界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進程以及全球化 進程并不重合?？傊瑧罁澜缥拿魇?，以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為指導，理順資 本主義進程、“世界歷史”進程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三者之間的關系，為全球化問題的討 論夯實基礎。
就全球經濟的聯(lián)系與制度安排而言，經濟全球化進程一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中期，工業(yè)化進入高潮，世界市場初步形成，經濟全球化開始啟動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勞動力和資本的全球性流動。西方少數工業(yè)化國家完全 依賴世界市場，大多數非工業(yè)化國家并不完全依賴世界市場，不少國家仍處于自給自足 的經濟狀態(tài)之中。因此，這一階段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較低。
第二階段。二戰(zhàn)以后，新科技革命將工業(yè)化進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生 產力進入“黃金發(fā)展”時期，經濟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國 際金融及國際貿易機構與體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經濟全球化的物質載體已具備，跨國公 司大量涌現。但是東西方冷戰(zhàn)與“兩個平行市場”的存在，使這一階段的經濟全球化進 程嚴重受阻，因此，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出現，充其量只出現了經濟“半球 化”現象。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新科技革命進入信息革命時代，工業(yè)化社會向后 工業(yè)化社會轉型。出現了全球的制度創(chuàng)新與擴散，以及跨國公司的更大規(guī)模的滲透，企 業(yè)經營國際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義思潮盛行，資本的國際流動借助因特網而速度 空前、規(guī)模巨大，經濟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qū)及亞洲一些 國家仍處在經濟全球化的“邊緣狀態(tài)”，因此，至今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仍沒有實 現。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仍然很漫長。
二、經濟全球化、“世界歷史”與社會主義運動
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主義運動，是全球化討論中的一個熱點。有的國內學者認為，“‘ 世界歷史’或全球化”，“是社會主義生存和發(fā)展的客觀條件與歷史根據”，(注：宋 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 期。)“是社會主義理論產生與實踐展開的條件”，“其發(fā)展趨勢在根本上與社會主義 的趨勢完全一致”，“并包攝社會主義價值原則”。(注：宋士昌、李榮?！度蚧c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其基本論據是：
(1)世界歷史形成，為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chuàng)立提供了條件；
(2)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與“世界歷史的進步性”，將落后國家推向社會主義；
(3)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其內在的矛盾與危機必將導 致無產階級革命。經濟全球化沒有消解這些矛盾，也不能改變其滅亡的命運，但是資本 主義可以“在全球化中轉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緩它的存在?！倍吧鐣髁x則將以其歷 史邏輯的力量，最終取得全球的勝利”。(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4)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yè)與世界市場將把各國無產階級聯(lián)在一起，使無產階級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質”。馬克思說過，“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與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因此，由馬克思“世界歷 史”觀，可得出社會主義必勝的結論。
以上的觀點與推論是否站得住腳，值得逐一推敲；同時有必要認真核對一下，其中引 用的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是否準確，其基本理論依據是否準確無誤。
首先，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chuàng)立，固然離不開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但是 ，20世紀的世界歷史表明，資本主義主導著世界體系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大多數落后國 家盡管深受資本主義剝削與壓迫之苦，但在二戰(zhàn)后還是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
歷史昭示，落后國家要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中選擇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應的國際條件和一定的國內社會條件。當國際資本主義處于空前危機而國 內社會處于歷史轉折時，例如，帝國主義陷入兩次世界大戰(zhàn)時，落后國家選擇社會主義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機會。一戰(zhàn)中，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 ，二戰(zhàn)后，出現了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通常狀況下，僅僅依靠資本主義的“ 負面效應”與“世界歷史的進步性”，并不可能將落后國家推向社會主義。在21世紀更 是如此。戰(zhàn)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國家在一定的內外歷 史條件下，盡管跨越了“卡夫丁峽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普遍忽視了對資本主 義文明的揚棄與利用，過度強調與資本主義制度及意識形態(tài)劃清界限，排斥市場經濟， 完全否認了對現存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結果付出沉重的代價。蘇東劇 變的慘痛教訓令人深思。
其次，資本主義既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能轉移內部矛盾，延緩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會主義生存和發(fā)展的客觀條件與歷史根據”的結論?如何推導出全球化 “發(fā)展趨勢在根本上與社會主義的趨勢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榮?！度蚧c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的論點?顯然這一推論 過于簡單牽強。
第三，僅僅用社會主義自身的“歷史邏輯的力量”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會主義“ 最終取得全球的勝利”的結論，尚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注：宋士昌、李榮海《全球 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社會主義自身的“歷史邏輯的力量”是什么?必須加以明確的闡述。國內有的學者，引 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的論點，以證明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滅亡 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論，其實并不恰當。因為這兩句話出自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 》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而這段論述的基本論點，卻是恩格斯晚年鄭重聲明放 棄的過時論點。
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單個國家能否發(fā)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說 ：“不能”，“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 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fā)生的革命，……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 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并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fā)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 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也有同樣含義的話：機器大工業(yè)與世界市場會擴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時發(fā)生的行動才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fā)展和與此有關 的交往的普遍發(fā)展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文章都是馬恩在1848年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爆發(fā)之前寫的。當時 他們設想，機器大工業(yè)與世界市場已將所有“文明國家”的經濟聯(lián)成一體，同時造就了 相同的社會階級狀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世界市場已把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 聯(lián)合起來，并消滅了他們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fā)，就可能使所 有工業(yè)國的無產階級同時行動起來，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爆發(fā)世界性的 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曾與此論點 相關。但是，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爆發(fā)以后的事實卻與馬恩的這一判斷并不一樣。1895 年恩格斯臨終前，根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發(fā)展的新情況，在《＜法蘭西階級斗爭＞ 一書導言》中鄭重宣布，放棄半個世紀前的“所有‘文明國家’同時爆發(fā)革命”的論點 。他認為，“歷史清楚的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fā)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資本主義大工業(yè)”在1848年還是有很大的擴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國“ 十月革命”的勝利，用事實證明了1848年前馬恩關于發(fā)達工業(yè)國無產階級“同時革命” 的判斷有誤，恩格斯晚年的糾正是明智的。
今天，當人們在運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研究經濟全球化問題時，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該理論的內涵，僅僅斷章取義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論據，甚至是被馬恩晚年糾正的論 點，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就可能有失偏頗，并且可能有違馬恩相關論述的基本立場。
三、全面客觀地對待經濟全球化的雙重效應
對經濟全球化的“雙刃劍”作用，人們已達成共識。它既使全球經濟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擴大。應該承認，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 發(fā)達國家處于優(yōu)勢地位，發(fā)展中國家處于劣勢地位。這是歷史造成的客觀現實。但是， 無法回避的經濟全球化潮流是否僅眷顧發(fā)達國家，給它們帶去的都是機遇，卻將挑戰(zhàn)都 留給了發(fā)展中國家?國內有些學者對此似乎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 中占據優(yōu)勢的發(fā)達國家能借助經濟全球化“維護本國的經濟安全”(注：宋士昌、李榮 ?！度蚧c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而處 于劣勢地位的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脅”，而且“如果聽任 經濟自由化的擺布，就會深受其害”。(注：夏兆龍《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載于2002年1月24日《社會科學報》。)事實究竟如何?如果我們全面客觀地看待經濟全 球化的雙重效應，那么就應承認，無論是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都是機遇和挑戰(zhàn)并 存。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遭到削弱，發(fā)達國家的經濟主權和安全也遭到跨國公司、資 本和勞動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脅”。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zhàn)處置不當，發(fā)展中國家會 遭災，發(fā)達國家也“會深受其害”。就具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而言，全球化的“雙刃劍” 效應，應理解為對任何參與者在帶來挑戰(zhàn)的同時給以機會，在給以機會的同時伴隨風險 。能否趨利避害，駕馭這種雙重效應，取決于各國政府的應對政策。
其實，當全球南北差距擴大時，發(fā)達國家內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據英國國家統(tǒng)計局2 000年的統(tǒng)計數據，基尼系數從1995—1996年的0.33，擴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貧富差距在拉大。
當發(fā)展中國家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zhàn)時，發(fā)達國家也面臨巨大壓力。90年代以來日本 經濟連續(xù)十余年疲軟，國內失業(yè)情況加劇。歐盟同樣面臨兩位數的失業(yè)率。美國普林斯 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亨利·費伯預測，未來三年內，美國有近25%的失業(yè)者難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沒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實，正是發(fā)達國家面臨 的巨大壓力，使其成為世界反全球化活動的策源地與中心，折射出發(fā)達國家在應對經濟 全球化時遇到的挑戰(zhàn)與困惑。90年代以來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動，主要發(fā)生在西方發(fā)達國 家。發(fā)達國家反全球化活動的主要參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沖擊較大的產業(yè)部門和弱勢群 體組織，如工會與農會。美國的勞聯(lián)和產聯(lián)是大鬧1999年西雅圖世貿組織部長會議的主 角；法國的“農民聯(lián)盟”則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參加者。此外， 還有主張加強國家對經濟掌控的新國家主義者、極左和極右勢力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 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等。這些反全球化的組織和活動，主要并不是為了捍衛(wèi)發(fā)展中國家的利 益，而是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墨西哥前總統(tǒng)塞迪略在200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 發(fā)言時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個奇特的聯(lián)盟。極左派、極右派、環(huán)境保護組織、發(fā)達 國家的工會和自封的文明社會代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聚集在一起，這個目標就是不讓 發(fā)展中國家人民獲得發(fā)展?！?注：宋士昌、李榮?！度蚧c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盡管不少第三世界領導人也批評全球化，但是他們并不是全盤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參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實，參與全球化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與 修改，避免發(fā)達國家獨占全球化“紅利”，而自己被邊緣化。
東亞與其他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經驗證明，正是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發(fā)展 中國家才可能趁勢發(fā)展起來，成為新興國家。中國社會主義的巨大發(fā)展與改革開放20多 年的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更證明了經濟全球化對發(fā)展中國家雖有風險，但也是機遇。亞 非一些日趨落后貧困的發(fā)展中國家的事實也說明，如果發(fā)展中國家因為怕冒風險而游離 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之外，如果不能積極應對與參與，也就意味著喪失與放棄發(fā)展機會， 就有被邊緣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險。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排斥經濟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蘇聯(lián) 崩潰的覆轍。
對待經濟自由化的態(tài)度與對待經濟全球化一樣，排斥經濟自由化必然抵制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就是經濟自由化與市場經濟機制。發(fā)展中國家要發(fā)展只有積極參與 經濟全球化進程，并適應經濟自由化與市場經濟機制，只有接受挑戰(zhàn)，抓住機遇，才能 求得發(fā)展。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對經濟全球化雙重 作用的評價必須客觀，避免情緒化而有失偏頗。
四、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是全球化問題研究中的另 一個大課題。
國內有些學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會主義生存和發(fā)展的客觀條件與歷史根據”，“其 發(fā)展趨勢在根本上與社會主義的趨勢完全一致”，“并包攝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同時 ，也不無憂慮地認為，“全球化為資本主義勢力顛覆、瓦解、演變社會主義提供了某些 有利條件”，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遏制以至和平顛覆的目的與主張，將在全球 化進程中得到強化”。(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0頁。)
毫無疑問，在一個半世紀多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社會形 態(tài)占絕對優(yōu)勢，并主導這一進程；社會主義形態(tài)作為只有不到一百年歷史的新生事物， 仍處在相對的劣勢地位。必須指出，由于歷史文化與政治理念的差異，發(fā)達資本主義國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戰(zhàn)思維不放的人士，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持敵視態(tài)度。冷戰(zhàn)雖已 結束十幾年，但“帝國主義肯定想要社會主義國家變質”的戰(zhàn)略意圖并沒有改變(注：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0頁。)，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同時，改革開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國已向國際社會作出相應承諾，正在從組 織建構與管理制度上與WTO接軌，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因此，在經濟全 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應采取與時俱進的理性態(tài) 度。
首先，應承認國際社會中“資強社弱”的客觀態(tài)勢。其次，不應過分強調“兩制”之 間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制度對立的一面，而應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間日趨密切的經濟聯(lián)系與 俱榮俱損的特點，抓住機會加快發(fā)展自己。發(fā)展是第一要務。必須看到，在全球經濟中 ，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恰恰是美、歐、日等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它們的出口，占我 國出口貿易量的75%。其中，中美兩國貿易猶為重要。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國與貿易 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國經濟景氣，亞洲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 外部條件就寬松，發(fā)展就相對順暢?！?·11事件”以后，美國經濟嚴重受損，中國的 出口狀況馬上由睛轉陰，出口立即轉為負增長。在一定意義上，“兩制”的經濟合作競 爭狀況將決定雙方綜合國力的對比狀況，反之亦然，雙方綜合國力的對比狀況將最終影 響“兩制”的競賽結局。在和平發(fā)展時期，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盡快壯大社會 主義經濟實力，應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只有有了強大的綜合國力，社會主義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風暴雨的襲擊。對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戰(zhàn)思維的人士的“和平演變” 企圖，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與此同時，我們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戰(zhàn)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的 思維慣性不能自拔。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隨著時代主題與世界格局的轉換，意識形態(tài)與 政治制度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經濟與科技因素成為主導因素。經濟全球化 進程中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現為冷戰(zhàn)時期那種你死我 活的“零和”關系。處于相對劣勢的社會主義制度，現時并無能力也無可能取代強勢的 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社會主義力量應在圖存自強的目標下，積極推動相互間的競爭合 作關系，以求共存雙贏的局面，這是處于劣勢的社會主義力量最現實與理智的戰(zhàn)略選擇 。
[摘 要]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美國社會矛盾與沖突加劇, 美國的 “統(tǒng)一的價值體系” 處于崩潰的邊緣。新社會史應運而生，向長期統(tǒng)治美國史學界的“統(tǒng)一性”發(fā)起沖擊。新社會史家強調多元文化的美國中各社會集團的特殊性，特別是族群特性。他們反對精英壟斷的政治歷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構成的“自下而上的歷史”。新社會史學在史學目的、理論、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出現很多偏差。特別是對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過分強調，使歷史學傳承美利堅民族文化精華、強化民族共同價值觀、加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損害。
[關鍵詞]多元文化 統(tǒng)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國新社會史興起的背景
美國“新社會歷史”的興起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動蕩不已，是所謂美國“統(tǒng)一的價值體系”幾乎面臨崩潰的時期。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加劇和國內外矛盾的相互交織，如民權運動的高漲、反戰(zhàn)運動、女權主義高漲、新左派的活躍，等等，都使美利堅民族的“統(tǒng)一意志說”受到深刻的質疑。因此，美國歷史學家被迫再次認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國“民族的發(fā)展歷程”。
“新社會史”的出現也有其史學思想的淵源。一百多年來，美國史學史經歷了三個主要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主要代表是進步主義史學。當時的史學對政治相當關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堅民族的起源和命運，核心主題圍繞著美國歷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間持續(xù)不斷的斗爭。第二階段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是竭力挖掘美國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國的“利益一致”歷史學派(consensushistory)。這些歷史學家強調，美國的發(fā)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階級區(qū)別的、被廣泛認同的美國價值體系所決定。一般認為，新社會史是美國史學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幾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向美國的傳統(tǒng)史觀發(fā)起挑戰(zhàn)，在美國史學界內掀起軒然大波。首先，他們對“單一和統(tǒng)一的民族命運”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們力圖否定“美利堅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紀60年代這種平民主義史學思潮的崛起還提出了疑問，即只對領袖人物進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國的政治發(fā)展過程嗎?
總體說，美國的新社會史是向長期以來統(tǒng)治美國史學界的“統(tǒng)一性”發(fā)起的挑戰(zhàn)。這派史學家認為，包括部長、律師和政治領袖在內的新教精英們的思想根本無法代表全體美國人和整個美國社會。所以，從本質上講新社會史所體現的新潮流實際上是一種“特殊性”的追求，強調的是美國社會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凱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會史“是對不同集團文化的尊重，以及對多樣性的承認”。新社會史學家們努力探索多種族、多族群之間的有力而活躍的“相互影響”，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團是如何彼此競爭。從他們的研究中，發(fā)展出一種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國家目標的形成過程中，種族、性別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發(fā)揮它們的推動或阻礙作用的。
從理論來源講，新社會歷史受到西歐學術思潮的影響。首先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它重視歷史的結構，即深深潛藏、長期延續(xù)的“結構”，而相對忽視具體歷史事件。他們認為，戰(zhàn)爭、條約、皇族婚姻遠不如地理、人口變化、氣候和貿易模式，以及地區(qū)食品這些結構性的東西來得重要。在年鑒學派的影響下，美國歷史學家把重點放在物質的“存在真實”和深入的地區(qū)性研究。他們還運用人種學技術，擴大資料來源，試圖通過微觀的方法發(fā)現較為宏觀的結構問題的線索。他們的研究得助于兩種彼此相悖的知識體系。
一種是社會科學行為學派使用的經驗方法。它反對主觀性，追求精確性，采取社會現實中更為中立的立場。帕森（TalcottParson）關于社會現實世界中系統(tǒng)關系的理論，使歷史學家能夠發(fā)現“有序化原則”。他的社會平衡和社會有機體自我保持能力的觀點，表明用“結構”這一概念能夠較好地理解社會組織機構。他們發(fā)現，向現存結構發(fā)起沖擊的新事件會造成一種新的社會平衡，最終導致國家和社會團體中的變化?？傊@派歷史學家把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促成社會穩(wěn)定和靜止的結構性因素上。
另一種理論來自新馬克思主義史學。首先，這派歷史學家強調歷史的物質根源，并接受年鑒學派關于歷史有科學規(guī)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觀點，突出生產在近代社會關系形成中所發(fā)揮的關鍵作用。他們認為，不同的生產關系形成人民內部相互沖突的利益，并通過階級區(qū)分表現出來；由于這種沖突歷來是敵對的，它們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見，在特定情況下便對現存政府構成威脅；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持續(xù)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推動力是歷史變化的動力。
二、美國新社會史的貢獻
以20世紀60年代為界，美國的社會史研究可分為兩大階段。60年代之前的稱為”舊社會史”，之后的叫作“新社會史”?！芭f”與”新”之間存在著實質性的區(qū)別。
新社會歷史家改變了對美國歷史本質特征的傳統(tǒng)認識。他們認為，美國根本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社會，而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其中存在著大量不同的相互沖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發(fā)，他們試圖“探索多種族、多族群人口之間強勁的互動；了解這些利益集團和階級為獲得權力進行的競爭”。結果便產生這樣一個重大的命題：“種族、性別和族群特性如何鑄造或防礙了一個屬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題而言，“舊社會史”相當狹窄。它主要關注的問題有:私人而不是公眾的生活領域；強調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寫，如家庭生活中的行為；婦女和兒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時期對貴婦的限制；基本的工作習慣，等等。因此，難怪有人稱之為“壺與盤”的歷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歷史”。舊社會史學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造成它狹隘性的原因是，這些史學家認為一個國家或民族從嬰兒期到成熟期的發(fā)展過程是由社會精英和那些“語言清晰的決策人”決定的，而社會史的功能只能對主流歷史解釋的邊緣加以潤飾。
“新社會史”卻大大拓展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學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為“一場洪水”，驟然改變了歷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領了歷史探究的方向，改變了對歷史本質的理解，還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歷史寫作的本質問題。這派史學家基本上是“左傾”的年輕學者，決心重寫美國歷史，撰寫“把政治排除之外”的歷史，即把政治精英的歷史轉化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歷史”，一部由社會下層做主角，通過他們的眼光觀察和解釋的歷史。他們把研究對象僅局限于“下層階級”，或稱“社會底層”，對窮人、奴隸、黑人、婦女、仆人、工業(yè)工人和長期被歷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給以特別關注，開發(fā)了城市史、移民史、婦女史、勞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體的社區(qū)史等領域。當時，判斷社會史研究成功與否的一個標準是：它是否對普通大眾的歷史經歷進行了深入探索，是否總結出某一社會集團的自身特點，以及它們如何獨立于占主導地位的機構、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說，新社會史關注以下幾大范疇。
第一，美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價值體系問題。新社會史關注大眾的思想、大眾的信仰系統(tǒng)和能夠證明這一信仰系統(tǒng)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和實物。圍繞傳統(tǒng)文化的本質和影響引發(fā)了一系列問題:普通土生美國人的價值觀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階級、族群和種族區(qū)別影響到人的規(guī)范和行為?對日常生活和勞動階級文化的探索，已經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很長時間內，千差萬別的不同思想和目標，怎樣造成美利堅民族的分崩離析。19世紀早期美國社會各階層對“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工匠們認為它是自由勞動的意識形態(tài)，或表示在社會中不斷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則是擺脫政府的壓制而取得的某種自由；中產階級婦女把它看作是創(chuàng)建有教養(yǎng)的公民權的號召；工人階級白人婦女卻把它解釋為把她們在貧困中掙扎和繁重勞動與奴隸制的恐怖區(qū)別開的一種自由。這又引發(fā)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如普通人傾向的價值體系是什么?這些體系是階級、種族、性別(gender)、族群背景差別、居住地不同的產物，還是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種結合?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行為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創(chuàng)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對勞動階級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為社會史的前緣。同時，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即試圖解釋勞動階級文化是否影響到歷史的變化。
歷史學家在這場爭論中采取的立場，實際上取決于他們對文化產生根源問題的分歧。有人認為，文化是人民大眾吸取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則認為文化是從個人工作和生活經歷而來。經過爭論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論證，新社會史學家至少達成以下共識，即半獨立的、特點鮮明的子文化使民間的各類人群獲得某種程度獨立的基礎。
既然認為勞動階級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種分離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強化和延續(xù)的？問題的答案同樣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釋實際上出自對文化本身建設的爭論。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總結出美國南方奴隸制種植園中的文化——父權溫情主義文化。在他看來，美國黑人奴隸的行為，包括他們對奴隸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為是南方種植園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釋。因為這些奴隸對這種文化也是部分認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學家則認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隸制殘酷壓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行為習慣和價值觀。
在勞動階級文化的研究中，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的歷史學家至少有三點貢獻。其一，開拓了歷史研究的新領域，對社會和物質現實之間、個人和集體意識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其二，他們的辨證分析用多種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識，當然主要的方式是通過語言、固定的象征性行為以及宗教進行分析；其三，對社會認同和社會行動之間關系的聚焦，開啟了對“文化”本質、如何發(fā)現和定位這種文化及其對政治的影響等問題的長期辯論。
第二，美國人口史研究。社會史學家通過日常生活結構和社會生活結構的周期性變化，去發(fā)現人口變化和人口移動(遷徙)的本質。這就要求搜集和解釋量化的資料，確定人民曾經居住過的地點、家庭和社區(qū)的規(guī)模和形式，以及人們什么時候，為什么搬遷。其他一些史學家對學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結構進行探索。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作為社會控制的經紀人，作為文化傳承和保持傳統(tǒng)價值觀的機制，這些機構是如何發(fā)揮作用的。比如，威爾（RobertWell）的美國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說明家庭規(guī)模的變化和個人生活周期既可作為史料又可解釋變化中的社會模式。這些歷史學家認為家庭的來龍去脈、族群根源、家庭成員的年齡、都為了解社會變化等宏觀問題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線索。
第三，社會流動性研究。它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史學界最熱門的研究問題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國夢”的生命力。這方面得到關注的問題是：首先，美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會和經濟進步。在更宏觀的問題上，研究者還特別關注普通百姓與工業(yè)化和技術變革之間的相互影響。這些研究表明，技術是更大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技術在此結構中發(fā)展，并反過來支撐這個結構。在更寬廣的層面上，社會史學家關心的是，由于技術的社會影響出現在社區(qū)所在地和社區(qū)的建設發(fā)展過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這些變化的；“無產化”、“近代化”、“工業(yè)化”這些術語不僅論及抽象的過程，而且更涉及到人們與新環(huán)境之間發(fā)生的具體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這些問題要求社會歷史學家去解釋：當新的生產技術與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規(guī)范發(fā)生碰撞時，傳統(tǒng)文化會產生什么變化？有人認為：工人階級是抵抗這種變化的；有人則強調，某些特殊群體卻認為技術與工業(yè)是一種解放的力量，它們所引起的變化在總體上是有益的。還有人認為，二戰(zhàn)后技術的發(fā)展，如電影、電視、無線電使美利堅民族更加趨于團結，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過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這方面，學者們關心的問題包括：城市化必然帶來社會秩序的瓦解，以及貧困和犯罪的增加嗎？它的影響對不同階級和族群集團都是相同的嗎？環(huán)境怎樣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遜（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國夢”和郊區(qū)化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詳細研究了美國的郊區(qū)化歷史，指出這一典型的美國生活方式是兩種原因的結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國人喜歡獨立居住的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結論：城市的貧困問題和家庭解體并不是城市擁擠和社區(qū)崩潰的結果；暴力與城市發(fā)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此外，城市史研究還直接與美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聯(lián)系起來，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資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當時的美國，族群、性別、年齡等都成為劃分社會集團的標準。其中，對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時十分興盛。其研究重點是傳統(tǒng)上“默默不語”的下層社會集團，其中族群特性成為新社會史的研究焦點。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機構的總和。族群性研究為的目的是發(fā)現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權力結構共存。對于美國這一典型的移民國家而言，這種研究無疑對美國社會中各族群—土著美國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歐洲白人）、非洲裔美國人、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等亞文化的保持和發(fā)揚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如果再進一步細化，新社會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觀”社會行為領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醫(yī)學社會史、宗教史、娛樂史。關注這些生活方面的歷史，是為與當代美國社會聯(lián)系起來，作為發(fā)現和測定美國社會是否健全的一種方法。
新社會史的貢獻還表現在對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國新社會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來源，對傳統(tǒng)的歷史研究提出了挑戰(zhàn)。他們認為，要想準確地揭示“美國思想”)，僅僅依靠政治領袖和知識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夠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發(fā)現集體心態(tài)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圍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講話或信件、歷史事件當事人或目擊者的口述、工會集會的記錄；移民的報刊；勞工階級的口述自傳等都被視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對下層社會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資料相對缺乏，歷史學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為”，并把它們作為一種研究資料，如游行、騷亂、抗議示威、禮儀、慶典、投票選舉等群體行動。此外還注意普通人的遷移方向、食品結構、消費和儲蓄習慣、家庭規(guī)模、聯(lián)盟.通過這些具有象征意義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對理性的和非理性行為的分析，來解釋不同群體的價值觀和傾向，去發(fā)現動機與行為的關系。
新社會史最體現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們使用計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協(xié)會的報告、詳細的地方記錄、人口普查結果、時間表、城市指南、稅務記錄等，來追蹤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會史的特點。她在《種植園大家庭之內:舊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婦女》一書中批判了美國“利益一致史學”，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據她的觀點，“性”不但是一個社會范疇，同時也是在確定南方婦女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以此作為一把鑰匙，她研究“性之間的關系”“性角色”和“性的認同感”。其中，“性關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它“構筑了任何一個社會的基礎，而且是任何一個個體自我意識的核心，因為性關系說明了任何個體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最根本的關系?！?
這部著作還表現了新社會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首先，是歷史研究的切入點。她把南方作為一個另類社會，把婦女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并且把微觀的“家族”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試圖從社會的“最底層”來描述美國舊南方社會的總體畫卷。其次，是對史料和敘述方法的運用。為重建內戰(zhàn)前南方婦女的生活狀態(tài)，她從多重角度，運用不同類型的豐富資料，深入挖掘家族內的生活，并在此基礎上揭示南方社會的社會結構。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賴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隸主家中的日記、人口記錄、人口普查報告，生死記錄、經濟與商業(yè)記錄、日志、家庭文書和通信，等等。
三、美國新社會史的缺陷
新社會史顯然大大拓寬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它把歷史研究的視角從社會精英轉向普通百姓；豐富了歷史資料來源、品種和規(guī)模，并為取得更精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樣化的方法。
但是，美國的新社會史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對社會史研究的一套系統(tǒng)方法；缺少能夠把五花八門的課題統(tǒng)一起來的對美國基本社會發(fā)展過程的認識。它在規(guī)范化、學術水平和理論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進余地。因新社會史“缺乏綜合與歸納”和“漠視理論”，許多史學家一直認為它無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會變革的結構。另外，由于新社會史主要關注長期的變化，結果呈現的社會史的靜止狀態(tài)，防礙了對宏觀歷史過程的動態(tài)理解和解釋。
另外，因為歷史根本無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稱“排除了”政治的社會史便談不上是真正的社會史。某些歷史學家懷疑否真的存在一種“完全排除政治的歷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編寫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會史是一種錯誤…我絕對無法理解為什么政治不屬于社會范疇”。無論美國社會的社會群體—種族的、性別的職業(yè)的、階層的—如何繁多，無論它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如何千差萬別，無論它們的思想怎樣超脫上層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們所處時代的國家政治的影響。在研究社會集團和思想之間不斷競爭的過程中，脫離了國家政治是無法有力地揭示問題本質的。
因此，新社會史思潮對政治史研究首先產生了直接影響。新社會史的理論和方法，使社會史學家有意忽略美國歷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鑄就了美國歷史和遺產的著名政治機構和制度。結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詞被棄而不用，而改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詞被選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會史家的眼里，不過是政客為爭奪權力和地位玩弄選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戲記錄，從而大大降低了政治歷史的價值。
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專題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歷史研究的狹隘和貶值。而擯棄傳統(tǒng)的歷史敘述方法，便喪失了歷史的可讀性和易記性。此外，對象征物的過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為和動機關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學家的批判，認為它揭示的只是一種“靜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斷”，而歷史研究的核心應該是歷史的變化和延續(xù)。
就史料的類型而言，也出現了偏頗。很多傳統(tǒng)上認為重要而關鍵的史料，如憲法、法律、司法決定和辯論、評論、論文等的史料價值受到社會歷史學家的輕視，而民間和私人文字記錄的價值卻遠遠勝過官方和正式的資料。
最明顯的負面影響是，美國歷史研究出現了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黑人、工人、婦女、市民、農民、移民、青年這些特別的獨立群體，逐漸建立起獨自的領域，出版自己的學術刊物，舉辦自己的會議，開展有關史學史的辯論。社會史研究無論從機構而言，還是從研究理論上講，都無法形成一個中心，更談不上一個把所有的社會史研究有機凝聚起的核心。結果，在此期間，美國沒有出現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學派，沒有形成特點鮮明的統(tǒng)一的美國社會史學派。
這種狀態(tài)，最終引發(fā)美國的史學危機。由于新社會史過分強調美國文化和社會的多元性，在重多歷史學家筆下的美國史大都是支離破碎的，既沒有清晰的歷史發(fā)展主線，更沒有占主導地位的統(tǒng)一的美國價值觀。美國史變成松散的、各社會階層間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靈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盤。最關鍵的問題是，美國的歷史學失去了其傳承美利堅民族文化精華，強化民族共同價值觀和加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這一危機引起了某些美國史學家對歷史研究的憂慮。有些社會史學家已經開始注意避免上述問題。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最優(yōu)秀的社會史…已經開始發(fā)展一種對美國社會更加復雜而全面的解釋：這個美國社會即不是建立在不斷的沖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諧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團之間微妙和不斷變化的相互關系的結構之上，建立在他們對于社會現實的傾向之上，以及他們?yōu)楸Ｐl(wèi)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動之上”。
[摘要]精心設計的課堂激發(fā)了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使他們懷著新的期待投入到學習新課題、新內容中去，為上好本堂課打下基礎。而創(chuàng)新教學能捕捉課堂鍥機、挖掘學生潛能，使學生參與課堂教學，拓展思維，發(fā)展能力。創(chuàng)新是教育發(fā)展的根本，是培養(yǎng)素質人才的根本途徑。?
[關鍵詞]新課標 創(chuàng)新教育 探索與實踐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就是創(chuàng)新教育時代。素質教育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這也對我們教師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學生為本，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全方位高素質的人才。?
在新課程下，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已無法適應時代的需要，創(chuàng)新是教育發(fā)展的根本，是培養(yǎng)高素質人才的根本途徑。加快培養(yǎng)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已成為我們在未來競爭中贏得主動權、搶占制高點的關鍵所在。學習貴在創(chuàng)新，老師的責任就在于通過學習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思維習慣和健全的個性。而課堂作為教學的主陣地，是我們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主要場所，面對新課程，我們深深地體會到：教育要創(chuàng)新，就必須課堂創(chuàng)新。筆者就新課程下的歷史與社會創(chuàng)新教育談一些淺見。?
一、 結合現實生活，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精神?
愛因斯坦曾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并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敝袑W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維能力，思維活躍，具有強烈的探究欲望，他們不滿足于對書本知識簡單地死記硬背。隨著生活空間不斷擴大和知識、閱歷的不斷豐富，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逐步形成，對人生、對社會、對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認識，初步形成了對個體和社會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斷能力?；A教育階段是培養(yǎng)有責任感、有創(chuàng)意、有個性的生活方式的關鍵階段，是人生觀教育、價值觀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關鍵階段；他們不滿足于單純的書本知識的接受性學習，向往成人的社會生活，具有參與社會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會實踐能力。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想方設法結合生活實際，發(fā)展學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驟地開展創(chuàng)新，讓學生開發(fā)思維，發(fā)揮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級第六單元第二課《 整體世界的最終形成》時,首先提問學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較熟悉的國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達斯）運動服裝；T0SHIBA（東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電器；McDonald's（麥當勞）、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馳）、TOYOTA豐田汽車；IBM、DELL（戴爾）電腦等等。］教師進一步啟發(fā)學生：“大家知道這些國外品牌為什么會來到我們身邊呢？反映了一個什么問題？”從而引導學生認識今天的世界是一個統(tǒng)一的市場，追根溯源要歸功于整體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級《綜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業(yè)文明》，教師課前懸掛中國政區(qū)圖，可讓學生說出自己最遠到過哪個地方，乘汽車還是乘火車、乘飛機，需要幾天行程。也可讓學生指出自己在國內距離最遠的親戚朋友住在哪里，從家鄉(xiāng)坐火車或坐飛機多久可以到達那里。然后讓學生量出圖上直線距離，按比例尺算出實際距離，計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達。通過比較，讓學生感受工業(yè)文明給我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從而達到激發(fā)興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營造學習氛圍，點燃創(chuàng)新之火?
在新課程的要求下，教師是學生學習的伙伴，是引導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們必須具備很強的服務意識，為學生服務，為家長服務。必須轉變角色，做學生的引導者、合作者、組織者；是學生的朋友，不要覺得高高在上。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和激勵學生的積極性，才能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學習氛圍，才能合作的探討，實現知識的共同擁有和個性的發(fā)展。?
我們可以通過討論，使師生之間、生生之間集思廣益、相互啟發(fā)、相互探討，實現信息交換，擴大信息和思維容量，以求得解決問題和深化認識。教學觀念通過師生及生生之間的討論、交流來達成目標。通過師生及生生的活動來解決教學中的問題，充分發(fā)揮學生主體作用，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思維的廣泛性(發(fā)散性)和深刻性，使課堂煥發(fā)出生命活力。通過學生間相互合作探索，使學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發(fā)思維碰撞，產生思想火花，在活動過程中，實現對問題的理解、認知、探索和創(chuàng)新，同時得到體驗、交流和表現。學生合作、交流、討論應該是課堂教學實踐的一種重要活動形式。如上八年級第六單元第二課《整體世界的最終形成》，教師可首先提出問題：“在古代歷史上，我們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勞的雙手，創(chuàng)造出了輝煌燦爛的文明。在今天，我們能不能不與外面的世界交往、聯(lián)系，只靠自己建設一個富強的新中國？”然后組織學生討論。在學生討論回答的基礎上，引導學生認識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由此導入新課。又如上八年級《綜合探究五·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航海的比較》，教師可引用一個觀點，航海家鄭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時中國有著比歐洲更強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國沒有把它轉化為現實力量，喪失了一次重大機遇。而西方各國在哥倫布和麥哲倫“地理大發(fā)現”后迅速向全球擴張。歐洲緊緊抓住這次機遇，第一次領先于東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呢？我們今天就一起來探討一下……這樣就改變了過去教師提問，學生回答的被動局面，形成師生互動、生生有問的良好局面，培養(yǎng)他們自主探究、善于創(chuàng)新思維的意識。?
三、創(chuàng)設教學情境，開展創(chuàng)新實踐?
人的思維活動不是憑空產生的，必須借助于某種環(huán)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創(chuàng)設的情境，正是引導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活動的重要條件。人的情感總是在一定情境中產生的。具體的情境，能激發(fā)學生的情感體驗，引起他們的情緒。學生一進入情境，就會與畫面、老師的語言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創(chuàng)設出教學情景，讓學生置于情景中去觀察、去分析和去發(fā)現，達到解決問題、培養(yǎng)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級第七單元第五課《萬眾一心的抗日戰(zhàn)爭》，放映電影《中華兒女》的主題歌相關影片，引導學生齊唱國歌，提問：“國歌原先叫《義勇軍進行曲》，它是什么時候由誰創(chuàng)作的？歌中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指的是什么時候？為什么說這個時候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原是電影《中華兒女》的主題歌。當時華北事變爆發(fā)，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以此導入新課。影片導入容易激發(fā)起學生強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學內容的展開，又利于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教育。?
總之，時代在呼喚教育，教育必須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新的課程標準明確提出：以全面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yǎng)為宗旨，以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以促進學生學習方式為突破口。因此我們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學率而使歷史教學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以致于歷史與社會課在學生的眼中變的越來越枯燥、乏味。我們要精心設計每一堂課，激發(fā)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使他們懷著新的期待投入到學習新課題、新內容中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圍繞中國史的分期問題，日中兩國學術界各自展開了激烈討論，提出了許多相異的學說。其中之一是將春秋戰(zhàn)國時期作為分界線，對其前后時期予以區(qū)分。眾所周知，中國的一部分學者主張這時是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在日本，也有少數學者特別重視這一時期的社會變化。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重要根據，乃是中央集權式帝國的建立。從公元前3世紀秦的統(tǒng)一到滿清滅亡，這一體制維持了近2000年，因此認為它的建立具有劃時代意義亦十分自然。不僅如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社會經濟上的一些巨大變化，如貨幣經濟的出現、農耕技術的提高、土地制度的變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爭鳴等等現象，也是上述觀點的主要依據。
但是，如此思考問題難免會產生一個疑問。即這場變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邁進的呢?例如，作為政治城市的都市國家在變革中逐漸消失，繼之而起的統(tǒng)一帝國又是在什么樣的基礎上建立的呢?宮崎市定對此曾發(fā)表過一個見解，指出各個地方的行政都市如縣或鄉(xiāng)等作為統(tǒng)一帝國的手足，是在春秋時期都市國家的基礎之上設置的。這一觀點如果正確，那么可以認為當時的統(tǒng)一帝國乃是一個舊都市國家的統(tǒng)合形態(tài)。宮崎進而還指出，漢代許多農民居住于都城內，這與古希臘都市國家的市民同時還是農民的情況同出一轍。也就是說，春秋以前的都市國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質的同時，又被統(tǒng)合成了統(tǒng)一的帝國。因此就都市這一點來看，與其說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大變革是一場質的轉變，倒不如認為是一個統(tǒng)合、擴大的過程，這樣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歷史的真相。
眾多的都市國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領土國家，進而發(fā)展成為統(tǒng)一的帝國。眾所周知，郡縣制正是在這樣一種國家的擴大過程中得以創(chuàng)建的。
秦漢時期，上述擴大運動并沒有停止。漢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鮮四郡，就十分清楚地顯示出這一運動擴大到了域外地區(qū)。
漢朝的政策切斷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東漢時期，不但對漢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脅，相反還廁身于漢朝的統(tǒng)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國繼續(xù)朝貢，受匈奴統(tǒng)治的烏丸、鮮卑、氐、羌等各個種族也為漢朝所控制。漢帝國的對外發(fā)展在這一過程中達致頂點，形成為一個世界帝國．公元2世紀前期，西方的羅馬帝國正處于所謂“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時期，而對中國來說，同樣處在一個可稱為“漢代和平”的時期。
約200年后，中國的王朝西晉覆滅于匈奴之手，以此為開端，歷史進入了所謂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各個民族統(tǒng)治華北長達300年之久。也就是說，上述事態(tài)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騎馬民族入侵中國之類的暫時、偶然的現象，而是中國內部的力量發(fā)展并波及至外部，在達致頂點時，受反作用力的影響，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國內部。此說由內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宮清吉也進行了詳細研究?？傮w來說，在中國社會的歷史發(fā)展中，向外擴大的潮流這時改變方向而轉呈向內、向中心回流的趨勢。
可是這種方向的轉換，單是中國王朝與外部種族之間的現象嗎?
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內部，就可以發(fā)現在同一時期亦即從東漢到魏晉時期亦有種種社會變化，比如貨幣經濟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發(fā)展、個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較典型的事例?；蛟S可以說，這些現象就是時代潮流由外向內變化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一種新型關系。國家反映的是君臣關系，此點不用多說。在民間，任俠關系也可說是一種君臣關系。增淵龍夫曾經指出，這種關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單方面關系，自下而上的恭順之心是維持這一關系的前提條件?？晒ы樀膶ο笥志邆涫裁礃拥臋嗤?舉個例子來說，使功臣們顯示出服從態(tài)度的劉邦，到底具有什么樣的性格呢?對功臣們來說，難道不是承認劉邦具有天賦之資，因而從內心深處表示服從的嗎?果真如此，劉邦的身份盡管很低，但本質上與所謂上古圣王依據神權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嗎?
在東漢廣泛可見的門生故吏關系與此不同，川勝義雄認為這一關系是人和人之間在人格上的一種結合?！独W紀聞》論東漢末年有一種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猶如侍者、僮仆一樣的風氣。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節(jié)而博得聲譽的人物，因此對他們予以景慕就決不會如對神權那樣敬畏。人們所尊崇的，是他們那作為人的道義之心，進而還期待著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測在漢代的人和人之間形成了一種以人格的高貴性作為媒介的關系嗎?內藤湖南曾經指出，六朝的貴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數情況下，望族、門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習語都可以用來稱呼六朝貴族。所謂“望”，不用說就是對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種期待的用語。可以說，這些用語正是源于對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關系在漢代社會中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一十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漢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職的條件是需要具備儒家的教養(yǎng)和道德，這也即是所謂的察舉體制，其作用非同尋常。內藤湖南認為六朝貴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歷代官僚之家，這一點頗具啟發(fā)性?？梢哉f歷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學為背景登上歷史舞臺的。
漢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據儒學，這也有利于擴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圍。原來的軍人或文法之吏有著皇帝家產官僚的性質，其選任的范圍也極為狹窄。而察舉政策與之不同，是從整個社會中召集具有做官資格者。如此一來，漢朝的權威也就隨之擴大到整個天下?？墒蔷徒Y果而言，這一政策也給漢朝帶來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軍事這些對皇帝政治極為有用的才能，與自己的內心世界緊密相連的知與德亦即學問的培養(yǎng)才是最基本的條件。儒家官僚與皇帝一方面為君臣關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擁有正統(tǒng)性。東漢末，上述關系遭到宦官勢力破壞，儒家官僚于是對宦官勢力展開攻擊，兩者之間發(fā)生激烈的黨爭。對清流派來說，黨禁毋寧還是一種榮譽，因為自己的權威在此得以證明。他們看重名節(jié)以至苦節(jié)，就是因為重視自己的名譽勝于國家的命運。如前所述，這一態(tài)度在當時廣為青年之士所憧憬。
漢王朝依靠這種方法加強其權力基礎，并試圖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這種擴大權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階級之間產生出了一種以人格為媒介的個人結合關系，其結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國家的公權力。
致使?jié)h王朝陷人大動亂的是太平道。作為一種宗教教團，太平道和西邊的五斗米教一樣，在性質上與從前的宗教有所不同。從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從前的宗教行為對共同體內的各種神靈極為尊重并寄寓信賴。在那里，有關個人道德的意識并不強，為了維持正常的共同體生活，人們一般都祈求神靈的保佑，并舉行祭祀活動。到秦漢時期，作為神來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開始代之以人物。雖然全非如此，但至少個人的道德能夠介入其中。相對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顯地將救濟個人的問題與本人的道德實踐結合在一起．這一點應該說象征著普遍宗教在中國的誕生。
個人、道德這二個詞語與前面提到的人與人之間的人格結合這種社會現象也是相適應的。六朝貴族賑恤鄉(xiāng)人的行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與道、佛兩教信仰的關聯(lián)性。
總之，隨著漢帝國的崩潰，中國陷入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動亂之中，而在此過程中產生的這一新的人際關系將處于四分五裂狀態(tài)中的地區(qū)和人們相互聯(lián)結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社會結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體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時期各個國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對漢人王朝，絕不能把它們想像成類似現代或其他時代的國家，也就是不能認為在那里官僚組織是按法規(guī)而自行運作的。官僚組織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仍然存在，不過構成官僚集團的卻是貴族階級。一般而言，貴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們在各地鄉(xiāng)論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關系仍發(fā)揮著重要影響，這些情況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這種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吸引住他人，實際上也就決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況當然屬于權力運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可是在權力運作的深處，在貴族階層內部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人格關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運轉就會失靈。
因此可以認為，從里面支撐著六朝政治公權力的是貴族之間結成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其影響力不容忽視．不過，這種人與人的關系并非只為個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機主要在于對卓越人格產生的尊敬之心。貴族階級的階級權威正是通過這些價值觀念樹立的。沒有權威，權力也就無法得到正統(tǒng)。大家都知道，南朝諸政權為了獲得正統(tǒng)的名義而舉行禪讓儀式，具體執(zhí)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擁有名望的貴族高官。這即是權力需要權威來保障的極好例證。
在任何時代，權力都是離不開權威的。不過，姬周時期的王權卻能將權力和權威合為一體，其原因在于那時人們相信王權誕生于神權之故。那么，秦漢的皇權又是如何呢?這里有必要從上述角度來探討其性質。
漢武帝時期，在國政之中積極導人儒學，意在維護皇權的正統(tǒng)性。這并不是說此前的皇權外部存在著別的什么權威，而應該認為皇權也是融權力、權威于一體的。僅就這一點來看，應該說先秦時期的君主權在此得到了繼承。總之，儒學為漢王朝采用以后，權威便開始展開了自立運動的軌跡，而這一運動的具體形式是在貴族階級那里得到體現的。
六朝貴族并非依靠權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擁有武裝組織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會擁有權力，但結果不是被王朝權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權力最終要歸為一體。可是，權威與權力并非處于同一個層次，因此擁有權威者既能針對權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過相互依靠達致共存。
再重復一次說，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權的統(tǒng)治方式。對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認為它是一項皇權把貴族階級吸收進其權力之中的制度。但實際上，作為一項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認了促使貴族階級得以自立的權威。我們認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義。宮崎通過該項研究，描繪出了官僚制與貴族制這兩個互為交織重疊的世界。如劉宋王球所說的“士庶之別，國之章也”那樣，當時的官僚制與貴族制這兩個系統(tǒng)公然并存且各自發(fā)揮著機能。
可是兩者相互依存的結果，卻導致了國家和貴族階級的兩敗俱傷。貴族階級依靠權威，在政權內占據高位，但結果是他們不再努力磨練那種屬于權威之本源的人格。我們看《顏氏家訓》，就會發(fā)現梁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復所論，支撐漢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擴大的歷史潮流，但隨著漢王朝的崩潰，這股潮流在對外、對內兩個方面開始顯現出曲折的跡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轉向既成世界的內部。在上述過程的基底處發(fā)揮影響作用的，是一種新誕生的社會原理，我認為這即是存在于中國社會內部的人格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權，而現在卻轉變成依據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態(tài)以外，六朝的各種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說明此點的根據。此處從略)。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對外關系的變化中有著什么樣的原理變化。
胡族遷徙到中國內地，由此開始了廣泛的胡漢融合．最初由于胡漢雜居，產生習俗、言語的融合，后來在政治的影響下，融合跡象日益顯著。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即為其中之一，而陳寅恪論關隴集團，也云“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chuàng)霸業(yè)”。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雖不盡相同，但在超越種族差異、建立新的統(tǒng)治者集團這一點上，又有共通之處。北魏的歷代君主遵信道、佛兩教，這也為推進胡漢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為薩滿教，后改宗道、佛這兩種含普遍教義的宗教。到北魏后期，還可以看到鮮卑貴族浸染于以儒教為代表的學問之中。
在漢代，胡族與漢族的關系由于種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時常發(fā)生對立，到了北朝，中國社會克服并超越了這種不同，開始從單一同種(homogencous)的社會轉化成異種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會。借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在整個社會中實現了從“類”向“教”的轉化。
據此我們可以認為，逐步滲透于漢族社會內部的人格主義與在胡漢融合的條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國民族，這兩點被一條共同的時代絲線聯(lián)結到了一起。
上述時代原理在隋唐時期又是如何得到繼承的呢?
隋唐時期與六朝有一點截然不同，這就是結束了長達幾個世紀的政治分裂局面，統(tǒng)一了整個中國。能夠實現這一點的，不用說是來自于強大的皇權。內藤湖南倡導唐宋變革論，指出變革的特征為二：從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變化；人民從貴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歷史進程中，有些現象反映出了上述兩個特征，例如隋文帝罷九品官人法而設科舉，再如廢除鄉(xiāng)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來的府兵制作為皇帝的直屬軍隊也有助于強化君主權。內藤湖南指出了這些現象，但同時認為由于無法壓制住門閥貴族，隋唐皇權本身也還存在著某種限界，因此就結果來看，隋唐兩個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貴族制國家這一框架之外。內藤的這一理論在澄清唐宋變革的意義上極具啟發(fā)，以下我們就沿著他的思路來探尋六朝與隋唐之關系。
唐王朝承繼隋之后，統(tǒng)一了全國，其力量進而還伸展到塞外地區(qū)，國家版圖遼闊，猶如漢之再現。不過就其統(tǒng)治方法而言，與漢全然不同。通過實施郡縣制來統(tǒng)治塞外地區(qū)，此點漢唐一致，但漢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長官進行直接管理，而唐則取所謂羈縻政策，即任命當地部落酋長為都督、州、縣之長官。由此一來，這些人也就同時身居唐朝行政長官與出身部落的酋帥這兩種地位。這一統(tǒng)治方式顯示出，唐在對周邊種族實施直接統(tǒng)治上存在著限界。唐朝在州、縣之上置都督，這也是與漢代不同之處。都督、州、縣三級制同樣實施于唐王朝內部，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時期所置都督州軍事的痕跡。都督州軍事的設置始于三國時期，目的在于對付出現于地方社會的自立傾向。當時這種傾向往往成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該制度含有加強中央政府統(tǒng)治的意圖，但同時也反映出中央與地方的力量平衡在發(fā)生變化。眾所周知，都督州軍事管轄數州，它時常與中央政府產生對立，顯示出獨立的性質，這一點與前面談到的歷史潮流在六朝時期開始向內運轉的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傾向在制度上繼續(xù)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強中央集權而廢除了都督制，但卻有始無終)。譬如都督制，雖在王朝的內部地區(qū)流于形式，但在對塞外民族的羈縻政策中，通過任命有實力的酋長為都督，仍然發(fā)揮著實質上的效用?？傊?，實施這項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會有著自立的勢力。在此背景下，酋長們雖接受任命成為唐朝的官吏，但不時會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還會發(fā)動叛亂。
唐王朝在向外擴大的過程中暴露出其弱點和限界，當受到四周的抵制時，便制定了上述羈縻政策，這一情況實際上與六朝時期一脈相承。那么，內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動亂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內部地方社會與中央相抗的因素。貴族階級失去了作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現出官僚的側面。這里似乎可以認為貴族階級變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過對這一認識，我們還必須予以慎重考慮。三省作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機構，其淵源當是漢魏時期的近侍之官，發(fā)展到唐代，成為最高行政機關。三省長官猶如宰相，位高權重。三省之間也是互持均衡，并與皇帝相持，所謂門下省的封駁之權堪稱典型。在這里，三省的地位顯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產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作為這種官衙的一員，貴族個體可以說擁有一種獨立于皇權之外的性質。
唐代選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舉制度。任子制度實際上是貴族制度的一種變化形式，至于科舉制，雖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貴族制，但其所測試的明經、進士等科目卻是考核貴族式教養(yǎng)。也就是說，到唐代，六朝時期的人格主義雖然形式有所改變但仍得到了繼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貴族階級并非只作為單一的家族而存在，他們已經成為集權性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貞觀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這一點。六朝時期常集中收錄天下的貴族家門，而《貞觀氏族志》卻以官品高低為標準來決定家門的等級，此點已為治史者所習知．爾后武則天的寵臣李義府撰《姓氏錄》，即便是軍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數收入，為此受到士人們的蔑視，貶其為“勛格”?！敦懹^氏族志》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評判那些可算作貴族門第的等級，而《姓氏錄》則是只要擁有官品，誰都可以成為貴族之家，兩者可謂大相徑庭。盡管如此，當時的人們熱心于成為貴族一事，由此可見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時期，評判族望高低的總譜還是在編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時期，民眾處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時期，則完全接受國家的統(tǒng)一支配。唐朝依據鄉(xiāng)、里、鄰制度將民戶按戶組織，使其成為中央直接統(tǒng)治的對象?？墒菗茟袅睿趯嵤├镏频耐瑫r，在都市另有坊制，在鄉(xiāng)村則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時期的產物，而村制更可以說是在六朝時期新出現的農村。唐朝不能單靠里制來掌握民眾，在另一方面它還不得不承認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見，統(tǒng)一了全國的唐王朝把周圍的各個部族納入州縣制之中，并且還試圖全盤掌握貴族和人民。但是這一企圖無法得到貫徹，在現實中面對六朝以來的獨立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協(xié)。值得注意的是，獨立于皇權之外的自立勢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進一步發(fā)展，在唐宋變革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徹底擺脫羈絆以后，興建遼國，走向了獨立國家之路。再如以村為中心形成的草市則成為市、鎮(zhèn)這樣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礎，同時也促成了貨幣經濟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舉制度來說，內藤湖南認為從唐代到宋代以后，科舉制的發(fā)展反映出了從人格主義向實務主義的變化。不過，雖說是實務主義，但并非單指行政上的實務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學問和教養(yǎng)的政治見識。在這種標準下選拔出來的官僚群規(guī)模龐大，成為君主獨裁政治的執(zhí)行者，由此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科舉制時代。
總之，魏晉以來的歷史潮流到隋唐時期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制度，雖然這股潮流的生氣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內部又再次進發(fā)出新的潮流。與從前的時代相比較，魏晉至隋唐的歷史發(fā)展看似在倒退，其實反映了歷史運動的潮流在這一階段轉變了方向。在人格主義、普遍主義理念的誕生這一點上，可以說將中國史引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內容提要】要看清社會主義的現在和未來，就要考察社會主義的歷史；要對社會主義的歷史作出確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歷史進程的總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術革命如何推動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蘇聯(lián)模式的社會主義是在戰(zhàn)爭與革命的時代形成的，它在回應第二次技術革命以后出現的世界性挑戰(zhàn)中作出過重要貢獻；但它沒有經受住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考驗，沒有能力對新技術革命作出有力地回應，從而走向衰敗。蘇聯(lián)模式的衰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的必要條件。鄧小平理論是在回應當今時代挑戰(zhàn)中形成和發(fā)展的，要進一步回應時展的挑戰(zhàn)，就必須進行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和其他創(chuàng)新。
【 正 文 】
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將最終取得勝利，但它決不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直線式的發(fā)展，而是高潮與低潮相交錯，前進與后退相更替，成功與失敗相交織。因此，只有在歷史長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會主義的現在和未來。要對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進程的軌跡作出大體符合實際的描述，就必須把它放到世界歷史進程的總背景下來進行考察。鄧小平理論是世界歷史和社會主義進入當代以后的產物，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只有把它放到這兩個歷史進程的總背景下來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它的含義和世界歷史意義。
一、三次技術革命與社會主義的歷史發(fā)展
為了在世界歷史進程的背景下來考察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進程，我們需要著重考察三次技術革命對它的推動作用，因為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推動了社會的巨大變革，從而推動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巨大發(fā)展。
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產生了在批判資本主義基礎之上、反映早期無產階級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在工業(yè)革命發(fā)生以前，這些社會主義者企圖在手工業(yè)和小農業(yè)的技術基礎上消滅剝削，只能設想一個帶有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特點的社會主義。18世紀的社會主義者甚至聲稱：寧可犧牲經濟進步也要實現平等。
由蒸汽機的發(fā)明和應用為中心的第一次技術革命，推動了工業(yè)革命，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巨大變革，從而推動了社會主義邁出了兩大步：第一步，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促使了生產力突飛猛進，那種寧可犧牲社會進步也要實現社會平等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失去了存在的根據。但是，它并沒有消滅社會主義，而是把社會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19世紀初，三大空想社會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設想未來社會的技術基礎不再是手工業(yè)和小農業(yè)，不再認為可以以經濟倒退為代價去鋪設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同時追求社會主義的兩大目標——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第二步，到19世紀40年代，工業(yè)革命在英國已經基本完成，在法國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德國也已經起步。一方面，隨著工業(yè)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會主義已不能適應歷史發(fā)展形勢和歐洲工人運動的需要而日趨衰落；另一方面，工業(yè)革命的深化，為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提供了社會歷史條件和階級基礎。新的客觀歷史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和當前的現實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業(yè)的發(fā)展也使人們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狹隘的眼界，對社會歷史的發(fā)展作出全面的歷史了解，根本改變認識世界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了人類的文明成果，根據新的事實，創(chuàng)立了唯物史觀，使社會主義從空想發(fā)展為科學。
以電力的發(fā)明和應用為中心的第二次技術革命，引起了工業(yè)結構的變化，推動了重工業(yè)部門的迅速興起，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生產社會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之間進一步發(fā)生矛盾，從而開始了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軍。這個勝利進軍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到19世紀最后30年，發(fā)生了1873-1895年的大蕭條，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破產，宣告了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已經過時，證實了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確。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不僅在工人運動中爭得了無可爭辯的統(tǒng)治地位，而且在整個理論界取得了巨大的影響。正如《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所說的，馬克思成為“在19世紀最后30年中，對社會、政治和宗教思想影響最大的人”。（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頁。）第二，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特別是社會化生產與私人占有制之間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和平發(fā)展時期宣告結束，進入了戰(zhàn)爭與革命的時代。1914年爆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這次戰(zhàn)爭中爆發(fā)了十月革命，以此為開端，社會主義開始由理想變?yōu)楝F實。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更趨于尖銳，終于爆發(fā)了30年代的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取得了勝利，社會主義從一國發(fā)展為多國。但是，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大多是經濟落后的國家，并在這些國家建立了蘇聯(lián)模式的體制。
以電子的發(fā)明和應用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正在和已經把世界歷史、從而把社會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當代社會主義的階段。這個階段還剛剛開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態(tài)勢下開始的。西方國家度過了大動亂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提高了適應社會化生產的能力，進入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發(fā)展的時期；而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潛力已經耗盡，面臨著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革的艱難課題。
社會主義從莫爾算起，已經跨越了五個世紀，在此期間，世界曾經歷多次巨大的變革，社會主義遇到過多次尖銳的挑戰(zhàn)，其結局都不是社會主義的滅亡，而是社會主義的觀念更新和發(fā)展。
二、戰(zhàn)爭與革命時代的世界性挑戰(zhàn)與蘇聯(lián)模式
蘇聯(lián)模式的社會主義，是在戰(zhàn)爭與革命的時代，在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經濟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而選擇的模式。這種模式在發(fā)展戰(zhàn)略上有三大特點：以高速度的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以重工業(yè)為固定的發(fā)展重點，以粗放發(fā)展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與此相對應，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國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與上述兩者相對應建立了黨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盡管有種種弊端，但曾經有過重要的歷史作用，特別是在回應這一時期世界性的挑戰(zhàn)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挑戰(zhàn)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機為標志的生產無政府狀態(tài)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蘇聯(lián)模式的計劃經濟正是作為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在30年代大危機發(fā)生之時，蘇聯(lián)正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避免了這場大危機的災難，成為沙漠中的一片綠洲。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從歷史看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文中說：“1914年到1950年前后，資本主義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為引人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經濟一塌糊涂，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頭一次顯現出全面崩潰的跡象”，“60年前，非共產主義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曾排著隊去莫斯科探尋‘計劃’的秘密，這種計劃使蘇聯(lián)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從歷史看社會主義的未來》，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8年第2期，第58-61頁。）。
蘇聯(lián)模式的計劃經濟推動了西方國家走向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美國羅斯福總統(tǒng)接受了美國經濟學家的建議，學習蘇聯(lián)計劃經濟的某些做法，實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這個新政被稱之為“漸進的社會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洲普遍過渡到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這首先是反思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30年代大危機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表明當時的市場體系大規(guī)模失敗了，不能指望它不會再一次失敗。戰(zhàn)爭結束時，在歐洲和世界許多地方，資本主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資本主義軟弱，無效率而又無能，不能依靠它來實現經濟增長，過上體面的生活。戰(zhàn)爭造成的駭人聽聞的破壞、窮困和分崩離析，促使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到來，而私人經濟遭到了戰(zhàn)爭的嚴重破壞，不能指望它來承擔重建的任務。當時，蘇聯(lián)的五年計劃已經開始放射出將持續(xù)幾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醫(yī)治30年代的大失業(yè)和資本主義失敗的一劑良藥。在英國，戰(zhàn)爭時期的英雄人物——保守黨的丘吉爾在戰(zhàn)后的大選中失敗下臺，主張搞二元經濟和計劃的工黨領袖艾德禮卻上了臺。工黨于30年代中期從列寧那里借用了“制高點”（注：“制高點”這個詞，最早是列寧主義為在1922年11月13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講演寫的提綱中。原文為德文，意思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蘇維埃俄國，不需要全面的國有化，只需控制經濟命脈——“制高點”。中文譯本把這個詞譯為“命脈”。）一詞。艾德禮提出：要控制“制高點”，“要對一些重要的經濟力量實行公有制，并根據公眾的利益對其他許多經濟活動實施計劃管理”。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當時寫道：“歐洲沒有人相信美國生活方式，即沒有人相信私人企業(yè)?；蛘呶銓幷f，那些相信它的人們屬于一個被擊敗的黨”。歐洲主要國家紛紛搞二元經濟。歷史學家E·H·卡爾在1947年寫道：“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現在都成了計劃者’，這主要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地受蘇聯(lián)實踐及其成就影響的結果。”（注：轉引自丹尼爾·耶金、約瑟夫·斯坦尼斯羅：《制高點》，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頁。）如果沒有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機更嚴重的危機沖跨。
挑戰(zhàn)之二，法西斯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當法西斯挑起的戰(zhàn)爭成為人類主要的威脅時，蘇聯(lián)模式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有效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蘇聯(lián)集中人力、物力發(fā)展重工業(yè)，為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否則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歷史將與現在的極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黨主席卡里略說：“當法西斯主義在西方民主制國家接二連三地占據實力地位，并成為局勢的主宰時，蘇聯(lián)一直是保護人民免遭法西斯主義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亞哥·卡里略：《運動和綱領——共產主義的發(fā)展》，見《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頁。）戰(zhàn)后的法國，反思在戰(zhàn)爭中遭到德國法西斯鐵蹄的蹂躪的教訓時，認為落后的經濟是其軍事和政治衰弱的一個重大根源。加之，舊的經濟體系不足以滿足壓倒一切的重建國家的需求，相當多的法國企業(yè)因其領袖與納粹和維?？苷嘞喙唇Y而深受玷污。面對市場經濟的明顯缺陷，法國也借鑒蘇聯(lián)經驗建立了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
盡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論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會主義與法西斯聯(lián)系在一起，但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它是與資本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蘇聯(lián)則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業(yè)，從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臺的經驗。在德國“甚至連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過了一個計劃，聲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經背棄了‘德國人民的國家和社會利益’，轉而呼吁對制高點實行公有制，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實施‘相當’程度的中央計劃。”（注：轉引自丹尼爾·耶金、約瑟夫·斯坦尼斯羅：《制高點》，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蘇聯(lián)和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在反法西斯斗爭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挑戰(zhàn)之三，落后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流產，給廣大落后國家人民帶來的災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不僅在本國造成了兩極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圍內造成兩極分化：一極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工業(yè)化和現代化；另一極是占絕大多數的發(fā)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后和不發(fā)達。如果不是從世界整體聯(lián)系中，而是從每一個國家孤立起來觀察，那么很容易把發(fā)達和不發(fā)達看作是一國發(fā)展過程的兩個階段。發(fā)展中國家要從不發(fā)達狀態(tài)變?yōu)榘l(fā)達狀態(tài)，只要學習西方的經驗，遵循西方走過的道路，就可以實現現代化。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西方人是這樣說的，落后國家人民也是這樣想的。但發(fā)展中國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學習，大多數國家的情況卻越來越壞。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guī)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環(huán)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保ㄗⅲ骸哆x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頁。）這不僅是對中國情況的生動寫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的狀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德、日、俄（包括蘇聯(lián)）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現代化的國家的不同道路，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為后起而又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的三個典范。但德日兩國后來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成為戰(zhàn)敗國，威信掃地。唯獨蘇聯(lián)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從而成為當時后起而又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國原來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之一，在這個模式中蘇聯(lián)經歷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變成國民生產總值占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國家。這就是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不僅一批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紛紛學習蘇聯(lián)模式或借鑒蘇聯(lián)模式，而且許多新獨立的發(fā)展中國家紛紛宣布自己搞社會主義，有的還以蘇聯(lián)的做法為樣板。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矚目，以致共產主義的反對者也承認，對于這樣一些民族，指令經濟“可以成為一種發(fā)展技術，這些民族必須努力建立由于歷史情況而未能出現的工業(yè)社會”（注：R·阿龍：《進步的幻滅》，巴黎卡爾曼—萊維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頁。）。它能表述一種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國家必須是強有力的，以便加速工業(yè)化”（注：TH·考茨基：《共產主義和發(fā)展的政治學》，紐約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頁。）。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以上這些，有助于我們理解蘇聯(lián)模式的歷史作用，理解社會主義歷史上這一重要的歷程。也有助于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潛力耗盡以前，社會主義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在面對時代挑戰(zhàn)中進行競賽。
三、蘇聯(lián)模式的危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
應該說，我們曾經對蘇聯(lián)模式的歷史作用作了非歷史的解釋，認為它是適應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其實，這個模式是戰(zhàn)爭與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經受住了戰(zhàn)爭與革命的考驗，但卻在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以后沒有經受住考驗；它是與粗放發(fā)展相對應的，能集中全國的資源把它投到國家最需要的部門和地區(qū)，但沒有能力解決從粗放發(fā)展向集約發(fā)展的轉變；它能適應第二次技術革命，能利用國家的權威，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集中資源迅速建立起這次技術革命中興起的重工業(yè)，但卻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蘇東國家粗放發(fā)展?jié)摿Φ暮谋M，這個體制的弊端日益明顯的暴露。從60年代開始，蘇聯(lián)的經濟增長率就不斷下降，按照蘇聯(lián)政府的統(tǒng)計，蘇聯(lián)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1951-1960年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進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蘇聯(lián)有的學者用西方的統(tǒng)計口徑重新估計，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蘇聯(lián)和東歐的學者和政治家認識到它根源于粗放發(fā)展，要扭轉經濟增長率的不斷下降，就必須從粗放發(fā)展轉變?yōu)榧s發(fā)展，這一點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識，到1971年寫入蘇共決議。蘇共二十四大提出：蘇聯(lián)的經濟戰(zhàn)略要由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把科技成果運用于生產。二十五大進一步提出：第十個五年計劃(1976-1980)為“質量、效益”計劃，為此，蘇聯(lián)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沒有奏效，發(fā)展戰(zhàn)略調整了幾十年就是沒有調整過來。主要有兩個原因妨礙蘇聯(lián)從粗放發(fā)展轉變?yōu)榧s發(fā)展：一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由于蘇聯(lián)的經濟規(guī)模比美國小得多，要在軍事上達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發(fā)展軍事工業(yè)，從而造成國民經濟的軍事化，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調整。二是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是同工業(yè)化的初期階段的粗放發(fā)展和備戰(zhàn)需要相適應的，但在這種體制下企業(yè)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不從根本上改革這種體制，就不可能從粗放發(fā)展轉變?yōu)榧s發(fā)展。隨著時代主題的轉換和粗放發(fā)展?jié)摿Φ暮谋M，這種體制的積極作用也隨之耗盡，成為一種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費的體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及時從根本上改革和沒有成功地改革這個體制，因而也無力扭轉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的局面。此時，西方的新技術革命蓬勃發(fā)展，它大大增強了企業(yè)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轉變?yōu)樯a力的速度，從而把蘇聯(lián)模式的企業(yè)缺乏活力、科技轉變?yōu)樯a力緩慢的缺陷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這次技術革命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全球化，進一步暴露了蘇聯(lián)模式封閉半封閉的弊端。在這次科技革命中興起了高新技術產業(yè)，這些高風險產業(yè)有的在蘇聯(lián)模式中根本成長不起來。隨著這次技術革命的發(fā)展，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從而把蘇聯(lián)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顯暴露出來。這一模式無力對新技術革命作出有力的反應，到80年代蘇東國家在同西方國家的經濟競賽中已完全處于劣勢，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于發(fā)生蘇東劇變。蘇東劇變的直接原因是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就其深層次的原因來說，是蘇聯(lián)模式衰敗促發(fā)的一場危機。
危機是成功地進行體制變革的必要條件。歷史經驗證明，體制的轉換，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體制的危機為條件的。西方國家從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向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過渡，就是經歷了一系列危機才完成的。為此，美國學者布萊克說：“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是根深蒂固的，如不發(fā)生危機，那么要使政策發(fā)生根本性的、實質性的變化是困難的。在當代政治領導人能否完成從變革到高度現代化的過渡，在極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國性危機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保ㄗⅲ翰既R克等：《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31頁。）西方國家這次體制轉換經歷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30年代大危機等一系列的嚴重的危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西方國家在過渡到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以后，在戰(zhàn)后有過幾十年的穩(wěn)定發(fā)展。但到70年代，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導致了新的危機——滯脹。正是這一危機推動了新一輪的改革。美國學者弗里德曼在談到這一改革時說：“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們信奉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雞打鳴使太陽升起一樣。……導致變化的是現實、事實，亦即馬克思所謂的不可抗拒的歷史的力量?！保ㄗⅲ旱つ釥枴ひ?、約瑟夫·斯坦尼斯羅：《制高點》，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頁。）
危機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也不是絕對的壞事，它是危機加機遇，是社會主義的體制轉換的必要條件。首先，正是危機把原有體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銳的形式充分暴露，從而使人們有可能深刻地認識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機有力地打破了體制改革遇到的傳統(tǒng)觀念的障礙。這些妨礙改革的傳統(tǒng)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與原有的體制相對應的，而原有的體制曾經帶來巨大的成就。沒有危機的發(fā)生，就往往缺乏足夠的力量去打破這些過時的觀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這種觀念已經過時，并提出了正確的新觀念，也很難取得共識，甚至可能被當作異端。最后，沒有危機的發(fā)生就很難沖破既得利益的障礙。因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調整，人們在改革中不可能獲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還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利益受到損害。正是危機的發(fā)生，提高了人們對這種利益調整的承受力。
從這個視角來看，蘇聯(lián)模式的危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是同一個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1956年蘇共召開了20大，發(fā)生了波匈事件，這是蘇聯(lián)模式在世界范圍內的第一場危機。正是這場危機推動寫《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以蘇為鑒，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yè)化道路。也是蘇聯(lián)模式的危機，盡管它的口號是反對蘇修，但它的發(fā)生就根源于蘇聯(lián)模式的體制。它不僅沒有從根本上突破蘇聯(lián)模式，而且把這個模式的弊端推到極端。正是這場危機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里，從而推動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是世界范圍內蘇聯(lián)模式的一場最嚴重的危機，它標志著：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困難的時期，是一個舊社會主義形式危機深重而要求出現新社會主義形式的時期?，F在，這種新社會主義形式在一個占世界1/5人口的大國——中國已經出現。與蘇東國家6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70年代末改革以來，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它證明了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時展要求的當代社會主義已在中國誕生?？偨Y這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促使我們更加堅定不移地貫徹執(zhí)行黨的基本路線，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們只有在世界歷史進程的總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認清蘇東劇變的歷史含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的世界歷史意義。
四、鄧小平理論在回應時代挑戰(zhàn)中形成和發(fā)展
思想、鄧小平理論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但是，這一結合為什么發(fā)生了兩次飛躍、產生了兩大成果？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時展要求馬克思主義有新的大發(fā)展。鄧小平說：“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fā)展很快?！灰孕碌乃枷?、觀點去繼承、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保ㄗⅲ哼x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1、292頁。）為什么要進行改革？鄧小平說：“我們要趕上時代，這就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注：選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2頁。）為什么說改革是為了趕上時代？1984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正在世界范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的發(fā)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體制，具有吸收當代新科技成就，推動科技進步，創(chuàng)造新的生產力的更加強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為迫切?！保ㄗⅲ哼x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重要文件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頁。）為什么要對外開放？鄧小平指出，因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保ㄗⅲ哼x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新技術革命正在越來越強勁地推動經濟全球化，不開放不僅不能抓住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遇，而且將被越來越激烈的競爭的浪潮所淹沒。為什么要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思提出來的?？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對馬克思的上述論斷的發(fā)展，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歷史作用的總結。只有充分認識這種歷史作用的社會主義理論，才能是現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為什么要提出科教興國的戰(zhàn)略？因為在科技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一個國家是否有競爭力，并不取決于自然資源的多少，而主要取決于知識的生產（科研和開發(fā)）和傳播（教學與培訓）；一個企業(yè)是否有競爭力，并不取決于有形資產的多少，而主要取決于員工的創(chuàng)造能力。在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必須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位置，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帶動工業(yè)化、用工業(yè)化推動信息化？因為隨著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網絡經濟的出現，信息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fā)展的主流。而我國的現代化，既要完成傳統(tǒng)的工業(yè)化，又要迎頭趕上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yè)革命。我們不可能走西方國家走的先工業(yè)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們對當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強烈的回應，就會喪失機遇，就會同發(fā)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們忽視工業(yè)化的發(fā)展，片面發(fā)展信息化，信息化就會失去工業(yè)和技術基礎。
總之，鄧小平理論就是在回應時代挑戰(zhàn)中形成和發(fā)展的。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對新技術革命的挑戰(zhàn)已經作出了充分的反應。一方面，已經認識必須作出反應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術革命還在不斷提出新的挑戰(zhàn)。例如：信息化的蓬勃發(fā)展和由此進一步推動的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們這個工業(yè)革命尚未完成的國家不斷提出尖銳的挑戰(zhàn)。但挑戰(zhàn)與機遇往往同時并存。
回顧世界現代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經有了三批這樣的國家和地區(qū)，為此人們稱之為現代化的三次浪潮。這三次浪潮的原動力來自三次技術革命，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推動一批國家走向現代化。如果這次技術革命給這個國家或地區(qū)提供了機遇，而它又抓住了機遇，那么它就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進。否則，就會同先進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臨的挑戰(zhàn)將越來越嚴重。當第一次技術革命和工業(yè)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現代化的西方國家開始向東方擴張，同時侵略了俄國、中國和日本。這三個國家作出了三種不同的反應。俄國反應最快，率先進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較??；日本反應最強烈，改革的力度也較大；中國的清朝政府卻表現出驚人的麻木，錯過了改革的時機。當第二次技術革命發(fā)生之時，它就給日本和俄國提供了走向現代化的機遇，而中國卻沒有條件抓住機遇，終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以后，經歷了20多年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發(fā)展提供的機遇去回應挑戰(zhàn)。說：“100年前，當20世紀來臨之際，世界科技進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對當時和以后世界生產力的發(fā)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而當時處在政治黑暗、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的中國，根本沒有可能去追趕世界科技發(fā)展的先進潮流?，F在，當21世紀來臨之際。無論是中國的面貌還是世界的經濟社會生活，同100年前比已發(fā)生了歷史性的巨變。世界科技又出現了新的重大突破，為世界生產力的發(fā)展打開了新的廣闊的前景。當今的社會主義中國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去追趕世界科學技術發(fā)展的先進潮流，實現中華民族的更大發(fā)展。關鍵是要抓住機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選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2000年2月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
指出：“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已經成為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保ㄗⅲ哼x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2000年8月5日會見楊振寧等六位著名科學家的談話。）要使科學技術成為我國跨世紀發(fā)展的強大推動力，就必須進行科技創(chuàng)新。進行科技創(chuàng)新當然要增加投入，這方面還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僅涉及投入問題，而且涉及體制問題。蘇聯(lián)為了改變在新技術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斷增加投入，科研費用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為3.5%，1971-1985年進一步上升到4.8%。這一比重遠遠高于西方發(fā)達國家，但在新技術革命中還是越來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體制不行。美國研究人力資本的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對此作過如下的分析：“在費用和科學家的數量上，蘇聯(lián)和美國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蘇聯(lián)的效率方面比我們低得多”，“在人體和生命科學方面，獲得高學位的科學家數量蘇聯(lián)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學方面數量兩國大致相等。而在化學和生物學方面，我國的科學家數量則要大于蘇聯(lián)。在農業(yè)方面獲得高學位的蘇聯(lián)科學家至少超過美國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蘇聯(lián)沒有一項農業(yè)生產率進步是來自其研究的。”（注：選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西奧多·W·舒爾茨：《人力投資》，華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頁。）根據歷史經驗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新鮮經驗，提出必須同時進行科技創(chuàng)新和體制創(chuàng)新。他說：“在現代化建設中，科技創(chuàng)新和體制創(chuàng)新是決定性因素”，“科技創(chuàng)新是生產力的重要變革，經濟體制創(chuàng)新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注：選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會上海代表團的講話。）要實現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創(chuàng)新和其他方面的創(chuàng)新，就必須實現理論創(chuàng)新。說：“思想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是引導社會前進的強大力量?！秉h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是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和其他創(chuàng)新，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為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和社會主義事業(yè)提供了經驗，并將為社會主義的復興作出貢獻。鄧小平理論就是在回應時展的挑戰(zhàn)中，在實現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創(chuàng)新和其他創(chuàng)新的同時，實現的理論創(chuàng)新的成果。它將在進一步回應時代挑戰(zhàn)中得到新的發(fā)展。
引言：時代“學術風尚”與“邊緣思想家”
如果我們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統(tǒng)”學術之中，舉出一位“非正統(tǒng)”的學術人物，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巖，1738年－1801年），無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時代的正統(tǒng)性學術，是用“實證”方法對儒家“經典”進行重新研究的“考據學”。它往往被看成是“漢學”的復興，[1]因它的篤實和質樸無華，又以“樸學”見稱。對考據學家們來說，“道”和“真理”都蘊藏在最具權威性的儒家經典之中，他們以“癡迷性”的執(zhí)著，試圖通過對其進行音韻、訓詁和考訂等一系列“文獻實證性”研究，以發(fā)現“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稟賦不高、無驚人記憶力、一生為生活所困并多賴師長、朋友相助的章學誠，似乎一開始就對這種學術風尚缺乏認同感，他主動地疏離和批評這種風尚。[2]風尚和權威往往會扼殺那些不合時尚或向權威挑戰(zhàn)的人。章學誠這位從小就對“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后并以“吾于史學，蓋有天授”這種自信的口吻要求別開學術“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對時代學術風尚有所顧忌。他在給錢大昕的信中這樣說：“學誠從事于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fā)明，然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夫……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挽救，無為貴著述矣。茍欲有所救挽，則必逆于時趨。時趨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學術使命感，[4]使章學誠最終作出了與時代學術風尚相對抗的驚人選擇，即顛覆和解構乾嘉文獻考據性的經學“學風”。他這樣做，同時也意味著選擇了不被時代學術風尚所認可的“孤立性”和“邊緣性”道路，他注定要成為一位“獨自性”的“邊緣思想家”。[5]當然，這不是說章學誠的學術工作， 當時未贏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實際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晉涵、錢大昕等人，都對他的學術追求作出了鼓勵和肯定。錢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據學的大家之一。章學誠還同那個時代最著名的考據學家戴震有來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響，[6]盡管他對戴震有所批評。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學誠選擇非主流或非正統(tǒng)的學術道路呢？或者說，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據學對峙呢？對于那些把學術作為一種值得為之獻身的“事業(yè)”并要求在此獲得傳之久遠成就的乾嘉考據學家不是更應該加以肯定嗎？他們不正是韋伯（Max Weber ）所說的“以學術為業(yè)”的那一類人嗎？也許有人會馬上提出反駁，說他們并不是真心愿意從事他們所從事的學術工作，他們只不過是對乾嘉文化專制主義（如一般所說的“文字獄”）的一種無可奈何的反應。他們之所以樂意鉆在“故紙堆”里，只是除此之外無事可干。[7]但問題是，如果這不是一項在他們看來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們寧愿無所事事，也不愿自討苦吃，去觸動那沒有什么詩意的發(fā)黃的故紙堆。說到底，他們的追求仍然體現了學術所需要的那種執(zhí)著精神，何況他們又取得了在今天看來是傳之久遠的成就呢？而且考據學家們所使用的被梁啟超和胡適等人從“科學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獻研究中不是也應加以肯定嗎？批評考據學家的章學誠，實際上并沒有對從事任何學術都需要的獻身精神提出質疑。他也沒有在某些非常具體的語言文字等問題上向考據學家們提出挑戰(zhàn)。他對考據學方法表示了某種不滿。章學誠的問題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關鍵的地方提出。他斷定考據學家的“學術前提”（或出發(fā)點）完全錯了。他們“根本上”誤解了儒家“經典”的意義；他們“根本上”弄錯了“學術”所要致力的“方向”。他們因誤入第一個歧途，進而誤入到第二個歧途。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這種消解性工作中，章學誠同他的時代正統(tǒng)性或主流性的考據學對立了起來，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獨特性”的經學思想。
一 “六經皆史”：“經”的“還原”
就大的方向來說，我們對文本（不管是經典性的，還是普通性的）的解釋，有兩種似乎是對立性的方向，一是設定了文本的“本義”或“本來面目”的存在。按照這種設定，解釋者的任務，就是盡一切可能排除主觀“先見”，發(fā)現作者的原意或本義；與此不同，二是并不設定文本的“本義”，更直接地說，這種方向不承認有所謂離開解釋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釋者的“先見”或“理解結構”不僅不是解釋文本的障礙，恰恰是解釋得以可能的條件。對于實際上是傳統(tǒng)解釋學和現代解釋學所包含的這兩種對立性方向，我們不打算作出評論。我們直接要尋問的是章學誠的解釋意識，是屬于這兩種的哪一種。簡單地說，是屬于第一種，也就是肯定文本本義的存在，并要還原它的本真性。章學誠學術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圍繞著尋找或還原他所設定的儒家經典（“經”）的“本義”而展開的。實際上，作為權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礎的儒家經典，一直不斷地被解釋著，這在章學誠所處的那個時代也沒有什么改變。但是，章學誠不滿意甚至抱怨以往人們對“經意”所作出的解釋，因為他認定已有的解釋存在著嚴重的誤解?，F在我們就來看看他是如何解釋儒家“經”的意義的。
我們直接從章學誠的“六經皆史”這一基本命題說起。這一出現在他的《文史通義》開篇的命題，極其簡明地含蓋了他經學思想的核心部分，當然也是他對“經”所作出的一種解釋。按照這一命題，儒家最基本的六種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實際上都是“歷史”（“史”）。把“經”還原為“感性”和“具體性”的“歷史”，自然就意味著要剝掉在它上面所覆蓋的其它任何“非歷史性”的東西和“抽象性”的東西。這也意味著讓失去“本來面目”的“經典”，恢復它的本然，把人們從習以為常的“經意”切換到他們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學誠對“經”所作出的這種大膽齊一的“還原”，有“歷史”根據嗎？如果這只是一種異想天開的臆測，他的“還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歷史性”的困境。以“史”為本位的章學誠當然要避免這種結局。 章學誠把“經”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國“始源性”的“三代歷史”為根據的。也就是說，他把“經”還原為“史”，是通過把歷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時空中來實現的。章學誠相信，在儒家津津樂道的“三代”歷史時期，并不存在所謂“經”。他論證說：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驗橹螢椴?，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兑住吩唬骸评淄?，君子以經綸?！浘]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述禮樂，施政事?！浿?，所由?P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盵8]
照這里所說，“經”是指“綱紀”、“經綸”（“匡濟”），而不是所說的“經典”。
如果說三代沒有所謂以著作或典籍為“經”的“經”，那么后人所說的“經”，在三代 的具體表現是什么呢？或者說它的“本來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說，章學誠把它斷定為“史”。他說：“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要對“六經皆史”這一命題達到“具體的”理解，就需要來討論一下章學誠所說的“史”的意義。[9]照我們現在一般對歷史的理解，它有兩種意義，一是意味著發(fā)生在特定時空中的“事件”，如“史實”、“史事”；二是意味著人們對歷史事件的記載或描述，如史書、史記等。[10]就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觀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們回到章學誠那里，來看看他所說的“史”究竟是指什么。這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胡適等人曾把它解釋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湯志鈞不同意這種解釋，他們把它解釋為“史意”。[12]有趣的是，倉修良又回到了胡適的解釋中，拒絕周、湯的說法。[13]我們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學誠在《史釋》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學誠說：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盵14]
照章學誠這里所說，盡管“史官”有不同的種類和分工，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確地說“《六經》皆周官掌故”。[15]從統(tǒng)一的方面來考慮，章學誠所說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記載和掌管的與政教有關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質和與他緊密相聯(lián)的歷史制度“遺留物”兩個層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學誠還從其它不同側面對“經”作了類似于“六經皆史”這種論式的“還原”，如他所說的“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17]所說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18]所說的“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等，[19]都是其比較典型的表現。對此應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跡所以跡等，都是中國思想的重要觀念。就“理”、“道”等同“六經”的關系來說，清代考據學一般都相信“道”和“義理”等，都存于“六經”之中，[20]并且相信通過訓詁等方法能夠把握住“道”和“理”。說起來，章學誠并沒有完全割斷“六經”同“道”和“理”的聯(lián)系，[21]但是，在他看來，“六經”的首要東西或最根本的性質則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沒有離開“器”和“事”所謂單純的“道”和“理”。如他這樣說：
“夫子述六經以訓后世，亦謂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后 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瘎t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詩》、《書》耳。至于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為二之至理也?！寮艺吡鳎仄淞?，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 與言夫道也?！盵22]
從章學誠這里所說來看，所謂“道在器中”，更具體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倫日用”等實際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關心社會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學誠的這種理解，他與考據學家的差別就更明顯了。清代考據學的“道在六經”觀念，可以說是針對“束書不觀”的“尊德性”之學而發(fā)，目的是為了把人們引向對經典的研究上來。對考據學家來說，回到“經典”并對經典進行實證性研究，就算是“實”了；但是，對于章學誠來說，考據學即“經”而求“道”，仍然是“空”，因為一則他們沒有認識到“經”的本質是具體的“事”和“器”，二則他們沒有把對“經”的研究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完全脫離了現實?；氐浇浀渲皩崱?，就是要回到六經最“本然”的東西──“器”、“跡”和“事”等具體實際中。
這里也許容易發(fā)生一個疑問，即章學誠對“六經”性質的種種說法，是否能夠都統(tǒng)一到“史”的意義之下?？磥聿⒉焕щy。一是章學誠對“經”的似乎都帶有界定性的種種說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跡”、“器物”，還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對 章學誠來說，它們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實踐和教化的體現，都是“事”（“史”的一個意義），并且都是由“史官”記載和傳承下來的。二是，由于“歷史”觀念在章學誠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經皆史”可以作為他對“經”的性質所作的一個“總體性”界定。對“史”的注重，使章學誠走得很遠。他不僅視“經”為“史”，而且把“子”、“集”也歸結為“史”，“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盵23]至此，章學誠已經為自己打上了無限擴展歷史使用范圍的“泛歷史主義”色彩。
為了“歷史性”地來理解“經”本來只是三代政教文物總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寬廣的歷史空間中。章學誠在申述“經”原本為“史”的時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歷史條件聯(lián)系在一起加以認識的。換句話說，他不僅是要尋找“經”原本為“史”的歷史根據，而且也要尋找“何以”本來只有“史”而沒有“經”的歷史基礎。在章學誠看來，“三代”是這樣一個時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沒有私家之言，當然也沒有著述之事；“官師”沒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學”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記載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學”與“官”的雙重身份；另外，“學”往往都直接與實際性的政治和教化相關，并沒有離開政教、公共事務等“實事”和現實實踐的所謂“學”、“道”或“空理”、“空論”、“空言”。而“史官”之“學”，恰恰就是政教之實的具體體現。
把“經”還原為“史”，這是章學誠“經學”思想廣義說也是他整個學術思想的核心， 是章學誠“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的“獨特性”所在。當然，這并不排除章學誠從先前的思想家那里獲得這一問題的啟發(fā)、靈感，甚至是已經明確的說法。我們看到，人們對章學誠“六經皆史”這一思想的尋根，已經有了一些探討。錢鐘書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經有了這一思想的實質。他引用子書的話并揭示說：“《莊子·天運》篇記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天道》篇記桓公讀圣人之書，輪扁謂書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傳?！度龂尽ぼ???紛⒁?紊畚?盾黥喲?罰?囚游劍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則以六經為存跡之書，乃道家之常言。六經皆史之旨，實肇端于此?！盵24]但是，錢鐘書的這一斷定，實在難以令人接受。究其實，他所引用的話，其意旨與章學誠所說恰恰是“貌合”（嚴格說貌也不合）而“神離”。很顯然，章學誠把“六經”歸結為“跡”，決沒有貶低“六經”的意圖，他更不會說“六經”是“糟粕”。[25]相反，章學誠通過把“經”還原為“史”，恰恰是要尋找“經”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學誠沒有把“道”與“跡”對立起來，他認為，道不離器，道不離跡，必須即器而思道。他這樣說：“夫子述六經以訓后世，亦謂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后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盵26]也有人從司馬遷、班固或王通那里尋找“經”即“史”的來源，但是，充其量他們也只不過是“偶然”地具有了這方面的思想因素罷了。我們傾向于認為，明代思想家（如胡應麟、王守仁、李贄等）比較明確地表達出了“六經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章學誠。王守仁說：
“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洞呵铩芬嘟?，五經亦史；《易》 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盵27]
“五經亦只是史。”[28]
李贄也說：
“《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為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zhí)也，故謂六經皆史也?！盵29]
比章學誠稍大幾歲的袁枚的說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說：“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对姟贰兑住氛?，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盵30]從以上引文來看，“六經皆史”的說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學誠之前已經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學誠第一次把它變成一種“學說”、一套“理論”。他為它賦予了豐富的內涵，并使它作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確的針對性和強烈的實踐愿望。
二 從“史”到“經”：“經”的演生
如果說章學誠對“經”所作的“史”（或“事”）的還原──即尋找“經”的本來面目， 恢復它的“本然”，喚起人們的歷史“記憶”，糾正對經的誤認和對它的始源處的“遺忘”， 是通過把“經”放回到特定的歷史時空──“三代”中來實現的，那么，章學誠對“經”的出現、對“從史到經”演生的考察，則是通過對歷史推演過程的認識來把握的。如果說從“經”回到“史”，是對“經”的歷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從“史”到“經”則是從“史”出發(fā)對“經”的歷史變遷所作的“順向”測量。這是章學誠“經學”思想相互關聯(lián)的兩個方面或環(huán)節(jié)。很明顯，本來只有“史”而無“經”是“歷史”，“從史到經”也是“歷史”。如果章學誠只是把他的“歷史意識”和“歷史感”體現在對“經”作歷史性的逆向還原，而不管“經”的“實際”發(fā)生歷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歷史性”的困境。幸運的是，他對“經”之演生的認識，避免了這一結局，從而喚醒了另一“歷史記憶”。
本來只是作為“史”的形態(tài)而存在的東西何以又會以“經”的形式而存在呢？這是章學誠不能回避的問題。但是，對章學誠來說，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結構中的問題，而仍然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因此，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通過考察從“史”到“經”的演變來完成的。作為出發(fā)點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笆贰痹谌腥绾未嬖谝约八我阅軌虼嬖诘臍v史根據，我們上面已經談過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會以“經”的形式來表現呢？在章學誠那里，“三代”之后“經”的產生根據，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據的喪失過程。如前所說，“三代”是一個政教、官師、政學、道器“合一”的時代，學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沒有成為一家之私言。為政者與典章制度，史官與守掌故，都是統(tǒng)一的，這就使能夠體現這種統(tǒng)一性的“史”獲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間。但是，“三代”之后，作為“史”而存在的東西喪失了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從春秋到戰(zhàn)國，三代那種官師、政教等一系列的統(tǒng)一狀態(tài)，就開始分化，為政、為官者與為師、為教者一分為二，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應運而生。作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現形式，就是闡發(fā)三代之史的“傳”的出現。在章學誠看來，“經”的名稱，正是隨著“傳”的產生而產生的，“經”首先是作為“傳”的對應物而存在的：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于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東周，有德無位，懼先圣王法積道備至于成周，無以續(xù)且繼者而至于淪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于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盵31]
對章學誠來說，儒家之“經”并不只是因“傳”而有，它還與其對典章的“尊奉性”認同相關。在戰(zhàn)國諸子爭嗚中，儒家為了確立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并與諸子抗衡，把他們所依據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經”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經”的說法。章學誠說：“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述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于習禮?！f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髑f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于孔門弟子亦明矣。”[32]說莊子是子夏門人，并無確實根據。但把儒家“經典”這種形式的出現同信仰和認同聯(lián)系起來，則是可信的。特別是到了漢代以后，對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認同，被大大強化，“經”作為知識、真理和價值的源泉獲得了“權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礎。而且，在歷史的推演中，儒家“經典”的數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學誠認為是闡發(fā)“經”的微言大義的“傳”，也升格為“經”。章學誠對這一過程解釋說：“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后世之嚴也。圣如夫子，而不心為經?！笫乐浳募?，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于綱紀，于是取先圣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圣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盵33]
但是，在章學誠那里，儒家權威性“經典”形式的確立，不管是與“傳”相關，還是與“尊奉”相關，它們都是歷史變遷的結果，都是“起于勢之不得已”。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即本來“只是”作為“史”而存在的東西演生為“經”的形態(tài)，是否合理？從整體上看，章學誠確有把“三代”社會歷史境況及其產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傾向，與此相應，“三代”之后社會境況的變化和“經”的出現，對他來說，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著“衰變”。[34]但是，章學誠與那些堅持“歷史退化論”的儒者并不相同。對他來說，“三代”之后歷史的變遷及其“經”的出現，是一種不得不然的歷史必然性（“勢”）。這不只是反映了章學誠主觀愿望上的無奈，也反映了他要為其賦予一定的歷史“正當性”。他說：“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命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35]章學誠最關心的是有關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識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藝”稱之為“經”的合理性。特別是，在同樣意識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贊成那些記載國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經”的非儒家典籍。我們也看到，章學誠還肯定了其它諸子學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經傳”的作法。他認為這都是“因時立義”，未可非議，“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36]章學誠對歷史“衰變”的不滿，集中在“私人”著述這一點上。在他那里，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導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導致了“實不足”而爭于“文”的“虛妄性”。章學誠注重的似乎只是“統(tǒng)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輕視那些超出此的“多樣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視之為“私言”）。這就促使他對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無關政教、綱紀的著述也以“經”的形式出現作了“獨斷性”的否定。如他說：“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盵37]在章學誠的思想中，深藏著制度政教“正統(tǒng)性”和“壟斷性”的觀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權”，限定在“政治統(tǒng)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夠成為“制度”和“六藝”的“集大成者”，是因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體現了“君師合一”的理想?？鬃佑械聼o位，故不能擔當“制作”之任，只能成為“立教之師”。但章學誠最終又把這些都歸結為“時會使然”，避免了以“主觀”加以解釋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對周公的這種“客觀性”解釋能夠成立，也不意味著“無位者”就沒有“制作”之權。同樣，也不能通過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聯(lián)系起來，使“道”獨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諸子所說的“道”作為“非本真之道”、作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對“道”的壟斷意識（當然包括對“經”的壟斷），使章學誠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為“非道”：“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備于周公、孔子，歷圣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盵38]章學誠沒有意識到，“道”是不斷被“壟斷的”，“大道”恰恰就在眾多的“道”之中?！敖洝币餐瑯?，它怎么就只能成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專用符號呢？
三 實踐意識：“經”與“經世”
從以上的討論來看，不管是把“經”還原為“史”，還是尋找從“史”到“經”的演生 過程，都貫穿著章學誠對儒家“六經”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載籍，是三代社會政治統(tǒng)治者實踐的產物。正如“經”的古義（“經倫”、“經紀”）本身所意味的那樣，在章學誠那里，儒家“經典”之“經”恰恰就是“經世”的結果。這一點看來是清楚的，如他說：“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宇之跡，而非托于空言?！盵39]又說：“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于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盵40]這兩段話，都強調了儒家“經典”之“經”是來源于“經世”。這既是章學誠對“經”所作的解釋，又是他要求“經”同現實社會政治實踐結合起來的根據。既然“經”就是“經世”的結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斷地“經世”中顯示其生命力。但是，作為“三代”之“史”的“經”（在特定條件歷史下形成），它對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歷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說有效，它又如何才能發(fā)揮出它的實踐（“經世”）功能呢？
從一般意義上說，儒家具有損益因革、適時而應變的觀念，但這又恰與如孔子所說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識糾纏在一起，并導致了一種簡單地以“古”律“今”的思維方式。從我們以上的考察來看，章學誠確有把“三代”及其“經典”理想化的傾向，但是，他卻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識，而接受了儒家適時應變的觀念。他與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對“古”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他批評“好古者”說：“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十敶湔?，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盵41]照此所說，制度都因時而變，從來沒有固定的適合于一切時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應于三代之時而形成的。通過把“制度”放在“時間”之流中使之相對化，制度的效用和價值就會“因時”而不同，對制度的創(chuàng)新和轉化也就成為可能。章學誠說：“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粕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盵42]
如果說制度都是因時而變，“三代”之“經”都是“時王”之制度，“經”就是“經世”，這都為我們提供了制度轉化和創(chuàng)新的理論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轉化，立足今的“經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蘊涵在章學誠對“六經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說，章學誠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會政治實踐的產物，強調“經”決不是空言和著述，決不是離開“實事”、“器”和“人倫日用”的“理”和“道”。這正是他在“三代”創(chuàng)制的經驗中，在對“六經”本然的追問中尋找到的“精神”。對他來說，這種“精神”決不像“三代”或“經”中所載的“具體”制度那樣，是因時而變化的，它是適合于一切時代的“普遍精神”。章學誠始終都不關心“三代”的“具體”制度，也不探討某種“制度”是否適合于他的時代的需要，他關注的是一種普遍的“經”之“經世”精神，關注的是“道”和“理”都離不開時代的“器”和“事”這種普遍的實踐意識。這樣，原本上是作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載籍的“經”，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經世”或實踐精神，它就同每一時代的“實踐”理性結合了起來。章學誠說：
“《傳》曰：‘禮，時為大?！衷唬骸畷?。’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圣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繡之玩，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于學則已，君子茍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之文，奇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于實用也審矣。”[43]
據此而論，立足于每一時代的“經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時代的“器”、“事”和“人倫日用”，從每一時代的實際境況和實踐需要中，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們還沒有談到“經世”的主體。在“三代”之時，“經世”的主體是一種統(tǒng)一的“人格”（即“王師”、“圣教”、“史”等統(tǒng)一的人格）。他們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擔任著行政職務，又是師教和典章制度的確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統(tǒng)一的“官師”人格開始分化，“學”和“著述”變得“個人化”。章學誠并不要求恢復“三代”那種“官師合一”的統(tǒng)一“經世”主體。對他來說，“分化”的單一角色的主體，仍然可以“經世”。只是主體不同，“經世”的方式當然也不同，“知史學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jié)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義。授受雖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盵44]在此，章學誠明確提出了“學術”與“經世”的關系。這一點在他那里至關重要。如果說章學誠把“六經”還原為“史”以糾正考據學家對“經”的誤解體現了一種理論的興趣，那么，這一興趣則與他要把“經世”貫徹到“治學”中去的實踐動機密切相關，或者說最終是服務于這種實踐動機的?？梢哉f，章學誠的學術出發(fā)點是“六經皆史”，落腳點則是“六經”經 世”，“史學”“經世”?！傲洝焙汀笆穼W”“經世”的根本，就是把“學術”完全同現實實踐結合起來，徹底克服考據學家那種脫離實踐、不關人倫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學之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以言史學也?！盵45]
在學術中貫穿實踐意識與直接的實踐顯然不同。章學誠并不要求學人直接去“經世”，他強調的只是“治學”必須同社會政治實踐結合起來，必須具有“學以致用”的客觀效果。他反對空言和無關實踐的著述，就是因為在他看來這都脫離了“經世”的方向。章學誠意識不到，“學術”并非只有同現實之“用”或“經世”結合起來才有價值，“學術”所要從事的“事業(yè)”，要比直接的現實實踐廣泛得多?！敖浭馈敝皇恰皩W術”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傲洝币膊欢际恰敖浭馈钡膬热荨Ｕ聦W誠把“學術”完全限制到“經世”的方向上，把“六經”（特別是他專門討論的《易》、《詩》和《書》）完全看成是“經世”的產物，顯然使學術陷入了狹隘的“實踐實用主義”中，并把“六經”豐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單調”的格式中。僅僅就此而論，章學誠經學思想的歸宿可能使我們感到失望。況且，“經世”觀念對我們來說也并不“新鮮”。單就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來說，就給我們提供了“經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資源。[46]章學誠治“經”以“經世”的思想，必須放在他所處的時代學術風尚中，才能顯示出其“獨特”價值。明清之際那種通過回到“經”以達到“經世”目的的“學風”，到了乾嘉時代，已經被“遺忘”了?？紦W家徹底回到了“經”，但卻根本上離開了“經世”的方向。回到“經”，不僅不是為了“經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離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這是非常吊詭的邏輯。章學誠的經學思想就是對此而發(fā)，他通過對考據學偏向的糾正，復興了明清之際的“經世”學風，并由此而獲得了超越。
[論文關鍵詞]歷史 社會課堂 情景教學法 討論法 游戲法
[論文摘要]《歷史與社會》新課程理念強調學生的主體參與，強調“動”，本文從情景教學法、討論法、游戲法三個方面闡述了如何讓歷史與社會課堂動起來。
《歷史與社會課程標準》要求我們在新課程教學過程中，要樹立開放的、綜合的課程觀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主動建構知識的教學觀，要保證每個學生積極參與，動手動腦，并在活動中培養(yǎng)、提高學生的能力。建構主義理論認為，現代教學過程是讓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而不是教師向學生單純傳遞知識的過程。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強調師生共同參與，采用啟發(fā)誘導式教學，讓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學法，讓學生的大腦動起來
情景教學法，就是教師根據教材的具體內容，運用多種知識和教學手段，設置課堂教學情景，啟發(fā)學生學習興趣的一種開放式的教學方法。在情景教學法中，盡量為學生創(chuàng)設各種情景，與學生互動，讓學生感悟，在學生理解的基礎上滲透歷史與社會知識，從而達到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轉變，不但能使學生學得輕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學知識。如在教學《多彩的世界》時，為了讓學生理解“中國獨特的民族文化”時，可創(chuàng)設“中國文化餐——約翰的中國之旅”的教學情景（課件展示）：（1）約翰是一個澳大利亞青年，他準備到中國旅行，請你為他列舉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化。（2）約翰來到北京，見到了這樣一幅圖案（2008年奧運會會徽），請你告訴他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設計有何妙處？（3）約翰拍下了三張民居照——蒙古包、窯洞、傣“高架橋”。猜一猜：約翰去了哪三個地方？他在當地吃到什么風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娛樂？約翰的疑問：人們?yōu)槭裁匆ㄔ爝@樣奇特的房子？（4）結束中國之旅時，約翰由衷地發(fā)出了贊嘆，當你聽到他的贊嘆，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創(chuàng)設，在學生心理上造成某種懸念，可以調動學生的認知積極性，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維的積極性，使其在主動探究的過程中進行學習，開動腦筋去解決問題。
又如在教學《》時，插入“”前后經過的記錄片錄像，用5-6分鐘時間，能直觀再現當時學生罷課、上街游行演講及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中國人民“內懲國賊，外爭主權”的決心和不甘屈服的斗爭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與學生一起探討的起因、經過、結果及影響。這樣，就使學生的大腦真正動了起來，不僅獲得了知識，而且還培養(yǎng)了學生的能力，促進學生思維活動的發(fā)展。
二、討論法，讓學生的嘴巴動起來
新課程理念要求學生不僅要多動腦，而且還要多動嘴。討論法教學，可以讓學生的嘴巴動起來。討論法教學是在教師指導下，學生圍繞一定的主題，各自發(fā)表意見，共同研究，達到理解知識、提高能力的教學方法。討論是人們進行思維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善于組織學生對某些問題展開討論，發(fā)表見解，做出評判，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和運用。如在教學《萬類霜天竟自由》時，為了理解競爭的含義，作用，可設置以下一些欄目與問題，讓學生展開討論：（1）說一說：你所知道的競爭是怎樣的？社會生活中的競爭有哪些？你們參與過哪些競爭？（2）議一議：參與競爭有什么作用？你的觀點和依據各是什么？（可與你的同桌討論回答）（3）辯一辯：競爭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組討論，派一代表發(fā)言）這些問題一提出，學生便爭先恐后要求發(fā)言。尤其是第三個環(huán)節(jié)“辯一辯”時，正反兩方代表進行課堂大辯論。課堂上唇槍舌劍，雙方代表有理有據，以理服人，課堂氣氛達到高潮。這一活動訓練了學生的辨證思維與語言表達能力，鞏固了所學知識，提高了判斷是非的能力。學生的個性得到了釋放和張揚，學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學《多彩的世界》時，為了讓學生理解“獨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時，教師可虛擬一個“四城申博”場景——法國、埃及、日本、美國各一個城市申辦2015年世博會。四個國家邀請四小組同學分別擔任本國文化使者，在評委面前大力展現該國風采。一組代表發(fā)言，其他三組當評委。爾后出示影像資料——四國文化圖片欣賞。讓學生準備三分鐘來展示才華。這一活動一開始后，學生情緒非常高漲，大家各抒己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討論十分熱烈，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推薦的代表發(fā)言鏗鏘有力，表達清晰，口頭表達能力顯現，主體性得到充分體現。這樣，學生學得開心，教師教得輕松，課堂效果明顯提升。
三、游戲法，讓學生的雙手動起來
游戲法，就是讓學生在游戲中學習。游戲的本質是假設、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環(huán)境中有意識地模仿活動。游戲實際上是為學生創(chuàng)造一種極為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故我們在課堂教學中要盡可能給學生創(chuàng)造動手的機會，動手游戲促使學生思維敏銳，使學生始終處于興奮狀態(tài)，從而激發(fā)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課堂實效。如在教學《大洲和大洋》時，可安排讓學生自己動手搞拼圖游戲，讓學生“先認圖，再拼圖”，學生拼好圖有了直觀印象后，再讓個別學生用鼠標點擊七大洲四大洋，把它們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課堂上學生十分活躍，動手游戲激發(fā)了他們主動參與的欲望與自信。在游戲中，學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維潛力得到充分挖掘，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fā)揮，平時學到的知識得到充分運用，教學效果明顯提高。
又如在教學《應對資源危機》時，為增加學生對節(jié)約資源感性的認識，可設計一個“你會垃圾分類嗎？”的游戲活動，讓學生用動畫形式把垃圾分類。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生興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動中去。本課結束時可設計讓學生書寫“你的節(jié)約倡議”，然后出示教師制作的“殘缺的地球”，要求學生把寫好的倡議逐一貼在“殘缺的地球”上，學生通過這一個游戲活動結束本課。這些活動貼近學生實際，喚起學生節(jié)約意識，讓學生的雙手動起來，使其主動參與，課堂變得更加活躍，學生的學習興趣得以充分激發(fā)，同時學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養(yǎng)。
新課程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要求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只有讓學生動腦，動嘴，動手相結合，讓學生在做中學，在學中做，形成“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的良好氛圍，這樣的課堂才會真正“動”起來，學生才會最大程度地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他們就能親身去感受去體會去領悟，從而獲取知識經驗，就能促進學生發(fā)展，提升課堂教學的質量，真正做到“輕負優(yōu)質”，真正落實新課程教學。
農民工是社會變遷的伴生物，同時也是社會變遷和轉型的重要推動力。當代中國民工潮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目前已成為至關重大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也自然成為學者們探討和研究的焦點。池子華教授的新著《農民工與近代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農民工》)就是以農民工的近代“經歷”為考察對象，揭示中國社會演進、變遷歷史軌跡的學術專著。
可以說，當代農民工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近代農民工的考究卻門庭冷落，少有問津，這是農民工問題研究的一大缺憾。《農民工》以蘇南為中心對近代時空下的農民工群體的產生和流變做了全方位、立體式的闡釋和考察，無疑彌補了這一缺憾并在這一研究領域樹立了新的界碑?！皻v史是逝去的現實，現實是歷史的自然延續(xù)?！?該書第 2頁)農民工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只有將當代農民工問題置于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審視，才能厘清其形成、演變的趨向及時代特征。該書是第一部系統(tǒng)地以近代農民工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史學專著，實現了中國民工潮歷史與現實研究的對接，填補了近代農民工歷史研究的空白，這是該書的學術價值所在。
《農民工》一書共 13章，36萬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該書內容翔實，剪裁精當，在占有豐富翔實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農民工的源流、生存狀態(tài)及農民工與近代城鄉(xiāng)的互動，探究了近代農民工調控模式的成敗得失，并以史為鑒，昭示了農民工的歷史走向。該書是一部嚴謹的史學研究專著，但通讀全書不難看出字里行間浸潤著深切的人文關懷，作者立足近代時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農民工群體的生活空間和精神世界，用實證的手法、嚴肅卻不失人性化的筆調，展現了近代農民工群體的期盼與失望，抗爭與無奈，弱小與強大，卑微與崇高，理智客觀地分析了近代社會中的農民工群體和農民工群體作用下的近代社會。讀罷此書，既有學理上的啟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該書作者池子華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專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開拓者?！稗r民工屬于流民的范疇”，(第 20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農民工》一書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礎上的深入和細化，也可以說此書的完成是作者厚積薄發(fā)的心力結晶。此書開拓了近代農民工研究的新領域，也標志著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農民工》一書延承了《中國近代流民》、《中國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問題與社會控制》等專著的主體思想與一貫的風格和優(yōu)點，同時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尤其值得稱道。
其一，史料翔實，考訂精確
本書資料的來源涉及以無錫為中心的蘇南地區(qū)近代時期的報刊、檔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羅廣博，豐富翔實。特別是一大批民國時期社會調查資料的運用，在恢復歷史原貌方面多有貢獻增強了論述內容和論證的臨場性、客觀性和可信度，引領讀者深入舊時的歷史時空，獲得身臨其境的體驗和感受作者筆下的社會節(jié)奏和歷史脈動，平易而真實，直觀而深刻。資料豐富、翔實、新鮮，使本書顯得厚重、扎實。而對資料的剪裁、鑒別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遺余力。如作者對“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見作者在引用資料方面進行了充分的鑒別與分析。李鐘瑞的《無錫勞工狀況》想當然地把“拾熟煤工”歸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認為“拾熟煤工”屬于“拾荒”群體，不能歸類于近代意義的“工種”，自無所謂工人。(第 84頁)又如在人力車的起源和傳人中國的時間考證上，作者斟酌了多種著作的多種說法，最后在起源問題上考慮到其他說法的不確定性，“暫從”1870年說；而在傳人中國的時間上，作者否定了《民國三教九流》書中的1874年 3月24日說，因為《申報》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記新式小車》的明證。小問題，卻顯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態(tài)度躍然紙上。
其二。視野開闊。論證深刻
該書以社會史為基本切入視角，綜合運用歷史學、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統(tǒng)計學等學科理論進行系統(tǒng)分析，力求多層次、多角度、“跨學科”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度透視。同時把整體性研究與區(qū)域(蘇南)性研究，宏觀研究與微觀、個案研究有機結合起來，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有機結合起來，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廣度，提高了學術水平。該書視角獨特，視野開闊，顯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學功力。在談到農民的分化與流動時，利用了信息經濟學中的“搜尋理論”，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向心流動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闡釋(第 35頁)。在對農民離土的非經濟因素的闡述中，文中多處運用社會心理學的方法剖析了面對鄉(xiāng)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誘惑，農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終順理成章地投入斑駁陸離的城市生活。讀后讓人感覺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學科的交叉與對話也擦出許多智慧的火花。在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碰撞和交流之下產生的“城市適應”理論就是一個例子，也是該書的閃光點之一。
其三。技巧嫻熟。獨具匠心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錯綜復雜社會問題，與各種社會表象和社會事件牽絆纏繞，如何在云霧遮罩的社會運行中理清這一問題的脈絡，必須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這一點在該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對農民工考“量”過程中，作者在“統(tǒng)計資料缺乏的情況下”，在“很難用精確的數學語言表達出來”的情況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計。作者以農民的“離村”資料為基礎，粘結其他相關資料片段，利用統(tǒng)計學方法層層推演，步步深入，最終把農民工的考“量”數據從“離村”農民中剝離出來。富有思辨性，極具技巧性。
在史料運用上，該書亦匠心獨具。書中引用了一張 1919年刊印的滬寧路列車時刻表，看似平淡無奇，作者卻獨具慧眼地將其綴入文中，使論文增色不少，直觀而又極具說服力的表達了作者的觀點：交通便捷是蘇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來一些瑣屑破碎的片段資料如果處置得當，在特定場合下往往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語言清新。引人入勝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是論者表達觀點的工具。一些學術著作往往被視為“不食人間煙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這除了與學術著作本身的特點密切相關外，還與學術語言和廣大受眾的疏離不無關系。該書用一種清新別致的語言不僅完成了農民 工問題的理論訴求，而且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生動而 又多彩的農民工世界，讀后感觸頗深，令人難以忘懷。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該書大量引用了在民間廣泛流傳的農諺、順口溜、市井小調和民間歌謠，這些口口相傳的通俗史料生動再現出一幅幅歷史場景，為該書的論述增添了生機與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該書的語言風格可以看作是史學著作語言的一 種新的嘗試，值得推介。
其五。強烈的現實關懷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現實性很強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今社會，“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農村進一步發(fā)展的“瓶頸”，與“三農”問題密切相關的“農民工”問題順理成章地進入人們的視野。該書貫徹了從現實中來到現實中去的理念，體現了強烈的現實關懷。作者論證的是農民工與近代社會的互動關系，但卻從來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談近代，而是以近代為憑借，最終歸宿于現實。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把歷史與現實連接起來 ，才能更好地理解現實，把握未來”。該 書是作者對歷史的解讀和感悟，但卻體現出強烈的 現實關懷。這一點在“農民工的調節(jié)與控制”一章 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總結近代農民工調控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認為“盡管這些調節(jié)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國成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時代價值”，并“為從根本上解決包括農民工在 內的農民離村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這正體現了對現實的回歸。當代中國處于社會轉型加速期，社會組織方式、社會驅動方式、社會控制方式的轉換，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階層的分化，特別是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開始向城市流動。如何充分發(fā)揮民工潮的積極作用，又能將其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已成為困擾中國的一大難題。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現實確實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該書的時代價值不言而喻。
該書的閃光點還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應該承認，由于該研究課題的開創(chuàng)性和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該書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農民工的研究領域需要進一步拓展，如農民工多邊關系的研究，蘇南農民工向海外的勞務輸出研究等都有待于開拓。其次，比較研究尚顯不足，這應是作者進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進一步積淀和提高不同學科間的理論知識，內容會更臻完善。盡管《農民工》一書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瑕不掩瑜。作為第一部系統(tǒng)的近代農民工研究專著，它的出版架構起農民工群體的史學研究體系，拓寬了中國近代史及歷史社會學研究的領域。同時該書為解決當今社會中的農民工問題提供了頗多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值得研讀。
【內容提要】西方法治產生的深層根源在于其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和互動發(fā)展，即在國家重建和市民 社會自由化運動過程中，權力和權利的界分與沖突導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會精神 的張揚則推動了法律形式化運動。在走向現代法治的進程中，由于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的潛 在差異，出現了“社會優(yōu)位型”和“國家優(yōu)位型”兩種法治模式，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 與“國家社會化”和“社會國家化”的新變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趨同，并出現了法 律傳統(tǒng)的危機和超越傾向。中國要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構國家和社會關系，確立多元社會權 利基礎、公權力權威和良法之治，并實現依法治國與市民社會理性規(guī)則秩序的回應與契合。
【摘 要 題】法治講臺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產物，但同時它也是全人類的文明成就。關注并探尋西方法治產生的深 層歷史根源及其發(fā)展變化和面臨的時代挑戰(zhàn)，對推進中國法治進程具有重大意義。
一、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和互動發(fā)展：西方法治產生的深層歷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無論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還是注重資產階級興起的作用，亦或 是強調多元集團與自然法的結合，都不得不以西歐11世紀史實為起點，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紀 西歐歷史的多元性。[10][16][11]這表明，近代法治的歷史根源在于中世紀西歐的“獨特性 ”。
眾所周知，中世紀開始后形成了一種多元權力景觀，進而造成了特有的權力均勢與張力。[ 1] (P22—23)首先，王權需要教權的支持和正名，教權則需要王權的封賜和保護，同時，王權 和教權又在為爭奪社會統(tǒng)治權而斗爭。尤其是教權窺伺王權，以至后來以“雙劍論”和教權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權之上，并在11世紀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間的“主教職權之 爭”中達到高峰。其次，以契約為基礎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誠和保護的權利義務，但同 時，封君總是憑其優(yōu)勢地位，想方設法鞏固和擴大其王權，并加強對封臣貴族的控制。而封 臣貴族總是竭力維護自己的傳統(tǒng)權力和契約權利。這種斗爭是中世紀一幕重頭戲，并促進 了 代議制的產生和發(fā)展。[2](P438)再次，教權與貴族權在利益沖突和權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對立，即有時二者聯(lián)合起來反對王權，有時其中一方與王權聯(lián)合起來反對另一方。[3]（ 第四章）可見，這種多元權力的斗爭與妥協(xié)造成了一種特有的均勢與張力，普遍爭取特權的 斗爭不僅使特權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導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并 “反對絕對權威”，[5](P10)從而抑制了專權的滋長。“既然誰也不能消滅誰，那就必須讓 各色各樣的原則一起存在——他們應該在他們之間訂立某種協(xié)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進行可 以屬于自己的那部分發(fā)展。在別處，當某一個原則占優(yōu)勢產生了暴政時，在歐洲，自由已成 為文明因素多樣性的結果，已成為它們經常所處的斗爭狀態(tài)的結果?！盵1](P24)正是這一特 有的多元權力土壤，為城市興起及城市自治權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優(yōu)越條件，從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會生長的良好空間。而“作為一個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會的城市，是中世紀歐洲的一個 新的政治和社會有機體”，[6](P427)其重要性不僅是經濟上的，而其關鍵則“在于取得了 政治權利”。[7](P35)因此，中世紀歐洲城市發(fā)展的歷史是一部權利斗爭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擴張史。它“作為特殊的權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權、地方領導與居民之間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這種角逐推動著新興的封建國家的向前發(fā)展”。[8](P106)即從個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國，從城市市民社會到近代市民社會，并在憲政歷史過程中，形成國家和市 民社會的分離與對立。[9]這樣，屬于歐洲舊社會的一切因素和特點就轉化為兩大事實：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權?！耙粋€表示精神領域里推翻了絕對權力，另一個卻是絕對權力在世俗社 會中的勝利?！盵1](P203)然而，這種中央集權的勝利是比較脆弱的，因為一旦以新興資產 階 級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會，發(fā)覺王國悖離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護衛(wèi)的承諾，就會起來反抗甚至摧毀它，何況王權集權化進程是與市民社會自由追求進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開了兩個取向共生共進的歷史運動，即一個是市民社會力圖使國家權力復 歸其公共權力的本來面目，一個是面對公共權力的濫用和擴張而維護和保障其自由權利。正 是 在這種權力與權利的界分與沖突中，確立了近代法治精神與原則。
（一）人民主權對公共權力的契約性復歸和統(tǒng)治合法性的確立。在西歐的政治傳統(tǒng)結構中， 議會與王權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議會總體上仍是受控于王權的，尤其是在16—17世 紀的專制主義時代。然而，從12世紀起，就已經有“對于踐踏法律的人，法律應當拿起武器 反對他，對于努力使公共權力形同虛設的人，公共權力將狂猛地反對他”的理論主張。[10] (P343)在等級會議不斷制度化并向議會轉化的過程中，“等級之間及等級與王權的競爭鼓勵 人們制定一種更為明確、更為公開的法律，以此規(guī)定各個等級的權利和義務。對各方來說， 日益重要的是確認王室權威終止的領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開始發(fā)揮約束力的領域。如果國家 尚無規(guī)定這些限定，各方應制定一個社會契約，用以確定全國性政府的結構及其限度?！盵1 ](P153)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市民社會力量日益增長，新貴族和市民階級演變?yōu)?新興資產階級并成為議會的主角，他們通過持續(xù)的議會斗爭來爭取其自由民主權利，最終在 啟蒙運動的推動下，爆發(fā)了開啟新紀元的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革命。這樣，在民主契約的價值 原則下確立了人民主權，使國家權力在形式上恢復其公共屬性，并服從和服務于市民社會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的需要，國家權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諭而移至民眾手中，這就“結束了 人類分成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是由神注定的這種觀念。人們不再認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認 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參與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權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會要求的議會，則“從主要為發(fā)現法律而存在的機構發(fā)展為創(chuàng)制法律的機構，”[13](P236) 而 且，“人民應受法律的統(tǒng)治；判決只有憑借對濫用權力負有責任的這樣一些法律來實施， 在此，這些被進一步解釋成，一切涉及到這個國家所有自由人們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訴訟 ，均應以該國家的法律為依據；議會不應該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執(zhí)行，因為法律 只是權力的原則部分，正如以往的議會一樣，議會的職能是規(guī)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對政府的專 斷?！盵13](P253)因此，這就要求國家權力服從法律，依法行事，以確保其來源和運行的合 法性，使“國王和人民都受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這樣，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轉化為對自由、平等、人權和正義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統(tǒng)治、法律至上的治 國精神與原則也就得以逐步確立。
（二）市民社會權利主張、公權力分立制約對良法之治的訴求。恢復公權力的本來面目，只 是市民社會要求國家權力服從服務于市民社會權利的基礎和前提，它只解決了公權力的性質 問題。要有效控制權力的擴張性和腐化性，還必須以社會權利對公權力的范圍進行厘定，并 對公權力進行分立和規(guī)制。因此，近代西歐議會斗爭與革命的另一向度，則是市民社會的多 元權利主張、保障和公權力的分立制約。早在15世紀的文藝復興城市，人們就已經能夠通過 教堂、市政廳及集市廣場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權、宗教和經濟權的存在”。[15] (P2)隨著城市和商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新貴族和市民階級逐漸成為議會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他 們“在保持和獲得其擺脫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獨立性方面的成功”，對法律秩序的問世具有 “決定性意義”。[11](P63)在議會與王權的斗爭中，他們主張和捍衛(wèi)其自由及財產權利。 尤其在英國，“每當問題涉及捍衛(wèi)私人權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時，也就是說個人的自由權 時，下議院就堅韌不拔地去完成職責，從而建立起許多構成英國憲法基礎的原則?！保ㄗⅲ合伦h院從產生時起，就以中小貴族和市民為主體，后來逐漸為新興資產階級所控制，成 為近代市民社會權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參見[1](P206)。）1610 年下議院著名的請愿就鄭重宣稱：在英國臣民的所有傳統(tǒng)權利中，“沒有一項權利比這項權 利賦予他們更寶貴及更有價值的東西，[即]以確定無疑的法律統(tǒng)治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種不確定的、專斷的統(tǒng)治形式支配。因為，前者給予下議院領袖及其議員們以本 該 屬于他們的權利。……正是從這一根據中產生了這個王國的人民無可置疑的權利，除了由 這個國家的普通法或是議員們共同投票贊成的規(guī)章規(guī)定的懲罰之外，他們不受任何擴大到他 們的生活、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身體或他們的財產上的其他任何懲罰?！盵13](P249)同時， 律師與新興資產階級結盟，開始對英國法律意識形態(tài)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剝奪君主特 權、限制政府職權使之充當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護者”。[16](P249)以維護市民社會自 由自主權利，并置國家權力于市民社會權利之下。隨之而來的，受洛克、孟德斯鳩、盧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論所鼓舞的17—18世紀英美法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革命，確立了議會主權地位 ，頒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權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國光榮革命“維護了議會政府的原則，維護了法治，乃至維護了反對 暴政的造反權利”。[7](230)它成為了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革命中權利要求和權利斗爭的先鋒 與布道者。），并進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權力當局服從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圍設下一些限制，使議會立法權力旨在“頒布法律和確定規(guī)則，作為保護社會 全體成員財產的壁壘，以便節(jié)制權力與緩和對這個社會的每一個階層和每一位成員的統(tǒng)治” 。[13](P269、256)以防止議會與國王一樣專斷，保障自由和權利，并為自由起見，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職能，只須保留國防，維護國內外交通體系和維護治安等功能就夠了?！?[16](P256)從而使“國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開始緩慢和穩(wěn)定地傳播。孟德斯鳩繼承了前人的分權思想，建構了“要防止濫用權力，就 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的完整的三權分立與制衡理論。[18](P154)這一理論在美國革命進程 中付諸實踐并獲得了進一步發(fā)展。立法機構受到司法審查的限制，從而使法院成為一道通不 過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的任何攬權行為對于任何憲法中由權利宣言規(guī)定了 的權利的侵犯，它們會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啟蒙思想家的分權學說及英美 革命的影響，法、德等大陸國家在經過議會斗爭和革命后，也相繼建立起權力分立的政治體 制，并倡導“法治”或力圖建立“法治國家”。雖然受盧梭“人民主權”思想和法、德社會 狀況及歷史傳統(tǒng)的影響，其行政權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擴張之勢，但應運而生的行政法 院，對制約行政權力和保護公民權利則產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學者不無夸張地指出 ，“它現在給予公民的保護，使他不受行政當局酌情裁量行為的侵犯，其保護之周到，比當 代英 國所能做到的更有過之而無不及”。[13](P304)這樣，通過議會斗爭及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市 民社會權利主張、保障和對公權力的分立制約，使公權力服從服務于市民社會權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為權利實現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圍內行使。從而以市民社會權利來勘 定、制約國家權力，以權力分立原則制衡國家權力，進而確保市民社會權利免受國家權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廣泛的市民社會權利和自由。這一進程始終以且只能以對憲法和法律的 訴求而獲得制度化、規(guī)范化和現實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確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從而保護他們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監(jiān)護之害。為了確保普遍性，行政必須與立法相分離； 而為了確保一致性，審判必然與行政相分離。實際上，這兩個分離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們，法律制度應該成為社會組織的平衡器”，[11](P47)同時，以分權為基礎的憲法 制度有一個前提，即對“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和“立法機關頒布的、并非普遍性規(guī)則的東西 ”加以明確區(qū)分，[13](P289)從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誠如哈林頓所言，一個市民 社會得以在共同權利或共同利益基礎上建立和維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參見[英]詹姆士·哈林頓：《大洋國》，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頁。另見[1 3](P244)）。
（三）市民社會權利保護與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學者指出，歐洲人的習慣兩次演化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羅馬法和普通法。[19]（緒論P1）雖然有柯克關于英國“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羅關于法國“舊偶像倒塌”的法律發(fā)展隱喻，[16](P262-263)但是，他們忽略了英法法律 發(fā)展都離不開資產階級市民社會歷史演進這一極為重要的歷史事實。而中世紀后期開始的市 民社會自由化和權利保護運動，則有力地推進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國，雖然有強 大的中央集權，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領主手中，它們無力解決鎮(zhèn)壓叛亂、執(zhí)行判決甚至土地 所有權糾紛，訴訟程序和證據法也是簡樸而非理性的，于是“人們把獲得強有力和迅速的救 濟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這就促進了程序優(yōu)先于權利的令狀制度和統(tǒng)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漸漸地，“在同專制王權的斗爭中，普通法成為議會政黨手中的強大武器，因為 普通法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形成了某種韌性，它的繁瑣的和形式主義的技術，使得它能夠 頑強地抵制住來自上級的進攻。自那時起，英國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護公民的權利，對抗專制權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為理性的體現，并需保持其 連續(xù)性（注：英國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國法總論》(1628—1641)，力圖使普通法現代化 并適應16—17世紀英國的社會生活，倡導議會和普通法至上，并強調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體現，它應不斷改變但又要保持其連續(xù)性。參見沈宗靈：《比較法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頁。）。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彌補普通法的機械令狀制而出現的，同時也是“從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進行轉變的結果”。[19]（緒論P6）但衡平法院隨后卻發(fā)展成了王室特 權法院，遂與普通法院發(fā)生沖突。普通法對衡平法的勝利，在一定意義上乃是權利對權力的 勝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權力創(chuàng)設特別法庭，來將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規(guī)推行于 經商和海運，以至“都鐸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資產階級打退封建勢力頑抗的鐵錘，但契約性經 濟關系的廣泛擴展，以及產權關系在宗教改革的解決中獲得的保護，意味著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鐸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師與商人聯(lián)盟展開了限制王權特權，保護 貿易、財產及自由權利的司法改革斗爭，并發(fā)動了一場不僅反對高級調查團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對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機構的運動，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權制止教會和特權法庭的訴 訟程序，并隨即使君權法庭被取消。這樣，“建立新刑事訴訟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眾對起 訴和定罪過程的監(jiān)督因此可以成為制度，作證方式也將更合理化。確立大陪審團制度、重申 小陪審團的獨立性、嚴格尊重與證人對質的權利，這些乃是三項重要改革”。同時，“傳聞 證據否定法”作為一項制度也“成為了一種新的、合理的法庭訴訟程序基礎”。[16](P256 —257、260)這些新的、合理化的訴訟程序不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權力和保障社會權利，而 且也為市民社會權利之間的平等保護、法律的公平適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榮革命 后，英國對其法律又進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發(fā)展，種種訴訟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護。盡管還存在著中世紀的傳統(tǒng)遺跡，但是，它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法律，滿足了 當時市民社會權利平等保護和社會安全與秩序對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陸國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則是與羅馬法的復興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羅馬法復興正 是對當時商品經濟發(fā)展、新興資本主義成長、市民階級權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權力擴張 的反應。為保護市民平等權利，在城市首先開始了廢除決斗等非理性的取證手段、確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種特殊的城市訴訟程序的運動。[22](P610)而接著受羅馬法復興思潮的影響，教 會法開始強調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會議，也決定禁止教士參與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決的訴訟程序，這也就排除了此前訴訟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證據制度。 因此，以教會法為榜樣的，一種新的、較合理的、也較復雜的書面而非口頭訴訟程序，在歐 洲大陸各國逐漸被采用了。它不僅引起了司法組織深刻而有決定性的變革，也為社會受法律 支配觀念的確立和法的統(tǒng)治開辟了道路。（注：參見[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頁。當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會議對英國也有很大影響，它導致英國對陪審制度的倍 加重視和最有效地利用。參見[20](P245)）在此后的羅馬法復興過程中，地方習慣法、教會 法、商法與羅馬法互相競爭和滲透，但最終還是導致了歐洲大陸對被視為“成文的理性”的 羅馬法的接受，這樣，“已經被認可的羅馬法發(fā)展成了獲得解放的市民社會的法律”。[23] (P86)羅馬法的突出特點是重私法、重實質，也即注重確定個人間的權利和義務，但訴訟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為按羅馬法觀念，訴權是對權利的保障，甚至認為“先有訴權而后才能談 到權利”。[24](P855)歐洲大陸對羅馬法接受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理性的過濾”和改造 ，[25](P22)出于適應貿易和經濟發(fā)展的需要，滿足新貴族和市民階級的權利平等保護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權的濫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開審理、言詞辯論、自由公證等訴訟原則 得到重申和發(fā)揚。正是“由世俗和宗教兩方面都進行的訴訟的雙重合理化，蔓延到整個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規(guī)則的至上性和市民社會的普遍規(guī)則秩序觀念得以逐步確立。經 過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及歐陸的法典編纂活動，最終形成了資本主義法律原則和制度， 把權利和權力、權利和義務都納入法律有效規(guī)則的框架之中，從而推動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會精神的張揚與法律形式化運動。隨著城市市民社會的逐步形成，“一種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規(guī)則，一系列可能性和計算，同時又代表一種生活和致富的藝術”，[26](P609)在相當程度 上，這些城市對外是擺脫封建束縛而自主自治的，對內則是摒棄封建等級而自由平等的，從 而孕育了民主參與、自由平等、權利和契約、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觀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歷史意識。這種觀念、精神和意識體現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憲法特征”及“發(fā)展能力”。而為滿足貿易發(fā)展和商人階級需要而出現的商法，則是 “典型的資本主義法”。[10](P475、407、479—481、424)這些法律建構了自己獨特的內容 和體系，并確立了理性審判程序，從而開始了法律形式化運動。
其次，“3R”運動推動了市民階級法律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和發(fā)展。羅馬法復興的真諦并不在 羅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為承載而體現出來的時代要求。羅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萬民法包含著對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遺囑自由、財產私有等市民社會私權 利的確認、契約自由和衡平原則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傾向，這正與中世紀城市市民社會精神 相 吻合，“因為在羅馬法中，凡是中世紀后期的市民階級還在不自覺地追求的東西，都已經有 了現成的”。[28](P454)而按時代需要對羅馬法精神與原則進行改造，進而構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義的法律規(guī)則體系，恰是城市市民社會發(fā)展并突破其城墻而向全社會擴張過程中所 要求的。文藝復興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則突出表現在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現一種新的市民意識即社會責任感”（注：[7](P68)一些歷史學家就曾認為，現代國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 利。因為象米蘭、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國家是世俗性的，他們強調公民的責任、忠誠和關心 公 共福利。他們發(fā)展了一個強烈的信念，即國家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它本身的利益。參見[5](P1 25)），而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堅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們一旦被恢復和重新提出，就無法加以永遠的控制”。[29](P67)進而成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會精神的重要源泉。它與羅馬法復興運動相匯流，不僅加速了羅馬法的傳播和接 受，也為市民階級的法意識、法觀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對教會而言，它曾將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類而予以保護；它動用了大量資源來研究包括商業(yè)法在內的羅馬法；它掀起貿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爭論，并在結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階層；它還發(fā)展了法庭和訴訟程序體制 ?？梢姡鞘惺忻裆鐣捌浞梢庾R形態(tài)的發(fā)展，是與宗教息息相關的。而且，“沒有教會 ，新興市民階層是不可能建立和傳播正式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16](P56、54)從11世紀開 始的“十字架反對彎月”的十字軍東征，使“一種新的、專門運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軍東征時期興起于熱那亞，并傳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傳向北歐”。[16](P61)市民 意識形態(tài) 也隨之擴散。而在16世紀城市市民社會進一步發(fā)展、君權主義抬頭及文藝復興運動深入展開 基礎上發(fā)生的宗教改革，則促進了個人主義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領域里堅持自我權利， 其程度和政治領域以及經濟領域里的情況十分相似”，也“促進了民主，至少促進了有限君 主政體”。[50](P215)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市民社會自由精神及權利觀念的形成和發(fā)展，“世 俗的、個人主義的和自由主義的力量，在政治、經濟和知識生活方面日趨得到加強。”[30] (P34)正如西方學者所言，“早期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構成了西方歷史的第一個重大 轉折點，它不僅是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會思想和社會行動的源泉?！?[10](P642)
再次，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興起促動了近代法律形式化運動。按哈貝馬斯的觀點，市民社 會公共領域是與市民社會私人領域相分立，而與公共權力領域相對抗的公眾輿論領域。在這 里，公眾通過對公共事務進行自由開放的討論與論辯，形成公眾輿論并進行理性批判，從而 為公共權力提供合法性基礎。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是市民社會與國家發(fā)生分離并獲得自主性的 結果。這時國家權力才賦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公共性”，市民社會成員的私權利也獲得了確 認，因而，從等級身分和血緣紐帶中走出來而成為獨立、平等的“單個”經濟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眾。因此，直到18世紀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才率先在英國出現，成 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權力在公眾輿論面前獲得合法化的場所”。而“公共領域的政治功 能從作為編纂法國革命憲法的一個構成要素很快就變成了傳遍整個歐洲的口號?！盵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會走向近代市民社會過程中所涌動出來的，并日益高漲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會精神，就不僅獲得了理性、人權、社會契約、法治等為核心內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論形態(tài)，（注：中世紀中后期“法治”觀念所依賴的超驗的神與自然的正義，已為人權、民主的價值及 相關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論所取代。參見[10](P359)）而且從邊緣走進中心而賦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功能和載體，獲得了更加經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覺的批判精神和社會導向地位。這個“公共王國恐怕不只是用批評態(tài)度監(jiān) 督國家運行，而是啟發(fā)、指導和控制它們。它這樣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會流行的觀念，此外，恐怕還由于它是作為統(tǒng)治者制度的贊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國一旦作為一個置于國家真正中心的選舉的議會來構成，便可以為選民服務，并且激活國 家通過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義代表在選舉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數或少數 對既定的問題所持的流行的觀點的傾向?！盵17](P85)事實表明，法德等大陸國家市民社會 公共領域的勃興，有力地推動了歐洲大陸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確立和法典編纂運動，法、德 、奧等國家《民法典》的產生，“不僅代表了市民社會的利益，而且動用了市民社會的特殊 媒體：它們都經歷了由私人組成的公眾的反復公開批判。通過有獎征文和問卷調查，公眾輿 論對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貢獻，甚至在沒有議會機構的地方或議會機構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侖統(tǒng)治下的法國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從上可以看出，在整個18世紀，公眾輿論 都被當作是那些建立在爭論——理性主義概念之上的規(guī)范的潛在立法資源，它“試圖為社會 領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標準之外，還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這一客觀 標準?！盵23](P58)因此，作為資產階級私法經典的1804年《法國民法典》，就“反映出從 最初的城市起義開始就一直推動著資產階級的那種精神”。[16](P246)這樣，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會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為理論表現，憑借公共領域而注入法律體系之中，成為西方 法律形式化運動的重要驅動力（注：當然，法律的形式化運動也是與國家權力緊密相關的，也即專制君主在謀求市民階級支 持而建立國家的進程中，必然會對法律理性化給予深切的關注。參見K·巴基、S·巴里克： 《國家在非西方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國外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另見公丕祥： 《法制現代化的理論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頁。）。
縱觀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過程，我們不難看出昂格爾關于西方法治產生的論斷的深刻之處 （注：昂格爾斷定法治的產生得益于多元集團和高級法（自然法）這兩個條件。參見[11](P59)）。但是，更具有歷史底蘊意味的是，西歐獨特的歷史條件和遺傳因素，導致了中世紀中后 期市民社會的形成和擴張，進而開始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和對立的發(fā)展進程，從而使 市民社會權利能有效伸張并與國家權力相抗衡，最終通過“市民社會革命”使國家權力服從 服 務于市民社會權利，并把權力與權利、權利與義務納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規(guī)制框架之中 。同時，市民社會歷史發(fā)展進程中涌動出來的自由理性精神，為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內在合法性支撐，秩序、公平和個人自由也就成為西方法律傳統(tǒng)首要而基本的價值。[31](P 3、7)縱然我們不能斷言這是近代法治產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層、最本質的因素 。
二、走向現代法治的分殊、趨同及其當代挑戰(zhàn)
雖然經過17—18世紀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革命”，相繼在英美和歐洲大陸國家確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這些國家的法治在確立、發(fā)展并走向現代法治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模式卻并不 相 同，即以英國為代表的“法的統(tǒng)治”與以德國為代表的“法治國”最為典型。這一人所共知 的事實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歐洲大陸國家作為法治基礎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潛在 差異。應當說，封建貴族、教會、市民與王權之間的多元對抗與妥協(xié)，是中世紀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國與大陸國家所不同的是，“沒有一種舊因素徹底消亡，也沒有一種新因 素徹底勝利，或者某一種原則取得了獨霸優(yōu)勢。各種力量總是在同時發(fā)展，多種利益和要求 總 是在折衷調和”，即使是在正當純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鐸王朝時代，我們也會“看到民主的 原則、公眾的力量在同時興起和壯大”，而不像大陸國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內的多 種社會因素——君主制、貴族統(tǒng)治制、民主制，不是齊頭并進，而是首尾相接”。[1](P218 )這種更為復雜、更為活躍的社會政治局勢的機制，推動了英國議會的成長和職能強化，[32 ](P194)而且為近代市民社會的成長和擴張?zhí)峁┝藰O為有利的條件和機會，并創(chuàng)造了寬容和 自由的社會精神，形成了英國反抗王權、維護權利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這無疑加速了英國市民 社會及其契約經濟的發(fā)展進程，使其市民社會的力量日益強大，并逐漸能夠左右國家前進的 方向。正是以新興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市民社會力量，通過議會形式與王權進行長期斗爭，并 在哈林頓、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發(fā)展了“英國人受法律的統(tǒng)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統(tǒng)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著這樣一種觀念，即“除了代議制立法機構的權力之外，所有 政府權力都應當由適當明確的法律來分配和限定”。[32](P34)這樣，作為市民社會代表的 議會，就獲得了至上的主權地位，并通過“法律的統(tǒng)治”把國家公共權力框定在法律規(guī)則之 下，以制約國家權力來保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使國家權力服從服務于市民社會的權利、利 益的主張和要求，從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會優(yōu)位型法治模式，并繼而在美國的法治構造 中獲得了進一步發(fā)展（注：美國法治的發(fā)展，又對英國產生了影響。而詹寧斯則對戴雪法治的經典定義進行了檢討 ，進而對“法的統(tǒng)治”理論提出質疑和修正。參見[33](P30—43、211—220)）。[13](P297)
與此不同，德國從9世紀起一直處于分裂狀態(tài)，長達1000年之久，王權衰微。雖然城市十分 發(fā) 達，但因王權十分弱小，教會力量強大和封建勢力頑固而無法統(tǒng)一起來，未能占據社會主導 地位。[33](P216～217)當16世紀西歐改革運動使西歐大部分地區(qū)市民社會快速發(fā)展，并逐 漸過渡到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之時，德國卻處于“神圣羅馬帝國”的夢想之中，“導致民族國 家、主權國家的建立進程停滯，工商業(yè)和農業(yè)發(fā)展延緩，成為舊封建主義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這樣，就造成了德國市民社會發(fā)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滯，議會也與英法不同，市民 社會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為封建貴族的表決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與英法革命的一個重 大不同，就是要實現統(tǒng)一德國和推翻專制兩大目標，但最終由容克領導了德意志的統(tǒng)一，新 興資產階級與容克相妥協(xié)而建立了憲政體制，并實行了“自上而下的結構改造”。[35](P52 )然而，德國憲法并非是階級及統(tǒng)治關系革命性轉變的結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發(fā)展資本 主義所必需的保障各種秩序，同時在另一方面往往會盡其可能使舊體制得以溫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憲主義型的市民憲法”。[36](P42)這樣，雖然使用法治國家的近代詞匯，包裝 上近代國家的外觀，但仍可以使普魯士的封建、絕對主義權力繼續(xù)存在。[37]為此，在普魯 士議會里不得不進行圍繞“法治國家”原則的多場斗爭，直到19世紀才創(chuàng)立獨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國家”才賦有了新的內涵而有所改觀。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德國的市民社會沒能像 英國那樣發(fā)達到足以對抗國家，并使國家服從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來壓力下進行資本主義 改造和引進法治原則的背景下，必然要產生偏重于國家的“法治國”理論并付諸實施，從而 構造了德國國家優(yōu)位型的“法治國家”。日本近代化進程與德國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其 歷史發(fā)展進程中所導致的強國家、弱市民社會的結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壓力下而后發(fā)進 入資本主義體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國“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36](P18)[37 ]
不管是社會優(yōu)位型的“法的統(tǒng)治”，還是國家優(yōu)位型的“法治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 都開始出現相互接近的傾向。在英國，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財產的行政權力機構呈現快速增 長之勢，且新的社會和經濟立法賦予這些機構以不斷增加的處置權。“更為極端的是，法律 甚至賦予行政機構決定某種‘一般原則’的權力，依據它可以剝奪公民私產。這樣，行政機 構就拒絕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規(guī)則”，對“法的統(tǒng)治”的尊重也明顯下降。這種狀況在 美國也有幾乎同樣的發(fā)展，[13](P384)因而出現了“法治國”的某些因素和傾向。在德國， 自 19世紀60—70年代以后，創(chuàng)設行政法院來監(jiān)控行政權力，以防止行政權力威脅個人自由和權 利，從而開始為“法治國”注入實質內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實現了由“形式法治國”向 “實質法治國”和“社會法治國”的轉變。日本在二戰(zhàn)后則采取行政權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轉化，這就出現了“法的統(tǒng)治”的某些因素和傾向。此時，“法的統(tǒng)治”與“法 治國”理論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視基本人權、重視行政權和用征稅完成社會福利等方面發(fā) 生 了趨同，[39]并且共同面臨著時代的挑戰(zhàn)。進入壟斷資本主義以來，特別是二戰(zhàn)后科技迅速 發(fā)展、全球化進程加快、經濟和社會生活復雜多變，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發(fā) 生了重大變化。其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也產生了重大變異，即一方面是福利國家對市民社 會的更多干預和公司國家的官僚化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義、法團主義的市民社會對國 家生活的積極參與和權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沖擊，使得“政府 和公民現在越來越明顯地生活在一個一體化的信息環(huán)境中”，政府和市民社會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這種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大變異，必然引發(fā)對西方法律傳統(tǒng) 的挑戰(zhàn)——“不僅包括過去數百年的所謂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紀的西方法 制的結構”。[10](P39)其突出表現就是法律及其運行對集體主義和公共政策的強調、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權的擴張、更多的實質性正義關懷及國際法對國內法的效力優(yōu)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這導致了西方法律傳統(tǒng)諸多特征的改變，[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傳統(tǒng)法治精神與原則。對此，西方法學家作出了不同的反應（注：作為自由主義法治理論倡導者的哈耶克就宣稱，法治“不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體現”。（ [英]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頁。）因此，在一個有過多計劃的社會，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實現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強制行動，“都必須明確無誤地由一個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來決定，這個框架使個人能帶著一定程度的信心來進行規(guī)劃，使前景的不確定 性縮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爾則指出，福利國家和合作主義導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對實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沖擊，在“后自由主義社會”中，法治已趨向于解體。[11](P18 0—189)基頓、伯爾曼等人強調福利國家對法治的侵蝕。（參見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頁；[10](P45—46)與此相反，哈貝馬斯則認為，自由主 義法治國家向福利國家的轉型，并沒有導致徹底中斷自由主義傳統(tǒng)，而是表現了連續(xù)性。他 們之間的關系在于，“社會福利國家在延續(xù)自由主義國家法律傳統(tǒng)當中必須對社會關系加以 改造，因為它也想維持一種能夠包括國家和社會的總體法律秩序。一旦國家本身上升為社會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須在對自由主義基本權利作出嚴格規(guī)定之外，明確說明社會福利國家發(fā) 生之后‘正義’如何才能實現?！盵23](P257)弗里特曼、艾倫等人也指出，回到與自由主義 法治 概念相應的“守夜人”國家去，太脫離現代民主的現實了，也是拒絕整個現代文明的趨勢。 （參見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第480—481頁。）甚至在有關國際會議上開始討論福 利國家與接近正義運動的“第三波”問題。[57](P5)而后現代主義法學則對西方法律進行了 解構，進而尋求“對法權的關懷，即對人類的關懷”。（ [德]阿圖爾·考夫曼：《后現代法 哲學》，米健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頁。）從根本上講，它們都是西方國家和市民 社會關系發(fā)生變異，“后工業(yè)社會”沖突、現代性的“斷裂”和全球化對世界的“壓縮”等 所導致的外在沖擊和內在危機的產物。（參見[美]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 全球文化》，梁光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頁。）面對西方國家與市民 社 會的變異給法治帶來的種種危機，昂格爾概括提出了超越現代社會法律的“循環(huán)論”和“螺 旋論”；[11](P221—225)伯爾曼注重西方與非西方法律體系和法律傳統(tǒng)的研究，探求 人類共同法律語言的發(fā)展以擺脫其危機。[10](P53)哈耶克力倡明確肯定的、普遍主義的法 治對國家權力的規(guī)束，以捍衛(wèi)自由、民主和私域權利。（參見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頁；《自由憲章》，第321—348頁。）而哈貝馬斯則提出新型的“程序主義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義范式”和“福利國家范式”二者“難局之途”。（ [德]于爾根· 哈貝馬斯：《法的合法性——〈事實與規(guī)則〉要義》，許章潤譯，載鄭永流主編：《法哲學 與法社會學論叢》(3)，第9—10頁。））。
事實上，近代市民社會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獲得了“政治解放”并與國家并立發(fā)展以來， 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矛盾關系一直是困擾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問題。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 干預主義也始終是影響西方經濟、政治和社會發(fā)展的兩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長。[40]而高度 社會化、國際化的現代市場經濟形成之后，市場與計劃、企業(yè)與政府、微觀規(guī)范和宏觀調控 便緊密地交織在一起。[41](P3)個人主義學說的化約論也使自己處于要么否認政治主權而陷 入無政府狀態(tài)，要么否認個人自由而陷入專制主義的困境之中。[42](P246)人們逐漸認識到 ，自由主義應“承認公眾的和私人間的矛盾，承認個人和公民、個人和群體的雙重角色。問 題在于：怎樣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時又保留達到共同目的的個人手段；怎樣確定個人（以及 群體）的需要并找到滿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與效率的艱難選擇及市場失靈 與公共失靈的現實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殫精竭慮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設計與權衡（注：參見[美]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權衡》，王忠民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爾斯·沃爾夫：《市場或政府——權衡兩種不完善的選擇》，謝旭譯，中 國發(fā)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對經 濟和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多變、福利國家危機以及全球化進程中的權力流變，[44]西方國家 則開始企業(yè)化的行政改革，由此進入“新公共管理”時代，[45](P300)超越“左”與“右” 的“第三條道路”理論和實踐逐漸興盛起來，對市民社會與國家共生共強、市民社會參與國 家、市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互補等等。[46]（導論）隨之而來的是，以國家權威為基礎、以自上 而下的單向度權力運行標志的“統(tǒng)治”，漸漸被以多元權威為基礎，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權力運行為標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圖形成政府和公民，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合作關 系，以實現“善治”（注：參見俞可平：《引論：治理與善治》，載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 出 版社2000年版；楊雪冬：《第三條道路：舊路還是新途》，載楊雪冬、薛曉源主編：《“第 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這種“善治”賦有“透明性”、“責任性”、“回應”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則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參見俞可平：《引論：治理與善治》。在西方有關“有效治理”的含義中，法治居于首 位。參見[法]瑪麗—克勞德·斯莫茨：《治理在國際關系中的正確運用》，肖存毛譯，載俞 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第268頁。）。法治訴求自然難以機械固守西 方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價值原則，但是，它也絕不會為福利國家的過度權力擴張而張 目。因為“在整個西方憲政史中始終不變的一個觀念是：人類的個體具有最高的價值，他應 當免受其統(tǒng)治者的干預，無論這一統(tǒng)治者為君主、政黨還是大多數公眾?！盵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國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顯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張法律主體應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標，自主地構設“私法社會”（所 有權和契約自由），期望只要保障個人自由領域即可實現社會正義?？墒?，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現有規(guī)則必須作實質性的詳盡說明；另一方面，必須 引入基本的社會權利，這些權利主張更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會導致的 威脅”。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礎上產生的“福利國家范式”，則出現了福利溫情主 義，它補救實際生活條件和權力位勢（差別）的努力，導致了類似“標準化”干預，“這將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對自主的人生目標之追求。”參見哈貝馬斯：《法治與民主的內在關 系》，景躍進譯，載《中國社會科學輯刊》（香港），1994年（總第9期）。）。為此，“第三條道路” 政治的指導性原則，就是深化并拓展雙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會中的機構結成伙伴 關系，采取共同行動來推動社會的復興和發(fā)展?！盵40](P73)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作為西方 政治哲學的兩大主流，也呈現明顯的對立與互補之勢，[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國家行 動的形式和界限與市民社會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動關系，以期協(xié)調自由與平等、個人/群體與 國家、私域與公域、個性與共性、普遍與特殊等等的對立沖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個以尊重權威和法律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著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見，西方法治正面臨著挑戰(zhàn)與創(chuàng)新并存的局勢，雖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圖回應和超越的趨向卻清晰可見。而亞洲趕超型國家（如日、韓等）是在“外生后發(fā)型”現 代化進程中，形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互動關系，川島武宜就曾直言：“我們缺乏市民社 會和作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國家。在這種態(tài)勢的支配下，向中世紀甚至向‘神話時代’的復 歸，否認個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識及倫理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結果只能是靠權力‘從上 面’強行地控制”，[51](P48)這難免會導致一種權力規(guī)則秩序。因而，其法治進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會為目標來構建多元社會，衡平“亞洲價值”和“西方價值”，韓國 甚至有學者極端地主張以國家立法、執(zhí)法為主，逐漸向輔以社會多元立“法”、執(zhí)“法”過 渡，并最終以社會規(guī)范來取代國家法制。[52]而市民社會的發(fā)育成長，也同樣構成了當代非 洲政治變革的一個重要因素。[52](P197—198)從上不難看出，市民社會與國家互動發(fā)展關 系的變化，決定著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說，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互動發(fā)展關系，不僅奠 定了法治產生和運行的社會基礎，也設定了法治運行的邊際或界限。
三、啟示：國家和社會關系重構與中國法治之路
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分離互動雖然產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進卻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為此，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fā)源地和舞臺，而且其唯物史觀 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而不是相反（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頁、第43頁；《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頁。）。然而，東西方的市民社會與 國家呈現的確實是迥異的發(fā)展道路。古希臘城邦是一種公民政治共同體，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復合”而使國家“直接等同于社會”；[17](P96)而古羅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發(fā)生 了分離，[54](P22—26)但奴隸制商品經濟是在國家政治、軍事和法律的支持與保障下獲得 繁榮發(fā)展的，因而呈現國家對市民社會的“監(jiān)護”狀態(tài)（注：參見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凱撒與基督》（上），第428—440頁，《世界文明史 ——凱撒與基督》（下），第512—527頁；楊共樂：《羅馬社會經濟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頁、第102—103頁、第27—28頁、第75頁等；金觀濤、唐若昕：《西方 社會結構的演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頁。）；而進入中世紀，表面上是“無國 家”狀態(tài)，實質上則是市民社會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質形成了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吞噬（只不過 這種吞噬是脆弱的）（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頁、第284頁；伯恩斯、拉爾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頁。），直到近代市民社會獲得了政治解放而與國家并立發(fā)展。在印度、中 國、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東方，國家和市民社會的關系則沒有那種曲折發(fā)展的 經歷，從國家于社會中產生之時起，便反過來侵吞了社會，形成國家同化、吞噬市民社會的 “東方專制主義”。它沒有古希臘那種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復合”，也不同于古羅馬那種國 家對市民社會的“監(jiān)護”，更不具有西歐中世紀國家吞并市民社會所附有的那種多元權力斗 爭的復雜性和脆弱性，而是堅固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單一性。這種“總合統(tǒng)一體”的國家 神圣氣質成為東方社會的共同特征和歷史遺傳基因（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頁；劉學靈：《東方社會政治形態(tài)史論 》，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頁、第301—364頁。）。不僅造成了東方社會的停滯，也使民 主法治無以產生和發(fā)展。直到在西方國家殖民擴張的嚴重壓力之下，東方國家才紛紛以革命 或變革方式爭取民族獨立和趕追現代化，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分離互動也才提上日程，民主與 法治也才開始起步。雖然我們不能囿于東方、西方、傳統(tǒng)、現代及歐洲中心主義、東方主義 那種僵死的二元論（注：進入20世紀后，西方中心論在斯賓格勒、湯因比、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諾斯等人努 力下，逐漸轉變?yōu)槿祟愇幕嘣摶蛉蛭拿髡?，它“關注的是整個人類，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等譯，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頁。西方學者薩義德、中國學者日知等也對傳統(tǒng)二元思 維模式及“東方專制主義論”提出批評或質疑。參見[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 ，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第4頁、第266頁；日知：《中西古典學 引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頁。），但東、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迥異的內在關系和發(fā)展邏輯，確實在相當 程度上決定了民主法制在東西方的不同歷史命運。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市民社會與國家互動關系的建構已成為一種世界浪朝。就是說，“只 要現代國家還趨于動員和重組它的國民生活，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這種界分似乎就一定會繼續(xù) 起作用”，[56]它構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現一種 “ 全球走向”。[56]可見，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動關系，是推進 當代民主與法治的關鍵。應當說，盡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調適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以應付其民 主與法治受到的嚴峻挑戰(zhàn)，但受其資本主義性質的局限，他們是難以確立起其國家和市民社 會的良性互動關系的。而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公域與私域、權力與 權利、個性與共性才能真正最終統(tǒng)一于人的自由發(fā)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動關系才能切實確立 起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廣闊的發(fā)展前景。然而過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響，片面 乃至錯誤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加之傳統(tǒng)東方遺傳因素的作用，我們曾推行高度集權 的政治經濟體制，使國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會，不僅扼制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限制了 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發(fā)揮，也阻滯了民主法治進程?，F在，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進 行市場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會”取向來調整和重構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以適應全 球化時代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要。這樣，要推進中國法治進程，我們就不應僅僅滿足于民主政 治、市場經濟和理性文化這一“法治基礎和條件”的一般性解說及其實踐，更不應僅僅是法 律制度的簡單植入和法律體系的建構及其實施，而應立足于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這一深廣視 野來審視法治及其理論建構，并著力建立國家和市民社會分立互動、雙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動關系，營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會主義市民社會并努力推進其自主性 ，立足服從服務于市民社會需要而縮減并轉變政府職能，進而確立多元社會權利基礎、公權 力 權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會權利包括個人私權利、民間社會組織權利、基層自治（如村民自治、鄉(xiāng)鎮(zhèn)自治、 街委自治等）權利、公司自治權利以及其他經濟組織權利等等。公權力權威意指職能少而有 力的公權力，而不是職能多而無力的公權力。這種公權力應限于宏觀調控管理并依法賦權和 運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應貫徹自由、平等、人權等社會主義正義法精神，賦有至上地 位并成為治國之根本。），使依法治國與市民社會理性規(guī)則秩序相回應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國應立足于對社會的回應，并以市民社會自主自律的內生秩序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權力法律化和工具主義、實用主義、懈怠主義傾向。）。只有這樣， 才能以多元權利來分享、平衡和制約權力并扼制腐敗，才能使權利和權力共同納入法律規(guī)制 框架之中并樹立起法律至上權威，以權利保障和權力制約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終 確立起來。
[摘要]“歷史與社會”新課程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發(fā)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過程，教師必須糾正教學偏差，深入貫徹課程改革理念，把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文明之間的互動作為知識整合的基礎，在互動中發(fā)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既重視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又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更重視學生的品德、個性等方面的全面發(fā)展。本文探析了歷史與社會課程教學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問題，以求得對新課程的深刻理解。
[關鍵詞]課程改革 課程理念 教學偏差 途徑策略
“歷史與社會”綜合課程把現實社會生活作為教材的基點，強調面向社會、面向生活，注重運用概念、知識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參與社會。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新課程的教學改革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由于教師對新課程理念的認識有些偏差，教學中也存在許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學偏差入手，結合教學實際談談自己對“歷史與社會”新課程粗淺的看法。
一、糾正學會收集資料等同于學會運用資料的偏差，培養(yǎng)學生處理材料的能力
讓學生收集資料是新課程教學中經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學校布置的課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學生們制作的精美的資料冊。但在這些精美的資料冊背后卻是：有的學生只是從電腦上下載資料，裝訂成冊就算完成任務；有些教師將學生制作的資料冊收上來，便束之高閣。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都沒有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認真閱讀。教師更沒有引導學生運用所收集的資料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反而造成時間和紙張的浪費。
學會收集資料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學會收集資料的目的在于學會分析資料并運用資料來解決所遇到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第一，教師應該讓學生帶著問題去收集資料，避免讓學生收集一些漫無邊際的、大而無當的資料；第二，收集資料以后，教師應引導學生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辨別、分類和取舍；第三，教師應幫助學生通過資料的閱讀，概括出當時對所探討問題的研究結果和進展；第四，根據對資料的研究，讓學生提出質疑、自己的見解和解決問題的方案。另外，教室里應留出學生展示資料的空間，使資料得以為學生們共享。
二、糾正“自主”變“自流”的偏差，加強教師的組織和指導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學習的主體，學生能動的創(chuàng)造性的學習是教育教學活動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徑，實現自主性發(fā)展是教育教學活動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學活動的本質要求。但是現實的教學往往把學生“自主”變成了學生“自流”。強調把讀書的時間還給學生，有的教師上課便讓學生自己看書，沒有指導，沒有提示，沒有具體要求，由學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稱之為傻讀；有的教師甚至一味強調學習內容由學生自己提(喜歡哪一段就讀哪一段)，學習方式由學生自己選(喜歡怎么讀就怎么讀)，學習伙伴自己挑(想和誰交流就和誰交流)，典型的“自流式”。這樣做，學生表面上獲得了自主的權利，可實際上并沒有實現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學習離不開教師的指導。教師要設置動態(tài)的教學設計方案，善于放大學生思維中的閃光點，引領學生進入積極的思考狀態(tài)，師生之間產生思維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學任務。自主學習強調學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學生自己學習，并不是說教師可以撒手不管。學生討論時，教師應該以聽、看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討論上，在此基礎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學應該做哪些調整，哪些問題值得全班討論，哪些問題需要教師講解，教師要做出最恰當的選擇。只要教師持之以恒，課堂必定會變得既生動活潑又井然有序。
三、糾正雖有活動但沒體驗的偏差，重視健康情感和過程與方法的培養(yǎng)
突顯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教育是新課程的一個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學具有教育性規(guī)律在新課程中的體現。但是，這不意味著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的教育可以“獨立”和“直接”進行的，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只有與知識、技能、過程、方法融為一體，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許多教師通過開展活動的辦法，落實健康情感和過程與方法的培養(yǎng)，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雖有活動但沒體驗的偏差，有為活動而活動的傾向，因而不會成為有效的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的教育，對學生的發(fā)展也就不可能有實際的作用。
新課程所提倡的活動是外顯活動與內隱活動的統(tǒng)一，是操作活動與思維活動的統(tǒng)一，它旨在引導學生通過動口、動手、動腦,親自體驗過程。例如，有位教師在講《我的壓歲錢怎么用》這一課時，就讓學生在活動中深入體驗正確的理財觀。
師：關于理財，希望我們的同學都把算盤打得精一點。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過春節(jié)時親戚朋友可能會給你一些壓歲錢嗎?平時父母也會給你一些零花錢嗎?現在花了嗎?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庫里還有800元錢，請為自己訂一個理財計劃。
生：日?；ㄙM，如買零食、乘車費、學習用品費；娛樂費，如看電影、玩游戲等。
生：準備一個小本，在上面記錄花費的用途、時間。
生：每周自己進行結算。也可以交給爸爸、媽媽審核，以便獲得改進開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錢管理的指導。
生：理財計劃單(略)
師：通過這節(jié)課的學習，希望同學們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學，增加收入要選擇。
師：個人生活這樣，家庭生活這樣，國家生活也是這樣。只有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才能過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們的同學在實際生活中形成科學的理財觀念，養(yǎng)成良好的消費習慣。
這樣的課堂活動是根據學生自己生活經歷或經驗進行情景設計的，就使新知識在學生的經歷和經驗的共鳴、碰撞基礎上產生。通過“壓歲錢怎么用”的角色體驗設計，讓真實生活經歷、體驗與虛擬角色體驗相結合，通過這些生動的情景角色體驗，學生在課堂上就有了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自然滲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價值理念。
四、糾正“歷史”與“地理”簡單累加的偏差，切實體現新課程的綜合性
不少教師一時難以適應新課標的要求，照舊按傳統(tǒng)教學方法實施教學，如有關地理的內容仍然按照原來的地理學科形式上課，有關歷史的內容仍然按照原來的歷史學科形式上課，從而割裂該課程的整體性和綜合性。“歷史與社會”是一門歷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有機整合，在課程目標、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及學習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課程。新課程性質要求該課程在教學過程中突出其綜合性。新課標要求教師做到以下幾個“綜合”：對相關人文社會學科知識進行綜合，對歷史發(fā)展過程和現實社會問題進行綜合，對某個事件或現象的分析、認識進行綜合，對基本方法和技能進行綜合，讓課程“綜合運用”。比如歷史與社會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識，很多歷史事件都離不開地理因素。我在講“隋朝開鑿大運河”這一歷史內容時，改變過去懸掛《隋運河圖》向學生介紹開鑿年代、運河分四段等講法，而是掛了一幅《中國水系圖》，讓學生觀察中國水系的特點。從中國東部的河流多是東西流向沒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開鑿一條南北的河”，通過測量大河之間的最短距離，“溝通支流”……可見，知識的綜合運用，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凸現出課程的綜合性。
為了培養(yǎng)學生的綜合能力，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根據學科特點，在課堂教學中還可做如下嘗試。
1．古今相聯(lián)?！巴ㄊ贰笔菫榱恕白R今”，是為了展望未來。為此，平時的教學要與當年、當月，甚至當今的社會熱點結合起來。講科技就會講講“神六”，講講mp4；講和平，就講講日本右翼勢力參拜靖國神社，講講巴以最新沖突，講講最新恐怖活動，講講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2．文理交融。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的綜合聯(lián)系與分析，有利于提高學生綜合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講到趙州橋，可引導學生進行趙州橋的受力分析，從而理解為什么它會歷千年而不倒，體會我國古代的建筑藝術。
3．文史哲相融。歷史與哲學之間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沙掷m(xù)發(fā)展觀點本身也是一個哲學觀點，“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fā)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們用全面觀點去思考、去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另外，七年級的“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創(chuàng)業(yè)有方，信用無價”，八年級的“感悟滄桑巨變”等課題本身都充滿了哲學思辯色彩。另外，文史之間的交義點是很多的，特別是古典文學(如詩詞)更是與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總之，“歷史與社會”新課程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發(fā)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必須加強理論學習，對課改的理念進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認識，在反思和實踐中逐漸將新課程的理想變成現實。
中國正處于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期,正面臨著人類歷史上,不論從任何尺度來說,都是規(guī)?？涨暗慕洕D型和社會公平的挑戰(zhàn),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各種經濟與社會矛盾顯化,焦點與熱點問題涌現,學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學界面對著不同的挑戰(zhàn)。
科技界正迎來所期盼的自主創(chuàng)新的東風,但面臨的挑戰(zhàn)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證實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兩張皮”(科技與經濟發(fā)展脫節(jié))的現實。政府驅動,而又明顯帶有技術驅動色彩的自主創(chuàng)新,最怕的是脫離市場需求,最終事與愿違,落得科技與經濟的脫節(jié)。經濟學顯然是個顯學,受到人們的追捧,盡管處在是非的旋渦之中,但經濟學界仍然試圖解釋特殊的中國經濟現象,主流的學者們用市場化、效率優(yōu)先的視角直率地表達觀點,而不是回避,盡管成為眾矢所的。
社會學界的聲音愈益引起人們的注目,盡管久違了,他們熱衷于中國社會斷裂的討論,并認同社會的撕裂,進而提出和諧社會的構想,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關注社會公平。盡管社會學者在中國近代在政治上處境并不好,但他們深入社會實踐,實證的科學態(tài)度令人敬佩。中國管理學界的歷史傳承較少,近20年來埋頭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學的理論、方法、工具,略顯稚嫩,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管理實踐插不上嘴,需求不足與供給不足同時存在,問題是擺脫自娛自樂尷尬處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國經濟與社會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與其說是一個資金與技術問題,毋寧說是一個管理問題
生產力要素(知識、勞力、資本)都只是一種資源,只有通過企業(yè)家與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轉化為財富和社會進步:知識沒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體系(即公私機構的知識生產、傳播、應用網絡)和制度環(huán)境的保證,科技成果很難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現實生產力又甚難轉化為效益,導致科技與經濟的脫節(jié),先進的科技未必能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發(fā)展;勞動力生產要素也只有通過組織、調動才能充分發(fā)揮人的潛能和能動性;資本要素同樣只能通過有效的管理才能獲得預期的回報,相反,疏于管理,資本反而導致災難性的后果,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日本10年的經濟低迷。
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列茨認為:“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發(fā)展的關鍵因素除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以外,另一種資本是社會和組織資本,變革的速度和模式取決于這種資本的形成,國力的增長也取決于這種社會和組織資本?！敝袊凶屖廊肆w慕的高儲蓄率、高外匯儲備、高外商直接投資(FDI)、龐大的科技隊伍、用之不竭的勞力資源,因此,中國不缺錢、勞力、科技,唯獨稀缺的是社會組織資本,這是轉型國家的共同點,也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社會組織的管理也是生產力。
2 中國管理學發(fā)展正處于一個歷史轉折
中國管理學和管理教育的(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恢復辦學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卻是輝煌的20年,隊伍硬軟件設施的建設是突飛猛進的20年,難于找到另一個學科有如此迅速的發(fā)展,應該說其基本骨架已經搭起,已經走過了學習、借鑒、模仿,從文本到文本寫讀書報告的階段,中國管理學和管理教育已經成熟,這應是個基本評價?，F在面臨著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問題。這里包括學科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路徑和重點突破學科的選擇。
首先面對的是一個發(fā)展思路問題。中國管理學的發(fā)展思路很像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發(fā)展思路的表述:中國哲學應從“照著講”轉到“接著講”。
中國管理學不也是應從對外來管理文化“照著講”的階段,走向“接著講”的階段嗎!這是一個歷史現象: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歷經多次外來文化的傳引和影響,但到頭來都是本土文化逐漸消解融合外來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須本土化。中美兩個核彈之父,一個鄧稼先,一個奧本哈默,兩種管理思維,兩個都成功了。有人說,若兩人互換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人顛覆了美國世界制造業(yè)的霸主地位,美國人不服,麻省理工學院(MIT)深入豐田總結出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經營理念:貼近客戶,善待員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美國人很難學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難學到美國人的創(chuàng)業(yè)、冒險的創(chuàng)新精神,只長于模仿一樣。
中國管理學的發(fā)展也必然有這樣一個過程:從引入、解讀到中西“體”、“用”之爭,從晚清開始我們就經歷過多次“體”、“用”之爭,但都回歸到西為中用和“接著講中國”。如果要使中國管理學得到發(fā)展,對當今世界管理科學產生重大影響,我們必然要從“照著講”向“接著講”轉變,現在就要看中國管理學界如何“接著講中國”了。
至于如何“接著講”,可援引類似北京大學湯一介先生[1]關于中國哲學“接著講”的路徑:接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講;接著西方管理學講;接著中國管理實踐講。
(1)接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講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智慧的寶藏,就連諾獎得主們在巴黎發(fā)表的宣言中也說:“人類迎接21世紀的挑戰(zhàn),必須從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尋求智慧?！备螞r尋求中國傳統(tǒng)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們和社會公眾的國學熱可作旁證。
(2)接著西方管理學講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學的真髓,融合中國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國化的若干管理學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學界。
(3)接著中國近現代管理實踐講包括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國人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時獨特的處理化解危機的能力;調整自己,撥亂反正;處理SARS公共危機;適應經濟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粵商、浙商的非凡經營能力等都是值得“接著講”的命題。后20年中國管理學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建立中國現代管理學,將管理學中國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夠指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管理實踐問題,對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對人類的發(fā)展做出貢獻,這就是中國管理學界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學科:宏觀管理與政策學科,由于經濟與社會熱點問題多,需求急迫,近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量猛增,2006年占申請項目總量的44%,且均直面中國管理實踐問題。
3 對中國管理學健康發(fā)展的幾點認識
3.1 管理學是個致用的科學,中國管理學界應直面中國管理實踐
學術研究背離中國管理實踐,學術本身就意義不大,只有腳踏中國實地,中國管理學的世界地位才能顯現。學習、借鑒、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學、治組織、治國的能力,解決本國的管理實踐問題。研究中國情景嵌入和中國情景依賴的管理科學是中國管理學界的責任,因為沒有人能夠替代我們,這種研究對中國和對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學研究的承襲思維,多做些中國管理實踐的實證研究
盡管中國管理學研究的歷史積累和挖掘較少,處于弱勢和“拿來”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襲,老是“拿來”,老是停留在克隆一個美國商學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別人嚼過的饃”過日子。對中國管理問題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管理觀念和術語,因為畢竟語境不同。應提倡對中國管理實踐多做些實證研究。目前管理學院在處理學術研究和教學上,過于偏重培訓教學,偏重MBA,這也是由于競爭,人們對學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長們對市場的敏銳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長們也應冷靜地思考長遠目標和學術地位。
3.3 隊伍建設應從培育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做起
中國管理學界隊伍還很年輕,隊伍建設和學術研究既要反對循規(guī)蹈矩,也要反對急功近利、趨炎附勢和學術失范。要提倡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竺可楨把科學精神定義為不盲從、不附和,虛懷若谷和專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約瑟把科學方法定義為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嚴格的數學分析。要有質疑、批判、反思精神,“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創(chuàng)新才能產生。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敢于挑戰(zhàn)權威,敢于挑戰(zhàn)自我,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敢于引領未來。我們看到在老一輩管理學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經成為一支中堅力量。相信中國可以出現像泰勒和德魯克那樣的管理大師,涌現出大批企業(yè)領袖和公共管理精英,應該相信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偉大的管理實踐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
這是大學教改的一個核心問題,一個看不見的指揮棒。現在存在一個所謂與國際評價體系接軌(即在世界頂級管理雜志上)的追求,但又面臨背離中國管理實踐、隔靴搔癢的問題。實際上我們要在學術成就與對經濟社會發(fā)展作貢獻,以及學科發(fā)展與國家目標上尋求一個平衡點、結合點。但單靠管理學院自我救贖很難,這取決于大環(huán)境,而目前大環(huán)境的評價體系出了毛病。對一般硬科學有所謂國際“接軌”,“統(tǒng)一的評價體系”,但對像管理類軟科學來說有點難,有學者就提出“什么是軌?”,“不接軌又怎么樣?[2]”有幾篇在頂級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學院,中國企業(yè)的競爭力就會提升?中國制造業(yè)在價值鏈中的尷尬處境就會改變?但應該有信心、有目標,著力研究透中國的管理問題,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認同,國際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個悖論
有的管理學者提出一個悖論:一國有競爭力的成功企業(yè)與領袖型企業(yè)家的出現不一定與一國成功的商學院相聯(lián)系,日本與德國似乎就是兩例。這到底是商學院的錯,還是兩者并不一定有相關性。國內外對商學院的質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來自商學院內部的聲音,如“商學院的終結?成效不足,養(yǎng)眼有余”(斯坦福大學菲弗),“商學院如何誤入歧途”(南加州大學本尼思)以及MBA的顛覆者麥吉爾大學的明茨伯格[3],問題還是出在理論與實踐的背離,對學術性過于關注和追求,而導致對管理實踐的忽略。
TCL的李東生處于國際化的熬煎中時,我們學界何不從并購的財務陷阱、文化差異、市場風險、組織控制等研究上幫他一把,而作壁上觀。上汽韓國雙龍也苦于處理罷工風潮。20年前日本企業(yè)走出去時,據說美國學者給出謀劃策,輪到中國企業(yè)的國際化時誰來出點子?
3.6 尋找科學前沿,尋找科學領袖
200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正滿10周歲,年資助金額也已超億元,自然科學基金的任務是尋找科學前沿,尋找科學領袖,但尋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們緊迫的前沿,領袖又牽涉到一個評價體系,撒銀子是個很瀟灑的活兒,但撒到好處,卻是個學問和責任,需要大家的指點。
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發(fā)展，人們對社會主義本質及其歷史命運的認識不斷深化，而社會主義事業(yè)本身正是在這種從不間斷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輝煌。過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積極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同時，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種種矛盾日趨尖銳，由此引發(fā)的蘇東巨變意味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蘇聯(lián)模式”的失敗，人類歷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發(fā)展軌道，這一切都推動著人們從不同立場和角度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本文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為指導，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相互關系從宏觀上作一些反思。
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同源性
現代化本質上是以工業(yè)化為動力和核心的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演進的歷史進程，資本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都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發(fā)展的必然結果[1]。沒有以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為基礎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就沒有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同樣也不會有科學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產生和發(fā)展。人類的社會主義理想和對這一理想的追求是隨著現代工業(yè)文明興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而產生的，是隨著現代工業(yè)文明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F代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經歷了“原初現代化”(即工業(yè)革命前的資本主義手工勞動時期)、三次工業(yè)革命和工業(yè)化浪潮以及當代信息技術革命等幾個歷史形態(tài)，而與每一個發(fā)展階段相對應的，都是資本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事業(yè)新的發(fā)展和進步。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理想都產生于“原初現代化”時期。沒有生產力的發(fā)展以及由此而出現的“原初現代化”進程，則不會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不會產生人類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工業(yè)革命和工業(yè)化浪潮的開始使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內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這正是社會主義理論從空想發(fā)展為科學的基本物質前提。沒有相對成熟的大機器生產，就沒有相對成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就沒有資本主義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進思想家便無以客觀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無以揭示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無以找尋戰(zhàn)勝資本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的現實途徑和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把大機器生產視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立的基本前提，強調社會主義作為嶄新的社會制度是對機器大生產發(fā)展要求的更主動的適應。同時，任何背離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軌道的社會主義思潮都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們認為，脫離了現代大工業(yè)發(fā)展的客觀條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是不可思議的，相對落后的生產力狀況和經濟政治發(fā)展水平只能造就“社會主義的諷刺畫”[2]；那些不能反映現代工業(yè)社會發(fā)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工業(yè)革命和工業(yè)化浪潮，使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進一步發(fā)展為更高級的歷史形態(tài)——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變得更為成熟，資本主義的影響籠罩了整個世界，但由此也發(fā)展和激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各種矛盾。正是在這一客觀前提下，社會主義運動才得以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轉變，由此而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模式。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社會矛盾的發(fā)展，二戰(zhàn)前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一切都推動著更多的國家和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蘇聯(lián)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雖不完善，但在二戰(zhàn)前的現代化運動中成就顯著，展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性，也奠定了二戰(zhàn)中戰(zhàn)勝法西斯侵略的強大物質基礎。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社會主義制度跨越了一國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國際性的新型社會制度體系。隨著社會主義事業(yè)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轉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適應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和要求，從此成了執(zhí)政的共產黨人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能否在現代工業(yè)文明主干道上與時俱進，成了社會主義建設成敗的關鍵。
毫無疑問，戰(zhàn)后開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當代信息技術革命浪潮曾同時為資本主義發(fā)展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進步帶來新的契機和挑戰(zhàn)。然而，戰(zhàn)爭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遭遇了各種重大挑戰(zhàn)后，繼續(xù)保持和擴展了其先發(fā)優(yōu)勢，而蘇聯(lián)及其影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沒有能夠緊緊追隨現代工業(yè)文明前進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體化浪潮中遭受嚴重失敗，從反面說明了社會主義運動與現代工業(yè)文明之間密不可分的內在聯(lián)系。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通過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緊緊追隨現代工業(yè)文明前進的步伐，在一個原先基礎極其薄弱的國家情況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有力地說明了科學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美好前景和強大生命力，同時也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事業(yè)沿著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觀回顧歷史發(fā)展和變化的軌跡，我們不難發(fā)現：現代工業(yè)文明的每一步發(fā)展都同時為資本主義發(fā)展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zhàn)；脫離了人類文明的主干道，科學社會主義事業(yè)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多種社會形態(tài)。從時間上說，有先后關系，也有一定時間內共存的并列關系，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過去的五種社會形態(tài)“依次遞進說”既不符合歷史事實，當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論根據，早已受到嚴謹的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的批判。誤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tài)論”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發(fā)的各種錯誤認識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們長期以來片面地認為：社會主義運動起源于資本主義的興起和衰落，而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便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滅亡。這種認識使我們忽視了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源性的認識和研究，忽視了尊重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規(guī)律對于科學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重大意義，忽視了對資本主義客觀存在的先進性及其發(fā)展趨勢的認識與研究，忽視了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長期性和艱巨性的認識和研究，給整個科學社會主義事業(yè)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損失。
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超越，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同樣起源于現代工業(yè)文明的興起和發(fā)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人類文明主干道上長期共存和發(fā)展的兩種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這是歷史發(fā)展的基本事實。歷史事實就是最好的理論邏輯。我們只有從這一基本事實出發(fā)，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或教條出發(fā)，才能客觀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
二、工業(yè)文明帶來共同的機遇和挑戰(zhàn)
現代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進程，有其自身運行的客觀規(guī)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存在著差別和對立，但同源于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決定了他們必然面臨許多相同的機遇和挑戰(zhàn)。
從歷史的縱向發(fā)展看，工業(yè)化必然造成各國社會的發(fā)展和深刻變化，如經濟的進步、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政治上層建筑的演變、新社會階級分層的形成、人們思想和觀念的更新，等等。在對待工業(yè)文明帶來的基本發(fā)展趨勢上，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者的態(tài)度及基本對策必定有著本質區(qū)別。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社會主義者無疑能夠更好地應對現代工業(yè)文明所帶來的各種機遇和挑戰(zhàn)，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但無論是我們所希望的，還是我們力圖克服或避免的，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抑或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造成的基本趨勢都是注定會出現的。從這一意義上說，不論各國的傳統(tǒng)和國情有何差異，“工業(yè)較發(fā)達的國家向工業(yè)較不發(fā)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4]。
從世界歷史的橫向發(fā)展看，從分散到整體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趨勢，但整體世界的形成卻主要是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基本成果。工業(yè)化引起的世界整體化，必然造成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這一趨勢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也無論是在發(fā)達國家或不發(fā)達國家，人類都必然愈來愈多地面臨著全球共同問題的挑戰(zhàn)，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動著各國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觀上已經不可能再允許“兩個平行市場”之類現象產生或存在。和平與共同發(fā)展、人口、生態(tài)環(huán)境與資源共享、反吸毒販毒、反對恐怖主義、防治艾滋病等問題，既具有地域性，同時也決不僅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國家或地域。世界正變得愈來愈小，作為人類共有的“家園”，地球正在時間和空間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地球村”，面對共同挑戰(zhàn)的世界需要各國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們面臨共同失敗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下，夸大兩種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顯然違背世界發(fā)展的客觀要求，競爭中的合作共處必將成為國際關系發(fā)展的基本趨勢。
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盵3]在應對現代工業(yè)文明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方面，不同的國家既要獨立自主地捍衛(wèi)和維護自身利益，但同時也不應忽視現代工業(yè)文明條件下世界發(fā)展客觀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不能不顧自身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顧本國人民所選擇的發(fā)展道路，但也決不能違背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忽視主流文明擴展的基本趨勢而過分強調自身特性是經受不了歷史考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某些極端民族主義國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說明了背離人類文明主干道的嚴重后果。
西方是現代工業(yè)文明起源的搖籃，在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進程中迄今仍處于領先地位。由于西方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領先地位，西方各國在應對工業(yè)文明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方面也保持著相對的先進性，并在國際競爭中始終保持和擴展著其優(yōu)勢地位。為了適應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客觀要求，保持和擴展其優(yōu)勢地位，維護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西方國家針對工業(yè)文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不同特征，不斷建立、調整和完善與現代工業(yè)文明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機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一些西方學者和政治家甚至從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吸取了大量營養(yǎng)。在應對工業(yè)文明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方面，西方各國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值得重視和借鑒的寶貴經驗。然而，我們卻長期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孤芳自賞，沒有充分認識或承認西方國家在應對工業(yè)文明發(fā)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顧客觀事實和基本規(guī)律，總是拘泥于姓“資”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道路上已經取得的各種經驗，更沒有能夠充分重視和研究它們的各種教訓，反而把西方工業(yè)文明發(fā)展過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現象當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這使我們在實踐中一度偏離了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軌道。
列寧曾經指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5]；“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5]。鄧小平同志也強調：“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fā)展不起來”[6]；“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yōu)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guī)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6]。面對世界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帶給人類的各種共同機遇和挑戰(zhàn)，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決定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積極適應世界的發(fā)展和變化，積極借鑒“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在最大限度加速國內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同時，積極推動國際范圍內的廣泛合作，為世界的和平和發(fā)展事業(yè)做出自己的貢獻。
三、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超越
社會主義運動肩負著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建立人類理想家園——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光榮使命。在社會主義尚處于理論形態(tài)的發(fā)展階段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盵3]這就是說，作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人必須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先進性，決不能放棄或忘卻自己的根本目標。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誡我們：“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fā)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盵7]如今，世界歷史又走過了一個半世紀還要多的時間，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實踐充分驗證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發(fā)展不能跨越歷史階段的諄諄教誨，以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必須既胸懷遠大理想，更注重嚴謹求實；僅憑一腔熱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美好前景。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又說：“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盵6]只要簡單回顧各國共產黨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歷程，我們便會發(fā)現：超越階段、急于求成是帶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現象；鄧小平同志的論斷正是對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科學總結，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總是要與一定的民族國家形式相聯(lián)結的，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迅速實現后發(fā)趕超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在國際領域主要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表現為兩者既相互競爭又合作共處的國際外交關系。社會主義既是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產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她自始就與資本主義相比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克服資本主義矛盾和戰(zhàn)勝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己任，這就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在人類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體現歷史發(fā)展的方向，要求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共產黨人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先進性。社會主義在社會制度層面上對資本主義的超越，與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超越目標是密切相聯(lián)的。換言之，沒有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fā)趕超，社會主義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終戰(zhàn)勝和代替資本主義。鄧小平同志在談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fā)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國綜合國力達到世界前列，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就真正體現出來了”[6]。無疑，小平同志高瞻遠矚，把握了問題的實質。
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fā)趕超使命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挑戰(zhàn)和考驗。由于歷史發(fā)展的因緣際遇，社會主義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相對落后的國家，而這一點過去卻沒有能夠引起各國社會主義者的高度重視。他們都面對著相對落后的發(fā)展基礎和條件，都面對著國內相對更多的前工業(yè)文明因素的障礙和干擾，都面對著學會正確對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等問題。簡單地說，都面臨著始終保證在現代工業(yè)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離前進方向而迅速實現后發(fā)趕超的艱巨使命。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yè)文明發(fā)展中的相對滯后表明，實現后發(fā)趕超是社會主義各國在今后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的基本目標。在這一進程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及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鑒和交流，既相互競爭又合作共處?，F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長期性以及社會主義各國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現狀，決定了這種競爭共處關系的長期性。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fā)展，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十分重視西方各國在應對現代工業(yè)文明機遇和挑戰(zhàn)中的經驗教訓，更加重視彼此之間的合作和共處。即便將來實現了后發(fā)趕超目標，世界將進一步成為名副其實的“地球村”，我們將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閉和孤芳自賞中步入人類的理想家園。正如鄧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紀下半期中國發(fā)展前景時所說：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不會改變的，“到那時，更不會改變了。即使是變，也只能變得更加開放。否則，我們自己的人民也不會同意”[6]。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在實現后發(fā)趕超的進程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科學本性。列寧曾經指出，生產力的發(fā)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8]。鄧小平同志也認為，科學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根本任務就是要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顯然，要充分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唯有循著現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軌跡不斷探索前行，才是一條科學的光明之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充分考慮到前進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既要不斷地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內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視克服各種前工業(yè)文明勢力或思潮的干擾，充分重視“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實現后發(fā)趕超的戰(zhàn)略目標。在批判各種前工業(yè)文明勢力和科學認識資本主義本質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旗幟鮮明地作了大量論述，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但是，新世紀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偉大實踐正呼喚著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經典作家們的探索只是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開端，沒有也不可能為我們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各種新問題、新現象提供現成的答案。我國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堅持在實踐中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表明我們經過多年探索，已經找到了一條在現代工業(yè)文明條件下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發(fā)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發(fā)生的蘇東巨變，猶如一場“政治地震”，曾經深深地震撼著人們的心靈。但是，歷史的經驗和客觀的現實都告訴我們，隨著人類歷史沿著現代工業(yè)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進入到全球化的新階段，在它賦予資本主義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時，它也必將為社會主義各國迅速實現后發(fā)趕超的現代化目標帶來新的動力和機遇，必將為美好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新的希望和生機。
人類自從進入文明史并形成社會以來就有了對疫病的記載，而每一次大規(guī)模的疫病都給它影響所及的人類社會留下深刻印記。疫病是隨著人類進入農耕社會形成較大規(guī)模的聚居而發(fā)生的，并往往隨著族群遷徙，商貿往來，征戰(zhàn)侵掠而傳播。疫病對人們的社會行為、生活方式、對科學和文化的認知、思想與世界觀的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促進了各種社會的轉型。
例如，希臘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紀曾達到了一個輝煌的高峰，并與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區(qū)有了較頻繁的來往，但疫病也隨之傳來。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羅奔尼撤戰(zhàn)爭及戰(zhàn)爭中爆發(fā)的多次大瘟疫給了古典文明以巨大沖擊。文明的中心雅典據說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蘇格拉底在這場危機中從“我知道我一無所知”的命題開始，探討個人的道德與知識追求?！搬t(yī)學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傳說在這場瘟疫中采用了正確的防治方法而名聲大著。此后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成就達到了又一個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開始向“希臘化”的世界性文化演變。
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達到了它的最大擴張極限，地域橫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現了被稱為“安東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據傳帝國的人口減少了1／3。羅馬的“黃金時代”自此結束。當時的羅馬皇帝馬司·皋勒留寫出了《沉思錄》，表現了對人生的消極態(tài)度，認為人是自然機體的一分子，要服從自然的規(guī)律?；浇淘诖说挠绊懷杆僭鲩L，尤其是耶穌治病救人的事跡在此時頗能打動人心。羅馬帝國公民的自豪感開始讓位于對個人拯救的關心和對整個世界所有人命運的思考。
公元6世紀，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開始了“收復失地”的遠征，但隨之而來的是帶來了一場被稱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續(xù)到8世紀。有人估計死亡人數超過千萬。這場瘟疫影響到這次收復失地的失敗，由此使歐洲東西方的政治與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歐洲西部諸國將羅馬皇帝與希臘正教的文化拋在一邊，開始建立自己的“帝國”和宗教權威、羅馬教會與教皇，并形成了西歐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對歐洲及世界影響最大的瘟疫流行發(fā)生在14—17世紀，這場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紀從地中海地區(qū)傳到歐洲大部分地區(qū)，這場被稱作“黑死病”的瘟疫產生的影響更是歷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歐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擊。黑死病涉及地區(qū)人口死亡多達1／4甚至1／2，造成了勞動力的奇缺，封建莊園主對農奴的人身束縛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級制的土地占有關系也難以維持，土地的個人所有權與自由勞動力雇傭關系和貨幣地租的發(fā)展，人對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價值觀念在這場瘟疫的沖擊中開始發(fā)展，人文主義的思潮涌現出來。薄伽丘的《十日談》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寫成的。文藝復興正是在這個時期興起的，這也是由于天主教會傳統(tǒng)的信條和儀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顯得軟弱無力，許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環(huán)境中拯救自己，文藝復興的思想對他們就有了強烈的吸引力，因為它表現了人對健康、完美與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紀從德意志爆發(fā)的宗教改革運動也是在瘟疫的陰影下醞釀的。16世紀初德意志瘟疫橫行，當時的許多畫幅描繪了死亡瘟神到處橫行，降臨到每個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會卻在出售贖罪券斂財，這是激起民眾普遍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醫(yī)生的地位較以前更被重視，而醫(yī)生是當時主要掌握自然科學知識的人。哥白尼、帕拉賽爾蘇斯、塞爾維特、諾查丹瑪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醫(yī)而知名的，尤其是他們研究和醫(yī)治過瘟疫。他們的名聲也使他們的科學思想得到發(fā)表和傳播。陳舊的醫(yī)治觀念與巫術雖盛行一時，但終因無效而逐漸被較為科學的醫(yī)療方法取代。人們開始接受疏散、隔離、洗手，注意飲食衛(wèi)生、干凈的飲水、新鮮流通的空氣等生活方式和觀念，一些地方和國家當局對于防治瘟疫是否關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紀各種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對統(tǒng)治者進行評判的一個主要方面。
瘟疫在歐洲人的地理大發(fā)現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國史學家拉杜里稱之為“疾病帶來的全球一體化”。哥倫布“發(fā)現新大陸”和隨之而來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們帶來的疫病成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殺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狀態(tài)下，對外來的疾病毫無抵抗力，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陸續(xù)死亡。農業(yè)發(fā)達的墨西哥死亡人口達90％，秘魯達70％以上，加勒比海地區(qū)本地人則完全滅絕，這就為歐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條件，但也造成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此之前，歐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據點，但卻由于無法抵御熱帶疾病不能深入內陸，于是就想出來販運非洲黑人到美洲當奴隸的辦法，上千萬非洲黑人被運往美洲，特別是運到加勒比海地區(qū)、巴西等美洲本地人滅絕殆盡的地方。當然，美洲也將梅毒等疫病傳到歐洲，最初它是一種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癥，后來才衰減為一種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現對歐洲近代性倫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響。此后，歐洲殖民者對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當地居民的大多數因其帶來的疫病而死亡。而與此同時，歐洲殖民者對亞洲的入侵，則因為“亞歐大陸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數千年歷史，沒有造成大的疫病，歐洲人將亞洲殖民化的企圖終未成功。歐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擴張也帶來了疾病的全球一體化，它影響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優(yōu)勢地位。當然這其中一個決定因素是“西方社會”首先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并在較大范圍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
在世界歷史上幾個重大轉折的關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是有著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規(guī)模聚集和流動，國家社會活動范圍由于領土擴張、征戰(zhàn)、商貿而擴大，戰(zhàn)爭、饑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會的衰敗使國家或社會管理體制僵化無能，人心渙散，舊有的文化與知識傳統(tǒng)(包括巫術、迷信和錯誤的防治方式)不但無法應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負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沖擊又往往大大加強了以上諸因素造成的危機。歷史上的人類社會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變以應對重大危機的挑戰(zhàn)，如通過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減少或停止勞民傷財的征戰(zhàn)擴張，改革國家社會的統(tǒng)治管理體制或進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觀重新整合社會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環(huán)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學秘密，提高人的身體與精神生存質量，采納更先進和符合衛(wèi)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會生活中重視對周圍的人與環(huán)境的關懷等。在古代與中世紀，人們對疫病的認識與應對是艱難、曲折、緩慢的，但如果不能沿著正確的方向以正確的方式應對克服伴隨疫病而來的挑戰(zhàn)，這個社會與這種文化就會衰亡，反之這個社會與文化就會延續(xù)發(fā)展。在解開許多古代文明的興亡之謎時，疫病是值得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代社會盡管有了先進的科技與醫(yī)療手段，但從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說明人類與疫病的斗爭仍將繼續(xù)下去。以史為鑒，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討與反思。
1營造良好的自主學習的氛圍
新課標的教學要求，倡導學生自主、創(chuàng)新、合作的學習方式。作為初中教師的我們，怎樣才能讓學生在課堂成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由于初中生在學習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礙，一是因為緊張，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們在教學過程中要重點培養(yǎng)學生的“問題意識”，必須要從根本上消除學生心理上的這兩個障礙，從而為學生創(chuàng)造一種良好的學習環(huán)境。通常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多給予學生微笑，與學生多接觸、多交流、多溝通，積極的、努力的為學生創(chuàng)造平等、輕松、和諧的課堂。同時，在課內外要鼓勵學生多質疑，多問幾個“為什么”。通過實踐證明，在民主的學習氛圍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學生在思想上樹立“我要問”“我要學”等積極的信念。
2加強學生體驗，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初中生在學習歷史與社會屬于一種認知活動，當然這種活動是按照一定的規(guī)律進行的，這樣才能促使學生獲得認識的發(fā)展和提升[1]。在教學過程中，為實現學生的主體性，教師進行有效的引導，學生通過自己的體驗來完成知識的感悟。在教學中，教師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如：演講、問題式的教學、討論式的教學、游戲、實物的演示等，從而有效的激發(fā)學生的感覺、思維細胞，積極引導學生的情感體驗。例如，我們在講解甲午戰(zhàn)爭之后，清政府給日本軍賠償了2億兩白銀的時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進行教學：首先告知學生1億兩白銀折合出來為37.87g，接著讓學生計算出2億兩白銀到底會有多少噸重呢？那么，若是我們使用載重8噸的汽車去拉這些白銀，需要多少輛汽車呢？通過這樣的提問，學生就在已知的條件下，算出未知的結果，當他們在算出結果之后，臉上并沒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現出凝重的表情。此時此刻，我再抓住時機引導學生，讓他們根據自己算出的結果談談此時的心情、感受；不時，同學們紛紛義憤填膺的談論到：“那個時候的清政府怎么會這么的腐敗，這么的無能呢！如此多的賠償只能是導致國庫的空虛，沒有錢的‘幫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別國的欺壓…只有我們國家富強了、有足夠的實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別國的欺負?！蓖ㄟ^這樣體驗式的教學，不僅能讓學生感悟到歷史的真實性，還能加深學生對祖國的熱愛；在教與學的過程中，不僅能減輕教師以往機械性的照本宣科，還能實現學生靈活自如的學，以及對相關知識的掌握；最終提升了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3教學方案的精心設計，以實現學生主動學習
新課標的教學要求下，教師要精心的設計教學方案，以實現學生成為課堂的主人，讓學生在課堂內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學習空間和時間，最終實現學生真正、主動的參與到學習中去。
3.1轉變以往傳統(tǒng)的教學理念
教師不再是以往知識的“復制者”，學生也不再是被動的接受知識；根據新課標的教學要求，為教師要轉變教學理念，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加強溝通、交流，實現教師‘引導者’，學生‘自主者’的教與學的位置。例如，在教學“商鞅變法”這章節(jié)內容的時候，以往的教學中，教師總是讓學生死記硬背相關法的內容，讓學生‘學得累、背得煩’。根據新課改的教學要求，首先教師要引導學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廢”的是什么內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內容？接著，學生可聯(lián)系已學習、掌握的知識，從土地制度、獎勵農耕、軍功、建立縣制等幾方面去思考。通過提出這樣引導性的問題，不僅加深了學生對商鞅變法內容的掌握，同時還理解了變法的意義以及性質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導性的教與學，對激發(fā)學生的思考思維，深化學生對知識的認識、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同時還有效的培養(yǎng)了學生的自主學習習慣。
3.2有效設計問題，以激發(fā)學生主動的思考
在課堂教學中，多給學生一點思考、活動、表現、展示、合作的時間、空間、機會等，促使學生積極的投入到自學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識的浩瀚、自學的樂趣，最終實現學生的‘我要學’。例如，在講對秦始皇修建長城這一舉措的進行評價的時候，首先就要給予學生充分的思考時間和空間，在他們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級內舉行辯論賽。沒有想到，當辯論賽一開始之后，同學們就唇槍舌劍、你來我往的，辯論賽體現得十分的熱烈。同時，在辯論賽的過程中，平常班級內的幾個較為調皮的同學，也是積極的參與到辯論賽中，并且表現十分驚人、反應速度非常的靈敏，總是搶先站起來對對手對話。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性格較為內向、膽小的同學，也被激情的辯論賽所感染，時不時的還是會舉手發(fā)表自己的見解。通過這樣的辯論，促使同學們熱情的參與到課堂學習中，不僅能鍛煉他們的口才，還能培養(yǎng)學生合作、交流的習慣，讓他們深深的感受到“歷史與社會”的無窮樂趣。同時，推動了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
3.3教學的設計中要幫助學生找到知識的亮點
該學科對學生來講，已經不再陌生，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會接觸、知道一些，只不過，他們所知道的知識較為片面、零散。因此，這就要求我們的教師在教學設計過程中，首先要從歷史的角度對如今的社會形成一個整體的、全面化的認識，其次要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思考、解決問題，最后還要對掌握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學生能在已學的基礎之上全面、和諧的發(fā)展，從而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例如，在教學完‘唐太宗帝國新政’這一章節(jié)內容時，為了要加深同學們對唐太宗整體認識，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種自然現象和規(guī)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時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響的治國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現在請同學們在書寫自己的心情，同時請大家根據自己對唐太宗的認識和了解，對他進行總體性的評價，并為他設計一段墓志銘。為學生布置這樣的一個新奇的任務，激發(fā)了學生的求知欲望。同學們?yōu)榱嗽O計出好的墓志銘，絞盡腦汁，積極的翻閱有關唐太宗的歷史資料，并開展踴躍式的探討、交流，紛紛設計出了巧妙的、具有內涵的的墓志銘。
4結語
總而言之，初中歷史與社會的教學中，教師要從學生的角度出發(fā)，精心的設計教案，在課堂教學中，給足學生思考的時間和學習的空間，在不違背新課改要求下，盡可能的讓學生展現自己的才華，從而真正的是實現學生成為課堂、學習的主人。
